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八节 吴稚晖为何参与杀害陈独秀之子

沈阳先生　撰稿

1927年，吴稚晖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除了参加新文化运动外，他也为蒋介石的亲信之一，更为蒋介石之子蒋经国视为老师，蒋经国所推行政策部分出自其手。

吴稚晖认为中共与苏俄的密切联系危害中国未来发展，并有破坏中华文化之嫌，因此力倡清党。此后，在1937－1949年的漫长国共之争中，扮演积极反共的角色，并参与杀害陈独秀之子陈延年。

1913年春，袁世凯派人在上海火车站刺杀国民党重要领导人宋教仁，吴稚晖愤然离开北京，回到上海与蔡元培创办《公论报》，抨击袁世凯的专制统治，竭力鼓吹讨彭运动。后来，袁世凯镇压了孙中山领导的讨袁运动，孙中山流亡日本，吴稚晖出走英国。

吴稚晖十分关国事，当1915年1 月法国报纸披露袁世凯与日本谈判签订“二十一条”内容后，吴稚晖与蔡元培等函件来往，揭露袁世丧权辱国。

有趣的是，袁世凯自以为地位巩固，革命党人已是穷途末路，只要稍加笼的一个有影响人物，他便授勋位于吴稚晖，不料，吴稚晖毫不领情，立即写信回绝，其中有言:“切盼公等宝贵精神，专注于国难勿更以揶揄为消闲，侮辱书生。公民吴敬恒敬上。”这一封信诙谐而讽刺，传诵一时。

　　1922年，孙中山组织第二次护法运动中发生了陈炯明叛变， 孙中山被迫逃到永丰舰，返回上海。吴稚晖得知这一消息，便从法国回国奔走于京、沪、粤间，劝陈炯明悔过讨贼，虽因陈炯明不听劝告而未成，但吴稚晖的一片爱国热忱和深入虎穴的勇气是令人钦佩的。

　　1926年，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开始，在北代誓师大会上，年过花甲的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将孙中山的遗像和党旗国旗授给时任北代军总司令蒋介石，并臻词激励全体将士。

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汪精卫投降日本。吴稚晖最痛恨卖国求荣的汉奸，立即进行口诛笔伐，称汪精卫为“汪精怪”；陈璧君为“陈屁裙”；褚民谊为“鼠狒黑”，使人一提到这些名字，就对这“臭了自己，臭了国家，还臭祖宗，更臭子孙，真是畜类”的汉奸深恶痛绝。

　　1927年6月，陈独秀之子，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因叛徒出卖在上海恒丰里104号的中共秘密会所被捕，因当时陈延年身穿短衣，裤腿上扎着草绳，所以称是受雇到这里做工的，名叫陈友生，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敌人待陈延年像对待普通的共产党员一样，押往龙华监狱。

陈延年怀着一线希望，给五马路东亚图书馆汪孟邹写信，请他想办法营救。

陈延年在信中写道:“我某日在某处被捕，现拘押在市警察局拘留所。我是工人，不会有多大嫌疑，现在我的衣裤都破烂了，请先生给我买一套衣裤送来。”信尾署名“陈友生”。

与此同时，赵世炎、王若飞等也在想方设法营救陈延年，甚至和敌办案人员谈妥，交800元放人。

　　盛夏的一天，刚刚租下上海极司斐尔路(万航渡路)49号一幢楼房的胡适，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开门一看，是满头大汗的汪孟邹:“延年被捕了，你快想法子救救他。”说着汪孟邹将一张皱巴巴的纸递给他。胡适一看，果然是陈延年亲笔写的求援信。“陈友生”，就是陈姓朋友所生，分明是指陈独秀这个老朋友生的孩子啊!

　　尽管凶多吉少，胡适还是答应帮忙。胡适想起蒋介石的红人吴稚晖是陈延年的老熟人，数年前曾帮助陈延年、陈乔年赴法留学，决定将信转给吴稚晖，请他帮忙。

　　吴稚晖见信，暗暗欢喜起来。1921年秋天，蔡和森、陈毅、李立三等104名留学生为争夺里昂中法大学与吴稚晖等闹矛盾，被押送回国。此后，陈延年逐渐脱离吴稚晖的无政府主义影响，转向共产主义。对此，吴稚晖恨在心头，想不到，陈延年今天栽到自己的手里来了。

吴稚晖思忖再三，立即给上海国民党警备司令杨虎写信“祝贺”:“今日闻尊处捕获陈独秀之子延年....不觉称快。”陈延年“发生额下，厥壮极陋……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

这杨虎不是别人，正是随蒋介石一路制造赣州事件、九江惨案、安庆“三二二”事件的特务处长。杨虎见信，大喜过望，他没有想到陈独秀的儿子、上海共产党的头号负责人陈延年已被抓获。

1927年7月4日，陈延年壮烈牺牲于上海龙华监狱后，时年29岁，蒋介石下令不准收尸。

陈延年至死也不知道，吴稚晖在狱外出卖自己的细节。次日，上海《申报》刊出《铲除共党巨憝》，披露了吴稚晖给杨虎的信件。(摘自《陈独秀父子仨》朱洪著，东方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

　　抗战胜利后，吴稚晖以81岁高龄当门而坐，欢庆胜利，其欢乐之情，无异于一般青少年。

由于吴稚晖坚持认为中国不能实行阶级斗争，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能实验于中国，故从北代战争后积极反共， 思想没有能随着时代潮流的变化而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