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江苏[031]
一个人活在世上，应该做些什么？一个男人更应该如何活出个男人样？早在孩提时代，我就懂得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个好男人当将国家和民族利益放在首位，岳飞、文天祥、郑成功、戚继光……都曾影响了我的一生。但震撼我的人生警句却唯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直到渐渐长大了，才知道，这句名言出之于顾炎武。
顾炎武（1613—1682）是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曾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顾炎武是南直隶苏州府昆山（今属江苏）人。
明末腐败的政权在满洲军事力量和各地农民起义军的双重压迫下，很快呈现崩溃之势。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自缢身亡。继而清军在明朝降将吴三桂的协助下，击溃李自成军，占领北京，揭开了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的帷幕。顾炎武本名原为继坤，改名绛，字忠清；在南都败后，他才改名为炎武，字宁人，号亭林，自署蒋山俑。现昆山亭林公园即以顾炎武之号命名。
我利用黄金假期去了昆山，首站游历之地便是亭林公园。公园内有不少有关记述顾炎武事迹的纪念馆和塑像、字碑。
我伫足于顾炎武的塑像、字碑前，陷入了困惑的思索。从晚明到清中期，历史的变化极其复杂。不仅有朝代更迭的动荡，还交杂了激烈的民族矛盾，同时又有封建正统文化与异端倾向的冲突。这些矛盾相互交错，使文化人面临着难以应付的人生困境和艰难的选择。此时，在人文渊薮的江南，以钱谦益为首的虞山诗派，以陈子龙为首的云间派和以吴伟业为首的娄东派相鼎立，使吴中地区俨然成为一个清明广大，声名远播的诗学中心。身为明代遗民，他们或追忆抗清斗争，或抒故国之思，复国之志，或击刺暴戾高压的专制政治，或赞美高洁的操守和贞亮的人格。而最具强烈的民族感和深厚才学性情的顾炎武，在数百年后仍使男人们的心弦为之颤动。
我没有细读过顾炎武的代表作品：《日知录》、《音学五书》、《军制论》、《天下郡国利病书》。但我却记得他曾说过的一些名言名句：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礼义廉耻，是谓四维。
生无一锥土，常有四海心。
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
人生富贵驹过隙，惟有荣名寿金石。
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
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
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
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纪纲为不可缺矣。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
顾炎武曾被称作是清朝“开国儒师”、“清学开山”始祖，是著名经学家、史地学家、音韵学家。
但我不认为他是“儒师”，因为他的很多观点实际上与儒学背道而驶。
孔丘儒学提倡的是专制的“君臣关系”及“男尊女卑”，并且是在此前提之下的封建礼仪。孔丘四肢不勤、五谷不分，对官民态度截然相背，对百姓是“礼不下庶人”，对当官的是“刑不上大夫”，他只不过是封建专制制度的吹鼓手，他的教育观充其量也是“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是为了升官，升官是为了发财。一切都是围绕着忠君而保国。“国”只是君主的“家”，皇亲国戚垄断了国家机器。
顾炎武则不然，他提倡“利国富民”，并认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他大胆怀疑君权，他在《日知录》的“君”条中，旁征博引地论证了“君”并非封建帝王的专称，并进而提出反对“独治”，主张“众治”，所谓“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而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矣”（卷六），强调“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卷九）。他虽然还未直接否定君权，未能逾越封建的藩篱，但他这种怀疑君权、提倡“众治”的主张，却具有反对封建专制独裁的早期民主启蒙思想的色彩。更为突出的是，顾炎武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响亮口号。顾炎武所说的天下兴亡，不是指一家一姓王朝的兴亡，而是指广大的中国人民生存和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延续。他所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口号，意义和影响深远，已经成为激励中华民族奋进的精神力量。
面对当时贫富不均的黑暗社会现实，顾炎武认为当务之急在于探索“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亭林佚文辑补·与黄太冲书》）。他在纂辑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中，首先关注的是土地兼并和赋税繁重不均等社会积弊。他对此进行了有力的揭露，指出“世久积弊，举数十屯而兼并于豪右，比比皆是”，乃至出现了“有田连阡陌，而户米不满斗石者；有贫无立锥，而户米至数十石者”的严重情况。
顾炎武在所撰写的《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和《郡县论》中，探索了造成上述社会积弊的历史根源，表达了要求进行社会改革的思想愿望。他指出“郡县之弊已极”，症结就在于“其专在上”（《文集》卷一），初步触及到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问题，从而提出了变革郡县制的要求。他指出，“法不变不可以教今……而姑守其不变之名，必至于大弊”（《文集》卷六）。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更是明确地宣称自己的撰写目的就是：“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复，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文集》卷六），并强调“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文集》卷四）。
顾炎武在“明道救世”这一经世思想的指导下，提倡“利民富民”。他认为，“今天下之大患，莫大乎贫”（《文集》卷一），因而认为“有道之世”，“必以厚生为本”（《日知录》卷二），他希望能逐步改变百姓穷困的境遇，达到“五年而小康，十年而大富”（《日知录》卷二）。
思索顾炎武的“明道救世”思想和“小康”、“大富”理想，放眼现今，扼腕长叹。
如今，整个世界都陷进了铜臭，为了一国一族一已之利，钱生万物。如何正确看待金钱世界？顾炎武不讳言“财”“利”。他说：“古之人君，未尝讳言财也。……民得其利，则财源通而有益于官；官专其利，则财源塞而必损于民。”（《日知录》卷十二）他认为问题不在于是否言财言利，而在于利民还是损民，在于“民得其利”还是“官专其利”。他认为自万历中期以来，由于“为人上者”只图“求利”，以致造成“民生愈贫，国计亦愈窘”的局面。由此，他主张实行“藏富于民”的政策，认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并且指出只有这样，才是真知其“本末”的做法（《日知录》卷十二）。
顾炎武也和黄宗羲、王夫之一样，从不同的角度对“私”作出了肯定，并对公与私的关系作了辩证的论述。他说：“自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以不能免矣。……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为王政也。”（《日知录》卷四）这就把人之有私看作是完全合乎情理的现象，并且认为“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文集》卷一）他的这种利民富民和“财源通畅”的主张，以及对“私”的肯定，都反映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状态下新兴市民阶层的思想意识。
我默然地走进了顾炎武纪念馆，静心品读这位思想家的一生。
顾炎武于明万历四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1613年7月15日 ）生于昆山千灯镇，原为顾同应之子，曾祖顾章志，顾氏为江东望族，徐干学、徐秉义、徐元文三人是顾炎武的外甥。
顾炎武过继给去世的堂伯顾同吉为嗣，寡母是王逑之女，十六岁未婚守节，“昼则纺织，夜观书至二更乃息”，独力抚养顾炎武成人，教以岳飞、文天祥、方孝孺忠义之节。
顾炎武14岁取得诸生资格后，便与同里挚友归庄共入复社，参加了反宦官权贵斗争。二人个性特立耿介，时人号为“归奇顾怪”。顾炎武以“行己有耻”、“博学于文”为学问宗旨，却屡试不中，遂“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盛于咸阳之郊”。
清兵入关后，顾炎武暂居语濂经，由昆山县令杨永言之荐，投入南明朝廷，任兵部司务，“须知六军出，一扫定神州。”（《亭林诗集》一，《感事》）顾炎武把复仇的希望寄托在弘光小朝廷之上，他满腔热忱，“思有所建白”（吴映奎《顾亭林先生年谱》），撰成《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即著名的“乙西四论”，为行朝出谋划策，针对南京政权军政废弛及明末种种弊端，从军事战略、兵力来源和财政整顿等方面提出一系列建议。
顺治二年（1645）五月，顾炎武取道镇江赴南京就职，尚未到达，南京即为清兵攻占，弘光帝被俘，南明军崩溃，清军铁骑又指向苏、杭。
其时，江南各地抗清义军纷起。顾炎武和挚友归庄、吴其沆（字同初，上海嘉定人）投笔从戎，参加了佥都御史王永柞为首的一支义军。诸义军合谋，拟先收复苏州，再取杭州、南京及沿海，一时“戈矛连海外，文檄动江东”（《亭林诗集》一，《千里》）；惜乎残破之余，实不敌气焰正炽的八旗精锐，义军攻进苏州城即遇伏而溃，松江、嘉定亦相继陷落。
顾炎武潜回昆山，又与杨永言、归庄等守城拒敌；不数日昆山失守，死难者多达4万，吴其沆战死，
顾炎武生母何氏右臂被清兵砍断，两个弟弟被杀，顾炎武本人则因城破之前已往语濂径而侥幸得免。9天后，常熟陷落，顾炎武嗣母王氏闻变，绝食殉国，临终嘱咐顾炎武，说：“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先妣王硕人行状》）
顾炎武安葬王氏后，这年闰六月，明宗室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年号隆武。经大学士路振飞（字见白，号皓月，河北曲周人）推荐，隆武帝遥授顾炎武为兵部职方司主事；由于嗣母新丧，顾炎武一时难以赴任，只能“梦在行朝执戟班”（《诗集》一，《延平使至》）。
当时，清松江提督与巡抚土国宝不和。前明兵科给事中陈子龙（字卧子，复社名士，松江人）、成安府推官顾咸正（字端木，昆山人）、兵部主事杨延枢（字维斗，江苏吴县人）等暗中策动吴胜兆举义反正，咸正为顾炎武同宗长辈，陈子龙等都与顾炎武往来密切，这件事顾炎武也是参预了的。
顺治四年（1647）夏，事情败露，“几事一不中，反覆天地黑”；（《诗集》一，《哭陈太仆》），吴胜兆被解往南京斩首，清廷大肆搜捕同案诸人。陈子龙往投顾炎武，顾炎武当时已离家出亡；于是陈子龙逃入顾咸正之子天遴、天逵家躲藏，不久三人即被逮，顾炎武多方营救，未能奏效。其间，顾炎武还往寻成正，“扁舟来劝君：行矣不再计”（《诗集》一，《哭顾推官》）、催促他及时出走，而咸正不听。结果，陈子龙乘差官不注意时投水自尽，杨延枢及顾氏父子先后遇害，受此案株连而死者40余人。
在策动吴胜兆反正的同时，顾炎武还进行了其他一些活动。顺治三年（1746），顾炎武本打算赴福建就职方司主事之任，大约将行之际，路振飞派人与他联系，要他联络“淮徐豪杰”。此后四五年中，顾炎武“东至海上，北至王家营（今属江苏淮阴），仆仆往来”（邓之诚《清诗纪事》），奔走于各股抗清力量之间，“每从淮上归，必诣洞庭（按即太湖）告振飞之子泽溥，或走海上，谋通消息”，意图纠合各地义军伺机而动。
虽然弘光及闽浙沿海的隆武等南明政权先后瓦解，顾炎武亲身参与的抗清活动也一再受挫，但是，顾炎武并未因此而颓丧。他以填海的精卫自比：“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诗集》一，《精卫》）。
在崇祯末年，顾炎武嗣祖绍芾及兄长顾缃（字遐篆）先后去世，又逢吴中大旱，“一时丧荒赋徭猖集”（归庄《送顾宁人北游序》），炎武无奈，曾将祖产田800亩贱价典给昆山豪族叶方恒（字嵋初）；其时，顾炎武的堂叔等人为争夺遗产，又挑起家难，他们还与本来就蓄意侵吞炎武家产的叶氏内外勾结，顾炎武在昆山千墩的故唐和在常熟语濂径的住所，曾几次被这伙人洗劫及纵火焚烧。
到顺治七年（1650），叶方恒又企图加害顾炎武，顾炎武为了避祸，只得“稍稍去鬓毛，改容作商贾”（《诗集》二，《流转》），离开昆山出走，更名为商人蒋山佣。
此后五年中，顾炎武都在吴、会之间奔波往来。尽管遁迹商贾，顾炎武依然心存故国，时时关注着沿海一带抗清斗争的进展情况，希望能有建功立业的机会。他在《流转》诗中写道：“……晨上北固楼，慨然涕如雨……浩然思中原，誓言向江浒。功名会有时，杖策追光武。”
当张名振（字候服，南京人）于顺治十年（1653）九月在长江口大破清兵，进屯崇明（今属上海），明年正月，又率“海舰数百”溯长江而上，直抵镇江，并登金山遥祭孝陵（明太祖朱元璋陵，在今南京中华门外）之际，顾炎武为之欢忭鼓舞，他兴奋地写道：“东风吹江水，一夕向西流。金山忽动摇，塔铃语不休。水军十一万，虎啸临皇州。巨舰作大营，飞舻为前茅。黄旗亘长江，战鼓出中洲……沉吟十年余，不见旌旆浮，忽闻王旅来，先声动燕幽。阖闾用子胥，鄢郢不足收。祖生奋击揖，肯效南冠囚。愿言告同袍，乘时莫淹留。”（《诗集》二，《金山》）
这一时期，顾炎武还同归庄、陈忱（字遐心，浙江吴兴人）、吴炎（字赤溟，江苏吴江人）、潘柽章（字力田，吴江人）、王锡阐（字寅旭，吴江人）等共结惊隐诗社，表面上以“故国遗民”、“优游文酒”（汪曰桢《南浔缜志》），其实是以诗社为掩护，秘密进行抗清活动。顾炎武在淮安结识定交的挚友王略（字起田，淮安人）、万寿祺（字年少，徐州人）也都是富有民族气节的志士。
顺治十一年（1654）春，顾炎武迁居南京神烈山南麓。神烈山即钟山，三国时改名蒋山，明嘉靖中又一度改称神烈山。三百年前，朱元璋攻克南京（当时名集庆），以此为根据地，东征西讨，10余年后在南京即帝位，建立了大明帝国。顾炎武“遍游沿江一带，以观旧都畿辅之盛”（《神道表》），山川依然而人事全非，颇有不胜今昔之感。
顺治十二年（1655）春季，顾炎武回到家乡昆山。原来，顾氏有世仆名陆恩，因见顾家日益没落，顾炎武又久出不归，于是背叛主人，投靠叶方恒，两人且图谋以“通海”（即与闽浙沿海的南明集团有联系）的罪名控告顾炎武，打算置之死地。
顾炎武回昆山，秘密处决陆恩，而叶方恒又与陆之婿勾结，私下将顾炎武绑架关押，并迫胁顾炎武，令其自裁。一时“同人不平”，士林大哗。所幸顾炎武知友路泽博（字苏生）与松江兵备使者有旧，代为说项，顾炎武一案才得以移交松江府审理，最后，以“杀有罪奴”的罪名结案。
当事情危急之际，归庄计无所出，只好向钱谦益求援。谦益字受之，号牧斋，常熟人，顺治初曾任礼部右侍郎，是当时文坛领袖。钱氏声言：“如果宁人是我门生，我就方便替他说话了。”归庄不愿失去钱氏这一奥援，虽然明知顾炎武不会同意，还是代顾炎武拜谦益为师。顾炎武知道后，急忙叫人去索回归庄代书的门生帖子，而谦益不与；便自写告白一纸，声明自己从未列于钱氏门墙，托人在通衢大道上四处张贴。谦益大为尴尬，解嘲道：“宁人忒性急了！”
十三年（1656）春，顾炎武出狱。尽管归庄等同邑知名之士极力排解，而叶方恒到此时仍不甘心，竟派遣刺客跟踪。
仲夏，顾炎武返钟山，行经南京太平门外时突遭刺客袭击，“伤首坠驴”，幸而遇救得免；嗣后，叶方恒还指使歹徒数十人洗劫顾炎武之家，“尽其累世之传以去”（归庄《送顾宁人北游序》）。
这之前的几年当中，顾炎武曾数次准备南下，赴福建参加沿海地区风起云涌的抗清复明事业，但由于各种原因，最终都未能成行；至此，顾炎武决计北游，以结纳各地抗清志士，考察北中国山川形势，徐图复明大业。
远行避祸当然也是一个原因。
顺治十四年（1657）元旦，顾炎武晋谒孝陵。7年之间，顾炎武共六谒孝陵，以寄故国之思，然后返昆山，将家产尽行变卖，从此掉首故乡，一去不归。是年顾炎武45岁。
顺治十六年（1659），顾炎武至山海关，凭吊古战场，此后20多年间，顾炎武孑然一身，游踪不定，足迹遍及山东、河北、山西、河南，“往来曲折二三万里，所览书又得万余卷”（《亭林佚文辑补·书杨彝万寿棋（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后》），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晚年，始定居陕西华阴。
康熙七年（1668），又因莱州黄培诗案入狱，得友人李因笃等营救出狱。
康熙十年（1671），游京师，住在外甥徐干学家中，熊赐履设宴款待炎武，邀修《明史》，炎武拒绝说：“果有此举，不为介之推逃，则为屈原之死矣！”。
康熙十七年（1678），康熙帝开博学鸿儒科，招致明朝遗民，顾炎武三度致书叶方蔼，表示“耿耿此心，终始不变”，以死坚拒推荐，又说“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
康熙十八（1679）清廷开明史馆，顾炎武以“愿以一死谢公，最下则逃之世外”回拒熊赐履。
康熙十九年（1680），顾炎武夫人死于昆山，他在妻子的灵位前痛哭祭拜，作诗云“贞姑马鬣在江村，送汝黄泉六岁孙。地下相逢告父姥，遗民犹有一人存。”
康熙二十一年（1682）正月初四 （2月10日 ）在山西曲沃韩姓友人家，上马时不慎失足，呕吐不止，初九（2月15日 ）丑刻卒，这位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享年七十。
顾炎武自27岁起，断然弃绝科举帖括之学，遍览历代史乘、郡县志书，以及文集、章奏之类，辑录其中有关农田、水利、矿产、交通等记载，兼以地理沿革的材料，开始撰述《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顾炎武学问渊博，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都有研究。晚年治经重考证，开清代朴学风气。其学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为主，合学与行、治学与经世为一。其诗则多伤时感事之作。
顾炎武的一生，也确实是以“天下为己任”而奔波于大江南北，即令他在病中，还在呼吁“天生豪杰，必有所任。……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文集》卷三），充分表达了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高尚情操。
然，今日游亭林，但见顾炎武塑像前，行人少伫立，皆围在南首观视一班杂戏耍班表演，演者皆年少学龄之儿童，国事天下事，谁又会顾及并思之？又闻中东烽火起，华尔街上响怨声，环视世界谁作主？成者为王败皆寇，王亲国戚富三族。
呜呼，长叹一声，乃作《亭林秋吟追炎武》一首自慰：
秋山秋水秋花红，秋风秋雨秋叶枯；
藏富于民犹春梦，秋获始知赤手空。
自古豪富逞凶强，扬威赎武欺民穷；
伏尸旌旗埋泥中，地上残留血花红。
忧民心焚凝亭林，天下兴亡空叹息；
匹夫有责必有任，醒来始觉心已沉。
可怜壮志未能酬，多少男儿化怨魂；
世久积弊谁能除？追问炎武孑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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