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杆子”和“枪杆子”的较量

我的自述２０７ 

中国人最崇尚的就是“枪杆子里出政权”这句话，还有就是那句“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民谚，这两句话可说无人不知晓。但在1967年年初，中国红秀才与黑老帅的叫板，正式面对面了。最典型的事例，就是上海“一月风暴”的夺权斗争和北京“二月逆流”中老帅群起抗争。重温这段历史，“一月风暴”实际上是由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王洪文等挑起的“一月逆流”，而 “二月逆流”则是由老帅们同中央文革成员进行面对面两次斗争掀起的“二月风暴”。但所有的一切较量，都是在伟大统帅的掌控之中，最终是秀才们武装了起来，将帅们低头认错，中国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毛泽东撰写的《我的一张大字报》拉开了中国政坛大决战的序幕，毛泽东还曾称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为20世纪60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1967年1月底，以徐景贤为首上海“笔杆子”们显然是受到毛泽东的话和中央文件的启发，在与上海各造反派在起草夺权宣言时，也就想到了那个巴黎公社，提出要把巴黎公社的革命精神写进上海的夺权宣言，主张“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公社委员由群众直接推选”，“公社委员是人民公仆，工资收入不得超过普通工人”等等。初稿写出后，即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宣言》。

1967年2月1日，中国另一个著名的“笔杆子”戚本禹，在接见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北京矿业学院“东方红”和北京市公安干部时，也曾说过：最近正考虑成立一个联合组织“北京人民公社”，中央有这个意思，要进行筹备，要按巴黎公社原则选举它。现在中央文革在讨论，由谢富治副总理负责。

中国南北笔杆子遥相呼应，都在为大夺权后的权力组织名称费尽了心机。不过，徐景贤在中国最大的笔杆子张春桥和姚文元的直接策划下，领先了戚本禹一步。

2月3日凌晨，张春桥和姚文元召开了各群众组织主要负责人的紧急会议。张春桥一到场就开门见山地说：“今天把你们紧急请来，就是要商量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大事。你们急着要建立自己的政权机构，急着马上就开成立大会，这种心情我和文元都是理解的，我们当然也是支持的。但是，一个新的政权的建立，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啊！在这个权力机构里，光有你们这些群众组织的代表还不行，还应当有革命干部的代表。可是上海市一级的干部都没有‘解放’，那么，就算我和文元是革命干部的代表吧，我们的机构里还要有军队的代表，驻沪的陆、海、空三军究竟派谁来参加三结合的权力机构呢？他们三军的领导机关还得商量一下吧！”

姚文元接着说：“成立新的权力机构这样的大事，我们还要向毛主席和党中央作报告。再说，召开这样大规模的成立大会，有许多准备工作要做……。”

张春桥说：“是呀，我们还应当发表一个像样的宣言，现在宣言的初稿写出来了，可是我和文元还没有来得及看，我们想要仔细推敲修改一下……还有，成立大会上各方面的代表要发言，我们也要讲讲话，这些都需要时间准备。所以，我建议成立大会是不是推迟几天？” 

这时，王洪文急不可耐地站起来对笔杆子们说：“上海人民公社开成立大会的事，我们己经布置下去了。我的意见大会不要延期太久，不然群众的情绪会受到影响。”许多人也都主张趁热打铁。

最后张春桥一锤定音：1967年2月5日下午在人民广场召开成立大会，正式宣布上海市新的权力机构——上海人民公社的诞生。

2月5日下午，上海100万人参加了大会，宣布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张春桥在大会上致辞，说：“我们的‘一月革命’，确实是伟大的人民革命。……这场胜利，如同1949年5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一样，将永远记在上海人民的心里。”姚文元发表演说，称：“上海人民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

大会宣读的上海人民公社通令指出：“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

会后，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游行。游行队伍穿街过巷来到上海市府大厦。“上海市人民委员会”的牌子被摘了下来，用铁锤砸碎，丢到火里烧掉，接着挂上了“上海人民公社”的新牌子。

上海人民公社宣告成立了，张春桥任主任，姚文元、王洪文任副主任。笔杆子张春桥、姚文元夺得上海领导权后，即筹划建立新领导机构，并声称：“上海人民公社的建立，标志着上海夺权的完成。”随后，中国各地的造反派效仿上海，也组成了各种名称的临时政权。

但时，在2月13日那天，曾经主张联合组织“北京人民公社”的北京笔杆子戚本禹突然改口了，他给聂元梓、蒯大富打电话说：大联合组织，是否用北京公社的名义，希望你们商量一下。显然，戚本禹得到了最新的高层动态信息，放弃了“北京人民公社”这个名称。

原来，在2月10日，谢富治与三司等群众组织座谈时曾说：(各造反派)要成立一个过渡式的统一组织……上海起了一个人民公社，《人民日报》就没有发表，北京就不一定叫公社。

同样也是2月10日，上海的张春桥、姚文元在接见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等群众组织时，却仍然在说：北京叫“北京人民公社”，我们上海也叫“上海人民公社”。《人民日报》里有句话，不知道你们注意了吧！去年6月1日毛主席就把北京大学的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称为20世纪60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这时，毛主席就英明地天才地预见到我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崭新的形式。

2月11日，在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碰头会上，老帅叶剑英就严厉责问：“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叶剑英又问笔杆子陈伯达：“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

戚本禹突然改口当然与这些争论有关，更直接的原因却是毛泽东为名称问题提出了质疑。毛泽东说：“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以来的一系列问题，你们考虑了没有？如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那国务院叫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叫什么？这样就产生了改变政体问题，国号问题，是不是要改成中华人民公社呢？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否叫中华人民公社主任或者叫社长？紧跟着还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发生外国承不承认的问题。苏联不会承认，因为承认会给苏联带来麻烦，怎么出了中华人民公社？它不好。” 毛泽东指出：“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

“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后，立即遇到了谁也想象不到的麻烦。上海夺权的前台指挥是笔杆子徐景贤，秀才造反取得成功后，他随后担任了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还当选九届和十届中央委员。徐景贤回忆当时情况说：

第二天(即1967年2月6日)，我们这些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成员就进入外滩大厦办公。可是，左等右等，一连等了三四天，不见新华总社发布电讯，也不见《人民日报》刊登“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报道，只有上海的地方报纸《解放日报》、《文汇报》等天天在大肆宣传。过了几天，上海街头出现了《一问上海人民公社》、《二问上海人民公社》……的大字报，张春桥、姚文元也坐不住了；2月11日，张春桥把我单独找到兴国路招待所去，告诉我说：明天他要和姚文元到北京去一次，向中央汇报关于上海夺权和建立新的权力机构的事。张春桥再三叮嘱：这个行动只让你一个人知道，千万不要外传，免得在上海引起不必要的猜测；上海有什么情况，可以随时打电话到北京告诉我们。

2月12日，张春桥、姚文元飞到北京，在12日至18日的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毛泽东三次接见了他们。关于“公社”名称问题，张春桥在上海的群众大会上是这样传达的：

毛主席说：人民公社成立以来，一系列问题你们考虑过没有？如果全国成立公社，那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不要改名？改的话，就改成中华人民公社，人家承认你吗？苏联就可能不承认你，英、法倒可能承认。改了以后驻各国的大使怎么办？等等一系列问题你们考虑过没有？现在许多地方都向中央申请成立人民公社，中央有公文，除上海人民公社外，其他地方都不许搞人民公社。主席建议：上海还是改一下，改成革命委员会，或者还是改成市委或市人委。

2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夺权斗争宣传报道问题的通知》，明确地指出： 　

(一) 各省、市、自治区领导夺权斗争的权力机构，叫什么名称？是不是真正做到三结合(即由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党政机关真正有代表性的革命领导干部组成的)？今后要先报告中央，经中央批准后，再在当地报纸上发表。

(二) 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城市的政权组织形式，除对上海中央另有指示外，一般的不要采用人民公社的名称。

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认为“一月风暴”是“今年展开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一个伟大开端”，号召“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自下而上地夺权”。

2月23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通过《关于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决定》，指出：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夺权斗争宣传报道问题的通知》中的指示，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就上海临时最高权力机构的名称问题进行了讨论。我们深深感到，这一指示充分体现了中央对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大关怀，对上海人民的革命精神的最大爱护。我们坚决拥护中央的正确指示，一致通过把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称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在这场夺权组织名称的争论中，老帅们占据了上风， “上海人民公社”的名称最终被废止了。2月5日成立时被欢呼为“万岁”的“上海人民公社”，存在仅仅18天，就寿终正寝。

但在这场名称争论中的赢家，还是那些秀才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为上海新政权的组织形式。在名称和权力这两者之间，夺取权力才是最重要的。

    上海秀才的夺权斗争为全国开了先例，刘少奇、邓小平在北京被再度声讨。毛泽东对上海的夺权行动表示赞誉，向中共党委和政府夺权之风，迅速席卷全中国，大动乱的局面更加严重，多个省区市领导人被批斗，中央和地方政府机关陷入瘫痪。“笔杆子”和“枪杆子”的斗争，也从会议桌漫延到全国各地。

    1967年年初，武汉军区两大派群众组织“工人总部”和“百万雄师”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规模不断扩大并时时伴有武斗，流血事件频频发生。

1月下旬，人民解放军奉命“支左”，军队正式介入了文革地方运动。

2月8日，武汉的“激进派”接管了设在汉口红旗大楼内的长江日报社，并在《长江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激进派”提出:“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

2月11日至16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因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又称“怀仁堂碰头会”。在这次会议和稍前召开的中央军委会议上，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对与会的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了大义凛然、针锋相对的面对面的激烈斗争。

2月18日晚，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严厉批评了在怀仁堂会议上提意见的老帅们，指责他们是搞复辟，搞翻案。从2月26日至3月18日，在怀仁堂召开了7次“政治生活会”，批判这些同志，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以“二月逆流”加罪于他们。“二月逆流”，实际上是文革初期中国共产党内一次公开的抗争。

中国的“枪杆子”们也许不会在“笔杆子”的压力下，就此放下武装。自1月下旬，人民解放军奉命“支左”后，军队介入了文革地方运动，武汉军区针对武汉 “激进派”接管设在汉口红旗大楼内的长江日报社后，在《长江日报》上发表的《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在2月28日发表了武汉军区的《严正声明》，还派军队重新“接管”了红旗大楼。

毛泽东不能容忍老帅们对文革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批评，从2月25日到3月18日在怀仁堂开了七次批判他们的“政治生活会”，给他们扣上了“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延安整风运动”等大帽子。老帅们被迫在会上作检讨，周恩来也作了自我批评。

武汉军区派军队重新“接管”红旗大楼，正是在此次会议期间。于此同时，全国掀起了“反击复辟逆流”的恶浪，更大规模地打击迫害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老一辈革命家相继遭停职、批斗侮辱和迫害。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同年7月，毛泽东、周恩来、谢富治、王力等，专程去武汉，解决武汉问题。

后人在清理中共中央党校的“文革”小报资料时，曾在成堆的油印资料中，翻捡出一份油印传单，题为《给全体共产党员的紧急呼吁》。这是一篇鲜明地反对“文革”的檄文。传单署名是一个共产党员。在“文革”的“恶攻”罪行中，应属于“反革命匿名信”一类。传单的落款时间为1967年2月。这个日期，正是“文化大革命”进入夺权斗争阶段，各种群众组织纷纷夺取各级各单位的党政大权，也是老帅们奋力抗争，属于全国范围的“天下大乱”时期。此文，直揭“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劫难，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也直接指出了毛泽东的一系列错误。但此文作者却成了一个千古之谜，人们只能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与猜测了。

毛泽东从未放弃过军队武装，即使号称“文化大革命”，军队也从来就没有放弃对这场运动的干预作用。毛泽东身穿军装登上天安门城楼，八次接见红卫兵，提出“不爱红装爱武装”、“要武”等，给文革带来了震撼世界的“武文化”。中国秀才造反时，也懂得并学会了在抓“笔杆子”时，也要抓“枪杆子”。

1967年2月，由中国“笔杆子”张春桥、姚文元和徐景贤扶持的上海“工总司”头领王洪文，摇身一变成为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后，首先搞起了“文攻武卫”，将上海“工人阶级”武装了起来，工厂里、马路上，到处可以看到头戴安全帽，手持武器的工人武装队伍。

    江青一方面说，反对武斗，一方面又强调“文攻武卫”。江青曾在1971年9月5日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说：“谁要跟我武斗，我一定要自卫，我一定要反击。”“当阶级敌人来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们手无寸铁怎么行了？”于是，遍布全国的武斗均打着“文攻武卫”的旗号。

值得关注的是那年2月，部分“老红卫兵”被特殊照顾参军入伍，成为中国特殊年代里最特殊的所谓“内部当兵”。

那年2月，相关部门发出通知强调: 停止全国步行长途串连。大串连，在世界历史中留下了滑稽而又苦涩的一页。

在反击“二月逆流”中，老将们纷纷落马，秀才们却跨上了战马，文革掀起的狂潮，引发的悲剧，还没有就此结束。

“文革”虽已远去了，但每个经历的人忆起那些疯狂岁月，无不心寒胆颤，理想变成了茫然。祸国殃民的文革运动，是一场毫无人性的“革命”，荒唐、愚昧、疯狂，也让所有的人失去了理智。从“文化革命”到“文攻武卫”，倒退了历史，崩溃了经济，杀戮了民心，害死了一批人，耽误了一代人，愚弄了几亿人。其悲剧性既“史无前例”，更为古今中外叹为观止。

 2013－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