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读懂黄埔军校那些事，就应该多了解一下莫斯科中山大学。原因很简单，莫斯科中山大学与黄埔军校有跨国血缘之亲。
莫斯科中山大学，是由前苏联出资创办的中国学校，该校曾培养出王明、博古、张闻天、邓小平和蒋经国等一些国共两大政党的重要人物。莫斯科中山大学俄文全称“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是联共(布)中央在孙中山去世后为纪念他而开办的，目的是为中国培养革命人才。
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俄国顾问鲍罗庭于1925年10月7日，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66次会议上正式宣布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建立。“莫斯科中山大学”英文名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Moscow
在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史上，对其影响最大的“洋学府”恐怕要数莫斯科中山大学了。这所由俄国人出资创办，并冠以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之名的异国学校在上个世纪20年代后期聚集了一大批中国青年之精英，中国政界要员也在这里频频亮相，从这里走出的骄子，陆续成为国共两大政党的风云人物，曾任国共两党要职的王明
、博古、张闻天、邓小平和蒋经国就是从这个学校里走出来的。
在苏联的援助下，孙中山对国民党进行了改造，吸纳了大量中国共产党人，彻底改变了他屡战屡败的历史，并很快地在广州站稳脚根。正是中国民主革命需要他的时候，这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却于1925年3月在北京不幸与世长辞。
这位伟人在去世前一刻仍念念不忘苏联，在他的遗言中留下中俄关系的伏笔:“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的首领，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被侵略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
孙中山逝世，苏联在中国失去了一位最亲密的朋友，苏共领导集团很快作出决策，对中国革命投入更大的资本，除枪炮支援外，创办一所学校，以孙中山的旗帜，招徕大批中国先进青年。其目的在于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培养中国共产主义群众运动的干部，培养中国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干部，并成为今后中苏关系的纽带，莫斯科中山大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
当时，苏联驻广州国民政府总顾问鲍罗廷被称之为广州国民政府的“保姆”。国民党中央的许多重大决策都要经过他，莫斯科中大在中国的招生就是他一手操办的。
1925年10月，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66次会议上正式宣布在莫斯科建立孙中山劳动大学，帮助中国国民革命培养干部，建议国民党选派学生去莫斯科中大学习，这个提议很快获得一致通过，并成立了由谭延闿、古应芬、汪精卫组成的招生委员会。
考试在广东大学举行，考题仅是一篇题为《什么是国民革命?》的文章。
广州是全国革命的中心，最终录取的300名学生中，广州就占了180名、上海50名、京津地区50名，鲍罗廷特别推荐了20名，他推荐的都是国民党要人子弟，如蒋介石之子蒋经国、邵力子公子邵志刚、李宗仁内弟魏允成、张发奎弟弟张发明、邓演达弟弟邓明秋、于右任女婿屈武等。
沸沸扬扬的莫斯科中大招生无疑激发了每一个热血青年的革命热情，谁不想去“西天”朝拜，谁不想去“红色麦加”取经。
时髦的“诱惑”毫不例外地冲击蒋介石苦心经营的黄埔军校。
在此之前，革命青年以报考黄埔军校为莫大荣耀，而今许多黄埔生还未毕业，就吵吵嚷嚷到国民党中央执委申请报考中大。眼看黄埔校园军心不稳，蒋介石大伤脑筋，因黄埔军校一、二期学员即将毕业，他急需这批少壮军官，以对付广东各派拥兵自重的地方军阀。
当时虽然国民党中央执委也给了黄埔军校10名报考名额，但蒋介石下令严禁黄埔一、二期学生报考，但这道禁令并没有“一刀切”，黄埔一期生邓文仪偷偷报考，并获得通过，于是他跑到汕头前线，向蒋介石恳请恩准，经过一番软磨硬缠，校长终于在报告上签了字。
而黄埔一期的另一位中共学生左权，他对校长的禁令根本就不屑一顾，邓文仪前脚一走，他打起背包后脚就跟。
邓文仪后来自然感恩戴德，尽忠效力，以至受蒋介石的精心培养，官至国民党政府内政部次长。
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于1925年10月，地点在莫斯科沃尔洪卡大街16号。校园里有一座三层楼的小别墅，还有花园、篮球场、排球场、溜冰场。
这座古建筑是十月革命前一个俄国贵族的官邸，屋顶浮雕华美，室内吊灯堂皇，每一间房屋都高大敞亮，一个大厅已改成礼堂，整座宅院已改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学校。
1926年1月又有10名在德国学习军事的国民党学员转入莫斯科中山大学。
不久，中共旅欧支部的20名党、团员在法国受到巴黎警察当局的迫害，根据共产党的指示，也转道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这批学员中有邓小平、傅钟、李卓然等。
当时的莫斯科中大还处于秘密状态，不对外公开，也不挂牌子，每一个中大学生都起了个很好听的苏联名字，这主要考虑到中国学生回国以后的安全。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托洛茨基主持了开学典礼并作精彩的演讲。
这位仅次于列宁，在共产国际和苏联享有崇高威望的政治家、外交家以其诙谐的语言说:“从现在起，任何一个俄国人，如果他用轻蔑的态度来对待中国学生，见面时双肩一耸，那他就绝不配当俄国的共产党人和苏联公民……”
托洛茨基一番“革命加人情”的讲话给中国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托洛茨基主义”也就先天地在中大校园滋润了一片土壤。
据苏联档案记载:莫斯科中山大学预算为一千多万卢布，还动用了当时十分紧缺的外汇供学生回国探亲用，苏联政府尽一切努力来保证学校的教学需要和学生生活。
中国学生享有优于苏联教师的待遇，学校给学生发西服、大衣、皮鞋、冬装，寒暑假还组织学生进行夏令营或参观旅游。
莫斯科中大学制二年，中国学生来到这里的重要任务是学习。学生首先要学习俄语。第一学年，俄语学习时间特别长，每天为4课时。其他课程为:政治经济学、历史、现代世界观、俄国革命理论与实践、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第二学年的课程为中国革命运动史、世界通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列宁主义原理、经济地理等。中山大学还有一门重要课程就是军事训练，该课程每周一天，主要内容为步兵操典、射击、武器维修等。
中山大学基本单位为小组，1926年初约340多人，编成11个小组。到了1927年初，学生达600余人。由于学生水平参差不齐，学校为文化程度差的学生设了预科班，进行初级教育。对俄语程度高的学生设有翻译速成班，张闻天、杨尚昆便是速成班的学生。
中山大学名义上是为国民党而办的，所以中大的管理者有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1926年夏，邵力子来到莫斯科，代表国民党进驻中山大学负责监理工作，成为中大的理事会成员。这期间，国民党要人宋庆龄、冯玉祥、胡汉民等纷纷来到中山大学演讲。
为此，中大学生中的中共党员、团员被触怒，他们用关电灯、跺地板、掷鸡蛋来发泄不满，邓演达只好中途退场。
后来邓演达在苏联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而与此相反，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在中山大学却受到空前的欢迎，她在欢迎会上说:“我很荣幸地被邀请访问国外第一所用中山先生命名的中国人的大学，在这里我看到许多虔诚的年轻人，竭尽心力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努力，衷心感佩，孙中山最宝贵的遗训是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那些背叛孙中山的人居然还打着他的招牌说话……”
宋庆龄沪音悦耳，咬字清晰，言语朴实，她的演讲不时地为中山大学学生们的阵阵掌声所淹没。
斯大林是创办中山大学的倡议人。1926年，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围绕着中国革命问题产生重大分歧，矛盾不断激化。广州中山舰事件之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先后登上中山大学的讲台，就中共是否退出国民党问题进行激烈的辩论，并回答中大学生的提问。当然他们的目是都是为了争取中大学生的支持。
由于他们对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缺乏深入的了解，并且僵化地搬用马列主义，结果好心并没有办成好事，给中国革命带来一定的负作用。
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全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根据斯大林的意见，共产国际决定:中共六大在莫斯科举行，并从中山大学抽调了部分俄语功底好的学生担任大会筹备组工作，如李培芝(王若飞妻子)、孟庆树(王明妻子)、杜作祥(陈昌浩妻子)、瞿景白(瞿秋白弟弟)、秦曼云等人都参加了大会筹备组材料翻译工作。
大会材料都是中山大学教授依据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拟写的，几位中大学生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翻译的材料都是中共六大的决议和文件，他们比中共六大领导层核心人物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等人还先看到六大文件。
六大之后，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向忠发等领导人根据中大学生的要求，到中大演讲并回答学生的提问。当然向忠发是全力支持斯大林的，他把托洛茨基批了一顿以后，扬言要把中大的托派学生统统开除。
中山大学从1925年创办到1930年关门的5年时间里，先后有过二位各显神通的校长。
1923年，德国共产主义运动受挫，拉狄克退出国际共运的领导圈，开始了宣传教育生涯，后成为一个令人倾倒、才华横溢的学者。
他能讲好几个国家的语言，对中国学生的学习和生活非常关心，每天都要到学生宿舍、食堂看一看，与学生聊聊天。他讲授的《中国革命运动史》是中山大学最叫座的一门课，只有这门课才能把不同班级的学生吸纳到一个教室里来。
尽管拉狄克的口才雄辩而饶有风趣，但他在生活上举止懒散，不梳头发、不刮胡子，看上去不像个大学校长。
1925年，拉狄克担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后，他还担任过红色教授学院的教授，参加过苏联大百科全书编辑部的工作。他同布兰德勒等人仍秘密频繁接触，反对共产国际处理德共问题的方针，反对德国共产党以台尔曼为首的新任领导。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于1925年4月作出决议，警告拉狄克等人不得继续进行派别活动和干涉德共事务，并决定不让他们再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
1927年，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展开一场影响第三国际的大争论，拉狄克被卷进这场残酷的政治斗争旋涡。
拉狄克参加了一些派别会议，并且在1927年11月初反对派的《呼吁书》上签名，要求工人参加反中央示威。在同年12月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拉狄克同加米涅夫、皮达可夫等共75名反对派成员被开除出党。
继1928年初托洛茨基被流放之后，拉狄克同许多反对派分子也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不久，他声明反对派应该承认自己的错误，同党团结起来，并表示:“我和托洛茨基的关系已经破裂了，现在我们是政治上敌对的人”。1929年，他恢复党籍，从流放地返回莫斯科。
随着1934年底基洛夫被暗杀事件发生，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这些原反对派重要成员陆续被宣布为反革命暗杀破坏集团的罪犯，拉狄克也未例外。1936年他又一次被开除出党。
拉狄克被打成托派分子，没有向中大学生告别，甚至也没有授完《中国革命运动史》，拉狄克便从中大校园消失了。1937年1月，苏联最高法院对拉狄克等17人进行审判。他被判处10年徒刑，于1939年去世。
1921年，20岁的米夫担任共产国际远东局中国课课长，从而接触到中国革命运动。
中山大学一成立他就担任该校副校长。他胸中墨水不多，但颇有心计，整人有一套，搞宗派更是行家里手。所以拉狄克一下台，他就填补了空缺。
米夫地位的骤升得机会于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政治斗争，米夫看准风向，支持了斯大林因而获得斯大林的器重，斯大林也把米夫视为中国通，在许多涉及到中国革命的文件、指示都征求米夫的意见，这对于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来说，确是受宠若惊。
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以后，米夫再次提升，他以中山大学校长的身份兼任共产国际远东局局长。
米夫是个心思很长的人，他开始不满足蹲在共产国际大楼和中山大学校园，他要到中国来发挥更大的“作用”。
早在1927年4月，米夫在他任副校长期间，就携带中大他最宠爱的学生王明到武汉，代表共产国际参加了中共五大，从而在中共党内树起了一定的形象。
1928年，斯大林委托他负责组织中共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这使他的权力更加膨胀，他有权提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人选和政治局组成人员名单。
1930年底，中山大学关门后，米夫又代表共产国际到上海参加中共六届四中全会。
在米夫一手操纵下，王明一步登天，进入中央政治局并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从而开始了“王明路线”时期。
然而米夫自己万万没有想到，他在中国的计划竟化成泡影，中国革命几乎被他推到悬崖的边缘。
米夫回国后，撰写了大量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文章。他先后参加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十三次会议，并担任过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校长和民族殖民地问题科学院院长。
在1937年的肃反运动中，有人揭发米夫是政治反革命，是托派分子，很快，他被逮捕和关押。让米夫难以接受的是，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王明在他落难之时却反戈一击，把他批得体无完肤。
米夫青云直上而一落千丈。1938年，米夫被斯大林视为托洛茨基分子而遭清洗并秘密处决，终年3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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