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故事[078]
林昭是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因公开支持北京大学学生张元勋的大字报“是时候了”而被划为右派，后又因“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罪，反革命罪”，在 1960年起被长期关押于上海提篮桥监狱，后被秘密枪决。
林昭在狱中坚持自己的信仰，并书写了二十万字的血书与日记。这个被人遗忘的杰出中国女性，引出了无数人的泪水、震惊、愤慨和无尽的沉思。
林昭，本名彭令昭，1932年生于苏州。
林昭的父亲彭国彦，早年留学英国。1928年在国民政府举办的第一届县长考试中获第一名，随后被任命为苏州吴县县长。因为为政清廉，不擅逢迎，只任两届便赋闲在家。日本投降后，他又任中央银行专员，按例可免费分得镏金一块，他却认为是不义之财，坚决拒收。
林昭17岁那年，出于对时局的担忧，母亲许宪民要求林昭出国留学，或报考北大。面对母亲“出去了就别再回来”的气话，林昭立下了“生不往来，死不吊孝”的字据，并把自己的父姓去掉，改名“林昭”，以示决绝。
1954年，林昭以江苏省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虽然在文学方面基础深厚，但她还是选择了新闻专业，希望能成为一名优秀的记者。
在北大，林昭疯狂地阅读了大量她喜欢的书籍，同学们常常看见她从图书馆抱出满满一怀的线装书。没人知道她阅读和思考的结果。她观察到现实生活并非如她想象得美好，从而陷入了“爱与恨的一盆糨糊”。但在北大自由的空气中，她成长着，思考着。在想到自己曾亲自揭发过母亲的“罪行”时，她痛苦得哭出来，写信给母亲发誓说：“今后宁可到河里、井里去死，决不再说违心话！”这种对亲情、
对人性的反思和皈依，也许是林昭在北大最重要的思想转折。
那是1957年夏天一个闷热的夜晚，在北大东门外的马路上，
一场批判 “大字报中的话是反革命煽动”的舌战正在展开。张元勋因为贴出了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而处于猛烈攻击的焦点，讨伐进行得“声嘶力竭，语无伦次”。这时，一名女学生跳上桌子，夜色中，她沉静的女中音使会场顿时安静下来：
“今天晚上的会是什么会？是演讲会还是斗争会？斗争会是谈不上的，因为今天 不需要斗争。斗争谁？张元勋吗？他有什么地方值得你们一斗？我们不是号召党外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
了呢？”
话音未落，一声怒吼从黑暗的人群中传来：“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
“你是谁？你有什么资格问我？”女生反问道： “你是公检法吗？还是便衣密探？”她停了一下，接着说：“我可以告诉你，没关系。武松杀了人还写杀人者打虎武松也，何况我还没杀人。你记下来，我叫林昭。
林，双木之林；昭，刀在口上之日！”
人群中一点儿声音也没有。她稍停，又说：“告诉你：今天刀在口上也好，刀在头上也好，既然来了，就不考虑了！”
那天深夜，林昭在未名湖畔对张元勋说：“这或者是个悲壮的祭日！这或者是个悲壮的祭坛！这或者是个悲壮的牺牲！或者会流血！但愿不流血！”
其实林昭并非因为赞同张元勋的言论而跳上桌子为他申辩。她感到痛苦而无法理解的是，一些有思想、敢做敢为的同学被说成
是“疯子”和“魔鬼”。这段时期，她在日记中写道：“党啊，你是我们的母亲！母亲应该最知道孩子的心情！尽管孩子过于偏激，说错了话，怎么能说孩子怀有敌意呢？”
这个夜晚成为林昭生活的转折点。不久，她成为北大800名右派分子之一（这个数字占当时北大学生总人数的十分之一还多），并因此永远没能毕业。
“刀在口上之日”，这句精彩的即兴演讲，成为林昭短暂一生的缩写。
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右派都检讨过。惟一一个不肯检讨的，就是林昭。她不仅不检讨，还在会上公开顶撞。有人对她说，你是什么观点，讲出来。林昭回答：我的观点很简单，就是人人要平等、自由、和睦、和蔼，不要这样咬人！
在处于历史低谷的中国，把常识说出来，就是反革命。林昭被划为“右派”后，曾经自杀，也曾痛苦得失眠。但在众人都没有意识到时，这个娇滴滴的林姑娘，却慢慢地在内心生长出不可思议的精神力量。
1958年的一天，北大“右派”刘发清在校门口碰到了林昭，被强拉出去吃饭。他没精打采地坐在林昭面前，愁眉苦脸地吃不下去。林昭边吃边咯咯地笑着，告诉他：她当“右派”之初，也不吃，也不睡，人们只见她流泪，却不知她心里在流血。
她突然停住了筷子，说：“现在我想通了。这不单是我个人的命运问题，北大划了那么多右派，全国划了多少？”她清瘦苍白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反右斗争还在全国进行，它的性质、它的意义、它的后果、它对我们国家、对历史有什么影响？对我们自己有什么教训？我现在还搞不清楚。但我要认真思考，找寻答案……”
谁也不知道，林昭寻找到了什么样的答案。此后两年，林昭先是在北大苗圃劳动，随着北大新闻系并入人民大学，林昭也转到人大书报资料中心监督劳动。在那里，她结识了另一位右派，开始了一段遭到官方反对的恋情，在申请结婚未果后，男方被发配新疆劳改，林昭也因病被母亲接回了上海。
刘发清再次与林昭取得联系，已是两年后在甘肃某地劳动时。那是1960年，他的口粮已减至每月20斤，没有菜，没有任何副食，每顿全靠一块三两多的玉米面馒头。因为饿得全身浮肿，他甚至把医药室的药都吃光了，而周围的村庄，更是“饿殍遍野”，“晚上可以听见遍地的哭声”。
就在这时，他接到了林昭从上海寄来的信，里面夹了一个小纸包。他打开一看———惊呆了。
“一张粮票，两张粮票，三张粮票……”在胡杰的镜头前，他含着泪，一张张地数着，好像那些粮票现在仍在他手中：“啊，一共是七张粮票，每张都是5斤的全国通用粮票。看到这些粮票，当时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
林昭在信中说：我知道你很困难，我也很困难，但是我很瘦，而且吃得很少。因此把过去节约下来的这一点粮票寄给你……
靠着林昭支援的这些粮票，刘发清每天多加了半斤粮食，撑过了最艰难的两个多月。但就在他的浮肿渐渐消退时，林昭的信件消失了。
牢狱生活近8年
所追求的只是简单的两个字──人性
1960年10月，林昭因涉嫌参与地下刊物《星火》，在苏州被捕。她的父亲当时已被打为历史反革命，靠糊火柴盒为生。得知心爱的女儿入狱后，自杀身亡。
其实没有谁找到林昭直接参与《星火》编辑出版工作的证据。她被捕的直接原因，是《星火》刊登了一首她的长诗《普罗米修士受难的一日》。由于主创人员纷纷入狱，这本刊物只出版一期便宣告夭折。
林昭开始了她近8年的牢狱生活。
在这8年中，被剥夺了笔和纸的林昭，用竹签、发卡等物，千百次地戳破皮肉，在墙壁、衬衫和床单上，用鲜血写了20余万字的文章和诗歌，反对奴役人的状况，控诉不自由的生活，批判让人流血的制度。这些借鲜血喷涌而出的文字，或许正是几年前，她还在北大校园里时，下决心认真思考并努力找寻的答案。
林昭这样写道：“每当我沉痛悲愤地想到……人们，特别是我同时代的人，中国的青春代……怎样地受难，想到这荒谬情况的延续，是如何断送着民族的正气和增长着人类的不安，更如何玷污着祖国的名字，而加剧着时代的动荡，这个年轻人，还能不急躁吗？……”
“诚然，我们不惜牺牲，甚至不避流血，可是，像这样一种自由的生活，到底能不能以血洗的方法，使它在血泊中建立起来呢？中国人的血历来不是流得太少，而是太多。即使在中国这么一片深厚的中世纪遗址之上，政治斗争是不是也有可能，以一种比较文明的形式进行，而不必诉诸流血呢？”
在一份林昭服刑期间重新犯罪的记录中，这样写道：“林犯关押几年来，一贯拒不接受教育，书写了大量的反动血书，虽经工作人员多方教育，并采取了单独关押，专人负责管教，家属规劝等一系列管教措施，但林犯死不悔改，公开扬言：永远不放弃宗旨而改变立场。”
她的宗旨和立场的确从未改变。无论是革命时期、土改时期，还是反右之后，她所追求的只是：自由、平等、友爱、和睦。狱中的林昭重新找回了少年时期的信仰，只有简单的两个字———人性！
这两个简单的字，不仅是她为“右派”辩护的理由，也成为服刑时期她进行血的反抗的最终目的。
“光是镣铐一事，人们就不知玩出了多少花样来。一副反铐，两副反铐，时而平行，时而交叉，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理的是，无论在我绝食中，在我胃炎发病痛得死去活来时，乃至在妇女生理特殊的情况下，不仅从来未为我解除过镣铐，甚至从来没有减轻，比如两副镣铐中暂除掉一副……”
可就是在这惨无人道的处境下，这个柔弱的女子依然给迫害者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向你们，我的检察官阁下，恭敬地献上一朵玫瑰花。这是最有礼貌的抗议，无声无息，温和而又文雅。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
“先生们，人性———这就是人心啊！为什么我要怀抱着，乃至对你们怀抱着一份人性，这么一份人心呢？……我仍然察见到，还不完全忽略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显露出的人性闪光，从而察见到你们的心灵深处，还多少保有未尽泯灭的人性。在那个时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
这就是林昭的立场和宗旨———为了他人不流血，为了他人能找回“作为人的一切”，她宁愿流尽自己的血，只要“一息尚存，此生宁坐穿牢底，决不稍负初愿，稍改初志！”
这些血书能够最终保留下来，并传递出去，有赖于数位“具有人性”的公安干警。至今， 人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有人说，他们中有人为此献出了生命。
1966年5月，张元勋结束了自己的7年刑期后，以未婚夫的名义，去上海提篮桥监狱看望了林昭。
张元勋说：“她穿一件白色衬衣，很脏。外面披着夹的外套，也很破旧。手里抱着一个破布包。头发很长，最明显的是，三分之一的头发都白了。头上顶了一块手绢，上面是血写的字———冤！她对我说：我现在趁此机会告诉你，万一有一天我死了，母亲、弟弟和妹妹都是弱者，请你多多关照他们，他们太可怜了，千万千万。说完，她就哭了。”
临别时，林昭搜遍她的破布包，送给张元勋一件礼物。张元勋拿在手中定睛一看：是一帆用玻璃纸叠成的小船，白色的帆，鲜黄色的船身和桅杆，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他一下子想到了李白的诗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母亲许宪民听到后，立刻晕倒在地。有人说，她不久后就疯了。7年后，这个当年坚定的抗日分子、热情帮助过共产党革命的民主人士，死在上海外滩街头。
她的亲友后来从一位狱医的口中得知，林昭被枪决那天，是从提篮桥监狱卫生所的病床上被拖走的。来人高喊：“死不改悔的反革命，你的末日到了！”她一直在咳血，但始终在反抗与呼喊。这位狱医吓得躲进隔壁的病房，听到林昭叫他的名字，对他道“永别”。
此前，在宣判罪行的判决书上，林昭愤然写下《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的血书。12年后，她的预言应验了。
1980 年8月，上海高级法院以“沪高刑复字435号判决书”宣告林昭无罪，结论为“这是一次冤杀无辜”。
但林昭的大部分朋友是在中央为右派平反后，开始内心平静地相互联系时，方知林昭早已不在人世。北大的部分同学和老师在那一年年底为林昭召开了追悼会，没有骨灰，只摆放了一束林昭的头发，和一张遗像。照片上，林昭梳着两条麻花辫，双眼沉静、忧伤而略带笑意。
在这个追悼会上，出现了一副无字的挽联——上联是：？下联 是：！
林昭的档案，包括在狱中写的大量血书，198年代曾一度开放，但不久又被封存。至今流传的关于林昭的资料多为其生前亲友的回忆，可是时至今日究竟还有多少人记得那些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中陨灭的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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