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江苏[043]
昨天是虎年夏至，意味着春天即将过去。上海一场暴雨过后，今天是一片阳光灿烂。我翻开了1980年春天拍摄于江苏常熟的那组照片。这些照片拍摄的题材和内容，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历史，也可以看出我作为拍摄者当时的心情。
20世纪70年代末，刚刚经历十年浩劫的中国满目疮痍，800万回城知青和城镇失业大军，8亿多饥寒农民的生计，像沉重的大山压在中国决策层的心头。面对燃眉之急，意识形态的禁忌只好软化。
开放个体户创业，解禁乡村家庭工业，恢复城乡小商品市场。中国民营经济的幼婴，在情急之下，获得了一张临时准生证。
回城知青、街头小贩、农民、“两劳”释放人员、无业游民、投机倒把者，社会最低贱最贫寒的阶层，组成了中国民营经济最早的部落，开始了一场改写中国历史的伟大革命。
中国民营经济从诞生之日起，就被政治风险的阴影所笼罩。一场波及全国的雇工之争，使私营老板们惊惶战栗。尽管是摸着石头过河，但凭着对历史大河流向的敏感直觉，中国新生经济力量的幼苗仍然处于风风雨雨中。
改革开放初期，个体经济的发展开始发生了变化。但在当时并不是被所有人能体会得到的。生活依旧、工作依旧、思想依旧。我却闻到了春天来临的气息。我的照片证明了这一点，我已经走到了时代的前列。
这幅照片题名为《快乐时代》，画面上一个胖胖的中年人，嘴里正叨着烟，笑咪咪地端坐在我的镜头前。他是一个个体户，新开了一家修理锅、壶之类的小店。这种小店，在我的青少年时代，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在今天，人们看到这种小修理店，也不会有什么特殊的想法。但是，在失控的中国，那是属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尾巴，全部被割掉了。
我在用镜头对准那位个体户前，我与他已经闲聊了一会，他知道我的想法后，立即高兴地说：“这日子好过了，现在我们可是进了快乐时代了。”也许是这种快乐感，他摆好了姿势，冲着我笑个不断。作品很快就刊登在《解放日报》画刊上了。当时负责解放日报美术摄影部的赵立群主任对我说：“我们正需要这种题材的照片，希望你能多拍一些三中全会以来，反映老百姓生活变化的照片。”
我在常熟看到了一些个体茶摊，这也是个体经济开始复苏的象征。如何通过镜头去反映这一变化呢？我拍了一只茶壶的特写，画面背景又以一个用废弃的自行车轮子作的修车广告标识为衬托。这样，卖茶、修车，还有瓷制茶壶上留有的那些文革历史痕迹，就让我感受到时代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我为作品取名为《渴望》，那也是我当时的一种心情。
在改革开放的第一个春天里，常熟的经济变化还不只是出现了那些个体户。常熟是著名的绣花之乡，民营绣花企业也如春天的花蕾，开始对着春天舒展出花瓣了。《绣花女》也就是取材于此。
《快乐时代》入选《上海摄影新秀作品展》，《绣花女》在《上海绿野小品摄影展》上获奖，另一幅《重放的荷花》也入选《中国大学生摄影展》。那时，我拍摄的摄影作品还是较多的关注改革对百姓生活的变化，我努力去做的，就是不要以说教式的图片去反映自己的思想，也不必去说教别人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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