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震惊的中国河南大饥荒

走读中国０１６

从小生活在上海，虽然童年和少年时期知道中国发生了自然灾害，但很能理解这是老天爷在捣蛋，如果嫌吃不饱，那也只能怨天怨地了。青年时期，受的教育当然是红色的，对黑暗而腐败的旧中国是不会有任何好感的。后来又听说在1942年到1943年，久旱无雨的河南发生了罕见的“中原大饥荒”，造成五百万人死亡，惨绝人寰，举世震惊。因此，对孩提时代所经历过的饥饿岁月，也就从没放在心上。

上世纪80年代就读于中国新闻学院新闻系时，学习新闻知识时，自然会涉及到一些重大新闻事件及新闻报道方面的了解。渐渐知道了些有关中国河南大饥荒的事。“自然灾害”当然是“天灾”，但造成数百万人死亡则主要是“人祸”，衍为当时政治的腐败、国民党政府的严重失职。

从1941年开始，地处中原的河南就开始出现旱情，收成大减，有些地方甚至已经“绝收”，农民开始吃草根、树皮。到1942年，持续一年的旱情更加严重，这时草根几乎被挖完，树皮几乎被剥光，灾民开始大量死亡，在许多地方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状，一开始还是只吃死尸，后来杀食活人也屡见不鲜。然而，国民党政府对此似乎了解无多，不仅没有赈济举措，赋税还照征不减。

1943年灾区气候依然干旱，灾情进一步恶化。这时，灾区的情况开始外传，2月初重庆版《大公报》刊登了该报记者从河南灾区发回的关于大饥荒的报道，却遭到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当即勒令停刊三天的严厉处罚。消息传来，驻重庆的外国记者一片哗然，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Theodore H.White）决定亲赴灾区一探虚实。月底，经过有关部门批准，白修德来到了河南灾区。

白修德虽然已经有所耳闻，但亲眼看到灾区的情况他还是深受震动。路旁、田野中一具具尸体随处可见，到处都是野狗在啃咬死尸。白修德拍下了多幅野狗从沙土堆中扒出尸体来啃的照片。在当地传教士的陪同下，他走访了许多村庄，访问了许多灾民。从灾民的口中，他才知道吃人已不鲜见，问题只在于是吃死人还是吃活人，不少灾民都声辩自己只吃死尸，没有吃过活人。一个父亲被控把自己的两个孩子杀掉吃了，这位父亲辩解说是在孩子死后才吃的。还有一个农民被控杀掉别人送给他的八岁儿童，因为在他家屋旁的大坛子里发现了小孩的骨头。这位农民也辩白说是小孩先死。白修德写道：“我们在这个村子里只待了两个小时，无法判断是非曲直，任何人都可能说谎，所以我们又继续策马前进。”

最初的震惊之后，白修德开始从技术上入手搜集最低的统计数字，每天都和农民及低级官员交谈，了解更多的背景材料。他发现，军队征收的军粮往往高于全年的收成，农民还要向地方政府官员纳税，贪污腐败比比皆是：

收税时实际上的野蛮和侮辱是伤心惨目的，但和收税同时进行的贪污更坏。征收谷物的军官和当地官员认为抽税是他们薪水的补贴，是一种抢劫的特权。每个月在税款分配之后，高级军官们就把多余的谷物分了，送到市场上出售，得款饱入私囊。这种不法抽得的谷物，实际上是到达市场谷物的唯一来源，而控制谷物的囤积居奇者，把价格抬得天一样高。

这些事实并不是从报章上收集得来，而是从农民嘴上收集得来的。我们曾经设法跟某些老百姓谈话。有一天晚上，当我们住在一个军司令部的时候，一群中年人来访问我们，说他们代表着当地社会。他们起草了一个条陈及一个报告书，希望我们带到重庆去。他们给了我们两份。这报告书说，全县十五万人中，十一万人已什么都没吃了，垂死的人每天约有七百，死掉的人每天也有七百左右。自从饥荒开始以来，政府发放的救济品为麸皮一万斤。我们和这群人的领袖谈了一下。他有地吗？是的，二十亩。他收获多少谷物呢？每亩十五斤。抽税要抽多少？每亩十三斤。

这时，一直在旁听他们谈话的指挥官勃然大怒，这位指挥官级别不低，是位将军。他把那个农民叫到一旁训斥一番，然后这位农民回到白修德旁边，改口说刚才说错了，税不过每亩五斤。同时，这位将军要求他们把这些农民刚才给他们的书面报告退回。他们退回了一份，但这位将军坚持必须把另一份也退回。

白修德写道：“我们相对默然，在昏暗之后，我们可以看到那老人在发抖。我们明白，待我们走后，我们的一切罪名都会归在他身上，而且我们自己也害怕；我们交回了报告书。”有此经历，以后他们尽可能在没有任何官员在场时和百姓交谈，无论何时何地，听到的都是在重复同样的呼吁：“停止征税吧，饥荒我们受得了，但赋税我们吃不消。只要他们停止征税，我们是能够靠树皮和花生壳活命的。”

把各村、县情况汇总后，白修德估计受灾最重的四十个县中大约有三百万至五百万人饿死。但是，当他向河南省省主席说起饿殍遍地的情景时，这位省主席却说他夸大事实：“只有富人才得把赋税全部交纳。对于穷人，我们所征收的，绝不超过土地上所能出产的东西。”   

白修德知道旱情固然严重，但如果政府停免赋税、采取赈灾措施，就能迅速减少灾民的死亡人数，因为在河南省邻省陕西就有大批存粮。然而，各级官员对灾情总是轻描淡写，力图掩盖真相。

面对这种情况，白修德意识到只有让外界知道情势如此严峻才能挽救灾区无数生命，因此迫不及待地想把灾区实情告诉世人。洛阳电报局是他归途中经过的第一个电报局，他立即就将电稿发出。他清楚，“按照规定，这篇报道和任何新闻报道一样，应当发回重庆，由我在宣传部的老同事进行检查，这样，他们肯定会把这篇报道扣压下来的。然而，这封电报却从洛阳通过成都的商业电台迅速发往了纽约。或者是因为这个电台的制度不那么严格，或者是因为洛阳电报局某一位报务员在良心的驱使下无视有关规定，这篇报道不经检查就直接发往纽约了。于是，消息首先在《时代》杂志上传开了——这家杂志在整个美国是最同情中国人的事业的”。

当时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正在美国访问，顿时大怒，认为有损中国政府形象，由于她与《时代》周刊老板亨利·卢斯（Henry R.Luce）是老朋友，所以强烈要求卢斯将白修德解职，这一无理要求理所当然被卢斯拒绝。消息登出后，在美国引起很大反响，美国朝野对当时中国政府不顾民众死活的作法大为不满，甚至感到非常愤怒。

回到重庆后，白修德想立即向蒋介石面呈实情，但蒋却拒不接见，因为“一夜之间我在重庆成了一个引起争议的人物。一些官员指责我逃避新闻检查；另一些官员指控我和电报局里的共产党员共谋，把我的报道偷发出去”。宋庆龄得知这种情况，一再对蒋介石说事关数百万人性命，坚持要蒋见白修德。

在宋庆龄的坚持下，蒋介石最终同意会见。见面时，蒋介石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坚决否认有人吃人和野狗吃死尸的情况。白修德不得已拿出野狗吃人尸体的相片，蒋介石看到这些相片，表情极其尴尬，问他在何处拍下这些相片，而后要他提供完整的报告，接着他又向白修德表示感谢，说他是比自己派出的任何调查员都要好的调查员。后来的事实说明，一旦政府采取有效措施，灾民的死亡便迅速减少。

当了解了这些关于大饥荒的处置及报道情况后，我对国民党政府对人民之漠视，可以说是恨之入骨。也更相信：只有共产党能救中国。

但历史总会无情地开玩笑。随着国门的打开，报刊媒体陆续公布了一些惊人的消息：三年大饥荒——新中国最惨痛的灾害。

2008年9月12日，中国国家保密局、民政部联合举办新闻发布会，郑重宣布：“对自然灾害导致死亡人员的总数及相关资料解密”。国家保密局有关人员说：“此次解密，有利于人民群众行使‘知情权’，有利于人民群众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

　　把真相告诉人民，这是时代的进步，《看天下》刊物作了如下报道：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灾害史上，区域性自然灾害几乎年年都有。

　　新中国遭遇的大灾有：1950年7月的淮河大水，1954年7月的长江、淮河大水，1963年8月的海河大水，1975年8月的河南大水，1985年8月的辽河大水等。

　　还有三次大地震：1966年3月8日的邢台地震；1970年1月5日的通海地震；1976年7月28日的唐山地震。

　　旱灾方面，大范围干旱并持续时间久的是1978年到1983年的北方连续大旱，受灾面积覆盖整个华北、东北和西北地区。

　　以上每次灾害都给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乃至沉重的打击，但这些还不是最不堪回首的。

　　在新中国的灾害史上，最惨痛的灾害记忆，便是著名的“三年大饥荒”。

　　今天，50岁以上的中国人都经历过挨饿的岁月。从1959年到1961年，三年经济困难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物质和精神损失，远远超过了解放后历次自然灾害的总和。

　　历次灾难过后，灾民都能从重创中顽强地振作起精神，重建家园，惟独那三年大饥荒，如梦魇一般萦绕，挥之不去，却又常常不敢提起，45年来，“三年大饥荒”一直是中国人记忆中最难以触摸的疼痛。

　　官方的《灾情报告》中说，1959年，我国出现了“严重自然灾害”，全国“受灾范围之大，在五十年代是前所未有的”。为了还原当年的气候和灾害状态，专家和学者们从1959至1961年的自然灾情资料和气象学中分析。

　　研究发现：从1959年到1961年出现的主要自然灾情是旱灾。

　　1959年7至9月间，我国渭河、黄河中下游以南，南岭、武夷山以北地区普遍少雨，鄂、豫、陕、湘北、川东旱情严重，接着华南出现秋旱，广东、福建两月无雨，这些基本上属于局部性灾害。

　　1960年，冀、豫北、鲁西、晋、陕南、辽西等冬小麦产区，冬春少雨雪，干旱持续到初夏，山东汶水、潍水等八条河流断流，黄河下游范县至济南段，断流40天，粤、琼旱情持续7个月，滇、川、黔冬春连旱，旱情仍属局部、短期性的。但是，由于我国冬小麦产量在全国粮食产量中所占比重不大，旱灾不具全国性后果。

　　1961年，冀、内蒙、东北北部、豫、皖、苏、甘、青、陕、鄂、川、粤、桂和琼等省区，年降雨量偏少。

　　《中国人口年鉴》提供的数据显示，四川省的总人口在1958－1961年间，连续4年负增长，净减人口达621万人（四年）；安徽省1959－1961年间总人口净减439万人（三年，下同）；河南省总人口净减238万人；山东省总人口净减234万人；湖南省总人口净减183万人；广西自治区总人口净减约100万人，等等。

　　从这些单纯的数字里可以看出，四川是灾难最重的省份，非正常死亡的数字最高。

　　数字之外，当年到底是怎样一种饥饿的光景呢？

　　四川梓潼县的罗明泉说：“大人挨饿比孩子严重，我们大队饿死的大多是中壮年。那时候搞‘三面红旗’，大人们都上山铲山头去了，庄稼广种薄收，没有肥料，往地里撒上种子就不管了，老的老，小的小，村子里得病的得病，庄稼熟了也没有人收。我的大爷营养不良得了病，没治疗，后来死了，我的大妈从食堂里偷东西吃，被发现遭到毒打，她一气就上吊死了。我父母就我一个孩子，父亲是教师，日子稍微好点，后来我奶奶也死了，没有上报，她的户口就一直没有注销，这样就多领了一份口粮。孩子多的人家就苦了，干脆自己到食堂抢东西吃。我知道我们全队中壮年死了大约有一半，有几百人，死的人里搬迁户最多，他们是从三台和潼川迁过来，饿的时候想逃回去。但那时候不许迁徙，就是不许外逃，那些人在半路上被抓回来，毒打后不让他们吃饱，还得去干活，他们跑也跑不掉，吃也吃不饱，这样弄死的人最多。”

　　翻阅史料得知，罗明泉提到的“外逃”，实际上是指“盲流”。

　　“盲流”这个词，诞生于1956年中央签署的《国务院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指示着力解决“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现象”，三年大饥荒中，各地出现大批逃荒的人群，全国各省都大力抓捕“盲流”。这些“盲流”——除少数人流落到东北、内蒙、新疆等地，成为苦力而被幸运准许“不予遣返”外，其余为求吃饭、活命而浪迹于城市、林区、矿区的农民，都是“盲流”，都在清理之列。

　　三年大饥荒，安徽省的死亡总人数仅次于四川。

　　安徽凤阳是该省的死亡大县，也正是这个县，曾在1958年9月大放“卫星”，太阳升社主任张士俊，信誓旦旦提出要与定远县八一社计划亩产130万斤（烟叶田）的卫星田比高低。

　　回首当年的四川，同样是“大跃进”轰轰烈烈的省份之一。

　　四川的赖思强生于1942年，“闹饥荒”时17岁，在四川省南部县盘龙镇的农村长大，21岁离家参军，退伍转业就职于国家事业单位，现居四川省南充市。退休的赖先生喜欢摆“龙门阵”，他的“开场白”就是刘少奇1964年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做报告时总结的那句著名的话：“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赖先生说：从1959年到1962年，说实在的，我倒没觉得有什么特别大的天灾，反正我感觉天灾并不是太明显，有灾那就是一点旱灾吧，回头想想，当时主要是政策的因素。当年的一些政策术语，我到现在还清晰记得。1958年的“三面红旗”就分别是：“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特别是当时的“公共食堂”，号称是人民公社的心脏，没人敢对此提出质疑。

　　赖思强记忆清楚，侃侃而谈：我所在的大队，更是被上级列为试点，推行“居住集中化”，完全是兵营式的。所谓兵营式，就是改变以往自然村那种散居状态，而是让社员在一个山拗里集中盖房居住，集中就餐、出工、居住，这样做的好处，确实便于管理社员。后来组织了一个所谓“检查队”，专门负责监督、查处私开“小灶”的现象，一旦发现哪家私开家庭伙食，家中的瓦罐器皿通通会被砸掉，至于铁锅之类的，早在1958年大炼钢铁时期就被强行收走了。当时所有的生产、生活资料通通归公家统一调配供给，私开伙食，就有偷窃的嫌疑，所以那是不允许的。另一方面，当时地方上盛行浮夸风，虚报产量，上级看到虚报，自然是按虚报的数字和比例征购粮食，留给社员们自己吃的，自然少得可怜。

　　赖思强说：“在当时，饿死人是司空见惯的事，死者包括我身边的亲人邻里。长期的饥饿，很多人都得了水肿病，我的大伯娘（赖王氏）和堂兄（赖思孝）母子饿得‘三肿三消’，最后仍然痛苦地死去。我的父亲（赖崇玉）同样也是因为饥饿，导致水肿过世。当时民间流传一句俗语‘三肿三消，锄头铁锹’，意思就是说某人一旦‘三肿三消’，基本上就没救了，亲人们就可以拿上锄头铁锹，送他上山安葬了。

　　“那个年月，就是眼睁睁看着亲人饿死也无能为力。家中更小的弟弟妹妹们，饿得整天无精打采地呆坐在院坝里晒太阳，一动不动，只要听到食堂开饭的钟声，就都猛地跳起来蹿向食堂。”

　　“那时还有一种东西叫做‘观音土’，实际就是地里的一种白色粘土。很多人为一时充饥，不顾后果吃下这种白泥，堵塞了消化道，无法大便，不少人因此被活活憋死。当时我们家属于南部县盘龙人民公社十五大队，以我所在的大队为例，1958年统计共有625入，到1961年公共食堂撤消以后统计为421人，减少约200人，其中死亡约150人，其余的人，基本都逃往新疆去找饭吃了。”

　　赖思强熬过了那段饥饿的日子，可能是因为年轻，他说，“1958年我16岁，身高1米6，体重90来斤，到了1961年，剩下60斤。我的二弟，水肿病一消就只剩下皮包骨。当时每人每天配给口粮只有2两5钱，一家人从公共食堂舀一大桶有少许米粒的清水汤回家喝下，家中的长辈都是尽量让自己的孩子们多吃点，可以说，父母是牺牲自己来保全我们的性命的。到1961年底，情况就有所改观了，等到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就撤消了公共食堂，允许农民耕种一定面积的自留地，允许自由市场交易，情况也就逐渐好转起来。以前偷吃过东西的人，在七千人大会之后被纠正为‘拿摸’，不定为‘盗窃罪’，也不予追究了。”

　　地处西北的青海省死了多少人，没有具体的数字。

　　1960年，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向总书记邓小平要求派年仅43岁的公安部副部长王昭去任第二书记兼省长。“王昭同志到达青海时，正是春耕大忙季节。但是从湟水之滨走到黄河两岸，地里看不到人迹，村里看不见炊烟，一片荒凉肃杀景象。”王即向中央报告“要求中央火速调拨粮食，先把人畜死亡的问题煞住”。（1985年2月12日《人民日报》）

　　湖南全省的饥荒状况不难想象，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姐姐的儿子，就是饿死的。刘少奇主席在1961年4月曾回湖南宁乡老家做调查，当地干部在被饥民剥掉树皮的树干上涂上黄泥，再用稻草裹住，掩盖实情。

　　前中共中央总书记*，1960年一度下放到毛泽东的老家湘潭兼职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冬天回京，为了是否将饿死人的实情报告给毛泽东而踌躇了一整夜。

　　连地广人稀的粮仓黑龙江省，也不例外。譬如黑龙江望奎县在1959年有1000人非正常死亡。1962年，黑龙江省城市居民每月每人粮食定量减到二十四斤。农村粮食普遍不足，尤其受灾地区，入春以后几乎没有粮食吃，人们主要靠野菜、野果、树叶、植物的根茎充饥。

　　三年大饥荒前夜，中国曾有两句家喻户晓的民谣：“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1958年，全国各地“高产卫星”不断升空，老百姓们以为“共产主义天堂”已经近在咫尺，转眼之间，中国百姓面对的竟然是噩梦一场。

　　三年大饥荒，中国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至今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

　　因为极左路线的干扰，困难时期，我们没有做过全国范围的人口普查，正如新华社高级记者、原《农业日报》总编辑张广友先生所说，当时连“饿死人”这样的说法都不让提，怎么可能去统计死亡数字呢……于是，后来的学者专家们，均是根据1953、1964、1982年仅有的三次人口普查的资料，加上其他参考数据进行推算。

　　1985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60年比1959年，全国人口减少1000万。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的七十年》载：“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人口减少1000多万”。

　　西安交大蒋振华教授在1986年和1987年，与李南先生共同发表两篇文章。他们利用1953、1964、1982年人口普查的报告数据，及1981年人口寿命表，得出中国历年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据此，再估算出历年的死亡人数，再减去正常死亡人数，所得即非正常死亡人数。他们经研究、推算认为：三年大饥荒，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为1700万。

　　但党史专著（《曲折发展的岁月》，丛进著）有载，“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书中说：“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2％的人口净增长率推算，正常情况下，1961年总人口应比1959年增加2700万人，两者相加，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4000万人左右。”

　　1989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所著的《生存与发展》一书认为“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约1500万人”。

　　1993年，上海大学金辉先生采用了完全不同的分析方法。他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统计数字为依据，指出：1960和1961年，中国人口净减少1348万；又按照中国政府公布的出生率，推算出1960年和1961年的出生人口合计为2568万。然后拿1956和1957以及1962－1963年平均死亡率，作为1959－1961年的正常死亡率，估算出此两年中正常死亡的人口约为1395万。按“金氏公式”——出生人口－正常死亡人口＋总人口减少值＝非正常死亡人口，那么三年之间，中国大陆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不低于2791万。

　　金辉认为，总人口减少值，也不可靠，因为乡村人口锐减的同时，城市人口仍然是增长的。扣除城市人口增长数，中国农村非正常死亡的绝对数字，就比统计意义上的全国非正常的总数还要多出680万。将总人口减少值修正以后，三年灾难中，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可能达到3471万。

　　1994年红旗出版社出版、吕廷煜所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一书，在“大饥荒”一文中说：“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四千万人左右。”

　　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发表的《“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中计算，非正常死亡人口是2158万人。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主任曹树基先生，在《1959－1961年的中国大饥荒人口死亡和成因》中，采用了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的方法，以县级政区为基础，以虚拟的“府”级行政区为单位，重建1959－1961年中国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数。曹先生的计算结果表明，1959－1961年，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3250万。

2005年9月，中国民政局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三年自然灾害”的数字“我们不掌握”，由此看来，中国三年大饥荒的死亡人数问题，恐怕要交给历史学家们了。

读到以上这些文字资料，我惊呆了。

这次游历河南驻马店时，当地人总会说起“信阳事件”中的大饥荒，也有人会说起他们熟悉的人中饿死的故事……

那是1959年冬至1960年春，发生在河南省信阳地区的饿死一百多万人的惨痛事件。这个事件是中国三年(1959～1961)大饥荒(因为其惨烈的程度而被《世界吉尼斯记录大全》列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饥荒)的缩影。

1958年10月起，大部分公共食堂断粮停伙，群众开始逃荒，饿死人事件相继发生，出现了断粮停伙，农民外逃，饿死人等严重问题，虽然人民(包括省、地、县、社许多领导干部)对这一切心知肚明，就是没有人敢讲真话。在庐山会议精神“鼓舞”下，省、地委又把交不出粮食定性为“阶级斗争”在粮食问题上的反映，在全区掀起了“反右派”斗争，先后又有一万多人受到批斗，有3300多名党员干部受到处分。农民为活命外出逃荒，地委又下令把外逃群众当作“阶级敌人”和“流窜犯”对待，到处设卡拦截，当年冬季共拦截收容46万多人，其中有不少人被打死、饿死在收容站内。有的人饿急了，偷杀吃了牲畜，被发现了一律按破坏生产定罪。全区逮捕2000多人，其中有判死刑的，有被打死的，有饿死在狱中的。同时，地委还责令邮局对发往中央的信件一律扣留，被扣下的信件有12000多封，被追查出的寄信人，受到了残酷批斗和处理。可怜的百姓们，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逃不出去，信寄不出，只有活活饿死床头，倒毙路边。

1960年12月17日光山县委《关于“民主补课运动”的初步体会的报告》中称：“这是全县几十万人民从未有的一次大惨祸”，“死亡人数25万，死绝的户数就有5647户。城郊公社高店大队吴围子小队120人中，饿死72人，占总人口的60%，16户死绝。北向店公社李大畈大队被打死、饿死1503人，占总人口的62.6%。”当时的光山县“房倒屋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

此外还有一种死亡：1959年11月到1960年7月，信阳地区在“反瞒产”追逼粮食中，正式逮捕1774人，其中36人死于狱中;拘留10720人，有667人死于拘留所中，死因不明。为活命外逃被拦截收容的45万多人中，有多少人死于收容所中，无从得知。类似事例很多，但无法统计出总体状况。

在当地民间记忆中，“信阳事件”和大饥荒被叫做“过粮食关”。这有两种含义：在“反瞒产”中被打死、逼死和死于监狱、拘留所中的基层干部，没有闯过“粮食关”；被饿死、被吃掉的老百姓，没有闯过“粮食关”。

“信阳事件”曝光后，毛泽东在中纪委写给党中央的报告中批示：“信阳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需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于是，中央从中直机关和国务院各部委抽调得力干部452名，河南省委从省直机关和外地市抽调骨干1844名开赴信阳。河南省委决定改组信阳地委领导班子。新地委组成后，又从地直各部门挑选骨干1483人，组成了近3800人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大军，开赴各县市……

原本到驻马店来只是看看转转而已，当听闻了这些事后，才知道驻马店原属于信阳专区，也属于大饥荒的重灾区。这么多年过去了，从一份资料中看到驻马店现是河南最贫困的地区。当我漫步在这座城市之际，又听报道说这里的市委书记落马了。我居然不知道该怎么评价这座城市了。这里曾是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诞生地，甚至还是上古时代盘古开天辟地之处，一切都是那么地荒诞。伏羲曾在这里创造了八卦，或许说这里的根与其说是盘古，还不如说是八卦为好，因为这里的历史会让人看不懂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