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二节（６） “后孙中山时代”的汪精卫和黄埔军校

沈阳先生　撰稿

　　当孙中山1925年3月因病去世前，他北上可谓全无成果。汪精卫成为受托撰写总理遗嘱的那个起草人。

　　“我看你们是危险的呵。我如果死了，敌人是一定要来软化你们的。你们如果不被敌人软化，敌人一定要加害于你们。如果你们要避去敌人的危险，就一定要被人软化。那么我又有什么话可讲呢？”（雷鸣《汪精卫先生传》，1944年政治月刊社出版）这是汪精卫回忆的孙中山临终前病榻上所说的一段话，他原本不想立什么遗嘱的。

　　或许这段话，最能真实反映在接连失败中即将撒手人寰的职业革命家孙中山内心的忧虑。黄埔军校刚刚创立不及一年，“党军”尚不具备对抗敌人加害的能力。

汪精卫以党代表的身份，在1926年3月黄埔军校成立典礼上训话时，这样讲述黄埔军校成立的背景：

“本来陆军军官学校成立的时候，是叫做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那时候为什么要叫做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因为在民国十三年，所有的军队，名义上虽是总理的军队，大元帅指挥的军队，实际上杨希闵、刘震寰等，他们各有各的目的，并没有依照大元帅的计划去做。大元帅是努力于国民革命工作，而统率中国国民党党员同帝国主义和军阀奋斗的，看见这种军队，使他非常失望，所以，那时候就决定要创设这间学校，纯粹本着中国国民党的党纲和总理的指导去训练武装党员，希望在这学校里养成一班有主义有纪律的下级干部，然后再来组织党军。”（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黄埔潮》开学纪念特号，1926年3月8日）

两年之后，轮到汪精卫取代孙中山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上训话时，他唯一引用的孙中山的原话，是孙中山5月5日在黄埔军校成立时所讲：“陆军军官学校成立，国民党能够得到一个新生命……我们要打破困难的环境，我们要欢迎一个‘死’字！”（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黄埔潮》开学纪念特号，1926年3月8日）

勇敢赴死，是孙中山对革命军的一贯要求，他反复多次予以强调。从此以后，国民党的确凭借枪杆子得到了一个新生命，也的确有太多人——包括革命的对象和革命军人本身，被这个“死”字魔咒附体。

　　在黄埔初期的实际运作中，出力最多的是校长蒋介石和党代表廖仲恺。汪精卫虽然在政治教学中担当重要角色，但也如其他当事者所回忆的那样，在1924年8月广州商团兵变之后，他和其他政治要员忙于应付时局，来军校演讲的次数少了。

镇压商团兵变，是黄埔建军后的第一役，小试牛刀，就取得了胜利。但在当时，商团起事对国民党仍构成不小的考验。

财政短缺，始终是困扰孙中山的一大难题。沉重的税捐近似于竭泽而渔，是导致商团反叛的一个重要原因。

陈炯明等军事威胁的存在，和看不到出路的财政危机，加上商团的挑战，黄埔军校当时的处境，远不像现在主流史学家所撰写的那样光鲜。

但黄埔军校靠战争大放异彩，却大抵是在孙中山去世后才发生的事，而汪精卫则是“后孙中山时代”接班人竞争赛的第一轮胜利者。

汪精卫作为军事委员会主席，他名义上掌握最高军事权力，却终因没有黄埔的嫡系力量，因而在与蒋介石的进一步较量中败北。

孙中山逝世后，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都成为领袖人物。

廖仲恺因左派关系，得不到国民党右翼的支持。

胡汉民是民初“四督”之一，又是代帅，跃为国民政府主席，似乎顺理成章；可是他对平定“刘杨叛乱”不力，得不到许崇智的支持，加上平日尖酸刻薄，好骂人，党内恶感颇多，支持率也低。

汪精卫在“一大”后支持“三大政策”，为人谦卑圆滑，长于调和，能左右逢源，既得左派支持，又避免右派的敌对，所以被推为广东国民政府的主席。这不是靠政治实力，是机遇造成的，是形势使然。其中也隐含着汪精卫性格上脆弱的因素。

　　孙中山要求政府和军队都必须姓“党”，但他对国民党统一中国的实力未曾乐观。带有政治狂想色彩的孙中山，他没有没有想到的是汪精卫为此作出了极大的努力，就在他去世的这个年份，姓“党”的黄埔军校就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一连串的军事对决中不断取胜。

在孙中山去世后3个月，国民党的军队由“党军”更名为“国民革命军”。汪精卫成为军事委员会的主席，掌握最高军权，麾下的四只军队中，有一支的领导人是蒋介石（其他三人分别为许崇智、谭延闿和朱培德）。

在孙中山去世后，三足鼎立的权力继承者中，廖仲恺很快被刺杀，胡汉民也卷入该案受到牵连，汪精卫的接班人位置看上去无人撼动。

　　次年黄埔军校的开学典礼，理所当然由汪精卫做训话。他说：以后无论什么军事或政治，通通要根据国民党的党纲和政策才能存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是在国民党指导之下而成立的，事实上国民政府是国民党的政治部，军事委员会是国民党的军事部。所以无论什么军队或军校，总是国民党的，都要本着党的政策去做，无所谓特别的党校，也就无所谓特别的党军。

　　在这次讲话中，汪精卫不仅大谈以党治国治军，还以打破“地方主义”的名义，将四个军各自建立的军校合并到黄埔军校，仍由蒋介石任校长。

　　但汪精卫似乎没有觉察到，他统一军事组织的努力，为蒋介石后来的快速崛起奠定了基础。在此后的权力角逐中，其他三军的领袖都黯然失色了，唯独蒋介石，甚至连汪精卫的地位都取而代之。

1926年3月，蒋介石利用“中山舰事件”反共，蒋介石无视汪精卫的国民政府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地位，先斩后奏，给汪精卫难堪。汪精卫意识到：“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委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了吗？”

第二天，汪精卫想叫朱培德、李济深扣留蒋介石，但指挥不动。事后自觉威信受损。

　　北伐战争，真正壮大了黄埔系的声望，革命者内部也因“联俄容共”意识形态而公开决裂。一直以孙中山衣钵传人自居的汪精卫，感觉蒋介石背叛了革命。但在枪杆子决定时局走向的情势下，他一直未能再次成为权力的最核心。

5月，汪精卫无奈中以“迁地就医”为名秘密离穗。后来自嘲“责己不责人，所以引咎辞职”。这是汪精卫一次政治上无能妥协的表现。

在后来的政治斗争中，由于汪精卫性格软弱、实力缺乏，一遇不利，便动辄托病出洋或住院休息。

1927年12月汪精卫在广州，共产党利用时机发动“广州起义”，汪精卫遭到国民党各派指责，于是宣布引退，悄然出国。

1932年7月汪精卫以行政院长名义发表通电，压张学良进兵热河，张学良不听命。汪精卫与张学良矛盾加剧，10月请病假赴德就医。

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信奉儒家思想的汪精卫再次成为失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