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说古代中国植物分类特点

中国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就已经认识了植物的某些形态和生态习性，并据此对植物加以分类。然而，古代中国对植物的分类，并不是按植物自然属性进行分类，对植物自身特点也缺少详尽的观察和描述。中国人对植物的注意力，多放在应用的分类方面，而思辨性的观察和描述较为少见。

应该说，中国古代植物分类学及相关内容的研究方面，与世界植物分类学发展过程是一致的。但中国人对植物分类，早先是按植物可食与否、有毒与否、有用与否，进行分类。如《神农本草经》就把植物分成上、中、下三品，是人为分类体系的典型。

随着中国人对植物应用范围的不断拓宽、以及应用经验和知识的积累，古代中国按应用分类的体系，得到了不断发展并完善，应用特点相似的植物，不断被归为一类，逐渐形成了百谷、百花、百蔬、百果和百药等分类单位。这种分类体系尽管是人为的，但也反映了中国古人对自然界的认识过程。不同于西方的是中国人的这种植物分类方法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春秋时期出现的《尔雅》一书，主要对《诗经》中的名物进行考订，在“释草”和“释木”两章中，就已经按类比方式对诗经中记载的植物进行了分类，并对其同物异名进行了整理。西汉毛亨的《毛诗·训诂传》、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以及三国（吴）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鱼虫疏》等，在植物名物考证和形态描述等方面，也都是按这种方法对植物进行分类的。

汉、晋时期，由于中原对南方热带、亚热带植物不甚了解，将之称为“异物”，出现了许多“异物志”类书藉，东汉杨孚孝著的《异物志》则最早记载了岭南特有植物。至晋代嵇含所著《南方草木状》（公元304年） 时，已不再以南方热带亚热带植物为怪异，而加以正常的描写和记录，其分类系统在《尔雅》草、木两类基础上增加了果、竹两类，共记载植物80余种植物。在《昆虫草木略》（公元1150年左右）中，植物分类体系稍进一步，分为草（包括菌类、藻类和蕨类）、蔬、稻粱、木和果五类；在《全芳备祖》（公元1256年）中的分类体系增至花、果、卉、草、木、农桑（谷、豆、桑、麻）、蔬和药等类别；而后出现的《群芳谱》（1621年）和《广群芳谱》（1780年）基本都根据应用方式建立分类体系，按照类别形成专谱，每谱包含若干细类；一些有系统性的专论或专谱，如《牡丹谱》、《救荒本草》（记载植物414种）、《菊谱》、《桐谱》，《荔枝谱》和《橘录》等，亦从不同角度提供了中国古代对植物的认识。

中国古代许多有关植物的知识，在各种地记著作中也得以保留，如《山海经》（成书在公元前500-300年间，记载植物约100种）、《扶南记》、《交州记》、《南越记》、《广州记》、《罗浮山记》、《桂海虞衡志》和《益部方物录》等，广泛记录了各地植物物产和应用等方面的知识。

总之，中国古代各种专志类书达数百种之多，内容广泛涉及草木、果树、谷蔬、花卉、竹茶和野菜等等。在记录普通植物方面的书籍中，以清代吴其《植物名实图考》为最全面，记载植物1714种，图文对照，对生态、习性、产地、特性和用途等都有较为详尽的描写，可谓第一部《中国植物志》。

    中国古代对植物的形态和繁殖等，也有了一定认识，对根、茎、叶等营养器官都有一定的术语，尤其在繁殖器官的描述中，有细致的观察和详尽的描写。如把花外轮“承华者”的绿色部分称之为“萼”，把花内轮“生种子”的部分称之为“房”，称花药散布花粉为“放勃”等；对授粉结实、花瓣形状、颜色和数目等亦有了明确认识。

在植物分类方面，东西方存在很大差异，主要是思维方式不同。

中国历代强调等级制，将社会分为“三教九流”各式人等。官场、家庭，都是以等级划分。《周礼》中常用“辨名物”的概念，即为辨解物体不同种类和名称的意思，把相似的东西归为一类，进行比较、分析和概括，约定共性名称。春秋时代，就已有了“帝厘下土，方设居方，别生分类”的概念。“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近朱者赤，押墨者黑”，都是中国人传统的分类的法。这种等级归类的分类思想，也应用到植物分类法中，甚至在许多花卉树木的分类的中都是体现了君王与百姓、高贵与低贱的区别。如将牡丹称为花中之王，象征帝王之尊，而将百姓视为草芥、草民。香花、毒草，都成了植物分类的特征。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虽然有了植物“分类”的概念，却没有建立起植物分类的基本单位，中国人的植物分类依据，多以植物习性、生态和用途等为标准，构建的各种分类系统也多是人为分类系统，甚至是按照天分四时、地分九洲等生态习性建立的分类系统。将植物划分为地域、四时或用途等级来进行分类，显然是古代中国等级制观念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