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自述97
年过花甲，反思人生，功思退，过思进，是我此生的最大体会。也许，人生的最大弱点就是“护短行为”。为了这护短，既会否定错误，也会否定事实，靟靟者，多而杂。
在中国的传统思维中，总有一个怪现象困扰着我们：儿子必须向父亲认错，父亲又有几个会向儿子认错的？下级必须向上级认错，又有几个上级会向下级认错的？就以中国的主流媒体来说，在所谓“大跃进时代”里，媒体撒了多少谎？在文革浩劫中，媒体的煽风点火有案可查。可是，有哪一个主流媒体会公开认错？在这些中国主流媒体的大事件记录中，过去的错误统统简笔略过，媒体的历史是年年光辉、天天正确。
在这种“护短行为”的怪圈思维中，一大批高层领导几乎也不例外。文革已经明文否定了，但对文革的起因、发展、终极，没能得到客观的结论，尤其是对那些曾经参与文革，特别是在文革中伤害过战友、同事，直接危害了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人，除了大讲他们曾经受到的迫害外，为什么就不想想，他们自身又迫害过多少人？
我们谁都无法否定文革是毛泽东发动的，但文革走过的每一步，并非是谁能预先设定的。在文革初期，毛泽东就提出了要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可以说刘少奇是冲在最前面的，而且还提出了要清理教职员工队伍。1966年6月27日下午四时 ，在人大会堂安徽厅，邓小平主持了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刘少奇在这个会作了讲话，大批彭、罗、陆、杨，罗列了一大堆“罪状”。
刘少奇还在这个会说了一通奇谈怪论：“这次文化大革命反对的重点，是反对党内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当权派，彭、罗、陆、杨都是党内的，陆平是党内的，蒋南翔也是党内的，清华大学的运动起来后，他压制民主，怎么能压制的了。党外也有这种当权派，不论是幕前、幕后的也必须反对。但是党外的当权派实际上不多，在幕后的恐怕多一点，我们在城乡四清运动中，搞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追到幕后，就是地、富、反、坏、资本家和小业主。”
正是刘少奇转移了文革斗争对象，全国出现了学生批斗教师，批斗地、富、反、坏、资本家和小业主，甚至划分出红五类与黑六类两种不同的子孙辈来。
当红卫兵运动爆发后，又是刘少奇转移了文革斗争对象，他在1966年6月初召开了中央会议，决定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并指示：“中学文化大革命的任务主要是审查教职员队伍”，“中学教师要集中交待问题，像四清中召开三级干部会一样”。北京各中学教师陆续被集中逐个检查交待问题。于是全国遵照执行。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全国掀起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运动，已变成了批斗教师的乱局，此始作俑者就是刘少奇。
在1966年6月27日 召开的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主持会议的邓小平在刘少奇讲话后，作了总结：“彭、罗、陆、杨问题的揭发是党和人民的大事，在某种意义上讲，比高、饶事件，彭、黄、张事件更大。这是正常的现象，是健康的现象，用剥笋的办法，是健康的现象。这样理解，就不会忧心忡忡了。”邓小平和刘少奇在文化革命开始时，都提出了用“剥笋的办法”。
粉碎“四人帮”后，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得到了平反，刘少奇和邓小平也得到了平反。当然，被彭真批斗直至自杀身亡的吴晗、邓拓也得到了平反。
但那些整别人，后来又被别人整的人，无论是死了，还是活着，生前是否对自己的错误有过检讨和反省？
文革的进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是谁能预先设置的如此之疯狂。文革中的批斗模式，其实就是取经于刘少奇和王光美推行的“桃园经验”方法，包括吊飞机、戴高帽、游街坊、施暴力。
为了扭转已失控的文革斗争大方向， 1966年8月5——就是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进行期间，毛泽东用铅笔在一张报纸的边角上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7日 ，毛泽东在誊清稿上修订后加标题，在当日会议上印发。文中指出中央有另外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矛头直指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
同日，全会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中央政治局常委没有按得票的多少排列名次，林彪被列在第二位，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刘少奇由原来的第二位退居到第八位。全会没有选举主席和副主席，实际上保留了中央主席，取消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副主席的职务，会后不久，林彪成了惟一的中央副主席。
毛泽东认为以往的阶级斗争形式已不能满足需要，所以要采用全面夺权的极端方式来开展“文化大革命”，并且为此目的而采用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手段。这种全面的阶级斗争，即所谓全面夺权的斗争方法，其结果是造成了全国规模的大动乱。
毛泽东穿着军装检阅了群众。在大会上，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北京师大附中“红卫兵”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红袖章时，毛泽东问她的名字，她说叫“宋彬彬”。毛泽东说：“要武嘛”。以后，“红卫兵”将“要武”与“武斗”等同。此后“红卫兵”也称毛泽东为“红卫兵的红司令”。
会上，陈伯达和林彪在讲话中在毛泽东名字前冠以“四个伟大”：“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以后“四个伟大”的套语流行全国。
林彪在会上，还号召“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即以后统称为破“四旧”。
在毛泽东第一次接见30万红卫兵后，这些“小将们”走向街头，开始了“破四旧”运动。
这场史无前例的风暴给整个文化界带来的是一场浩劫。在破“四旧”过程中，全国上下总共约有1000多万人家被抄，散存在各地民间的珍字画、书刊、器皿、饰物、古籍不知多少在火堆中消失。在这场风暴中，孔庙被砸、孔子的坟被掘，无数的文物被毁坏。
文学家老舍被迫害致死，仅仅是文学、艺术家们灾难的开端，跟着被迫害死的有：文艺理论家叶以群、翻译家傅雷、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文艺活动家刘芝明、剧作家海默、电影导演蔡楚生、作家杨朔、导演孙维世、作家陈翔鹤、导演郑君里、作家赵树理、肖也牧、诗人闻捷、文艺理论家邵荃麟、文艺评论家侯金镜、巴人、作家魏金枝、周洁夫、导演焦菊隐、诗人孟超。
上联：庙小妖风大，
下联：池浅王八多，
横批：阎王殿。
这幅对联，后来流行于全中国。因为中宣部确实是被毛泽东钦定为阎王殿了。
在那年8月下旬，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会议上说：“过去规定的东西，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公安机关的，不要受约束。”“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
此后，北京和全国掀起 “红卫兵”抄家和打人的活动。仅8月27日 －9月1日 ，北京大兴县就打死325人。
毛泽东从1966年8月18日 开始，连续八次检阅由年轻学生组成的红卫兵，促使红卫兵运动在文革初期迅速席卷全国。
事实上，中国的红卫兵并没有统一的组织，随着1967年进入夺权阶段后，围绕权力分配纷争吵闹不休，红卫兵组织分裂为不同的派别，以致发展到大规模武斗。
毛泽东于是说“现在是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为此，工宣队、军宣队相继进入学校等单位系统，红卫兵逐渐失势，退出了文革舞台的中心。
随着1968年开展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红卫兵作为一支文革中的政治组织终于解散。
如今，文革已被否定了。但没人会主动和坦承地承认自己在这场文革浩劫中的责任和过错，高水平的领导，不是不犯错误，而是犯了错误要认错。
中国有太多的活毛驴，都是犟种；
中国也有不少死鸭子，死也嘴硬。
马不打不走，钟不敲不鸣，理不讲不清。文革之罪，到底谁负？
中国人好护短，甚至家丑不可外扬，于是可以改写历史。看看那些悼词，也能明白许多。不少入棺者，除了在悼词中有文革中曾受到迫害之外的评语外，是绝对不会说其在文革中也迫害过别人的事。
“否定错误”就是“否定事实”，可悲的是这种护短行为至今没有根绝，比如那个反腐问题，高喊“反腐”者，自己是不是也有“腐败”？“拒绝错误”的口号，天天都可以喊得很响，那是喊给别人听的；“拒绝认错”的口号，那喊不响了，明知故犯，明哲保身，明白人都懂得如何去为了护短而装糊涂。
20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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