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先生 撰稿
1948年1l月,陈布雷自杀。对戴季陶打击很大。
当陈布雷自杀时，戴季陶非常看不起他。但三个月后，戴季陶也走到了尽头。
当时广州虽然成了国都但情况并不稳定，如1949年2月1日，国民党中央党部迁到广州那天，二沙头空军大码头招商局的“利104”号铁轮大火爆炸，烧了三天，损失飞机油6000余桶；2日，粤汉铁路南段三条铁路工人罢工停车，因为工资低；3日，电报电话加价，电报每字5元，电话加四倍，而书价加180倍……
戴季陶逐渐失宠于蒋介石后，身体也每况日下，患上了神经衰弱症。抗日战争胜利后，戴季陶郁郁寡欢。他认为共产党的势力发展壮大，会取而代之国民党。为此他向蒋介石进言:“今兹倭寇降而共匪炽，正与捻匪当年局势无殊，故战后艰难将十倍于战时，不可掉以轻心。”他极力反对国共谈判，曾对蒋介石说“切不可视共产党为合法之团体，匪首为正当之人物，言论为正当之道理。”
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军从进攻转入防御，败绩接踵，继辽沈战役大败后，又在平津战役、淮海战役中一败涂地，八百万精锐丧失殆尽。戴季陶忧心如焚，向左右哀叹:“时局日下，衰病之身，毫无所补，每一念及，则深惶汗。”
1948
年12 月28 日，戴季陶登机飞往广州前曾到考试院怀旧，悲痛难禁，唏嘘涕出:“这一去，不知何日重又来?恐是不再矣!”
戴季陶身在广州，心系时局。期盼局势好转，但事与愿违。1949 年1 月21 日，蒋介石被迫下野，辞去总统职务。蒋介石下野后，在家乡溪口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遥控时局，确定台湾为“复兴基地”，布置党政军要员撤往台岛，通知戴季陶入台。戴季陶一口拒绝:“不去了，但愿回四川老家以竟终年，伴父母于九泉，尽人子之责。”
戴季陶自1月到广州养病，就得到李士梅医生的医治。初来时情绪尚可，有时还异常矍铄，1月27日薛岳在中山纪念堂开欢迎会，戴季陶还致辞，离开纪念堂时，见石阶上有颗烟头，还亲自拾起扔别处踏熄。
但过后几天心情又不好了，据《广东商报》报道:“因鉴于内战苦无了期，民生日形痛苦，忧心过度，病势反而加剧。”他虽住在广州东山的广东省政府招待所--东园(在今中山一路广州铁路局一带)，但睡不安。最严重的是，他常靠吃大量安眠药入睡。早在1948年9月和10月，因寝食不宁，两次吃了过量的安眠药，都被及时抢救而苟延残喘。
1949
年2 月10 日，他对秘书说:“国军难以据守西南，四川必为共产党所得。他们不会放过我，我也不甘当他们的阶下囚。”身病加心病的戴季陶，既不愿随蒋介石残喘台湾，又怕成为共产党的俘虏。
11日，事情终于发生了。据他的后妻赵文淑说，戴季陶随国民政府迁都广州后，早已闭门谢客。即使国民政府开会，他去了也只是带双耳朵，从不发言。一个心思始终萦绕脑际---不想去台湾，希望回成都。他知道那里才是故乡，所以终日躲在宾馆的房里。
孙科来广州后，在东园看中了戴家的房子，先是商量，但未等答复，就把戴季陶的行李搬到另一处，那里原是市配售处副处长蔡国英居住的。戴季陶见新安排的三幢二楼十九号的房子简陋，大为不快，说:“孙科太看不起我了。”这晚，他更不能入睡，长期以来的心神不定，在这晚达到了顶峰，只有不断地服用安眠药。
知道戴季陶身体不适，在东园住的监察院长于右任尽管有急事到上海，而且已经上了到机场的小车，接电后还是下车到戴季陶的房间。据当年报纸报道:“于院长紧握戴先生的手，觉已冰冷，气息奄奄，不禁潸然泪下。”
半夜两点钟，戴季陶还到过妻子的内室，说:“已经吃过多次安眠药，还非常亢奋，头脑胀痛如裂，比死还难过。”赵文淑劝后，自己先睡了。
第二天上午，已到起床时间，仍未见戴季陶起来，家人进房一看，发现戴季陶作侧身卧，面色赤红，鼻际尚有微息喷出，家人立即打电话让医院派人前来医治。9时许，政界要人和军界人士齐集房前，见戴季陶没有动静，只好肃立。10点后，戴季陶气息已绝，但“神色自若，面无戚容”。医生宣布，戴院长服药过多，施救无术，已经逝世了。广州卫生局长朱广陶说:“这次是中大第二医院派内科吴主任和李医生前去救治的，但10点过后他的脉搏就停止了。”
蒋介石12
日得到戴季陶自杀报告。据蒋经国日记载:父亲闻耗悲痛，故人零落，中夜嘘唏。对于这位盟兄不愿随他去台湾，蒋介石颇为不满，但较之那些“临难变心”投向中共的“乱臣贼子”，使他尚感欣慰，故而在挽词中称赞其“才识恢宏，勋尤懋著”。
戴季陶曾在给日本好友梅屋庄吉的信中坦承蒋纬国并非蒋介石之子，而是他的儿子。汪士淳(蒋纬国传记作者)说:“有一天，他(蒋纬国)跟宋美龄见面以后夫人说，你可以在我的书房里面看书。他有一天翻到一本书，一个美国作家写的。写的是那个就是蒋家的事情。其中提到一点就是说，就是说，蒋介石的第二个儿子蒋纬国少尉其实不是蒋介石亲生的。他看见觉得很奇怪又不敢问蒋介石。于是反过来就去问他，那个一直口中一直叫的亲伯的那个--戴季陶。”
1949年2月，戴季陶在广州逝世。终年59岁。有人说是自杀,但没有定论。灵柩运回四川与夫人纽有恒同葬在成都郊外西枣子巷黄太夫人墓地。
季陶酷爱读书，积累了深厚的文化理论功底。戴季陶
“中国所以能团结为一体，全由于人民共信自己为出
于一个祖先”。
戴季陶的主要思想:
一、政治思想
季陶酷主张“政党内阁”和“地方自治”。他早年的理论活动多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方面书籍的翻译、评述，他将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由日文译成中文，为国内读者了解和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书。这正如他自述的那样:“我对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很想用一番研究工夫。”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他的思想曾一度有很大的转变。他还代为起草了最初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
但戴季陶在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政治思想发生了很大转变，他发表了《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1945年版易名为《三民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系统提出了“戴季陶主义”，成为中国国民党官方学说的主要理论依据。
戴季陶设想建立三民主义共和国。他认为,在中国不存在清楚的阶级对立,因此不能采用两阶级对立的革命方式。中国只是觉悟者与不觉悟者之间的对立,因此不需要激烈的革命,而应当由一种“利他”的道德心,工人与资本家、地主与农民都可以在一起展开社会改良。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只能适用于那些己经获得民族独立和稳固国际地位的国家,而不适用于中国。
二、哲学思想
戴季陶认为，三民主义就是“民生哲学”，“民生为宇宙大德之表现。仁爱即民生哲学之基础”；断言孙中山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
戴季陶认为孔子“把古代文化，用科学的方法从理论上整理起来，成为一种学术的文化”，孔子“组织了一个民生的哲学”，这个哲学可以从两部分来看，“一部是《中庸》，是他的原理论。一部是《大学》，是他的方法论”，孔子思想也可称作“社会连带责任主义”。
戴季陶由此进而提出，孙中山“实在是孔子之后中国道德文化上继往开来的大圣”。戴季陶从与孙中山“互助论”相矛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存竞争”论出发，认为人类生存的欲望“都有独占性和排他性，同时也具有统一性和支配性”(《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以此反对唯物史观、社会革命论的阶级斗争学说。
综合戴季陶的民生哲学思想主要有以下三点：
1、生存是人类原始的目的,也是终极目的。“求生冲
动”的民生史观是戴季陶民生哲学的核心部分。
2、“仁爱”哲学。“民生是历史的中心,仁爱是人类
的本性”。
3、英雄史观。认为历史是由“完美知识”的人创造的。
三、边政思想
戴季陶认为,各国对中国都有野心,但给中国祸患最大的,一是俄国,二是日本。日本对中国的态度,依中国的强弱而定,中国弱时,日本可能是中国的仇敌；中国强时,日本可能成为中国的朋友。而俄国,“则永为中国之敌人”。他预言,今后二三百年,中俄两民族之斗争将会继续。
四、教育思想
戴季陶一生与教育关系相当的大。
1、关于教育的地位。戴认为,国家各项事业中,教育最为重要。他说,教育如种树,平时多栽,才会林木茂盛。国家衰弱,追究核心,就是教育哀微。
2、关于教育目标。不能是升入更高年级,而应当是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才。
3、最关键的因素:教师和学生。他要求教师:必须认定“没有一个人不能救,沒有一个人不能教好,学生走错了路,做错了事,责任都在教育者,自己先要刻苦地训练自己的身心,才能把青年和儿童身心训练好。”关于学生,要严格要求,他提出两点要求:一是在校中小学生不可加入任何党派,不参与任何政治斗争的集会结社,这是保障民族生命的惟一要着；二是大专学生可以参加政党,但动机一定要纯洁,切不可忘记了学生的本分。
4、关于考试。考试是手段,决不是目的。
5、社会教育。戴认为,教育不光是学校的事,应是全社会的事。除学校外,还有父教、母教、友教、社会教。
父教:他认为“中国之父教己失去”,因为“中国人只知道瞪着大眼,握着拳头,甚至看见小孩跌了一跤,还要踢他一脚,骂他不懂事”。这样的父教怎么能给孩子好的影响呢?
母教:中国的母教比父教要好。但也有太溺爱孩子的。
友教:戴认为,中国社会中,朋友之间,或者“群居终日,言不及义”、“或者古怪起来,繁文缛节”的现象十分反感,认为这样的友教,谈不上教育。
社会教育:中国这方面最差,只能把人教坏,是不会把人教好的。人们把“各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奉为金科玉律,“做好人总是吃亏的”。这都是社会黑暗的结果。
五、佛教思想
戴季陶认为国家的基础是民族。组成民族的五大要素:一为血统,二为语言,三是文字,四是习惯,五是宗教。“民为国本,教为民本,教衰则民愚,民愚则国弱”。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