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京都天安门东侧，有一座明、清两代的皇室家庙，旧称太庙。太庙是封建王朝皇室供奉祖宗牌位、年节大典祭祀先人的地方，也是目前保存最完整的明代建筑群之一，现今是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
当我迈步在这座昔日皇家太庙时，眼前出现的不只是那些琉璃砖门、戟门宫殿，望着封闭的围墙、浓密的古柏，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我想到的是中国封建帝皇们真那么孝顺尊祖吗？一墙之隔便是称之为故宫的皇权集散地，多少血腥的故事不就发生在这些皇族间的你争我夺之中。现在这些皇帝究竟是变成了神还是鬼，无人知晓。于是我又想起了中国人烧纸钱的习俗，有钱能使鬼推磨，只要今天仍有人为他们烧纸钱，那么皇帝变成了鬼，也会高人一等。
此行北京，时值冬天。按中国人说法，进入冬天的第一天是十月初一，此后气候会渐渐寒冷。每年的清明时节时，中国人为了让逝去的亲人不孤独，也让他（她）们的安息之所安全，便纷纷上坟扫墓，焚黄挂白，也就烧纸钱，挂纸钱，借以纪念先灵，证明此地安息者还有后人牵挂，旁人就不敢在坟头动土、欺负；而至于中元时候，人们勤劳两季之后，不管什么作物的新鲜产品都要出市了，有好东西自然先让先辈品尝，所以就请先辈的灵魂回来品尝鲜品，所以就有了秋祭。到了冬天，人们怕在冥间的祖先灵魂缺衣少穿，因此，祭祀时除了食物、香烛、纸钱等一般供物外，还有一种不可缺少的供物——冥衣。在祭祀时，人们把冥衣焚化给祖先，叫做“送寒衣”，也就是“烧衣节”。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祭祀祖宗的习俗，以示孝敬、不忘本。祭祀祖先，有家祭，也有墓祭、庙祭，南北方都是如此。也许中国人认为冥间和阳间一样，有钱就可以让地下族人享受快乐生活，皇上也不例外。有趣的是，这还被称之为中国优秀传统的孝文化，一个孝字后面又流下了无数的传说故事，仅以二十四孝来表述是远远不够的。
遗憾的是没有人会将中国的孝文化与传说中的蔡伦造纸贡献联系在一起，这对蔡伦是太不敬了。
传说蔡伦发明了纸，解决了写字困难。当纸刚发明出来的时候，人们争着购买，很能赚钱。这时，蔡伦的嫂子慧娘心想，造纸有利可图，就让丈夫蔡莫去找蔡伦学造纸。蔡莫去到蔡伦那里，学了三个月，就回来开起了造纸工场。因为蔡莫造的纸，质量不高，卖不出去，堆了满屋，夫妻二人望着纸捆，非常发愁。
后来慧娘想出了一个办法，她在丈夫耳边嘀咕一阵，就让丈夫按照她说的办。
某天的半夜，慧娘假装因急病而死。蔡莫伤心欲绝，在她的棺材前悲哀不已，他边烧纸边哭诉：“我跟弟弟学造纸，不用心，造的纸质量太差了，竟把你气病了。我要把这纸烧成灰，来解心头之恨。”
蔡莫烧完了纸后又接着抱来一些纸烧，烧了一阵之后，只听见慧娘在棺材里喊：“把门开开，我回来了。”这可把人们吓呆了，人们把棺材打开，慧娘装腔作势地唱道：“阳间钱能行四海，阴间纸能做买卖。不是丈夫把纸烧，谁肯放我回家来？”
慧娘唱了很多遍说：“刚才我是鬼，现在我是人，大家不要害怕。我到了阴间，阎王就让我推磨受苦，丈夫送了钱，就有许多小鬼帮我，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三曹官也向我要钱，我把全部的钱都送了他，他就开了地府后门，放我回来了。”
蔡莫装作糊涂：“我并没有送钱给你啊？”
慧娘说：“你烧的纸就是阴间的钱。”
这样一说，蔡莫又抱了几捆纸，烧给他去世的父母。在场的人们一听，便以为烧纸有很大的好处，都向蔡莫买纸。慧娘慷慨地送给乡亲，这事一传十，十传百，远近的乡亲都来买蔡家的纸，烧给自己死去的亲人。不到两天，积压的纸被抢购一空。
慧娘“还阳”那一天正是农历十月初一，因此，后人都在十月初一祭祀祖先，上坟烧纸，以示对祖先的怀念。这一天还成了中国人的“祭祖节”。
在“祭祖节”，“烧寒衣”的习俗也有了一些变迁，不再烧寒衣，而是“烧包袱”。“烧包袱”已经成为祭奠祖先的主要形式。所谓“包袱”，亦作“包裹”，是指孝属从阳世寄往“阴间”的快递邮包。过去，冥纸店有卖所谓“包袱皮”，即用白纸糊一大口袋。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用木刻版，把周围印上梵文音译的《往生咒》，中间印一莲座牌位，用来写上收钱亡人的名讳，如：“已故毛府君讳恩奇老大人”字样，既是邮包又是牌位。另一种是素包袱皮，不印任何图案，中间只贴一蓝签，写上亡人名讳即可，亦做主牌用。
关于包袱里的冥钱，种类很多。一是大烧纸，白纸，砸上四行圆钱，每行五枚；二是冥钞，这是人间有了洋钱票之后仿制的，上书“天堂银行”、“冥国银行”、“地府阴曹银行”等字样，并有沣都城的图案，多系巨额票面，背后印有佛教《往生咒》；三是假洋钱，用硬纸作心，外包银箔，压上与当时通行的银元一样的图案；四是用红色印在黄表纸上的《往生咒》，成一圆钱状，故又叫“往生钱”；五是用金银箔叠成的元宝、锞子，有的还要用线穿成串，下边缀一彩纸穗。
无论旧时还是今日，各地不拘贫富均有烧包袱的举动。是日，在祠堂或家宅正屋设供案，将包袱放于正中，前设水饺、糕点、水果等供品，烧香秉烛。全家依尊卑长幼行礼后，即可于门外焚化。焚化时，划一大圈，按坟地方向留一缺口。在圈外烧三五张纸，谓之“打发外祟”。
如果说这世界真有冥府存在，烧冥钱很管用，那么民间“烧包袱”者带给族人亡灵的也最多是个冥间小康生活。皇家死鬼可不一样了，主宰中国世世代代的血统论能让皇系一脉相承，太子的太子的太子们都依然有势有权有钱，可用权势去行贿赂冥府，还留下个大孝美名。
耸峙在京都皇家太庙整个建筑群中心的便是三座雄伟的宫殿。重檐庑殿顶的大殿，是这组建筑群的中心。这座太庙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明嘉靖、万历和清顺治、乾隆年间曾多次修缮。总面积19.7万平方米。
为了突出皇家祭祖的主旨，四周围以三道红墙及层层松柏，衬托起金碧辉煌，错落有序的建筑，营造出一种神秘肃穆的皇家气氛。建筑采用中轴对称式布局，琉璃门、汉白玉石拱桥、戟门、三大殿依次排列在中轴线上，井亭、神厨、神库、配殿依次排列于两侧。
亭殿就是皇帝举行大祭活动的场所。三层汉白玉须弥座台基，殿内地铺“金砖”，梁柱为名贵的金丝楠木，气势雄伟，甚至比故宫的太和殿还要高2米，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象征。寝殿是供奉帝后神位之处。祧庙则是供奉皇帝远祖神位之处。
京都太庙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规模最宏大的皇家祭祖建筑群，也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宗庙建筑，堪称“天下第一庙”。整个大殿雄伟庄严，富丽堂皇。与年举行人典时，仪仗整肃，钟鼓齐鸣，韶乐悠扬，佾舞蹁跹。更有好侃学者称道，这是中华祭祖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
在太庙还有明成祖手植柏，此柏高13．5米，树干径围5.5米。枝叶繁茂，茁壮挺拔，独领群柏之首。相传为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按“左祖右社”规制建成太庙以后，在此处亲手所植，以告慰先祖社稷安定，并抒发治国安邦之宏愿。
另有一株树上柏，此柏在八米高的斜枝上长出，蔚为奇观。传闻为清朝入主北京，天下大定后所生。座枝指向皇宫，寓清朝承袭明朝宫殿社稷根基稳固之意。
历代帝皇对太庙都有自己的情结和张扬亮点。如太庙西北门始建于明代，清代改建。据说清代雍正皇帝为确保安全，到太庙祭祖不走太庙街门，而从此门进入。于是加筑琉璃随堵门，形成内外两门，并且建筑高墙，以防刺客。乾隆皇帝六十岁以后，为减少劳累，改由此门乘辇而入，故又称“花甲门”。
如今的太庙已改建为文化宫，但未改祭祖先俗。新建的中华和钟是为了迎接新下年的到来，以2400年前的曾侯乙编钟为原型进行设计的，安放在享殿正中，成为太庙馆藏文物，由总书记于2000年1月l日上午首先鸣响。
中华和钟架高38米，宽21米，共重门吨。三层共108个。上层34个钮钟，代表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台湾、香港、澳门；中层56个甬钟代表中国56个民族；下层18个镈钟，中间16个代表中华民族的16个历史时期，两侧两个象征世界的主旋律“和平”与“发展”。重达320公斤的中央镈钟上，镌刻着总书记题写的“中华和钟，万年永保”的鎏金铭文。朱红描金的雕漆钟架上有1．2万个表现生命科学、字宙星空、电子芯片的现代纹饰、钟的两侧各立大红建鼓和石磬、玉磬。中华和钟音域宽广，既可和多种民族乐器配合，又可接轨大型管弦乐队，是世界上最大的舞台演奏双音编钟，已被列入基尼斯世界之最。
有人说，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文化宫正将太庙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艺术有机地结合起来，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且富涵文化价值的学校和乐园。事实果真如此吗？
首先要弄清什么是太庙传统文化？太庙文化的文化价值取向，实际上是中国人的宗法观念。诚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上的以父家长为中心的宗法制度，是中国传统文化所依托的社会结构。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社会虽发生过种种变迁，但以血缘纽带维系着的宗法制度及其遗存和变种却长期保留着。这种以宗法为特征的社会结构定势，对民间风俗产生了长期的、重大的影响，却有利于封建专制的独裁统治。
从传统的社会心理看，人们对血缘关系的高度重视，明显地反映出宗法观念的影响。研究民俗的学者都注意到，中国的亲属称谓系统十分繁复精细，它不仅与其他国家和民族一样，纵向地区分上下辈分，而且在父母系、嫡庶出、年长幼等同辈横向方面，也有极其严格细微的规定。如本人上一辈的男性长辈就有伯父、叔父、舅父、姑父、姨父等，女性长辈就有伯母、婶母、舅母、姑母、姨母等。这种不厌其烦的称谓方式，实际上是由着意强调血缘亲疏和系别的宗法社会派生的。在社会生活中，家庭成员的权利和义务、相互之间的关系、财产的继承和分配等，正是由称谓表示出来的血缘关系以及由此确立的尊卑、男女、长幼的不同地位而排定的。
孔子强调“正名”，就是以维护封建专制为出发点，愚弄和要求人们严格遵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立意也就在此。
从中国传统的社会生活看，亲属集团乃至村落社区的多种民俗活动，大多是围绕血缘关系轴心展开的。中国人笃信血缘的力量。异姓朋友常常通过“结义”的方式结成“义兄弟”，元、明时的戏剧、小说也多有朋友“结义”的描写，如刘备、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已被后世成为“异姓兄弟”的楷模。旧时，浙江男子结拜组成的“十兄弟”，广州女子结拜组成的“金兰会”，都是实例。明、清时的民间会党也常常模拟家族形式，以结盟方式入会，师徒间以父子相称，众徒间以兄弟相称。中国人始终认为，通过某种仪式可使非血缘的关系转化为象征性的血缘关系，就能够产生强大的约束力和凝聚力。
宗法观念影响下的社会心理，还有另一重大表现，那就是数千年来的“孝亲”情感，一直在社会观念中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民间时时重复做的一件大事，就是对去世先祖的隆重祭奠和顶礼膜拜，以此祈求祖先保佑后人人丁兴旺，家族昌盛。中国人总认为其他神灵，都不如祖先神尊贵，因而各地都建有祠堂、家庙，各家都奉祀祖先牌位，而定期举行祭祖仪式则是民间最重要的信仰活动。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一个人如果不祭祖先，那是没有容足之地的。
“孝亲”的另一表现是对在世长辈的绝对顺从和孝敬。在人们心目中，“孝”是一切道德规范的核心和母体。因此，“百善孝为先”成为社会公认的准则，而“无父无子”、“六亲不认”的人，则为众人所不齿。
宗法制度和宗法观念的影响，还通过礼仪制度的形式，在人们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出来。历史上，等级礼制不仅以“三纲五常”的规范作为道德的内涵，而且还以消费品的等级分配作为实质性的内容。历代王朝都用礼制规定社会秩序，人们按照自己的等级身份，而不是财产多寡过着相应的生活，以此保障尊卑贵贱不可逾越的道德信条。
京都太庙能留给我们的思考很多。
正是在宗法观念影响下，中国的独裁当权者不会将权力放手给宗亲以外的人，甚至还直言说：将权力移交给自己的孩子，才不会让国家变色。国民党时期的“四大家族”如此，今天的社会又有什么改变呢？在宗法制度和宗法观念的延续下，二代、三代们都过上了豪富生活，这不足为奇。从中国古代宗法制度下的生活用品使用就能清楚这一点：中国封建礼制都作了周详完备的规定，诸如衣冠服饰、房舍家具、车马乘骑、日用杂品等，物无巨细，其种类、形制、质料、样式、色彩等，都有严格的等级差别，甚至小至门钉的数目、腰带的装饰，都有一定的规格，贵贱不能混淆。在社会生活中，人际关系、社交往来、婚丧喜庆、吉凶祸福等，也都有一系列的礼仪规定。历代封建专制统治者还时常有“正礼俗”的举动，运用法制、哲理、教化等手段，将民间风俗纳入礼制的轨道。在宗法礼制的约束下，人们不能超越自己的身份享用不该享用的物品，做出不合礼仪的举动，于是塑成了循礼蹈规、安分守己的民族性格，形成了拘谨、守成、俭约、古朴的民俗风情。难道这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吗？
别了，京都太庙。
如果人死了真有灵魂，那么这个太庙里云集了太多的封建专制阴气，让人感到窒息，就象这京都冬天的凛冽寒风，剌骨、痛心。
20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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