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天旅第五站：探索佛教的天堂观-7

佛教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 佛教开始由印度传入中国后，经长期传播发展，而形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由于传入的时间、途径、地区和民族文化、社会历史背景的不同，中国佛教形成三大系，即汉地佛教(汉语系)；藏传佛教(藏语系)；云南地区上座部佛教(巴利语系)。它们在发展过程中各自形成一些学派和宗派。 汉语系佛教主要有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律宗、净土宗、禅宗、华严宗、密宗等；藏语系佛教主要有宁玛派、噶当派、噶举派、萨迦派、格鲁派。此外还有希解、觉宇、觉囊、夏鲁等几个小派。其中格鲁派的规模最大。巴利语系佛教主要有润（又分摆罢、摆孙二个支派）、摆庄、多列（又分达拱旦、苏特曼、瑞竟、缅坐四个支派）、左抵四派。 汉语系佛教： 汉语系佛像 佛教起源于印度，佛教创立后的数百年间，内部发生分裂，形成上座部和大众部等派别。随着印度教的兴盛和伊斯兰教的扩张，佛教在印度衰落，从印度次大陆扩展向外传播。 佛教最早传入中国大约是西汉时期，历史上有“伊存授经”、“永平求法”等说法。一般认为佛教是在西汉末，新莽时和东汉前期时由印度经西域传入的。 根据记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秦景宪）出使大月氏，大月氏王使者伊存口授佛教经典，汉史书称之为“浮屠经”，但未受到皇室信奉。 到了东汉永平十年（67年），汉明帝梦见金人飞于大殿，大臣傅毅告诉他是“佛”，于是他派蔡愔等人去天竺，迎来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两位高僧，并且带来了许多佛像和佛经，用白马驼回首都洛阳，皇帝命人将自己避暑的行宫改为精舍让僧人入住，也就是现在的白马寺。 佛教传入中国汉族地区，历来均以东汉明帝永平年间，派使去西域取回《四十二章经》为佛法传入中国之始。东汉时绝大部分佛经都是在洛阳白马寺翻译的。传播地区以长安、洛阳为中心。中国内地营建的第一座寺院就是洛阳市东10公里处的白马寺。 后来楚王刘英利用黄老（早期道教）和新来的浮屠（佛陀）制造谶言密谋造反失败，楚王流放自杀，皇帝下令禁止黄老道和佛教，但是黄老道和佛教在民间仍秘密流传。 汉桓帝、汉灵帝时期敕令造了许多合祭黄帝老子和佛陀的祠堂。汉末许多西域僧侣如安世高等佛教翻译家已经开始将如何进行禅定修佛教经典引入中国。安世高为佛教初期传入最有声望之译者，其所译禅籍多为声闻禅，包括《人本欲生经》、《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 《修行地道经》、《阿毘昙五法四谛经》、《十二因缘经》、《八正道经》、《禅行法想经》等。 佛教在中国的三国、魏、西晋各朝代时，主要传播活动仍是佛典翻译，魏都洛阳和吴国的都城建业是传播活动的中心。这阶段的译经工作和对佛教教义的宣传、研究，为以后佛教发展打下了初步基础。 到了东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各阶层人普遍信仰佛教，到处建有佛塔、寺院。举世闻名的佛教石窟艺术，如敦煌、云冈、龙门等古代的雕塑、壁画，都是这一时期开始建造的工程。这时有成就的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344—413年)所译的佛典有384卷，内容正确，技巧精湛，对佛教发展贡献极大。 还有西行取经最有成就的法显(337—422年)，他游历了印度、斯里兰卡等南亚30余国，所取回的佛典和撰写见闻，为佛教发展和研究古代中、南亚诸国史地，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魏晋时期佛教在民间有了更深的普及， 《隋书.经籍志四》记载：“魏黄初中，中国人始依佛戒，剃发为僧”。 南北朝时期，鸠摩罗什、佛陀跋陀罗等佛教翻译家来华传教使得佛教得到大力弘扬。鲜卑族拓跋部落入主中原后，承中原佛法之事，接受了佛教思想，用它来教导民俗，因此，从魏太祖拓跋珪开始，魏朝统治者大都敬礼佛徒沙门，拓跋焘继位之初也是如此，每引高德沙门，与共谈论。 北魏太武帝在位期间锐志武功，统一长江以北。他初崇佛教，后因受道士寇谦之等的影响，转奉道教，并亲受符箓，于440年改年号为太平真君。认为佛教系“西戎虚诞”，“为世费害”。 太平真君五年，诏禁王公以下至庶人私养沙门，九月杀僧领玄高、慧崇等。七年，太武帝西征到达长安，见佛寺内藏有兵器，又查出酿酒、财宝，发现僧侣与室女私通，即立禁佛。 司徒崔浩上疏请诛天下沙门，毁诸寺院经像。三月，帝下诏诛长安沙门，并命留守平城的太子晃下令废除全国佛教。太子尊崇佛教，缓发诏书，使远近皆有所豫闻。 因此四方沙门多亡匿逃脱，金银佛像及经书被秘密收藏，仅有一部分僧人被戮，而魏境内寺宇建筑却多被毁。宦官宗爱谋杀太武帝，立南安王拓跋可博真为帝，又杀可博真，大臣刘尼、源贺等迎立太武帝太孙拓跋浚继位，是为文成帝，诏复佛法。佛教又得以恢复。 后来北魏分裂成北齐和北周，高洋曾下令灭道。北周一开始也尊奉佛教到了周武帝僧侣膨胀过多，于是为了一统天下有兴灭佛灭道，僧尼道士淘汰为平民或者充军，佛神像法器铸钱造成武器。后来武帝死后，隋文帝杨坚恢复佛教。 南梁王朝梁武帝萧衍提倡尊崇佛教，并曾多次舍身出家，除了自身奉佛，梁武帝还大力扶持佛教事业的发展。 在梁武帝发表《断酒肉文》前汉传佛教“律中无有断肉法”，梁武帝认为所有佛教僧侣都应该遵守大乘《大般涅盘经》不吃肉规定，因此颁布《断酒肉文》禁止僧众吃肉，自己也行素食，开启了汉传佛教素食的传统，之后汉传佛教僧团开始遵守梵网经菩萨戒不吃肉。 南朝自晋朝衣冠南渡，大量僧侣也随来传法，佛法兴盛一直到陈朝，最有名的就是净土宗、天台宗也是在南朝发展起来，历代皇帝大力建造佛寺，供养僧侣。 禅宗传说初祖菩提达摩于中国南朝宋时，乘商船到达广州，从学于求那跋陀罗，后以四卷《楞伽经》教授弟子，属当时的楞伽师之一。后梁武帝信奉佛法，于是至建康（今江苏南京）与其谈法。当时梁武帝一心钦慕佛法，不论是建寺、造经、供僧，皆不遗余力，因而自认很有功德，不知道这只是累积福报，并非内心的觉悟。达摩却一语道破，告诉梁武帝毫无功德，双方不契。 达摩深知梁武帝无法接受这样先进的思想，于是离开南方，“一苇渡江”，在河南嵩山少林寺的山洞中面壁九年，等待传人。后传二祖慧可（487年－593年）、三祖僧璨（？－606年）、四祖道信（580年－651年）、五祖弘忍（602年－675年）、六祖惠能（638年－713年）。他将楞伽宗传播至中国北方，落地生根，成为一个独特的门派。但是禅宗还是不普及，一直依附律宗，到了唐朝中期才有正式的禅寺。 从东汉经过南北朝时期，佛教发展迅速，寺院林立，“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足见当时佛教的盛况。南北朝时的梁武帝笃信佛教，他在位14年中，4次舍身入寺院为寺奴都由国家出钱把他从庙里又赎回来。梁武帝亲自讲经说法，撰写经文。梁朝有寺院2860所，僧尼82700余人。 隋唐时期，佛学成熟，信徒日众，宗派林立，中外交流频繁，佛教步入鼎盛。 唐太宗在清除割据、平息骚乱时曾得到僧兵的援助。他即位后下诏在全国建寺院，设释经处，培养了大批佛教高僧、学者。这时最著名的僧人之一是玄奘(600—664年)。他历时19年，长途跋涉5万余里，去到印度取经，共翻译佛经75部1335卷，并写出了《大唐西域记》见闻录。唐太宗推崇玄奘为“法门之领袖”，“千古而无对”。 但是唐祚初建，问题已一一浮显出来，朝任太史令的傅奕等人认为佛教与道教都是违背孔孟之道，对国家无益，于是下令曾敕令：“伪乱地僧，是非难识，州别一寺，留三十僧，余皆从俗”。武德九年四月，高祖又颁布沙汰僧道诏：“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悉罢之。”太宗领兵攻入隋都时即命：“废诸道场，城中僧尼留有名德者各三十人，余皆返初。”太宗继位后又几次三番沙汰僧尼。据《续高僧传·明导传》记载：贞观初，明导行抵陈州，逢敕简僧，唯留三十。又据《智实传》记载：贞观元年，敕遣诏书侍御史杜正伦检校佛法，清肃非滥。《法冲传》记载：“贞观初年下敕，有私度者处以极刑。时峄阳山多有逃僧避难，资给告穷。”《法向传》也有记载：“贞观三年，天下大括义宁私度，不出者斩，闻此咸畏。” 还有武后时的宰相狄仁杰、李峤、苏环，官至刺史、太子詹事的张廷珪；中宗朝的宰相桓彦范、韦嗣立、姚崇，御史辛替否，侍御史宋务光，清源尉、殿中侍御史内供奉吕元泰；睿宗朝的宰相魏知古，中书舍人裴漼，侍郎李乂，太子洗马、谏议大夫宁原悌，太尉兼通事舍人韦凑；肃宗朝的宰相张镐；代宗朝的宰相常衮，高郢（德宗朝宰相），东川节度使李叔明；德宗朝的员外郎裴伯言（即宪宗朝宰相裴洎）、彭偃，及郎中李岩（岩）等人。 武后营造大像，狄仁杰云：“如来设教，以慈悲为主，下济群品，应是本心，岂欲劳人以存虚饰。”李峤则直截指出：“法王慈敏，菩萨护持，唯拟饶益众生，非要营修土木。”张廷珪更深入解释：“夫佛者，以觉知为义，因心而成，不可以诸相见也。”高郢《谏造章敬寺书》则兼及二教，他指出“佛本无相，不可以有相求；道本无为，不可以有为得。”因此反对德宗为先太后造章敬寺以兴福除祸。从佛道本来应有的面貌，讽刺现今所为皆失其真。 佛教普及后对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各方面所造成的影响让韩愈感觉到重症应下猛药医，他不先从佛教教义上来解决思想问题，外在问题以外在手段解决，上书《论佛骨表》，佛教教义中固然不乏精湛的玄理，但是宗教形式的不同与了脱生死之苦的教义，确实也对以农立国、勤奋务实的民族性带来莫大的冲击与诱惑。 《资治通鉴》卷二四〇记载：“中使迎佛骨至京师，上留禁中三日，乃历送诸寺，王公士民瞻奉施舍，惟恐弗及，有竭产充施者，有燃香臂顶供奉者。刑部侍郎韩愈上表切谏，……上得表大怒，出示宰相，将加愈极刑。”这桩公案虽然随着韩愈的被贬潮州而暂趋平息，但是经由他的学生李翱，站在儒家的立场，撷取佛学精华，理性地调和儒释冲突，“此后的儒家，一方面承袭了韩愈的道统思想，一方面依循着李翱所开辟的新路，生活在‘静则禅，动则儒'的境界中，他们把人生解脱和社会事功调和了起来，就成为宋明的理学。” 宋朝时期因为经过唐朝武宗灭佛许多宗派都消失佛教元气大伤，到了五代十国北方周世宗柴荣为统一天下敕令灭佛道，佛神像法器铸钱铸造武器，僧侣道士还俗充军或者贬为平民，使得佛教更加雪上加霜。 到了宋朝佛教只剩下禅宗和净土宗，还有微落的天台宗，大量佛教经文仪轨丧失，只得从印度重新翻译和高丽日本重输回来。 此三宗以禅宗受到士大夫的青睐，净土宗深入广泛民众，天台宗也只是依附在禅宗之下毫无作为。 虽然宋朝皇帝对佛教不错，当他们主要还是以道教为主；而佛教一直受到儒家和道教的攻击，而且佛教的禅宗主张明心见性反对僧侣信徒专研佛经，净土宗一门深入对许多经典也毫无精通，天台宗的传承早已断代后学者也只是靠自己的理解，面对儒家和道教的攻击只能尽力圆融三家以减少冲突。 到了宋徽宗因为皇帝崇信道士林灵素，林灵素原本是沙弥因为偷喝酒被师傅教训，气愤去做道士据说修雷法有成，为了报复佛教请徽宗下令和尚改为德士，佛改天尊，菩萨改大士，罗汉改尊者。和尚的装扮要跟道士一样；此令一下有些和尚抗令自杀或者被流放。 还是太子的钦宗请了一些西域修密宗胡僧跟林灵素斗法，约定如果胡僧赢了就把佛教恢复成原来的样子，去除道教化。可是修密宗的胡僧都被林灵素的雷法打败。一直到发生水灾，林灵素无法禳水灾，太子登城门拜四方大水退，徽宗才下令佛教恢复原来面目，不必受道录司管辖。 北宋朝廷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中国和印度的僧人间传法交往络绎不绝。天禧五年(1021年)，北宋佛教发展到顶峰，全国僧尼近46万人，寺院近4万座。南宋朝廷偏安江南，佛教仍保持一定盛况。 南宋和金朝时期禅宗大兴，日本高丽的僧侣积极来华学习禅宗，但是佛教经过林灵素的道教化另两教在民间误认都是本来一家；僧侣只管打坐的习禅，一门深入的念佛，也不管这些。可是禅宗和净土宗内讧，禅宗看不起净土宗，禅僧认为无需去极乐世界，心净则净土所以不要去其他世界。净土宗斥责禅僧打坐无法了脱三界，更斥责禅宗不尊敬佛像经典，禅僧不礼佛不看诵经典；并举了禅宗高僧圆寂之后都是在轮回转世如五祖寺的主持戒禅师转为苏东坡，雁荡山僧转为秦桧等等的故事。净土宗和禅宗一直到明末的莲池大师主张禅净结合，两宗争论才结束。 宋元时期，佛教与中国文化已从冲突走向融合，儒、释、道合一渐成潮流。 当然，这中间也经历了相当复杂的矛盾和磨合的过程，唐代以前基本上是佛教传播和发展阶段，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两朝，佛教总的趋势是衰微和融合进民间信仰以及与儒、道相调合。 元朝蒙古民族崇尚藏传佛教，但对汉地佛教也采取保护政策。 明朝的兴起与元末信奉明教与白莲教的红巾军息息相关，再加朱元璋就是红巾军出身，所以明太祖建立明朝后对宗教采取抑制和利用兼并的政策，除了将考试自由发挥改成八股文，并修订佛教道教的教规法事仪轨。 而且每位皇子出世都要剃度一名僧侣；确认三教平分的地位，主要希望藉此打压摩尼教、白莲教与弥勒教等宗教组织再度变成反朝廷的起事军，并且希望利用佛教、道教等宗教的力量来维护社会秩序，但是严禁僧道参政以及弘法遭到限制，于是得到“皇粮”全面保障的佛教与道教演变成缺乏精神上的创新追求，亦脱离广大信众，民众转而寻求民间宗教作为慰藉，而北直隶军人罗思孚则采用禅宗思想，开创了知名的罗教，罗教的无生父母之说，影响了所有的民间教派。 明朝中期以后，佛教受皇室宗教活动加强的刺激与儒家的矛盾尖锐起来。这种矛盾促使部分士大夫强烈反对寺院修建并发表辟佛言论。集中体现这些政策精神的仍是儒家政治社会理念并倚赖士大夫群体的努力。其变动因素和矛盾来源，则在诸教向国家政权机关的渗透、皇室特殊化行为、民间泛神论多元信仰倾向、部分士大夫的三教合流信仰综合主义，亦有一部分官员信仰天主教来寻找新的思想。大众（众生）求神拜佛拜泥菩萨的行为方式，本质上是对佛教的误解。 明朝对藏传佛教政策与对汉传佛教政策有同有异。其重要差异之一是，明朝对藏传佛教政策与对西部边疆政策紧密相关，而对汉地佛教政策则于周边关系政策基本无关。此外，部分士大夫以藏传佛教为“番教”，认同程度逊于内地佛教。明朝一些皇帝因藏传佛教的喇嘛多擅长某些“法术”，对其有特殊兴趣，并因而导致士大夫针对相关政策的批评。 藏语系佛教： 藏语系佛像 藏传佛教主要流行于西藏、云南、四川、青海、新疆、甘肃、内蒙古等省、自治区，藏族、蒙古族、裕固族、门巴族、珞巴族、土族群众普遍信仰。 佛教传入我国西藏地区是在公元7世纪左右，在几乎同一时期内，分别由我国内地和印度两路传入，既有我国内地佛教也有印度佛教施加的影响，后在青藏高原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经过长时期与本土苯教的斗争和互相影响，逐渐形成为适应当地社会历史​​条件的、民族性的、地域性的宗教（即藏传佛教），形成了宁玛派（俗称红教） 、萨迦派（俗称花教）、噶举派（俗称白教）等教派。继而扩展到蒙古和其他民族地区，到公元18世纪达到极盛时期。 传播的地区包括今西藏全境，四川、云南和甘肃的部分地区，青海大部分地区，内蒙古地区，新疆的蒙古族地区，还有今天的蒙古人民共和国、俄罗斯的布里亚特共和国和图瓦自治共和国以及尼泊尔、不丹、锡金等国家和地区。 在中国信仰藏传佛教的民族有藏、蒙古、土、裕固、门巴、珞巴、羌、锡伯、怒、纳西等少数民族。 目前藏传佛教有寺庙3000余座,僧尼14万人,活佛近2000名。      南传上座部佛教： 南传上座部佛像 中国南传佛教即上座部佛教主要分布于云南省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思茅地区、临沧地区、保山地区，傣族、布朗族、阿昌族、佤族的大多数群众信仰南传佛教。 上座部佛教又称“巴利语系佛教”(俗称小乘佛教)于公元6世纪初传入中国云南西双版纳，经长期与地方传统宗教的协调，于16世纪兴盛起来。 现主要分布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及保山地区。普遍信奉此教的民族有傣族、德昂族、阿昌族及部分布朗族、佤族。 历史上，上座部佛教分别从缅甸和泰国传入，分为缅、泰两大派。现两派之间的界限已不明显。 目前信教群众130多万。共有寺庙1700多座，比丘2000多人，沙弥近6000人。 佛教在亚洲国家的影响最深，佛教思想已经融入信仰佛教国家的人民的生活中。印度虽曾为佛教的兴盛之地，但现今已经式微，只有在靠近中国的边界处，佛教信仰才较为浓厚。 目前佛教主要分布于中国大陆、台湾、日本、韩国、蒙古、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新加坡、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尼泊尔、不丹、文莱和澳属的圣诞岛，同时亦在印度、孟加拉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和哈萨克等国境内有零星之分布，另外北朝鲜因为当地北朝鲜政府的压制，信仰佛教的人数变的十分稀少。99%的佛教徒住在亚洲。其中，佛教在泰国、柬埔寨和不丹被立为国教。 近年来，佛教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也有发展。72%的佛教徒在其居住国家属于宗教少数群体，28%属于宗教多数群体，居住于7个国家（蒙古、不丹、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斯里兰卡）。 佛教传播到每一个地区以后，由于受到当地社会、政治、文化的影响，形式和内容都有相应的变化，形成许多宗派。在东亚地区也是如此。 作为中国佛教的一部分与分支，台湾佛教系统由中国闽南地区传来，世俗化的信仰体系（其中代表为岩仔和高僧信仰）为其一大特色，与以出家僧侣为主的丛林体系（以四大法脉为代表）并立。 台湾战后时期，中国大陆传入江浙系统的汉传佛教，盖过原有本土佛教势力，使得原有的本土佛教体系常遭误解。 日治时代传来日本佛教，共有八宗十四派的日本佛教支派来台传教，战后，因政治因素影响撤出台湾，至解除戒严后，才又重回台湾弘法。此外，尚有藏传佛教和上座部佛教传入。台湾大约35%人口是佛教徒，不过，其信仰人数可能与道教、儒教或一贯道等其他台湾民间信仰，甚至与其他新兴宗教有重迭的情况。 经过2000年的发展，佛教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汉语系佛教有寺院万余座，僧尼50000余人，还有众多在家居士。 日本：有天台宗、真言宗、净土宗、净土真宗、禅宗（临济、曹洞、黄檗）、日莲宗、律宗等；现代尚有属于日莲系的新兴宗派创价学会、立正佼成会等。 韩国：有曹溪宗、天台宗、涅盘宗、太古宗和圆佛教等。 斯里兰卡：早期有大寺派、无畏山寺派和祇多林寺派；现代有暹罗派、阿摩罗普罗派、罗曼那派等三大派。 越南：有灭喜禅派、无言通禅派、草堂禅派、竹林禅派、了观禅派和禅净合一的莲宗派等。 缅甸：早期有僧伽罗僧伽派、末罗姆摩僧伽派、偏袒派、全缠派，现有善法派、瑞琴派、门派等。 泰国、柬埔寨、老挝：主要佛教宗派有法相应部和大部派。 全球佛教徒达5亿人，佛教徒人数远少于基督教(约24亿信众)与伊斯兰教(约15亿信众)，但是一般仍旧认为基督教、伊斯兰教与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这是因为虽然印度教信仰人口统计达10亿人远高于佛教，但是印度教具有民族限制，集中特定国家(例如：印度或尼泊尔)，而犹太教亦有民族限制(例如：教规导致外邦人不易入教)，相较之下佛教提倡平等、和平与博爱的思想，较无民族性限制，因此普遍认为佛教更适合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并称世界三大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