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自述104
有一些怀念文革的人,就会说:“文革时代没多少腐败”,“文革”就是“最本质的反腐”。“文革”时代真的“没多少腐败”?恐怕这只是对那段历史的曲解罢了。文革“走后门”腐败之盛,人人皆知,谁也掩盖不了这段历史。
事实上,建国后的贪污腐败、特权阶层就一直存在着,官员贪污腐败已相当严重。当时许多制度尚未完善,譬如实行的机关生产、单位小金库,又称“小家当”,供给制及工资制双轨并行等,就滋生了许多问题。各级干部大多都有涉嫌非法谋利、偷税漏税、挪用公款、损公肥私等的问题。
更为严重的是干部的特殊阶层也日渐形成。高级干部享受着紧缺和优质商品的特殊供应,并且多数因工作关系还享受着秘书、警卫、司机、勤务、保姆、厨师以及医疗和专车、住房等特殊待遇。毛泽东的茶具就是特供产品,首长们还有特供香烟,由烟厂特设车间专门制作,并有专门机构管理。“文革”时,就连王洪文使用的一只特供保温杯,就可花掉国家资金1600元.。当时一个上海农场知青的月收入才18元钱。
中国历来讲等级制,中国在1955年实行军衔制的同时,在全国实行了行政级别工资制,行政级从1级到24级,月工资从590元到45元不等,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按照第一次拟定的行政级别工资方案,中共高层官员的收入相对是比较高的:
一级(军委主席)600元;二级(副主席)550元;三级(元帅)500元;四级(大将) 450元;五级(上将)400元,包括各大军区、省、部级正职。
由于当时社会的大环境、大氛围所决定,当时大学校长的行政级别也相当高,很多党政军的干部都惹不起。如:武汉大学校长李达,据说是行政三级,相当于元帅级别。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与朱德等人并称为延安十老。哈军工校长陈赓大将,行政四级。
为何大学校长们的福利待遇那么出众?
那得从当时的招生人数说起。文革前,每年招收的大学生约10万人,与今天的六七百万之众,真是不可同日而语。比如全国前十名的学府——北大、清华、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哈工大、浙江大学等等,每年所收的学生也不过千余人。
再说招生比例。文革前录取比例在百分之三左右,普通高中的学生要想进重点本科,可以说是难于登天。
于是高考录取成了社会怪胎。文革前要想开后门进大学可以说是难于上青天。据说黑龙江省长李范五的女儿,没有考取大学,想开后门也无可奈何,最后只好在哈尔滨医科大学旁听——旁听生。难道那时就没有开后门的情况?当然有,除非你可以通天。比如毛远新就可以在清华大学、哈军工之间跳跃,谁敢与之争锋。
中国的大学“开后门”现象蔚然成风,则是在招收所谓“工农兵学员”时开始的。所谓招收“工农兵学员”,就是看出身,讲血缘,论背景,“红二代”走进了高等学府,顺理顺章。此后就一发不可收拾,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才有所收敛。如果实在进不了高校,通过学习各种关系参军入伍,也是一条人生仕途捷径。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那个时代的领导人一边口口声声高喊惩治腐败,一边却又享受着各种特殊福利待遇,有高薪,还有房有车,出行不用化钱。还能利用职权,荫福子孙。这些特权人物不仅没有为腐败横行负责,还落得铁腕整治腐败的美名,实为历史的一种讽刺。
中国的腐败历史,总会扯上荒淫的性生活。
1968年,毛泽东号召的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后,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女知青遭干部性侵犯相当普遍,已成为当时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尘劫•知青畅想曲》一书就这样记载:“在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第八期会议简报上我们可以看到:辽宁省1968年至1973年,共发生摧残知青和奸污女知青案件3400多起,四川省3296起。”“据国务院知青办简报第11期登载,……黑龙江兵团发生奸污女知青事件365起;内蒙古兵团发生 奸污女知青事件247起;云南兵团奸污女知青事件139起;广州兵团奸污女知青事件193起。其中师级干部2人,团级干部38人……黑龙江兵团简报第十六期登载,黑龙江兵团某副参谋长调戏女知青七人,边学习中央文件边调戏女知青。二十五团副团长在全国召开打击批斗奸污女知青罪犯大会的同时,还在办公室里强奸了一名女知青。”
腐败还应该包括赎职。
文革时期,全国各地深挖洞,回过头来看这些所谓“人防工程”,实在是劳民伤财。说这些简易的防空洞能够防止原子弹,纯属欺人之谈。也许有人会辩解说可以“平战结合”,用于平时的生产、生活,那也是瞎话。事实是最好的证明,在现在能够利用的防空洞微乎其微,大部分都已废弃了,甚至还留下一些隐患,比如地面塌陷。
文革腐败源自高层特权,但也漫延到了整个社会。
回顾“文革”年代,生活必需品都由掌握权力的人在分配,人们为了满足生活不得不动用各种各关系“走后门”。因为“文革”期间,蔬菜和粮食供应都要凭票证,日常生活用品也要凭票供应,即使在那样一个“私”、“利”受到最严厉斥责的时期,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供应与服务背后,“通风报信”、“代购紧缺物品”等“开后门”现象,以及“伪造单据”、“少付多找”、“串通出货”的行为比比皆是。对百姓而言,是实实在在的文革生活记忆。
与特权腐败对应的是,文革中出现的投机倒把状况,屡禁不绝。有人还通过伪造毛泽东像章牟利。文革中的“黄牛”很牛,现在大家都知道“黄牛”就是票贩子的意思。老上海人嘴里的“黄牛”,却是指不负责任的人。因为黄牛无肩胛,不像水牛那样可以负重,承担重活。当然,现代上海人对“黄牛”的理解与其它地方是一样了。文革中的“黄牛”与当代“黄牛”也有不同的地方,那时的“黄牛”能够负责任,讲信用,需要什么样紧张的票,他都能给你搞到,不会是假的。当然,进化后的当代“黄牛”,与时俱进,已经学会了普遍造假。
如果要考察“文革”时代的腐败与当今腐败的区别,那么“文革”时期整个社会在物质上都是极其匮乏的,权贵们图的只是特权享受,庇荫子女。腐败现象对民众的冲击波,也只是蜂拥争相去通路子,开后门,为一已小利而已。如托熟人,找关系,主要是为了解决“房子”,早些安装电话、买彩电、买自行车、甚至买香烟等等,都要“走后门”才能买到。
“开后门”,中国古已有之。
“开后门”一词,可首见于明人王一鹗的《总督四镇奏议十·举劾四镇将令疏》:“占公匠六十余名,各色营造私开后门,物议沸腾。”这里的“开后门”,是指“开方便之门”,即在房屋的两侧或后面开一些小门,以方便人的出入。这就是“开后门”、“走后门”的初衷。
在中国古代,后门开得最牛的要数衙门,所谓“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就是此理。也从那时起,“走后门”和“行贿”互通有无,一般就是指“买通官府”,通过非法途径,或则委托熟人,把不合法的变成合法。
当代中国的“走后门”现象远比文革时期疯狂。买通官府的行业垄断、利益集团、圈地建房、入学深造、谋职升官、出国考察……都有“量身定制”的潜规则,没有最雷的,只有更雷的!
擅自动用公共权力的腐败现象已泛滥成灾,富二代、官二代、名二代正在变成“二代官”,
谁又能与之争锋?
还是重读一下中国相关典故吧。
据酒徒新书《家园》描述:大隋朝承袭汉制,官府衙门都是坐北朝南。如果职位高到可携带家眷上任,官员的妻儿老小通常都安置在衙门后宅。平素公务往来,客人走得全是前门,只有私交甚好的朋友或者自家晚辈才走后门入内。
相传北宋年间,宋哲宗死后,宋徽宗继位,以蔡京为相。蔡京拼命贬谪和排斥旧吏,并规定其子女不得出仕和入京,甚至连其诗文也不准流传,因此引起了人们强烈的不满。一次朝廷设宴,艺人们在宴间演出了这样一幕:一个大官据案中坐,传判各事。有个和尚要求离京出游,因其戒牒是哲宗年间的,即被令还俗;一个道士遗失度牒要求补发,因是哲宗年间出家的,立即被剥下道袍,复为百姓。这时,一个属官上前低声说:“今国库发下的俸钱一千贯,皆为旧时钱文,如何处置?”这个大官略作沉思,悄悄地说:“那就走后门,从后门搬进来吧” 至此以后,凡是给官府送礼送钱的,均走后门。这走后门便就这样传了下来。
南宋吉水人罗大经所撰《鹤林玉露》,在甲编卷6中就有“留后门”一条,其文曰:“今若直前,万一蹉跌,退将安托?要须留后门,则庶几进取有据。”这里所说的“留后门”,就是指办事“留退路”的意思。
反思文革中的“走后门”现象,再纵观中国古今官场,多少七老八十的权贵仍在发号指令?他们永远没有退休的年龄,即使退下原官位,新官职也已留好了,去某个协会某个研究院或某个基金会上任。“走后门”与“留后门”,古已有之,不必大惊小怪了。
“请开方便之门,望能给予通融。”已是中国文化中的流行俗语,更何况“礼尚往来” 是中国文化国粹,后门堵不得,也堵不了,国情所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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