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江苏[030]
随同中国大众文化学会苏州考察团走访了一些当地的著名苏绣企业，也会见了一些全国知名绣娘，从中对苏州的丝绸发展和苏绣工艺多了些了解。
苏州唯亭镇草鞋山出土了六千年前的纺织品实物残片；吴江梅堰又出土了四千年前的大批纺轮和骨针，以及带有丝绞纹和蚕纹的陶，这都说明了苏州古代先辈很早就掌握了养蚕纺丝的技术。
苏州在上古时期属九州中的扬州，夏禹时就有丝织品土贡“织贝”一类的彩色锦帛。春秋时期吴国公子季扎到中原各国观礼时，曾将吴国所产的缟带赠给郑相国子产。据《史记》载：周敬王元年（公元前519年），吴楚两国因争夺边界桑田，曾发生大规模的“争桑之战”，说明蚕桑之利在当时经济上的重要地位。吴国都城就在苏州，三国东吴时，丝帛之饶，衣复天下，苏州丝绸已发展成为“瞻军足国”的重要物资。
南北朝时，有日本使者求吴织、缝织女工归，《日本书纪》亦有相应的史实记载。
隋唐时，苏州属江南东道，丝绸贡品数量最多，土贡有丝葛、丝绵、八蚕丝、绯绫。韩愈曾说：“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千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郡又居两浙十九也。”当时有“蜀桑万亩，吴蚕万机”的说法，吴蚕指湖州蚕丝（湖州又名吴兴），当时以形容长江流域蚕桑纺织业的发达。
两宋时期，据《宋史纪事本末》：“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壬午春三月，命宦者童贯置局于苏杭。”苏州、杭州、成都为当时闻名全国的三大织锦院。苏州的宋锦最为著名，又称苏锦。缂丝名家沈子蕃、吴子润亦出于苏州。《吴门表隐》记载：元丰初（1078年）城内祥符寺巷即建有机圣庙（又名轩辕宫），还有新罗巷、孙织纱巷（今古市巷装驾桥巷之间及嘉余坊）等生产纱罗的地方。虎丘塔和瑞光塔分别出土了五代北宋时期的刺绣、丝织经袱和经卷丝织缥头。
刺绣，又名“针绣”，俗称“绣花”。以绣针引彩线（丝、绒、线），按设计的花样，在织物（丝绸、布帛）上刺缀运针，以绣迹构成纹样或文字，是我国优秀的民族传统工艺之一。
刺绣在中国古代称“黹”、“针黹”。后因刺绣多为妇女所作，故又名“女红”。
刺绣作为一个地域广泛的手工艺品，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通过长期的积累和发展，都有其自身的特长和优势。在我国除了苏绣、湘绣、粤绣和蜀绣这“四大名绣”外，还有京绣、鲁绣、汴绣、瓯绣、杭绣、汉绣、闽绣等地方名绣，我国的少数民族如维吾尔、彝、傣、布依、哈萨克、瑶、苗、土家、景颇、侗、白、壮、蒙古、藏等也都有自己特色的民族刺绣。
据《尚书》载，远在4000多年前的章服制度，就规定“衣画而裳绣”。至周代，有“绣缋共职”的记载。
湖北和湖南出土的战国、两汉的绣品，水平都很高。
唐宋刺绣施针匀细，设色丰富，盛行用刺绣作书画，饰件等。
明清时封建王朝的宫廷绣工规模很大，民间刺绣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刺绣除了本身的艺术特点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绣品商业化的结果。由于市场需求和刺绣产地的不同，刺绣工艺品作为一种商品开始形成了各自的地方特色，其中苏、蜀、粤、湘四个地方的产品销路尤广，故有了苏绣、粤绣、湘绣、蜀绣“四大名绣”之称。
苏州地处江南，苏绣的发源地在苏州吴县一带，滨临太湖，气候温和，盛产丝绸。因此，素有妇女擅长绣花的传统习惯。优越的地理环境，绚丽丰富的锦缎，五颜六色的花线，为苏绣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苏绣在艺术上形成了图案秀丽、色彩和谐、线条明朗、针法活泼、绣工精细的地方风格，被誉为“东方明珠”。
从欣赏的角度来看，苏绣作品的主要艺术特点为：山水能分远近之趣；楼阁具现深邃之体；人物能有瞻眺生动之情；花鸟能报绰约亲昵之态。
苏绣的仿画绣、写真绣其逼真的艺术效果是名满天下的。在刺绣的技艺上，苏绣大多以套针为主，绣线套接不露针迹。常用三、四种不同的同类色线或邻近色相配，套绣出晕染自如的色彩效果。同时，在表现物象时善留“水路”，即在物象的深浅变化中，空留一线，使之层次分明，花样轮廓齐整。因此人们在评价苏绣时往往以“平、齐、细、密、匀、顺、和、光”八个字概括之。
经过长期的积累，苏绣已发展成为一个品种齐全，画面丰收，变化多端的一门完整艺术，涉及装饰画（如油画系列、国画系列、水乡系列、花卉系列、贺卡系列、鸽谱系列、花瓶系列等）。实用品涉及服饰、手帕、围巾、贺卡等。现在许多地方为了保持发扬当地的刺绣技艺特色，纷纷成立了相应的研究机构，拨出专门的经费扶持推动刺绣技艺的整理和研究。特别是对流失于民间的许多刺绣绝技加以系统开发和利用，使刺绣的针法内容大为丰富，绣品更为美丽，品类也更为繁多。特别是在“双面绣”的基础上，又发展创研出“双面全异绣”，即在同一面料上正反两面能绣出画面、针法、色彩完全不同的绣品，使世人连声惊叹：“堪称世界绝技”。
此外，在中国尚有顾绣，京绣、瓯绣、鲁绣、闽绣、汴绣、汉绣和苗绣等，都各具风格，沿传迄今，历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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