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正阳门，俗称“前门”。至今已有500余年的历史了。正统四年（1439年），为了加强京师的防御能力，在京师各城门外添建箭楼，正阳门箭楼就是此时建成。在城楼与箭楼之间原有一座巨大的瓮城，南北长108米，东西宽88.6米年为空场。瓮城四向各辟一门，均为拱券式门洞。大都城位于北京城南北中轴线上，在天安门广场南缘，前门大街北端，现存城楼与箭楼。城楼与箭楼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那么，今人应该如何理解城楼与箭楼的作用呢？
在中国古代建筑学中，城门是城防设施上的重要部分。为了加强防卫自两汉起，城门之外普遍又筑一道重门，里外门之间的围合空间称为“瓮城”。需注意的是，瓮城城门并不一定正对内城门所开，而是转弯开在侧面。这样，平时它可以阻挡城外风沙的侵袭；战时它为守城将士提供了同敌人迂回和诱惑敌人的绝好条件，往往造成“瓮中捉鳖”之势。
中国传统瓮城的制式，是将其设于主城门外。南京明城墙一反此旧制，将瓮城设于城门内，在城体上革命性的设置了“瓮洞”，又称“藏兵洞”，曾大大加强了城门的防御能力。
城门之上是城楼。它是城的形象仪表，其雄伟壮丽的外观显示着民族的风采和城池的威严。早在秦代，城墙上就已出现了城楼。《汉书·陈胜传》中把它叫作“谯门”，城楼的主要作用是：守城将领的指挥部和瞭望所。由于其居高临下，所以又是极其重要的射击据点。
在中国古城墙上外侧，都筑有雉堞，又称垛墙。上有垛口，可射箭和瞭望。内侧矮墙称为女墙，无垛口，以防兵士往来行走时跌下。垛口，古代叫“陴
”。说明当时的城垛比较矮小而稀疏。我去过平遥，以那里的古城为例：城墙不足7000米，就有垛口3000个。其密度之大，可见垛口在古代城防的重要性。
在中国古城墙上，每隔60~120米，附着一个向外突出的墩台，形似马脸，故称“马面”，又称“敌台”。每个马面上，都筑有一个瞭望敌情的楼橹，称为“敌楼”。这是专为爬城的敌人设置的。敌台之间距离的一半，恰好在弓箭的有效距离内。一旦敌人兵临城下，相邻马面上的守卫将士可以对来敌形成夹攻和交叉射击网。仰望一座座敌楼，如同林立的岗哨，威武雄壮，令人敬畏。并且，多数敌楼正对着城内某条街巷，又可监控城内动静。由此可知，无论战时还是平时，敌楼都有治安防范作用。
在城墙的四角各有一座突出于城墙但于墙身连为一体的墩台，台上的搂橹名为角楼。角楼的高度和体量介于城楼和敌楼之间。登上角楼，视野开阔，居高临下，十分有利于瞭望、监控和痛击来自多角度的进犯之敌。
一般配城墙都是石墙，具有防火以及抵挡弓箭和其它投射武器攻击的功能。它略呈梯形。以明代扩建后的西安城墙为例：高12米，顶宽12-14米，底宽15-18米，周长约13.7公里。敌军若没有装备云梯或攻城塔，根本无法爬上陡峭的城墙。而城墙顶端的防卫者则可以向下射箭或投掷对象对攻城者施袭。攻城者因而全然暴露在开放的空间之中，相较于防卫者坐拥有坚强的防护和往下射击的优势，攻城者在向上射击时显得相当不利。如果城墙是建筑在悬崖或其它高峭的地方，其效力和防御价值将大为提高。
在攻坚战中，攻城术与城防无疑是矛与盾的关系，它们的相互作用共同促进了人类战争形式的变化。
夏商时期，城正处于起源阶段，规模很小。《战国策·赵策》曾这样叙述：上古四海之内，可以分为许多的国家，城的大小是三百丈。而进攻一方也鲜有专门的攻城武器。所以，这时期的战争几乎不见有典型的攻坚战，战争形式以野战为主。例如：商灭夏的“鸣条之战”，周灭商的“牧野之战”等。因此，这个时期总的说来无所谓城防和攻坚。
经过近千年的战火洗礼，中国古代城墙从周文公大规模封邦建国起，大步迈入了成长、定型阶段。从技术上而言，周朝的版筑夯土技术也已十分成熟。城墙完全用黄土分层夯打而成，最底层用土、石灰和糯米汁混合夯打，异常坚硬。例如五代时期夏国王赫连勃勃，在筑造国都统万城时他下令“蒸土以筑新城，铁锥刺入一寸，即杀作人而并筑之。”从中可看出，古代对筑墙的要求是多么的严苛。
随着筑城技术的发展，春秋时出现了女墙、雉堞和吊桥；秦代，城墙上已出现了城楼；两汉时已出现了瓮城；三国时期，马面、女墙、角楼等设施已普遍使用；唐朝，有些地方甚至在城门及拐角处用砖砌筑。此时，城墙上的附属构筑物已经完备，防御功能大大加强。
在冷兵器时代，面对高耸的城墙时，只有三个选择，一是挖掘地道，再来就是想办法超越十几公尺高的城墙，不然只好面对面破坏城墙。采用这种方法，除了可以使部队突入城防体系外，同时也可以在城墙的地基下挖掘，先以木板支撑挖掘的部分，然后放火焚烧支架，地基一松动，城墙就会倒塌。攻城部队就可以蜂拥而上冲入缺口扩大战果。
这个时期最常用也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架云梯。云梯，是一种攀登城墙的工具。相传云梯是春秋时的巧匠鲁班发明的，其实早在夏商周时就有了，当时取名叫“钩援”。春秋时；鲁班加以改进。战国时云梯由车轮、梯身、钩三部分组成。梯身可以上下仰俯，靠人力扛抬倚架到城墙壁上；梯顶端有钩，用来钩援城缘；梯身下装有车轮，可以移动。唐代的云梯比战国时期有了很大改进：云梯底架以木为床，下置六轮，梯身以一定角度固定装置于底盘上，并在主梯之外增设了一具可以活动的“副梯”，顶端装有一对辘轳，登城时，云梯可以沿城墙壁自由地上下移动，不再需人抬肩扛。同时，由于主梯采用了固定式装置，简化了架梯程序，缩短了架梯时间，军队在攻城时，只需将主梯停靠城下，然后再在主梯上架副梯，便可以“枕城而上”，从而减少了敌前架梯的危险和艰难。另外，由于云梯在登城前不过早地与城缘接触，还可以避免守军的破坏。
与云梯相类似的是飞梯。攻城在古代有多种方法，但多是以迅速登城为决胜前提，架梯必须果敢、迅速、乘虚入城。所以常用的有各种轻便简单的飞梯。汉代时，汉军攻打郅支城，该城外设一道木城墙，内设土城墙，防守相当严密。攻城兵士先用弓弩仰射，击退城上守兵，用火烧毁木城，持弩弓，操长戟冲入木城，然后迅速接近土城，四面架梯，缘梯登城，很快捣破了内城。这种攻城方式便是强攻，尽量缩短双方对峙时间，一鼓作气，迅速攻破城防，所以必须使用轻便飞梯，飞梯结构简单，重量轻，多是木制竹制。宋代飞梯长二三丈，首端装有双轮，便于蚁附登城。另外还有“避檑木飞梯”、“蹑头飞梯”、“竹飞梯”，形制略有差异，但都轻便实用。
对于第三种选择，我们的祖先至少有三样“法宝”。
首先是冲车，也叫「临冲」或「对楼」，是一种被装甲起来的攻城塔，即以冲撞的力量破坏城墙或城门的攻城主要兵器，属于中国古代攻城器械。以临冲吕公车为例，是一种安有八个车轮、高五层的攻城塔。最下层是推动车前进的士兵，其它四层装载攻城的战斗士兵。车高约12米、宽6米、长8米。冲车利用自身的高度，从车中直接向城内射击，也可用来接近城墙，破坏女墙（垛墙），直接攻打城墙上的守敌。车中除了装备有各种长兵器，还常常装载强弩、石炮等重武器。
其次是投石车。 投石车是利用杠杆原理抛射石弹的大型人力远射兵器，它的出现，是技术的进步也是战争的需要。春秋时期已开始使用，隋唐以后成为攻守城的重要兵器。最初的投石车结构很简单，一根巨大的杠杆，长端是用皮套或是木筐装载的石块，短端系上几十根绳索，当命令下达时，数十人同时拉动绳索，利用杠杆原理将石块抛出，隋唐以后成为攻守城的重要兵器。是古代战车的一种。上装机枢，弹发石块。因声如雷震，故名霹雳车。《三国志·魏志·袁绍传》：“太祖（曹操）乃为发石车，击（袁）绍楼，皆破。绍众号曰霹雳车。”亦称“抛车”。指在车上用粗竹将石块抛击出去；作为攻坚的手段。其实投石车就是中国象棋黑方的炮。
另外就是攻城槌。它是古代用来撞击城门、城墙，以破坏敌城，从而城胜达到攻利的钝器。据说最大的攻城锤是公元前305年德米特里奥斯,波利奥特围攻罗得岛时所用的,长达53米,由一千名士兵运输，不过仍然被善于扔石头的罗德岛人打了个落花流水。
在攻坚战中除了以上专门针对城墙的战术，还有两种对付城市本身的战术：火攻和水攻。
宋朝，城墙的终结者——火炮横空出世了！
在公元10世纪，火药开始用于军事。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军事技术专家陈规在防守德安（今湖北陆安）时发明了火炮。把火药装在竹筒内点火喷射，这是射击管状武器的鼻祖。
南宋开庆三年（1259年），宋蒙两国开战时，寿春府（今安徽寿县）军民创造了突火枪，这是一种将用石子、铁块制成的子窠从竹筒中利用火药的力量喷射出去的火器。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原始步枪。
至迟在元代，中国就已经制造出了最古老的火炮——火铳。
明朝时，政府设有“兵仗”“军器”二局，分造火器。仅在正德到嘉靖年间（1506——1560）制造的火炮就有数十种。例如“虎蹲炮”“攻戎炮”“无敌大将军炮”“毒火飞炮”“飞榷炸炮”等，极大地提高了进攻的威力，对守城的一方构成重大威胁。
但于此同时，由于砖不再是昂贵的建筑材料，而砖石砌体也更加适应火炮技术下的防守要求。因此明代城墙普遍改建和加固，大规模地进行包转处理。在这种情况下，城墙依然有相当强的防御作用。
后来，中国的火药西传以后，火炮在欧洲开始发展。
14世纪上半叶，欧洲开始制造出发射石弹的火炮。
16世纪前期，意大利N·塔尔塔利发现了炮弹在真空中以45度射角发射时射程最大的规律，为炮兵学的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
16世纪中叶，欧洲出现了小口径青铜长管炮和熟铁锻成的长管炮，还采用了前车，便于快速行动和通过起伏地面。
16世纪末，出现了将子弹或金属碎片装在铁筒内制成的霰弹，用于杀伤人马。
1600年前后，欧洲一些国家开始采用药式发射药，提高了发射速度和精度。
17世纪，伽利略的弹道抛物线理论和牛顿对空气阻力的研究，推动了火炮的发展。
1697年，欧洲用装满火药的管子代替点火孔内的散装火药，简化了瞄准和装填过程。
17世纪末，欧洲大多数国家使用了榴弹炮。
于是，古老的城墙蒙受了灭顶之灾。但在现代炮火的轰击下，多已只剩下残垣断壁或销
声匿迹了。
城墙，可以说是人类文明留在地球的独特景观。它的出现曾是文明诞生的标志。古代城墙，作为一种庞大而精密的军事防御体系，它的完善与否，对于一个民族、一种文明真正可以独立生存和发展的载体——国家而言，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我站在京都前门箭楼前时，感慨万分。武器系统的不断进步，极大地影响了战争形式的演变，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战争的结局。在世界激烈的高科技战争手段日益增长之时，现实的城墙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失去了原有的防御作用。然而，战争归根到底还是人之间的斗争，决定因素还是人本身。但是，又是谁在主导着战争的爆发呢？世界上又到底有多少战争是正义的，战争胜利后的成果是属于人民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