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先生 撰稿
在军阀混战的民国时期，阎锡山却在一众赳赳武夫中，出人意料地对工业建设、货币政策、财税体系乃至整个经济运行规律有深入而切实的把握。在他几近40年的全盘掌控下，山西这样一个无论地理方位和资源禀赋都毫无优势的内陆省份，在整个民国时代的满目疮痍之中，能够保持相对的富庶、平静，可谓是全盘失败的民国经济财政史上一丝微弱的亮色。
作为山西的“模范督军”，阎锡山当时实际上处在一个独立王国之中。尽管当时晋西南地区还存在粮食短缺，但阎锡山为一千一百万人带来了繁荣。在当时的中国，山西最富裕，因而阎锡山便显得出类拔萃。这些溢美之词甚至出自美国《时代》杂志。
阎锡山在混乱的军阀时期，靠什么来发展经济？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的统治局面并未改变，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阎锡山从支持袁世凯改为依附于段祺瑞，在重大问题上惟段祺瑞马首是瞻。
段祺瑞重新执政后，拒绝恢复被袁废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就任陆海军大元帅，下令讨伐段祺瑞。阎锡山却站在段祺瑞的一边，电促冯国璋等抗击护法军，并派晋军第一混成旅长商震率部赴湘参战，结果全军覆没。
拥袁称帝与反对护法的相继失败，迫使阎锡山接受教训，奉行“三不二要主义”，即“不入党、不问外省事、不为个人权利用兵，要服从中央命令、要保卫地方治安”。
后来阎锡山概括为“保境安民”，要求“与邻省联络，使能不为我患，或竟邻疆乐与合作，进而为我用，代我御侮”。
为了在军阀混战的夹鏠里求生存，阎锡山以兴利除弊
为施政大要。至民国十三年(1924年)，阎锡山多次拒绝参加军阀混战，使山西维持了数年的和平与安定。
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一家小报登了一幅漫画，画面是这样的：蒋介石一手握枪，一手托着现洋；冯玉祥一手举大刀，一手抓窝窝头；阎锡山一手提一杆秤，一手拿着算盘。每当有人说起这幅漫画，阎锡山都会得意地笑起来，因为他也认为自己就像这幅漫画寓意的那样，精于计算，擅长经济。的确，以治国的理念业治理山西，这是其他军阀想做又做不了，或者压根就没想到要做的，但阎锡山却做到了。
阎锡山的爱好不是女人、酒、鸦片，甚至也不是金钱，而是优质的道路、纺织、防御部队、维持秩序的警察，发展优良的牛、马、耕具、家禽、肥料——所有能为他的乡亲直接带来好处的事物。
阎锡山为了治理山西，可谓是殚精竭虑，苦心经营，他的许多政策和措施也烙有鲜明的阎氏印记。三十年代，他用不到十年时间，在山西建起了初具规模的经济、交通、国防和金融体系、农业发展。
阎锡山重拳出击推出“六政三事”来发展农业。“六政”：水利、种树、蚕桑、禁烟、天足；“三事”：种棉、造要、牲畜。
在推行“六政三事”的过程中，有两点值得一提。一是阎锡山的政策非常灵活。例如，为解决水利建设中资金不足的问题，他允许先贷款后偿还；在发展蚕桑业时，他不仅设置专门机构，还向农民提供技术和管理服务。其二，阎锡山在推行经济政策的同时，特别注意把政治教育糅合其中，向农民不断灌输儒家思想和军国主义思想。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农民在实现经济自足的同时，阎锡山也建立起一个有利于自己统治的社会秩序。阎锡山因此成为第一个在全省范围内把政权渗透到村一级的人。
1918年(民国七年)4月以后，阎锡山又推行积极发挥民众作用的“用民政治”，提倡发展民德、民智和民财。
阎锡山认为行政之本在村，又推行“村本政治”。阎锡山改编村制，以5户为邻设邻长，25户为闾设闾长，村设村长，代行警察职务，加强行政管理；颁布《人民须知》和《家庭须知》，宣扬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内容的封建伦理道德；又整理村政，颁布《村禁约》，设立村公所、息讼会、监察会、人民会议等机构，对贩卖和吸食毒品、窝娼、聚赌、偷盗、斗殴、游手好闲、忤逆不孝等坏人进行感化教育和处罚；成立“保卫团”对青壮年进行军事训练。
1922年(民国十一年)3月，阎锡山明确提出“村政自治”的概念。就是希望山西进入“村民自办村政之时代”。随着“村本政治”的全方位铺开，民国所有的割据势力当中(包括南京的国民政府)，除了中共控制的根据地之外，已没有谁的社会基层控制能力能够超越阎锡山的山西。
阎锡山在农村的改革为山西农民带来不少利益，社会秩序也很稳定。稳定到什么程度呢？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有一次宪兵司令部逃走了一个犯人，阎锡山立即给各县打了个电报，结果不到三天，就在孟县查获。治安效率之高，令人叹为观止。
梁漱溟在1922年到山西考察村政建设时，曾在山西国民师范发表了一篇夸奖山西农村建设成绩的演讲：“现在全国各地都乱到极点，个人自由的权力，全被剥夺无遗。
如广西、广东、湖南、四川、陕西……，哪处不是民不聊生!……山西这方面，无论如何，我们总是可以赞美地方政府有一种维持治安的功劳。”
事实上，阎锡山不仅有维持治安的能力，在危机处理上也很有一套。
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时候，山西一个北部贫瘠地区曾爆发一场肺疫，其疫情的严重程度不亚于2003年的“非典”。阎锡山在接到疫情报告后，反应迅速。他立即命令各县实行交通封锁，督促各级官员清洁隔离、埋尸封室，同时聘请在山西的各国医生、牧师、传教士帮助诊治。结果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有效地控制了疫情。阎锡山能做到这一点在当时实属不易，因为所有这些都是在交通不便、信息难通、医疗设施差的条件下进行的。
阎锡山造的铁路也自成一体，全是窄轨。正太铁路局局长朱霁青曾对人说：“不知阎老西到底安的什么心。他坚决不肯让同蒲和正太两条路与全国铁路成为同样的轨道，以便衔接，我屡次向他建议，他就是不理。”无论如何，1919年胡适陪同杜威到太原，1934年潘光旦走在正太路上，都曾留下赞美之辞。
在阎锡山的治理下，山西的实力走在了全国的前头。因此，山西在当时被称为“模范省”，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就连吴佩孚也于1922年致电阎锡山，表示了他的钦佩之情。
因为治理有功，阎锡山曾两次被蒋介石封为“模范省长”。在一次国民党党政军高级干部会上，蒋介石甚至这样说：“过去，我们学苏联、学美国、学德国，都失败了，落了个一切都没办法，还不如阎锡山在山西有办法，我们今后要学阎锡山。”
阎锡山埋头经济建设的同时，开始编制《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方案》。当时，连中央政府都做不到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更别提其它的省市了。阎锡山又做到了，而且做得有声有色。山西经济在省政十年计划方案的保驾护航下，渐渐步上正轨，再现了山西当年的繁荣。
大批外省人和外国人涌入山西，观摩学习。据一位美国的新闻记者说，山西省的工人每天可以拿到六角至一元二角钱，与其他省市工人相比，这简直就是高工资，而另一位访问过山西的外国人说，山西工业发展的前景是“无限美好的”。
1935年，一位上海的工程师在对阎锡山的经济政策做调查后，建议蒋介石以山西为榜样发展经济。这位工程师的看法引起了当时北京和天津两家报纸的共鸣。这两家报纸指责南京政府整天讲空话，而“山西却在一声不响，脚踏实地地做了好多好事”。也许是受此刺激，蒋介石也在1935年发起了自己的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