第八章
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们的不同归宿
第一节
难逃厄运的鲍罗廷惨死苏联
1927年7月12日，在共产国际的蛮狠压力下，共产国际对陈独秀作出了停职处分。陈独秀随即辞去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开始“隐居”起来。
当天，在汉口，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由鲍罗廷主持临时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由张国焘、张太雷、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五人组成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继陈独秀之后，中国共产党又形成了一个领导核心，这个核心也是由苏俄决定的。
7月13日，鲍罗廷同瞿秋白一同上庐山，商定了大革命失败后的安排。
7月24日鲍罗廷回武汉当晚，又同加伦将军一起参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定集中共产党能指挥的叶挺、贺龙部队在南昌暴动，并派周恩来作为前委书记前往指挥。
令人费解的是：汪精卫已于7月15日在武汉发动七一五政变，公开反共了。此时的共产国际代表居然还在中国共产党人中组织南昌暴动。这个南昌起义后来成为中共历史上最光荣的一页。
1927年6月下旬，共产国际就已经训令调回鲍罗廷。鲍罗廷在回苏前，居然还在忙乎这些事。
直到7月26日，鲍罗廷才决定离开武汉。汪精卫等人还到车站送行，并让他催促苏联快把许诺过却没兑付的余款寄来。
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后，汪精卫得知鲍罗廷曾参与过此次爆动的策划，大怒。
当汪精卫获悉鲍罗廷还没有离开中国，鲍罗廷正在冯玉祥辖下的郑州参加送别宴。
8月2日汪精卫便大喊：“得砍掉两三个俄国人的头，他们就知道如何组织暴动了！”
武汉政府立即通知冯玉祥，要他将鲍罗廷等枪毙。
不肯做恶人的那位西北军首领冯玉祥，一面通知鲍罗廷尽快离开，一面复电武汉称：很遗憾，鲍罗廷已走。
其实，鲍罗廷一行是于7月27日到达郑州的，此时驻守郑州的冯玉祥虽也主张“驱鲍”和“清共”，但是，他还是念及苏联顾问团曾给予的援助，以及他与鲍罗廷的私人情谊，所以冯玉祥没有过多的为难鲍罗廷。
8月5日，冯玉祥派人护送鲍罗廷一行出境。至此，鲍罗廷结束了艰难的中国使命，开始他步履维艰的回国旅程。
1927年秋，鲍罗廷一行所乘汽车装满油桶，在苏联“格别乌”特工护卫下，穿越无公路的草原、荒漠，经甘肃、宁夏、蒙古，艰难跋涉两个月才回到苏联。
共产国际中国代表鲍罗廷在冯玉祥的保护下，躲过了汪精卫的追杀。
1927年10月，鲍罗廷经蒙古回到了苏联。
鲍罗廷回到苏联后受冷落。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把苏俄对中国大革命失败的指导错误责任，都推给了鲍罗廷。
其间，鲍罗廷多次发表有关中国革命的演说和文章。
1931年，鲍罗廷得知江西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于是又向共产国际提出想化装成外国神父，通过封锁进入那里再当顾问。不过，他得到的回答却是：“少过问中国的事”。
鲍罗廷离开中国，回到苏联后，但他仍然牵挂着中国的人和事。鲍罗廷得知张太雷在广州起义中牺牲的消息，他潸然泪下。
鲍罗廷在莫斯科的家，距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所在地“柳克斯”旅馆很近，他便经常到那里看望中国同志和他们的子女。
1939年，蔡畅把新来的张芝明领到他家，介绍说这是张太雷的儿子，鲍罗廷上前紧紧拥抱并热泪纵横，此后多年，鲍罗廷如同对待自己子女一般照顾张太雷的儿子。
鲍罗廷回国后，他的政治命运罩上了黯淡的色彩，时乖命蹇，不能自拔。尽管他谨言慎行，从来不谈或少谈政治敏感问题，但是，他依然难逃厄运，被卷入了斯特朗案。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曾于1946年8月5日，在延安杨家坪采访了毛泽东。毛泽东对斯特朗说了一句惊世骇俗的话：“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很快，毛泽东的这句话通过斯特朗传遍了全球。
据上世纪40年代在苏联工作的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回忆，1948年秋天解放战争取得决定胜利时，鲍罗廷不仅同她一样欢欣鼓舞，还同怀疑中国革命的理论家激烈辩论说：“他们正在打胜仗，不是吗？这不证明他们的理论是对的吗？”
当时莫斯科有人怀疑中国共产党胜利后，会走南斯拉夫铁托的道路，斯特朗就此向记者讲：在苏联和南斯拉夫发生争论时，“站在世界革命的立场，我紧靠俄国人”；假如要在中苏之间选择，“答案可能就不同了”。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途经东欧的时候，她兴奋地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中国革命是自主的胜利，并不是搬用苏联模式。
因为在1948年底，在莫斯科帮助编辑英文报纸《莫斯科新闻》的美国左派作家、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the case of Anna Louise Strong），从美国赶回苏联，准备再去即将解放的北平。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出于她对中国革命及毛泽东的偏爱，而引起苏共及斯大林的嫉妒，这就惹来了祸端。
对斯特朗的那番话，斯大林得知后大为恼火，将她扣上“美国间谍”的罪名逮捕。斯特朗刚刚抵达莫斯科，就被苏联的特务组织“克格勃”逮捕，并且被驱逐出境。
苏联方面认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涉嫌“间谍和损害了苏联利益”，此外也认定她布置了一个遍布世界的“情报案”。
1949年2月，鲍罗廷因斯特朗“间谍案”受株连被捕，被指为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流放到西伯利亚。自此销声匿迹。
鲍罗廷受到株连后，被逮捕并流放到伊尔库茨克附近。他在条件恶劣的西伯利亚劳改，身体每况愈下，但听广播时最关心的仍是新中国的成就。
1955年，苏联政府宣布斯特朗一案纯属冤案，翌年鲍罗廷也被平反昭雪并恢复名誉。
1957年周恩来访苏时，专门会见了阔别多年的鲍罗廷夫人，对他们夫妇当年的工作表示了感谢。
究竟应该如何评价鲍罗廷？砖家们各有各的说法。
唯一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虽然当年国共两党都曾经尊崇过鲍罗廷，但最终要掌握中国革命和建设特殊规律，还得靠中国人自己，鲍罗廷来华的正误得失已说明了这一点。
鲍罗廷又是如何看待自己在中国的那些日子和自己所做的那些事呢？
当鲍罗廷感到自己在中国已不能存身，他黯然神伤，不得不悄然离开武汉时，一位穷追不舍的记者找到了他，非要他总结在中国的感觉时。
鲍罗廷深沉地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为革命所进行的四年苦斗和牺牲已付之东流。历史再度重复自身。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悲喜剧。革命扩展到了长江，假如派一位潜水兵跳进这条黄色激流，他浮出水面时，手中只会捧一把破碎的美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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