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先生 撰稿
孙中山在领导辛亥革命的过程中，也曾试图解开苏联革命成功之迷，他与其他苏俄驻华代表马林、达林都有过探讨，但无疑他对具有俄国十月革命实践经验的鲍罗廷顾问更为信任。孙中山长期侨居美国夏威夷，英语也十分熟练，俩人无需翻译，就能进行直接的沟通交流。孙中山曾幽默地说，殖民主义使中国蒙受巨大的灾难，可是他们的语言倒成了向中国传授革命经验挺不错的工具。
鲍罗廷来华的主要任务是执行和贯彻苏共和共产国际的对华方针，它包括以世界革命理论推动国民党改组，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标志，促使中国加入瓦解国际体系的革命外交行列。
具体为：
1、建立与苏俄结盟或亲苏的政治势力；
2、将中国纳入反对日本、英国和美国等所有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支持世界共产主义革命；
3、反对张作霖、吴佩孚等所有“半民主的或者甚至民粹派的性质”的军事势力派。完成这一任务的中心口号是“打倒军阀”，“打倒军阀后台的帝国主义”。
1924年10月25日，冯玉祥发出通电，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并提出召开由各实力派参加的和平会议，产生正式政府。
11月1日，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电请孙中山早日入京。4日，孙中山决定接受邀请。
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时局宣言》（即《北上宣言》）。
孙中山在《时局宣言》中重申：必须打倒军阀及其赖以存在的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他说：“国民之命运，在于国民之自决。本党若能得国民援助，则中国之独立、自由、统一诸目的，必能依于奋斗而完全达到。”
《北上宣言》迅速得到中共呼应，中共为此发表第四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支持孙中山北上，“希望国民党领袖们努力号召全国人民的团体，促成此国民会议”。恽代英称赞道，“这是一个如何光明磊落的国民革命领袖的政治主张啊！”
中共北方区委机关刊《政治生活》发表文章，欢迎孙
中山北上。在公共舆论中，国共两党联手营造出一个抵御外侮的形象。
与此同时，西方媒体惊呼孙中山背后有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影响，甚至“预料孙中山在华宣布苏维埃共和国”。南党因“联俄”被外媒渲染为“赤色”而受非议，时“北洋为世所重，民党为俗所轻”。
中国革命性质的复杂，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孙中山晚年多变，但其底色仍是三民主义，如桑兵所言：“他既不会因为意识形态和信仰的分歧而影响其寻求援助的政治决策，也不因政治决策的变化而彻底改变自己的信仰。”
《北上宣言》重申三民主义必须是解决国家问题的基础。广州政府向日方传递信息：只要段祺瑞不反对三民主义，孙中山将拥护段祺瑞。
孙中山一向自信，“南方有主义，北方无主义”，“以有主义与无主义战”，“胜败之数，奚待耆龟”。孙中山希望以三民主义影响北京政坛走向。
未料孙氏还没动身，华北突现变数。冯玉祥、张作霖、段祺瑞三人拟议成立新政府，地方发联合通电支持前总理兼皖系领袖段祺瑞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京城一时出现“非段莫属”的气氛。
孙中山赴京前景可谓扑朔迷离，远比他的预期困难得多。
11月13日，鲍罗廷公开支持《北上宣言》。同一天，鲍氏随孙中山登上永丰舰，由苏俄“沃洛夫斯基”号护航抵港，再转上海。鲍罗廷作为孙中山重要人员相随，既有匡扶孙之意还有观察意图，防备孙氏北上后可能会与日本或西方势力以及各路军阀达成妥协以疏俄乃至反俄。
孙中山偕宋庆龄等乘永丰舰离广东北上，于14日抵香港。
11月15日，段祺瑞被推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后段祺瑞宣布就职，公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段祺瑞集大总统和国务院总理权力于一身。
孙中山人未到，首都革命已变颜色。但像所有革命领袖一样，孙中山始终相信中国革命应由国民党领导的力量“毕其功于一役”，带着这个愿望孙中山准备单骑北上。
孙中山17日抵上海。
19日，孙中山在寓所招待新闻记者，发表对时局主张。他说“我们中国以前13年，徒有民国之名，毫无民国之实，实在是一个假民国。”“中国现在祸乱的根本，就是在军阀和那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者。我们这次来解决中国问题，在国民会议席上，第一点就要打破军阀，第二点就要打破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者。打破了这两个东西，中国才可以和平统一，才可以长治久安”。
21日，离上海。
23日，抵日本长崎，日本记者、政学务界及中国留学生约300人登船欢迎。孙中山答记者说：“中国同俄国不只是亲善，照革命的关系，实在是一家。至于说到国家制度，中国有中国的制度，俄国有俄国的制度，因为中国同俄国的国情，彼此向来不相同，所以制度也不能相同。”“中国将来是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制度”。
24日，抵神户。30日离神户。
12月4日抵天津。
12月31日，抱病抵北京，受到中共北京区委、共青团北京区委、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组织的2万群众的欢迎。同日，发表书面谈话《入京宣言》称：“文此次来京，曾有宣言，非争地位权利，乃为救国”。
政治史与思想史不同，个别人物或事件都可能对历史的进程发生关键性影响。在这场因北京政变而导致民国走向“法统”亡而“党统”立的历史关口，苏共和它在国民党的代理人鲍罗廷，充当了孙中山北上推手和设计者角色。
在鲍罗廷的推动下，国民党显示出它比其它实力派更能承担起民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社会动员任务，孙中山和国民党利用其意识形态的优势，扮演着一个民族运动组织者的角色，以获得民众支持。孙中山一时成为挽救国家和民族的新希望。
但当时“在矛盾中讨生活的”的中国，仍没有一套解决政治分歧的制度体系，由此可预见孙中山的北上，将是一次悲壮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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