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先生 撰稿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鲍罗廷参加了大会的领导工作，为促成国共合作起了重要作用。1924年10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革命委员会，自任会长，任命鲍罗廷为顾问，规定遇本会长缺席时顾问得有表决权。
鲍罗廷既可以说是共产国际派往中国共产党的密使，也可以说是共产国际派驻孙中山处的苏联代表。鲍罗廷于1923年8月来华一直工作到1927年7月返回苏联，几乎经历了中国大革命的整个时期。因为，他在中国的多重身份，决定了他注定会在国共合作中扮演关键的角色，成为中国大革命时期的风云人物。
宋美龄在其回忆录中曾经提到过：“为什么来自俄国的鲍罗廷会成为国父的顾问呢？答案是苏俄是当时唯一留心国父呼吁中国恢复民族地位的国家。所有其他国家对此则充耳不闻。”之所以孙中山会重视鲍罗廷，和当时国内国际环境也是有很大关系的。
在十月革命之后，欧洲形成了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两大阵营形成之后开始了对垒。起初，两大阵营主要在西方展开争夺，但是欧洲革命在1923 年10 月德国汉堡工人武装起义失败之后陷入低潮。而在此同时，东方的民族解放与革命运动却开始蓬勃发展。尤其是在中国，因此，中国成为了当时苏维埃的俄国与资本主义国家争夺的又一战场。
苏联对当时的中国给予了高度重视。列宁即时提出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也标志着共产国际的东方战略的形成。列宁在其观点中指出，在殖民地国家中无产阶级应该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统一战线。因此，提出了在中国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战略，在这一战略的指导下，共产国际和苏联决定开始“大规模援助中国革命”。
那时的中国国内，尽管经过了辛亥革命， 推翻了满清政府，但是中国仍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在袁世凯死后，中国陷入了军阀割据混战的分裂状态。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等地先后失败，使得孙中山更加渴望来自国外的援助。
这时恰逢苏俄的十月革命，列宁提出了放弃沙俄在中国的所有租界，这使得孙中山对布尔什维克政权开始产生兴趣。同时在陈炯明叛乱后，孙中山更是流露出深深的失望之情，他觉得中国革命只靠自己是不行的，孙中山说道：“我现在感到与苏俄建立一个更紧密的联系是绝对必要的”，并且认为“中国革命的唯一实际的真诚的朋友是苏俄”。
1921年8月28日，孙中山致函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表示对于苏俄新政权的密切关注，希望与他及“莫斯科的其他友人获得相关的接触”。在1923年，孙中山还派出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对苏联进行访问。
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苏双方都需要一个沟通的契机。因此，苏联选择了向中国派出三位驻华代表：加拉罕、鲍罗廷和威经斯基。
1923 年7 月31 日斯大林向俄共( 布) 中央政治局提出任命鲍罗廷为孙中山的政治顾问，这一提议在8 月2 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得以通过。可以说，“正是苏联与中国革命的共同需要把鲍罗廷推上了中国革命的舞台。”有趣而不能忽略的是，孙中山的政治顾问鲍罗廷是斯大林和俄共( 布) 中央政治局任命的。
尽管鲍罗廷来到中国，是苏联“东方战略”的结果。但他也的确给当时的中国革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当鲍罗廷来到中国时，他受到了孙中山的极大信任与欢迎。孙中山曾对属下说道：
“现在场有一好朋友鲍君，是从俄国来的......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组织、方法以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我请鲍君做吾党组织训练员，使之训练吾党同志。鲍君办党极有经验，望各同志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去学他的方法。”可见，孙中山对鲍罗廷是及其信任的。
孙中山的这种信任是有根据的，因为按照鲍罗廷的履历，他的确是一个有经验有资历的革命家。他在西班牙、美国、英国都有过传奇的经历，而来中国之前，他也阅读了大量的资料。
鲍罗廷首先认为，领导国民革命的任务应寄托在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身上。“中国现已有一种势力，为将来引导其国民运动以至于完全成功者，此势力为何，即中国国民党。”“在目前和很长时期内他们还是能够领导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唯一代表，对此不应有任何怀疑。”但是他对国民党的现状感到失望，认为国民党必须进行改组。
鲍罗廷在与孙中山的通信中坦率的说道：“尊敬的孙博士，恕我直言，您的这个党的确是糟透了，成分复杂，人格不齐，确切的说，她还不能算作是一个政党。您在中国革命中的领袖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也是为中国共产党所承认的。请原谅我的直率，您所创建的这个党已经不能适应形式的发展。共产国际和中共同志建议改组国民党，是出于真诚的愿望。我想，孙博士也一定知道他的紧迫和愿望。”
鲍罗廷断定，现在这个样子的国民党不能担起这个运动的领导工作，国民党要想发挥领导作用，必须进行改组。
具体怎么改组呢？鲍罗廷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了他的努力：
首先是着重影响孙中山，使他进一步认识到改组的重要性。他认为，“要改组国民党，没有孙中山先生我认为也不行。”因此，鲍罗廷与孙中山“一周中要个别交谈几次，”“不放过一切机会来强调他以往所采取的自相矛盾而又行之无效的斗争方式的失败，同时向他描绘今后改而采取新的方式和新的方针将会带来的希望。”
在这些交谈中，鲍罗廷向孙中山宣传了三民主义与苏俄革命经验的一致性。鲍罗廷曾经向孙中山详细的介绍了苏俄的状况，其中利用“三民主义”对苏俄革命进行了解释。
鲍罗廷是这么说的：“在苏俄革命胜利后我们实现了苏维埃的民主主义，即最广泛意义上的民主主义，千百万工人农民的民主主义。我们把苏维埃看成是国家的一种最民主的形式。当然，你们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理解‘民主’这个词的。不管怎样，我们已经实现了你们三民主义当中的两项，即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我们在苏俄建立了自由的民族国家和最民主的制度。至于第三项原则——社会主义，那么我们已经创造出了有可能使之实现的政治和经济条件。”
通过鲍罗廷的努力，使得孙中山进一步坚定了与苏俄合作和改组国民党的决心，鲍罗廷也由此获得了孙中山的信任。
同时鲍罗廷也积极发挥了共产党在国民党改组中的作用，促进了国共合作，为革命做出了推动。尽管在鲍罗廷之前，中共三大就做出了关于国共合作，通过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推动国民党改组，实现国民党的革命化的决议，但是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却遇到了一些困难。因为很多人的思想上未必就能立即接受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做法，毕竟共产党与国民党是两个阶级基础截然不同的政党。很多人并不认同国民党，甚至对三大的决策成反对态度。
鲍罗廷到达广州后，也了解到这一情况。他发现，“如果不算在孙的宣传委员会中的9名共产党员的工作，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两个组织之间也不存在任何实际联系”，“共产党代表大会的上述决议还是一纸空文”。
因此，鲍罗廷特别注意发挥共产党在国民党改组中的积极性。他针对中共北京地区部分共产党员对国共合作的意义缺乏必要的认识，鲍罗廷从分析中国革命的客观形势和国际形势出发，讲了一大套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方法，最后归结到共产党人应该无条件地加入国民党。
此外，鲍罗廷还在许多场合都发表过类似的看法与言论。而鲍罗廷的努力无疑是收到了回报的。国共合作的成功开展就是对其最大的褒奖。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他参加了大会的领导工作，为促成国共合作起了重要作用。
1924年10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革命委员会，自任会长，任命鲍罗廷为顾问，规定遇本会长缺席时顾问得有表决权。同年11月，孙中山应冯玉祥邀请北上，他随同北上，在北京曾两度访问冯玉祥。
孙中山与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的私人交情也十分融洽。在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的馆藏文物里有一张发黄的老照片，是昔日共产国际派任中国国民党的首席政治顾问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夫妇的合影。照片左上角用中文写着“赠予孙中山夫人”，右下角用草书写着“终身友谊，不离不弃”，落款为“鲍罗廷夫人”，时间为“1925年1月28日”。
据记载，1925年1月26日孙中山因病重入住北京协和医院拟动手术。消息传出后，国民党要员纷纷从各地入京视疾。为什么鲍罗廷夫人会在这个时候选择赠送这件礼物给宋庆龄？从这张照片的背后赠言和落款时间可以看出他们两个家庭之间有着鲜为人知的故事。
对于选择联俄，孙中山曾有过一段精辟的比喻，他说“我们在河中被急流冲走……这时候漂来苏俄这根稻草”。对此，毛泽东曾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曾说过，“曾经无数次地向资本主义国家呼吁过援助，结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了无情的打击。在孙中山的一生中，只得过一次国际的援助，这就是苏联的援助。”
孙中山在领导辛亥革命过程中，也曾试图解开苏联革命的成功之迷。他与其他苏俄驻华代表如马林、达林都有过探讨，但无疑，他对具有俄国十月革命实践经验的鲍罗廷顾问更为信任。一方面，鲍罗廷是老牌的布尔什维克，政治上十分可靠，与包括列宁在内的众多俄共(布)领导人都有很好的关系，并且在西班牙、美国、英国都有着传奇的革命经历。另一方面，他们的语言沟通更为通畅。鲍罗廷曾在美国从事社会主义运动12年之久，他的英语不但没有俄国腔，反而带有浓厚的美国中部口音。而孙中山长期侨居美国夏威夷，英语也十分熟练，俩人无需翻译就能进行直接的沟通交流，这就更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友谊。
孙中山曾经幽默地对鲍罗廷说:“殖民主义使中国蒙受巨大的灾难，可是它们的语言倒成了您向中国同志传授革命经验挺不错的工具。”
孙中山和鲍罗廷两人不仅是革命事业的战友，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他们两个家庭也为此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据《钟伯毅·邓家彦口述自传》记载，宋庆龄承担了大量的孙中山与鲍罗廷之间书信交往的书写工作，还经常去鲍罗廷在上海的家庭拜访他的夫人，因为她们都在美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现在又有着相同的生活背景。同为革命斗士背后的女人，她们两个在思想、性格和兴趣点上也有着许多相似之处，这使得她们有很多共同的话题。
宋庆龄1924年5月14日在给鲍罗廷的书信中写道，“我和您的夫人鲍罗廷娜在上海的会面非常愉快。期待夫人能很快陪您来南方。即将与您和您夫人会见的愉快在预料中。”
鲍罗廷夫人到广州后，宋庆龄还偕同妹妹宋美龄一起，三人在广州寓所品茶。
鲍罗廷的夫人也在回忆中谈到两家人的关系，“到广州以后不久，我就认识了孙中山和他的夫人——容貌秀美的宋庆龄。我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对我们家人和各苏联顾问也很真诚、友好，她积极参与丈夫的政治工作。我们和她谈话也不用翻译，因为她的英文极好。”
在1923年之后的四年间，在国民党中央会议和广州群众大会上，经常能看到这位身材魁梧，前额宽阔，留着士兵式大胡子和马蹄铁形波浪式长发的“鲍顾问”。孙中山同他很快成为很好的私人朋友，盛赞他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人”，去世前还由鲍罗廷与宋庆龄守在床边，托付了遗嘱和致苏联的遗书。
孙中山弥留之际，曾以古代刘备托孤之语，对汪精卫、何香凝说：“要师事鲍顾问”，当时国民党内便将鲍称为“亚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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