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先生 撰稿
在研究中国教育史时，很少有人能够了解这样一个事实：阎锡山其实是在中国搞义务教育的第一人。
在那样一个军阀混战外敌入侵战火绵延的年代，阎锡山能够将“受教育”与“当兵”、“纳税”并列，称之为“国民之三大义务”，放在《告谕人民八条》的首条，要求山西民众全体遵守，实属不易。
阎锡山执政时的山西教育当时在全国领先。阎锡山很早推行国民义务教育，他在《人民须知·民智篇》中说：国民学校的功课，就是修身、国文、算术、体操、图画、手工等事，有四年功夫就毕业，学下算盘、写信、记账的本事。稍有钱的，再上高等小学校；实在穷的，也可自谋生活。这就是求知识的第一样要事。
到1916年，山西每万人中有小学生290名，居各省之首。从1924年起，山西适龄儿童入学率每年都在80%以上。
阎锡山在家乡河边村创办的川至中学也设附小，共7排140间瓦房，礼堂、会议室、生化研究室、标本陈列室、运动场等一应俱全。头4年不收学费，每年还给学生发一身校服、一双皮鞋（后改为帆布鞋）。这都是阎锡山自己掏的钱。
阎锡山治理山西期间，曾发行过一本装订朴素的小册子，叫做《人民须知》，印刷量很大，户户都有。小册子的主要内容，是用极朴素的语言，向民众解释政府治理山西的理念和政策。
“义务教育”在当时是极新鲜的事物，故而阎锡山在《人民须知》中如此解释：
“凡是山西百姓，不论贫富贵贱的小孩子，七岁到十三岁，这七年内须要有四年上学，这就名叫国民教育；凡上过学的人，知识就高了，身体也壮了，为父母的无论如何贫穷，总要使子女上学，是父母对于子女的义务，又名叫义务教育；国家法律定的，人民若不上学，就要罚了还得上学，又名叫强迫教育。”
阎锡山语境中的义务教育，所确立的最低目标，是使大多数因贫困而无力继续深造的子弟，学会打算盘、写信、记账等农村实用本领，同时能够看得懂报纸、告示和刑律，以便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新的政策和律令。这种程度，自然谈不上对现实政治能有多少助益；阎锡山自己也很清楚：“义务教育非常紧要，盖欲增高国际之地位，增进人民之程度，非此不行。然此种教育，即使各省一齐办起，亦非二十年不能奏功。”
但阎锡山关注的是未来。在另一本普及到每家每户的小册子《家庭须知》里，阎锡山说：“国民知识为民主立宪的根本，非教育普及不可”，义务教育虽不足以让民众立即知晓何谓“民主立宪”，但若没有义务教育，则在未来，民众也无从知晓何谓“民主立宪”，更谈不上知晓如何操作实践了。
1918年，在一次政治工作会议上，针对某些人质疑义务教育的现实作用有限，阎锡山驳得更明确：
“余意以为义务教育，在今日必须举办。盖人民（的民智程度）乃系与日俱长的，并不能悬日以待也。今日而施行义务教育，即异日可增加多少受教育之国民。……人民程度，因难骤臻完善，然亦可使地方人民多若干识字者，较之置焉不办，使此若干人民竟一字不识者，不犹愈乎？”
虽然阎锡山把希望寄托在未来，但仍尽力在现行政治体系下为民众创造了参与实际政治运作的机会，希望以之操练民众的政治参与能力。
1921年，阎锡山下基层视察后作诗《十年春出巡对民吟》，其中写道：“国民教育要普及，整理村范尤要急，告尔村众自动办，粗治三年便可得。”这四句诗所讲的，正是阎锡山日后在山西普遍推行的“村政自治”——在阎锡山看来，要落实孙中山提倡的“民有民治民享”，必须把政治放在民间：“什么叫民间呢？省不是民间，县也不是民间，实在是村是民间。所以省县无论什么机关，不是官治就是绅治，总不是民治。换句话说，就是欲民治主义，非实行村治不可。”
为此，阎锡山在山西实行“村本政治”，推行设立村民议会。其目的，就是希望通过让村民参与村政，来培养他们的参政能力和民主素质；而推行义务教育，则是村民有能力参与村政的前提。
那样一个曾被蒋南翔呼作“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的内忧外患年代，阎锡山却在山西为学龄儿童们造了几十万张课桌，使山西学龄儿童受义务教育比例长期保持在70%的高度，今人回顾历史，能无愧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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