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先生 撰稿
1922年1月，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身患重病的列宁亲切接见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共产党代表张国焘，询问他们：“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
孙中山对国民党的腐败、涣散、软弱的现状极为不满，当列宁的信息传递给孙中山时，他认为中国革命将会因此而出现新的转机。次年8月，孙中山派遣蒋介石、沈定一、张太雷、王登云等组成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意欲学习苏联的政治、军事和党务，并希望苏联派遣得力的顾问团常驻中国，帮助中国进行国民革命。
苏俄政府作出积极的反应，10月，鲍罗廷作为苏联政府的全权代表来到广州，他的公开身分是新闻记者。
孙中山特意为鲍罗廷举行了欢迎会，热情地赞扬苏联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并请鲍罗廷站起来，向在场的国民党领导人说：“现在一位好朋友鲍君，是从俄国来的……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我请鲍君做吾党组织训练员，使之训练吾党同志。鲍君办党极有经验，望各同志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去学他的方法。”
米哈依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于1884年7月出生于俄裔犹太家庭，成长于拉脱维亚，青年时就投身革命，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他在西班牙、美国和英国都有传奇的革命经历。
鲍罗廷在来中国前已经阅读了大量的资料。鲍罗廷来华后，他私下里对孙中山说：“尊敬的孙博士，恕我直言，您的这个党确实糟透了，成分复杂，人格不齐，确切地说，它还不能算是一个政党。您在中国革命中的领袖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也是为中国共产党所承认的。请原谅我的直率，您所创建的这个党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共产国际和中共同志建议改组国民党，是出于真诚的愿望。我想，孙博士也一定知道它的紧迫和重要。”
孙中山十分赞赏鲍罗廷的坦率，他告诉鲍罗廷，陈炯明的叛变已使他抛弃了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幻想，为整顿革命队伍，虽已对国民党实行改组，只是很不理想。现在天赐良机，他想借重鲍罗廷的才能和经验，借重中共的帮助，使国民党的改组工作真正地开展起来，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1923年10月25日，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在广州召开，成立了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鲍罗廷被聘为顾问。同时，他还是孙中山的私人高级顾问。自此，他在国民革命中已具有任何人所不能替代的地位。他可以出席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各种会议，并参与起草、审阅国民党的一些重要决议。11月12日，《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正式发表。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孙中山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国民党右派蛊惑煽动，纠缠困扰孙中山，企图改变大会确定的改组国民党的计划。孙中山不免踟蹰犹豫，产生动摇。他让人通知鲍罗廷来大会秘书处，他们就《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是否提交大会讨论，进行探讨。
鲍罗廷费尽口舌，反复阐释国民党如不改组，无法领导蓬勃兴起的国民革命的道理。孙中山终于被说服了。
在大会讨论宣言时，鲍罗廷的忠实朋友和同志廖仲恺首先发言，他说：“这个宣言是由鲍罗廷顾问起草，中共同志瞿秋白翻译，后又由汪兆铭同志润色，我看拟定的宣言草案是明白易懂的……”
这时，孙中山站了起来，庄严宣布：“同意宣言草案的，请举手！”《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终于在热烈的掌声中通过，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但国民党右派分子邓泽如、林直勉等人却联名上书孙中山，反对国民党改组，诬蔑鲍罗廷和陈独秀。孙中山在他们的联名信上批示：“此件为我请鲍君所起草，我加审定。原为英文，廖仲恺译之为汉文。陈独秀并未闻其事，切不可疑神疑鬼。”
历史的真实确实如此。1922年8月，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中共党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后，陈独秀还被聘为国民党参议。自同盟会时期起，陈独秀就一直与国民党上层人士有着千丝万缕联系，陈独秀对国民党了解得很透彻。所以，陈独秀多次致信共产国际，反对共产党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的的党内合作方式，主张与国民党实行党外联盟的统一战线。
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在各地积极帮助创设和发展国民党的组织，到国民党二大时，全国已有正式省党部12处，特别市党部4处，临时省党部9处，这些国民党党部多是由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骨干建立起来的，其中李大钊、林伯渠、董必武、何叔衡、毛泽东、宣中华、于方舟、侯绍裘、周恩来等还是各地国民党党部及旅欧支部的实际负责人。
这就是鲍罗廷在国民党一大期间所作的杰出工作。
其实，鲍罗廷在这一期间还做了一项影响中国历史的大事，那就是建议和策划成立了闻名世界的黄埔军校，并在孙中山面前大力提携了蒋介石，蒋介石也由此而登上了中国政治大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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