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艰难游走在国共之间的鲍罗廷
第一节
鲍罗廷在国共两党间到底干了些什么
研究黄埔军校的历史,也就得了解共产国际,了解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他是黄埔军校初创时的建议者和策划者,也是黄埔军校的总顾问。
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苏联威特比斯克省人,1884出生。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布尔什维克),1906年当选党的四大代表。
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大革命中,受聘于国民党的“鲍顾问”是在华影响最大的外国人。对于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来说,鲍罗廷都是一个重要人物,他以满腔热忱援助过中国革命。
米哈依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按俄国习惯是以父名、本名和姓排列),1884年出生于沙俄帝国维帖尔布斯克州一个贫苦的犹太人家庭,少年时在拉脱维亚度过。年轻时曾当码头工人。他在俄罗斯接受了教育,1903年在俄共前身即社会民主工党成立时便加入了党,并成为“多数派”(即俄语发音“布尔什维克”)成员。
1907年春鲍罗廷赴美国侨居并结婚。同年他奉布尔什维克党组织之命在美国组织俄侨,并参加了美国社会党,主要在犹太籍党员中活动。在那个高呼“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年代,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经常跨国入党。鲍罗廷身兼俄、美两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籍,这也为他后来到其他国家开展工作积累了经验。
十月革命后,流亡美国十多年的鲍罗廷于1918年返回苏俄,在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
1919年3月出席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鲍罗廷又被列宁派往美国,成为共产国际赴美洲的首个使者。他一直在美国、墨西哥、英国等地从事地下工作。
1919年,他从美国转到西班牙、德国,还曾作为共产国际特使派驻柏林,从事鼓动革命建立共产党的工作。1922年,鲍罗廷又以化名赴英国,想在当地组织革命,结果被逮捕判了苦役,半年后才被释放。
鲍罗廷有着这样特殊活动经历的人,是特定世界环境中涌现出来的国际革命家。近代资本主义列强用炮舰把全球连成一片,也使中国革命成为当时世界性的革命高潮的一部分,鲍罗廷来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同苏俄外交家越飞的《联合宣言》在上海签字,标志着国民党“联俄”政策正式确定。孙中山确定“以俄为师”,并非赞成共产主义,而是要学习苏俄的组织方式并争取援助。此时苏俄负责对华工作的是外交家加拉罕(著名的苏俄对华宣言便称《加拉罕宣言》),他特别推荐老友鲍罗廷到华南方向任顾问,得到列宁病重期间主持俄共工作的斯大林、布哈林同意。鲍罗廷来华,执行了一种既公开援助国民党又帮助中共发展的政策,两项任务的相互矛盾决定其结局肯定不美妙。
1923年5月,苏联政府派遣鲍罗廷任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及苏联驻广州政府全权代表。
9月,鲍罗廷先到北京与加拉罕研究工作,并向李大钊等人了解中国情况,随后又去上海与陈独秀沟通。
10月初,鲍罗廷奉派到达广州,与孙中山见面,马上被孙中山聘任为国民党组织训练员,参与国民党改组和国民党组织法、党章、党纲等草案的起草工作。鲍罗廷提出了按苏联共产党的模式改组国民党的计划。“教练员”一词在现代社会是体育称呼,可是鲍罗廷奉孙中山之命,对刚刚改组的国民党在政治理论、组织方式和工作方法上都进行指导,名副其实成为政治教练员。
12月底,在国民党上海执委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国民党改组的纲领草案。
鲍罗廷已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由于鲍罗廷还有一个不公开的身份是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陈延年、周恩来、张太雷经常到他那里谈工作。从后来莫斯科解密的档案可看出,鲍罗廷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最称赞的二人就是张太雷和周恩来。
出身俄国犹太人家庭、长期在美国活动的鲍罗廷来华后,因不懂汉语尤其是不谙广东话,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便配给他两名有特殊身份的翻译:一个是胡志明,一个是张太雷。
胡志明在1920年留学巴黎时,参加创建了法国共产党,随后到共产国际工作。他除母语越南语外,还是一个精通法、俄、汉语并能说广东话的语言天才。他到广州后,便组织那里的越南人开办革命训练班,如后来的越南总理范文同便是班内学员,这为创建印度支那共产党奠定了基础。胡志明还经常同在法国时熟悉的周恩来相会,通过这个“兄弟”安排一些越南革命青年到黄埔军校学习,其中便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惟一外籍将军洪水。
张太雷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和国际活动家,精通英语、俄语,1921年就担任了共产国际远东局中国科书记。他回国担任过共青团第一任中央书记,到广州后还兼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担任翻译这一公开职务时实际担任了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联络人。
鲍罗廷同国民党要人接触时,多数时候并不带翻译。孙中山、廖仲恺都曾长期侨居美国,其他不少要员也都通晓英语,相互交谈用不着语言中介。
宋庆龄从小也受英文教育,同鲍罗廷也都是用英语谈话。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陈友仁,更是只懂英语不懂汉语。当时国民党高层开会经常只讲英语,反而需要配中文翻译,直至只懂日语这一门外语的蒋介石当政后情况才有所改变。
语言和种族方面的障碍,使鲍罗廷不能深入地了解中国社会。1926年夏天至冬天,鲍罗廷在广州建立了两个由苏联年轻理论工作者组成的理论小组,试图深入了解和研究中国社会问题。
不过,饱受列强欺侮的工农群众一见到洋面孔便回避,使他们只能浮在表面以俄国革命的教条硬套于中国,这样的指导不可能不犯错误。
此后三年间,鲍罗廷主要在广州东山的一座小楼内居住,带着两个男孩的妻子法尼娅·谢苗诺夫娜成为他的秘书。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