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8月30日星期二
盘点中国医界之腐败
中国之前进行的医改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让医院自负盈亏，自主创收。医院仅靠为患者看病无法从中赚取多少利益，“以药养医”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是医院的公益属性与市场化生存方式发生严重分裂造成的。有了病不敢求医，能不进医院就不进医院，百姓对就医的这般心理，皆源自越刮越烈的医疗腐败之风，具体表现为开单提成、检查黑洞、药价虚高、专家走穴等 、医患关系紧张。据媒体披露，在药价中，营销费用所占比例超过三成，其中很大一部分成为贿赂医院相关人员的“黑金”。这意味着腐败已成为“看病贵”的重要推手。医疗卫生事业是“准公共品”，具有公益性。在医改之初却并没有及时建立起有利于医院改革与发展的筹资机制，从而使医院生存环境恶化，陷入无序竞争。药品是一个特殊的商品，从出厂到卖到患者手中却有重重环节。这样的商业运作就给“腐败”留有了很大的空间。有法律界人士认为，遏制医疗行业腐败，需要完善相关立法进行制度反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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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疗腐败问题到底有多严重？
医生工作压力超过其他很多行业，属于典型的高压族。是啊，医生是不容易，选择学习救世济人是你的选择，走上腐败之路也没有人逼你！
欲带皇冠必承其重，没有人能摆脱这一人世间的潜规则！
楚雄州中医医院原党委书记，
院长杨本雷收受药品和医疗器械供货商贿赂
在云南省楚雄市城郊的彝族医药研究所内，一个人迹罕至的角落，放置着几个比成年人还高的大酒罐，楚雄州中医医院原党委书记，院长杨本雷就是在这里藏匿了大量的现金。由于时间久远，他藏匿的钱有的已经发霉发臭了。
在调查中，办案人员也发现，除了杨本雷自己，没有第二个人知道酒罐藏钱这件事，包括常驻研究所，时时四处巡查的保安和杨本雷的家人。很难想象，杨本雷这样一个年过花甲，还患有高血压，冠心病的老年人，是如何背着所有人，像个小孩子藏自己的零食玩具一样，去大酒罐里藏自己那些来路不正的钱。
办案人员询问他，怎么收了那么多钱，也不用？甚至有的都发霉了？
楚雄州中医医院原党委书记院长杨本雷，喜欢钱，收了，但是总想着这个钱不是自己的，不能用。万一有一天，别人让赔这个钱，你用了你能赔出来吗？不敢用，害怕。
办案人员介绍，无论是在药品采购，还是器械采购上，都是杨本雷说了算，他可以决定给谁份额多一点，决定设备交给哪家来做，这都是他最终的决定权。收钱时，杨本雷除了自己收，偶尔还让他的女儿及其男友出面，他则躲在幕后遥控指挥。
经查，2004年至2018年间，杨本雷利用担任楚雄州中医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的职务便利，收受药品和医疗器械供货商贿送的现金，并为他人谋取利益。
楚雄州人民医院原党委副书记，
院长刘晓明夫妻共同收受贿赂，为他人谋利
刘晓明在担任楚雄州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院长期间，单独或与其妻共同收受贿赂，为他人谋取利益。
刘晓明为不法商人办事以后，交代他的妻子出面去收老板送来的钱物。老公办事，老婆收钱，是典型的夫妻合伙谋利。
昆医附二院药学部原主任邹顺
收受代理商礼金回扣及大量名贵烟酒
作为医院的中层管理人员，邹顺把自己手中的权力当成了生财之道。在医院药事委员会开会决定采购某种药物时，邹顺打着小算盘，故意提出某种品牌药物的优点和其他品牌的缺点，从而直接影响药事委员会投票结果。
药品代理商许治兵说，因为他（邹顺）手中有很多权力，院长可能都没有这个权力，比如说医院在制定辅助药物目录，药剂科主任有很大的权力，来左右这个事情。第二个如果某种药用量多了，超量了，他认为你有不正之风，他可以减量，或者暂停，或者永远停止采购你这个产品，所以我们必须逢年过节都去找他。
昆医附二院放射科原副主任李迎春
收受代理商礼金回扣
昆医附二院放射科原副主任李迎春，医生确实很累，付出和收入不对等，我思想堕落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了。当时打算拿到钱补偿一下，这是最早的想法，但后来就不局限是补偿了，麻木了。拿来就接着，拿来就接着，就是思想已经有问题了，不是单纯地只讲奉献了。
欲望的闸门一旦打开，就是难以回头的深渊。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给他们送钱的，主要是一些不法医药销售代表和代理商。而这些代理商送钱，也是有目的的。在大型医疗设备的采购方面，院领导能起到很大作用。
代理某高质医用耗材的商人李力说，从2007年左右认识李迎春以后，就将每件耗材进院价格的百分之十左右作为回扣标准送给李迎春，李迎春使用多少件就送多少，前后共计上百万元。
在李迎春被采取留置措施以后，根据他的供述，办案人员从他家橱柜的夹层里，搜出了两百多万元现金，而他的家人对此并不知情。
云南多个医院院长落马，
医疗界陷连锁式腐败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昆华医院）原院长王天朝，因涉嫌受贿百套房，百个车位，贪腐1.29亿元，被称为双百院长。
案发后，王天朝窝案继续持续发酵。多名涉嫌的科室主任等一一被清理出来。还有一些涉嫌行贿王天朝的企业，也被以单位行贿罪立案调查处理。
李建青昆华医院后勤服务中心原主任
昆明发华经贸公司（昆华医院下辖集体所有制公司）法人，分管发华公司下属的昆华大药房
周永生昆华大药房原主任
原在医院的其他科室任职，因会办事，得到王天朝的赏识，成为昆华大药房的大总管。
刘红昆华大药房原药品质检员
实际工作是周永生的财政部长，负责保管钱物和协调其他事宜。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郝建华
经查，郝建华在医院立体停车库综合楼建设过程中，严重违反廉洁纪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其问题已涉嫌犯罪。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的原院长江春光
接受他人贿赂190万元，2011年的时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原院长杨湛
受贿人民币90多万元，现金1万欧，价值人民币6万余元的摄影器材，2012年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楚雄市人民医院院长杨荣志
在担任楚雄市人民医院院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在医疗耗材及药品采购过程中，先后多次收受3名医疗耗材销售商人贿送的现金人民币68万元，并为他人谋取利益。2014年12月15日，楚雄市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2015年3月10日，杨荣志被中共楚雄市委开除党籍。3月16日，杨荣志被楚雄市人民政府开除公职。
姚安县徐金龙
2013年7月至2014年1月，徐金龙利用职务便利，先后收受医疗器械商4人6次贿送的现金人民币16万元。2014年11月11日，姚安县人民法院以徐金龙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涉案赃款依法收缴。2015年3月11日，姚安县纪委给予徐金龙开除党籍处分。
丽江市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杨松生
2016年7月11日，据丽江市纪委消息，经查，丽江市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杨松生，在出差参会期间接受供货商安排的游玩及吃请。对市医院的4名职工借差旅之机旅游的问题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经丽江市监察局局长办公会议研究，并报经丽江市政府批准，决定给予杨松生行政警告处分。
要说医院谁不收钱收礼？我还真不知道，要说有没有？肯定有，那些小虾米是收不到，职务没达到，达到的谁不收？
一个乡镇卫生院院长一年都最少要收几十万到百万，州市医院就更不要说了，别问我为什么知道，跟医药代表混久了什么都知道了，昆明市儿童医院医生，带娃娃看病的父母么急死，15点多都是正常上班时间，看着病看着看着跑到一起，坐着逛淘宝讨论买东西，这种就是收不到好处的表现，混啊混啊，到时间工资都到账。
所有的医院只要认真查，99%的难脱关系！
对头，医疗这块的应该严查。有是百分百有！
而这些成本都累加在了一个个等着救命的病人及家人头上，不知是社会带坏了他们，还是他们污染了社会！
最黑的就是医院了，希望从省到镇或村级，都应该好好严查了。好多救命的钱送了出去就没钱治疗了。没送的就是住院吸干钱。哎，无奈！
医护人员工资相比较起来是真的低，每天累死累活，到手工资对不起自己的付出。
首先，工资低，付出与收获不成正比。其次，人，钱权交易已成风气。然后，人性的贪难以控制。
我们每一个人不一定都是医生，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当患者的机会。做一个优秀的患者非常重要，先控制好患者自己不要给医生送礼，给医生送礼是践踏医生的尊严。再次，患者的送礼一次次挑战着人类普遍存在的人性的弱点。相信每一个医生穿上白大褂宣誓的那一刻，心里都有着最崇高的信念，人命至上。
这些只是冰山一角，医院本来就是一个滋生腐败的窝子。
医疗建设者说的是至理名言，关于维权，没有人比医疗建设者更懂的，他们是神明，是给世人带来光明的使者，是真正的拯救世界的英雄！
无知且愚蠢的孩子，在知晓伤痛后也会成为大人，而我则是在感受到无限的伤痛之后，继续成长，从凡人，变成了神！
每个医疗建设者都是历史和命运的选择，不是他们要这样，也不是他们生来就是这样，而是被命运感召和被命运选择的！人，不应只为自己而活着，更应该为赢得一个风清正气的医疗环境，完成历史使命而活！医疗建设者就是要给这个黑暗的世界带来光明！
总有一天，这个国家的人民，将会想起，他们曾经，跟随自己的领袖，进行过一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探索！进行过一次，追求和平和世界大同的理想主义战斗！
一个天生蔑视所有强权，并敢于把一切剥削压迫人民的体系和规则撕碎的革命者！一个身处无数黑暗却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也要把光明送给那些深受苦难的底层群众！是他曾经组织起来过，把拜神的诚恐，变成了改天换地的自豪！也是他为无数人的黑夜照进了梦想中的希望！他是谁？他在哪里？他从哪来？将往哪去？
诉讼和鉴定是否公平？医疗事故可以走诉讼和鉴定吗？如果诉讼和鉴定是公平的，那么，哪来的这么多起暴力伤医？如果诉讼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那么，国务院颁布的解决医疗问题的五种途径中，为何其余四条都是非诉讼？想知道答案吗？跟我走，我告诉你答案！
各位小伙伴们，我维权成功了，一是在和解协议里面约束了手术失误是由对方医生造成。
二是退回我的原手术费以及赔偿我的修复费（我不知道实际修复费为多少，所以给出预估费）。
从11月初维权开始，至今1.5个月，主要是学习了医疗建设者，也就是小白的方法，就是他所谓的二条腿走路的维权方法，俗称在线全媒体，线下大轰炸，宛如神明般强大，化腐朽为神奇！接下来我具体说一下，到底是如何进行医美维权的！大家一定要支持医疗建设者，尤其是小白，如同神一样的存在！需要维权的，搜索医疗建设者，可以得到无偿的帮助！
机构态度的转折出现在我利用抖音曝光！
网络曝光对于商业性质的医美机构非常有效！
在决定维权开始，我第一时间发布了小红书+微博+知乎等（群主小白教的在线全媒体，不过我做的并不全面，只学到一点皮毛，但，对付私立医院已经是绰绰有余了！）
同时联系深圳广播电视台记者（抖音上找的）
现场交涉非常困难
事后，我和媒体记者讨论一下作战方法
得出结论，增加账户，大范围曝光！
回去之后立刻立即布局自媒体账号
接下来小红书发到第2篇的时候曝光4w
抖音发到第4个视频的时候曝光272w
记者的稿件也分布在各个地方，百度能搜到
由于机构出现顾客频繁退款的事情
机构开始重视与我沟通
到这里了，稳住！不能表现的太急
我利用了在本群学习到的向对方施压的办法
把自己即将要做的事情多次发给对方
展示出维权到底的决心
最终以我本人的诉求达成和解！这些都是和医疗建设者，群主小白学习的，这边特别感谢他，没有他我就没有办法成功！再次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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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疗行业腐败
百度百科
有了病不敢求医，能不进医院就不进医院，百姓对就医的这般心理，皆源自越刮越烈的医疗腐败之风，具体表现为开单提成、检查黑洞、药价虚高、专家走穴等 、医患关系紧张。据媒体披露，在药价中，营销费用所占比例超过三成，其中很大一部分成为贿赂医院相关人员的“黑金”。这意味着腐败已成为“看病贵”的重要推手。有法律界人士认为，遏制医疗行业腐败，需要完善相关立法进行制度反腐。
医疗行业腐败
药价贵、医患关系紧张,是出现在医疗机构的两个突出问题。据媒体披露,在药价中,营销费用所占比例超过三成,其中很大一部分成为贿赂医院相关人员的“黑金”。这意味着腐败已成为“看病贵”的重要推手。有法律界人士认为,遏制医疗腐败,需要完善相关立法进行制度反腐。
医疗腐败
医疗腐败表现在：开大处方，倒卖病人，收受回扣红包等。
医患关系应是一种朋友关系，个别医务工作者向患者或患者家属索取金钱等，造成医患关系紧张。有些医务工作者“看人下菜碟”，收受红包的和不送红包的完全是“两种待遇”，收受红包的呵护有加，没有得到红包的则冷若冰霜。
药价虚高，一多半都变成了公关费，市直区县73家医院百分之百涉案，全军覆没--福建漳州医疗腐败案，内幕惊人。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李玲认为，这是全国普遍现象，漳州只是冰山一角。（2013年7月24日央视）
医疗腐败与其他领域的腐败本质一样，监管失灵所致。药品从出厂到医院，经过多层审查；问题是，监管把关层次多并不意味着审查的严密，权力参与利益瓜分主体的多与少；参与监管者愈多，最终到患者那里的药价就高。
药价虚高与医疗腐败问题，只表现一个枝节问题。最大的问题出在体制机制上，只有从这方面拯救沦陷的制度体系，才可能最终解决医疗腐败与监管无效的问题。
腐败利益链
医疗卫生领域的商业贿赂主要集中在医疗设备、耗材和药品采购环节，其中的医疗腐败利益链惊人。
医疗腐败利益链惊人
医疗设备采购与普通设备采购有很大区别。尽管按照规定超过一定金额的设备都需要通过市采购中心招标采购，但是医院和使用科室对于该设备的配置和参数有决定权。因此，设备厂商和代理商愿意花重金对医院科室负责人以及主管领导行贿，使这些受贿人按照行贿人提供的仪器参数设置采购标准，相当于“定向招标”。比如，某医院口腔科主任按照设备供货商代理的牙椅设备参数修改了招标文件中的相关参数，使该公司顺利中标，从而收取了数十万元的贿赂款。
检察机关调查发现，医疗耗材采购过程中的回扣现象相当普遍，代理商往往用高额回扣来利诱医生提高耗材使用量。耗材的利润惊人，有代理商亏本卖设备给医院，目的是通过耗材赚取高额利润。
药品采购过程中的贿赂行为最为普遍。检察机关调查某抗生素的代理商，发现药品进入某医院需要向相关院长和药剂科负责人行贿，代理商在药品的使用过程中会根据销售量给予一定比例回扣。药商通过行贿获取利益，而医院从院领导、药剂科负责人到开处方的医生层层得到好处，从而形成“利益链”。
某医院药剂科主任供述称，医院每采购一盒阿某某素颗粒，就能获得3元的回扣。仅一年半时间，回扣就高达几十万元人民币。“医院滥用抗生素的现象非常普遍，药品采购背后的利益链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机制问题
医改问题
中国之前进行的医改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让医院自负盈亏，自主创收。医院仅靠为患者看病无法从中赚取多少利益，“以药养医”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是医院的公益属性与市场化生存方式发生严重分裂造成的。医疗卫生事业是“准公共品”，具有公益性。在医改之初却并没有及时建立起有利于医院改革与发展的筹资机制，从而使医院生存环境恶化，陷入无序竞争。药品是一个特殊的商品，从出厂到卖到患者手中却有重重环节。这样的商业运作就给“腐败”留有了很大的空间。
院长权力
在医院特别是公立医院这样一个比较特殊的机构，带有行政权力的'一把手'在采购、人事、财务甚至是基建方面都有发言权甚至决定权，导致医院一把手成高危职业。医院管理行政化现象非常严重，高度集权产生了腐败的空间，而药品直接购销方式以及医院经费自筹的政策，造成的以药养医的局面，使得医疗系统成为腐败易发、高发的领域。
恶性竞争
中国有4000多家药品生产企业和8000多家药品批发企业，还有12万家药品零售企业。这些企业的成本都不是政府支付的，都需要通过经营、收费、加价来维持。为了让药品进入医疗机构并开到患者手中去，一些企业千方百计公关，采用送回扣的方式非法促销、不正当竞争。
与此同时在小型医院医生的劳动价值得不到合理体现，劳动价值和价格差距过大，劳动报酬不高，在医生中形成补偿心理，也是引发“医疗腐败”的原因之一。
因此说要想解决我国医疗行业的腐败问题，“医改”的道路仍然任重而道远！
走廊医生
2012年3月15日，拒不服从绵阳市人民医院的“待岗”处理一周之后，兰越峰在超声科的办公室被院方换了锁。此后她再未能踏进办公室一步，成为一名“走廊医生”。
面对过度医疗和贪污腐败，四川省绵阳市人民医院超声科主任兰越峰采取了不妥协。结果她被医院整理成“疯子”医生，喊出了“你砸医院招牌，医院砸你饭碗”的口号。一面是她很无助，一面又是她顽强的抗争。她在医院里的走廊坐了一年多，还依然在坐着。（2013年5月30日《南方周末》） 50岁的兰越峰是绵阳市超声专家之一。
走廊医生抵制医疗行业腐败
一位农民的身体通过超声检查，明明没问题，却被医生诊断为需要做下肢血管手术和安装心脏起搏器。她说了“不”，断了医院的财路，这就得罪了同事得罪了医院。用灾后援建捐款购买彩超设备，明明是价值160万元的老款，却让她在230万元的发票上签字，她说了“不”，结果就开罪了医院领导。最后，医院设下“陷阱”，说她推诿病人并造成病人不满意，不是按“规定”罚款，而是在“莫须有”之后让她待岗、旷工，以达到开除之目的。兰越峰无奈，只好坐在医院的走廊里上班。涪城区卫生局纪委书记王洪川承认，兰越峰通过“坐走廊”给人民医院出了一道难题。“不在医院说她旷工可以，说她不上班她又在医院里。”看看绵阳市人民医院，兰越峰无疑是最好的医生，她有技术有医德。好医生“坐走廊”，那不好的医生在哪里呢？这样的医院还安全吗？还是“人民”医院吗？我们不得不打上一个重重的大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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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雅二医院副主任医师刘翔峰涉嫌严重违法
湖南卫健委 中南大
2022-08-28 08:30
湖南卫健委、中南大学8月26日通报，针对网民反映的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副主任医师刘翔峰有关问题，湖南省卫生健康委、中南大学8月19日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经初步调查，发现刘翔峰涉嫌严重违法。湖南省卫生健康委、中南大学已将相关问题线索移交有关纪检监察部门进一步调查。此前，长沙市监委25日通报，刘翔峰涉嫌严重违法，目前正接受监察调查。对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8月28日发表评论文章《坚决维护医疗领域风清气正》指出，公众期待有关部门一查到底，不仅查清刘翔峰违反医德医风的问题，更要查清其涉嫌严重违法的问题；不仅查清刘翔峰本人的问题，更要查清有没有监管失职失责，利益输送、合伙谋利的问题。实事求是彻查清楚，严肃惩处挑战医德底线者、违法犯罪者，尽快有效补上制度漏洞，这是响应群众关切的负责任态度，是还医疗卫生领域一片净土的必然要求。
文章指出，查清问题，还要整改问题，查改结合、标本兼治。刘翔峰有关问题的发生，为什么内部没有早发现早解决？医院内部管理、制度流程是不是有漏洞？监管部门的日常监督管理是不是有力、到位？等等问题都值得从个案中反思，并且严肃认真加以解决。
文章认为，及时回应群众难点痛点焦点，坚决纠治医疗卫生领域腐败和不正之风，纪检监察机关责无旁贷。要立足职能职责，加强对医疗卫生领域党员干部、监察对象的日常监督，督促相关部门、单位履行好监管责任。对违纪违法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失职失责的严肃追责问责，扎实推动有关部门和医疗单位开展以案促改促治，持续促进医德医风向善向好，保障医疗服务行业风清气正，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的健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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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十大医疗反腐事件！
2022-02-06 00:05
来源：华夏时报
导 读:
在过去的2021年里，反腐风暴涤荡医疗领域，相信身处其中的医疗医药界人士已经感受到了国家对带进销售、利益输送、过度医疗等医疗行业腐败问题的高压打击态势。
长久以来， 医生收受回扣、药企带金销售已成为医药购销市场上备受诟病的潜规则，形成了一条环环相扣的灰色利益链条，这正是医疗腐败问题不断滋生的土壤。
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披露的医疗领域腐败案件中， 涉及公立医院院长、科室主任、临床医生接受医药代表或代理商行贿是出现频率最高的问题，涉案金额居高不下。据不完全统计，仅2021年上半年，就有至少40余位医疗机构大小领导因受贿落马。
与此同时，监管部门不断释放出对药品和器械生产经营企业商业贿赂等失信行为加大治理力度的信号，对药企进行“穿透式”查账、将行贿药企加入信用“黑名单”、涉事产品也暂停挂网交易等。另外对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开展“廉洁计划”及“纠风”行动，还首次提出要全面构建“亲清”型廉洁规范的医商关系。
打击医疗腐败绝不手软，监管手段和改革措施结合，加速药企变革传统的药品营销方式，让公立医院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实现收入获得合理补偿，才能从根本上切断药企和医院对灰色利益链的依赖。
1、械企“邀请23名医生参会”罚款97万
2021年2月，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布的一则行政处罚决定引发医药圈广泛关注，上海首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下称上海首声医疗） 因邀请23名医生参加会议，被上海市杨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认定为贿赂对方的工作人员，从而认定为不正当竞争，被罚款97万。
上海首声医疗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七条第一款第（一）项“经营者不得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贿赂下列单位或者个人，以谋取交易机会或者竞争优势：（一）交易相对方的工作人员”的规定。
2、财政部穿透式“查账”直击带金销售
4月12日，财政部发布了“穿透式”查账的处罚结果， 华润三九、赛诺菲、礼来等19家药企均在处罚之列，其中涉及到医药企业销售费用中存在的利用虚假发票、票据套取资金体外使用，虚构业务事项或利用医药推广公司套取资金等问题。有企业违规行为涉及金额高达上亿元。
公告称，这次检查聚焦医药产业产品成本费用结构，摸清了药价虚高成因，震慑了医药企业带金销售，哄抬药价等违规行为，保障了药品集中带量采购等重大改革的顺利推进。
3、经销商行贿，涉事企业产品被暂停挂网
浙江省药械采购中心4月12日发布的《关于我省医药价格和招采失信等级评价结果的通报(2021年第一期)》显示，哈尔滨誉衡制药有限公司产品（下称誉衡制药）鹿瓜多肽注射液在浙江省 存在商业贿赂行为，被浙江省医药价格和招采失信等级评为“严重”，并按规定暂停该企业鹿瓜多肽注射液挂网交易。
誉衡制药是A股上市公司誉衡药业的全资子公司。鹿瓜多肽注射液也是誉衡药业骨科药物的核心产品之一。
4、新一轮医疗行业“纠风”行动
4月27日，国家卫健委等九部委印发《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的通知》，要求在今年12月底前完成新一轮纠正医疗服务不正之风工作，还 首次提出要全面构建“亲清”型廉洁规范的医商关系，划清交往底线。医疗机构相关工作人员同供应商、代理商及医药代表打交道时应该恪守底线。
5、涉耗材器械销售金额巨大，中纪委通报医院腐败窝案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6月8日发布文章，四川省阿坝州人民医院一起医疗腐败窝案被连根拔起，从院长到检验科主任、药剂科主任等被阿坝州纪委监委同日留置，该院有173人主动上交违纪违规所得336.7万元。其中，阿坝州人民医院原院长谷运麒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医疗药品、耗材和设备采购等方面谋取不正当利益并收受巨额财物，违纪违法金额高达2600余万元。
2021年2月18日，谷运麒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处分，收缴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6、国家卫健委开展反腐行动打击“红包”回扣
8月，国家卫健委印发《全国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廉洁从业行动计划（2021-2024年）》（下称《廉洁计划》），对“红包”和“回扣”内容进行了细化和明确，自2021年至2024年，集中开展整治“红包”、回扣专项行动。
医疗机构及医药行业首次迎来一场廉洁从业、医疗反腐四年行动。《廉洁计划》 要求严禁违反规定干预和插手药品、医疗器械采购和基本建设等工作；严禁医疗卫生人员违反规定私自采购、销售、使用药品、医疗器械、医疗卫生材料。
7、中纪委国家监委等联合部署行贿受贿一起查
9月8日中纪委官网发布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与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的意见》（下称《意见》），对进一步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作出部署。
此次《意见》明确了查处行贿行为的五个重点中，就包括医疗领域行贿问题。《意见》强调，健全完善惩治行贿行为的制度规范，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规范化法治化。 要组织开展对行贿人作出市场准入、资质资格限制等问题进行研究，探索推行行贿人“黑名单”制度。
8、医药企业因商业贿赂被判定“严重”失信
河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9月18日发布通报，宜昌人福药业有限公司（下称“宜昌人福”）在河南省存在商业贿赂行为， 在该省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失信等级评定为“严重”。
宜昌人福是A股人福医药子公司，后者持股比例为80%。通报显示，根据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判决书披露的相关事实，宜昌人福的枸橼酸舒芬太尼注射液、盐酸纳布啡注射液、盐酸氢吗啡酮注射液、咪达唑仑注射液等四个药品被认定在河南省存在商业贿赂行为。
9、一起绑架事件牵出来的三甲医院腐败窝案
10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纪委监委印发了《来宾市以案促改警示教育读本》，在其中记录的34个典型腐败案例中，社会关注度最高的当属来宾市人民医院原院长周方腐败窝案。
经查，2003年至2018年，周方在担任来宾市人民医院副院长、院长期间，先后收受财物共计1810.6万元，另有939万余元的财产不能说明来源。2019年5月20日，周方因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6个月，并处罚金400万元。
令人震惊的是， 这起腐败案件是由于一起绑架案而被牵出，来宾市卫计委官员绑架了医院院长周方，并逼其写下了受贿材料，办案人员就此顺藤摸瓜牵出“案中案”。
10、多家企业董事长卷入三甲医院院长受贿案
中国检察网10月9日发布消息，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原党委副书记、院长熊汉鹏（正处级）涉嫌受贿、贪污案被提起公诉，昔日“十佳好院长”落马消息已坐实。 另外，还有一家三甲医院的副院长也被逮捕并起诉。
据中国检察网公布的起诉书中显示，原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刘某涉嫌贪污受贿被公安机关起诉。值得注意的是， 共有云南联顿医药有限公司、昆明德皓元医疗设备有限公司等多家药品和医疗器械企业卷入该案件，其中不乏有企业董事长和总经理、副总经理等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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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重复上演！3月又有30位院长落马
作者：邱知之
来源：“看医界”
2017-04-01 20:50
导读：据《看医界》统计，3月份共计有30位医院领导被立案侦查、逮捕、起诉或判决。而其中因受贿落马的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原院长王炜，行政级别为副厅级。
据《看医界》统计，3月份共计有30位医院领导被立案侦查、逮捕、起诉或判决。而其中因受贿落马的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原院长王炜，行政级别为副厅级。
众所周知，中国公立医院的院长大多是临床骨干出生，医而优则仕，因此很多都是从学术精英成为了医院管理者。
而培养一名医疗精英的成本是相当高的，从住院医到主任医师，一般需要十几二十年的临床经验。因此，这些医学精英出身的院长们的落马，往往令人感到十分惋惜。
那么，为啥院长们成为了医疗腐败重灾区呢？据了解，在公立医院行政化较为严重的当下，院长是标准的官员，是由政府组织部门任命的，拥有对巨额资源的管理权，掌管着营收动辄上亿甚至几十亿的公立医院。因此，很容易会成为企业的重点攻关对象。
对此，一位业内人士感叹，院长们的纷纷落马，可谓既是医学的悲哀、社会的悲哀！也是制度的悲哀！
《看医界》专栏作者、陕西省山阳县卫计局副局长徐毓才则呼吁，应尽快建立公立医院的内部民主监督、政府部门审计、纪律检查机关检查等多管齐下的综合监管体系。重点加强医药卫生材料、设备采购等领域监管，让院长的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悲剧不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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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中国医管界大咖易利华被双开
来源：环球医学
编辑：常 路
时间：2019年11月28日
近年来，医院院长频频落马，医疗贪腐何时休？11月26日，据无锡市委宣传部微博公众号消息，中国医管界大咖、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原院长易利华被双开。
易利华，男，汉族，1960年8月出生，湖北恩施人，1981年12月参加工作，198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党校研究生学历。1981年12月任南京市燕子矶医院住院医师；1984年12月任南京市卫生局团委干事；1989年9月任无锡市卫生局办公室副主任；1992年11月任无锡市第五人民医院副院长、党总支副书记（兼）；1995年11月任无锡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兼）；1998年4月任无锡市第四人民医院院长；2002年12月任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院长；2008年12月任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党委副书记；2016年12月兼任无锡市第五人民医院院长；2018年4月被免去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党委副书记、无锡市第五人民医院院长（兼）职务。
曾获奖满满
最擅长医院管理
据悉，易利华最擅长医院管理。1999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医院管理论坛上，易利华在大会上交流的论文《重视医院人文管理的探讨》得到了与会专家和同行的充分肯定和一致好评，被卫生部评为全国医院管理优秀论文，并受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阶平的亲切接见。同年，该论文荣获国际医坛千禧名医金奖（香港）。
此后，易利华更是荣获数不清的医管大奖，如2015年获国际医院管理最高奖——IHF国际大奖；2009年、2013年、2017年度分别获中华医学科技奖卫生管理奖；2013～2016年连续四年获7项亚洲医院管理奖……因此，其被认为是“中国医管界的英雄”，更是无数医院管理者偶像。但就是这样一个堪称完美的人，竟然走上了贪腐之路，令人叹息！
最新！易利华被双开
和多数落马院长的桥段一样，2018年8月，易利华被宣布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2019年2月14日，易利华被无锡市检察院正式逮捕。日前，经无锡市委批准，无锡市纪委监委对易利华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易利华毫无党性原则和纪律意识，个人决定重大项目安排；以权谋私，将应由本人及其亲属支付的费用让他人支付，违规经商办企业，无偿使用服务对象的财物，纵容、默许亲属利用其职权谋取私利；生活腐化，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财物。
易利华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党的十九大之后仍不知敬畏、胆大妄为，已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职务犯罪。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等有关规定，经市纪委常委会市监委会议研究报市委同意省纪委批准，决定给予易利华开除党籍处分，由市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职务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随案移送。
强化院长权力的监管与制约
近年来，对于医疗领域腐败，有关部门一直在重拳整治，然而医疗腐败远比我们想象的严重，也更加触目惊心。
权力始终与腐败相伴。如果把腐败比作苍蝇，权力就是蛋。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失去约束的权力就是有缝的蛋。在我国，医院院长权利很大，面对重重诱惑，很容易失守，因此，有关部门一定要不断强化院长权力的监管与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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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中国医疗界十大腐败案件| 年终盘点
2018-12-17yinjin.Z 医学界
来源：梅斯医学
一直以来，由于药价虚高、过度医疗、收受红包等问题，人们对医疗领域腐败保持着高度关注。尽管对医疗领域腐败的新闻早已不再惊奇，但公布的数字依然让人咋舌。据《医学界》不完全统计，2017年至今，医疗界落马的医院院长、卫生官员高达数百人之多。其中既有三甲医院院长，又有乡镇卫生院院长；既有卫生系统的乡科级干部，又不乏省级卫计委高官……一起起腐败案件触目惊心，透视这些医疗行业的腐败案件，或许能带给当前的医改提供一些警示和思考。
一、受贿880万，落马院长被刑事审判
3月22日，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防城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原党委书记、院长梁振家涉嫌受贿一案。
公诉机关指控，2005年至2017年期间，梁振家利用其先后担任防城港市防城区第一人民医院和防城港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的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建设，医疗设备、耗材采购以及药品采购等领域谋取利益，共计884.9万元人民币现金。因子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经触犯了我国刑法有关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二、又一“厅官”院长被抓，曾获国家科技奖
2018年4月7日，黑龙江省纪委监委网站发布消息，黑龙江省医学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黑龙江分院）副院长兼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院长申宝忠（副厅级）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申宝忠的头衔众多——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黑龙江分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黑龙江分院医学影像研究所所长；哈尔滨工业大学化工学院校外兼职博导等。先后主持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863重点项目、973子项目以及一批省部级重点项目和多项国际合作项目等。截止被调查前，申宝忠已经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院长的位置上坐了15年之久。
三、受贿1.1亿，“双百院长”被判无期徒刑
7月13日，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原院长王天朝受贿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王天朝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经审理查明，2004年至2014年间，被告人王天朝利用其担任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的职务便利，为昆明仁贤房地产有限公司、昆明鑫海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和个人，在医院工程建设、药品和医疗设备采购、人事任免等方面提供帮助，收受上述公司和个人贿赂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1632.22万元及美元8万。
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王天朝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贿赂的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构成受贿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判处无期徒刑。
四、无锡二院原院长易利华被调查
据无锡市纪委市监委8月12日晚间消息：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原院长、党委副书记易利华（正处级）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易利华出生于1960年，现年57岁，湖北恩施人。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第二医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获全国优秀院长、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等称号。自1981年12月担任南京市燕子矶医院住院医师以来，易利华一直在医疗行业深耕。2002年，易利华被任命为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院长，截至2018年4月，易利华被免去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党委副书记，他已经在无锡二院院长的岗位上，前后任职长达16年之久。易利华在任期间，全面负责无锡二院的管理工作，他本人也在在医院管理领域颇具心得，撰写过大量医改文章。
五、“疫苗沙皇”吴浈被立案调查
8月16日，7名省部级官员因长春长生问题疫苗案被中央问责：吉林省副省长金育辉、吉林省政协副主席李晋修等6人分别受到免职、责令辞职、引咎辞职、深刻检查等处理。原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副局长吴浈被立案审查调查。
同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网发布消息称，吴浈“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他也成为因长春长生问题疫苗事件首个被立案审查调查的省部级官员。吴浈曾长时间在食药监系统任职，分管药化注册管理、药化监管和审核检验等工作，手握重权。疫苗行业也在其分管之下，他因此被业界称为“疫苗沙皇”。
六、三甲院长退休后被查，曾被誉为“医卫界传奇”
安徽省纪委监委网站9月6日消息，安徽省儿童医院原党委书记、院长金玉莲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2007年4月，金玉莲出任安徽省儿童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直到今年4月退休，前后长达11年之久。
2011年，中央级媒体的一篇文章《“改革院长”金玉莲：跃动在33年奋斗路上的医者大爱》，还为金玉莲戴上了安徽医疗领域“改革者”的冠冕，盛赞其在建设省内第一家PICU、大力引进高端医疗人才等方面的“政绩”。而这位媒体和医务人员口中的“改革者”，曾经的医疗界的临床、学术精英，却在退休后“晚节不保”，倒在了贪腐道路上，让业界颇感意外。
七、退休厅官投案自首，任内曾长期被举报
9月18日，据河北省纪委监委消息：河北省卫生计生委原副巡视员、省人民医院原院长赵文清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已自动投案，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赵文清在担任河北省人民医院院长的10年时间里，曾经长期被人举报。早在2014年，网上就已出现了对赵文清的举报材料。赵文清自动投案时，他本人已经退休多年。
赵文清在任期间，很多媒体都盛赞其在建设省级三甲医院、引进高端人才等方面的“政绩”。而这位从事神经外科专业20多年的医疗界的临床、学术精英，却在退休后“晚节不保”，倒在了贪腐道路上。
八、骗保6400多万，院长被判10年
据《法制晚报》10月18日报导，鞍山市某医院原院长李问（化名）在职期间，以“为医院创收”为名，呼吁全院职工一起伪造虚假病历、住院治疗费等方式，共虚报应收鞍山市某医院的医疗保险住院统筹拨付款6407万余元。
经法院审理，鞍山市某医院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履行医疗保险服务协议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的手段骗取国家医疗保险资金，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另据法院查明，鞍山市某医院共有10个科室、73名医生均参与作假。李问因合同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10万元。其余医务人员分布获刑1至3年不等，并处罚金。
九、受贿2000余万，三甲院长锒铛入狱
12月4日，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宁夏医科大学原副校长、党委常委，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原院长杨银学（副厅级）受贿一案，检方指控杨银学受贿2000余万元。
石嘴山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03年至2017年期间，被告人杨银学利用其担任宁夏医学院附属医院、宁夏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副院长、院长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折合人民币2127万元、美元52万元、港币10万元。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杨银学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
十、原食药监处长外逃14年后投案
2018年12月7日，外逃14年的“红通人员”刘晋回国投案自首。刘晋曾担任中共国家食药监总局药品认证管理中心综合处处长，是早前落马的食药监总局原局长郑筱萸的前下属。因涉嫌贪污罪，刘晋于2004年9月外逃加拿大。2016年2月，国际刑警组织对其发布红色通缉令。
刘晋出逃后不久，以其“老上司”郑筱萸为首的食药监系统腐败窝案曝光。此后，包括原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在内，原药品注册司原司长曹文庄、器械司原司长郝和平等高官接连落马，震动全国。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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沦陷！一个医院院长的“独立王国”
2019年03月20日22:38
3月20日，据《法制日报》报导，日前，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原院长杨银学受贿案一审宣判，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杨银学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240万元；对杨银学受贿所得赃款赃物予以追缴、没收，上缴国库。
经法院审理查明，2003年至2017年期间，被告人杨银学利用担任宁夏医学院附属医院副院长、宁夏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院长（副厅级）的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折合人民币2127万余元、美元52万元、港币10万元，为他人谋取利益。
在《法制日报》的报导之中，记者将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形容为杨银学的“独立王国”，指出杨银学一度使总医院游离于宁夏医科大学的监管之外，“如果他不点头，谁都别想插手”。
一家归属于高校的公立医院，竟然成了院长个人的“独立王国”，这起腐败案件的恶劣程度，无疑相当之高。作为医院的院长，杨银学曾经也是治病救人的“白衣天使”，但是，权力与金钱的腐蚀，却让他日益膨胀，成了黑金领域的“国王”。本应救死扶伤，崇高圣洁的医疗机构，却成了腐败盛行的藏污纳垢之地，令人心痛，更令人愤怒。然而，纵观以往的反腐新闻，不难发现，医疗腐败问题的严重性与复杂性，也远比一般人想象的更加强烈。
2018年7月，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原院长王天朝一审宣判——他受贿金额超1亿，最终被判无期徒刑。十八大后，云南省有5位省级高官落马，分别是云南省原副省长沈培平、昆明市委原书记张田欣、云南省委原书记白恩培、云南省委原副书记仇和以及云南省委原秘书长曹建方。相比之下，沈培平和仇和的受贿金额分别是1615万和2433.98万。
与王天朝同样被冠以“十八大以后不收敛、不收手”的院长还有广东省中山博爱医院原院长王莹。官方通报称：王莹“身为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念丧失，宗旨意识泯灭，政治上蜕变，经济上贪婪，生活上放纵，目无党纪国法”、“人前攀附领导、巴结奉迎不知耻，人后穷奢极侈、放纵糜烂不检点”、“利用职权帮助自己的公司承接与博爱医院有关的业务，把国有资金和财产当成个人肥油满溢的'钱袋子'”、“在医院工程项目建设、后勤服务承包、医疗设备和药品采购过程中，甘愿被社会老板收买役使，披着医者仁心的外衣收着黑心回扣，搞权钱交易和利益输送”等。
2015年2月，新华社专门报导了2015年一年之内，安徽省16家公立医院院长先后落马的“盛况”，尖锐地指出了各种“潜规则”在医院内部大行其道的情况。据报导，院长们主要通过三个环节“以权换钱”：
其一，是药品采购环节。药企为了能让医院多采购自己的药品或维持药品集中供应的优势，或在临床使用数量上压过对手，就要给予医院相关负责人及院长回扣。多家院长“欣然笑纳”，与药企或供货商形成高度“默契”。
其二，是医疗器材采购。企业在中标后，要想取得高额利润，还需医院优先、长期使用其医用耗材，常常行贿医院主要负责人，美其名曰“固定供销渠道”。
其三，则是基建工程。与药品器械上“细水长流”式的收受贿赂相比，院长们在医院基建工程方面的权力更大，“胃口”也更大。他们手中的权力能够帮助承建商绕开规范的招标程序，承接造价动辄成百上千万元的医院基建工程。
医院中存在的这些权力寻租空间，无疑为那些本来就心术不正的院长提供了大量腐败的机会。与此同时，大量诱惑也会起到严重的腐化心智作用，让那些本来未必想要腐败的人泥足深陷，最终走向了堕落之路。
2017年4月，根据株洲市委巡察组提供的线索，市纪委对相关问题进行初核，发现湖南省株洲市人民医院原党委副书记、院长周常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对其立案审查。讽刺的是，周常奇幼年家境贫寒，从小就跟随母亲打零工、摆小摊，还学着“贩货”，想尽办法挣钱。小学时卖棒冰，大学时卖香烟、电影票。同时，他憋着一股劲，勤奋好学，考上了当时的湖南医学院。曾经，在同事眼中，“他很能干，经常说'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
然而，这个“能干”的年轻人，在走上领导岗位后，还是在诱惑中走上了歪路。在院长任上，他开始追求奢华享乐，且在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几乎天天喝酒唱歌。更恶劣的是，在院长的岗位上，他还发现了与自己的兄长“合谋腐败”的机会。因为幼时的照顾，周常奇与五哥周常云的关系最好、最亲。所以，当周常云在株洲市人民医院承揽业务或帮他人请托事项时，周常奇一路大开绿灯。
老母亲住院时，部分下属送上红包。老母亲硬逼着他将红包一一退回，并嘱咐他好好珍惜现在的岗位，不要犯错误。但周常奇并未放在心上，在贪腐路上越走越远。“在她90大寿之际，两个儿子将面临法律严惩，会引发如何惨痛的后果，我不敢多想。”周常奇在忏悔书中写道。
事实上，周常奇的堕落之路，还不是最令人出乎意料的。2019年2月19日，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原院长易利华（正处级）涉嫌受贿罪一案，由无锡市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尽管在外行听来，易利华的名字算不上有多响亮，但在业内人士眼中，易利华在落马之前的成就，却足以让他被称作“中国医管界英雄”。
在任期间，易利华曾获全国优秀院长、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等称号。荣获了数不清的医管大奖：
2015年获国际医院管理最高奖——IHF国际大奖、2015年度健康界全国影响力十大医院院长，2009年、2013年、2017年度分别获中华医学科技奖卫生管理奖，2011年、2013年及2015年度获中国医院协会科技创新奖，2013-2016年连续四年获7项亚洲医院管理奖，2017年获亚洲医院管理特别大奖（金奖）。
这些奖项，绝不是仅靠“关系运作”就能搞到的东西，而需要非常扎实的真才实干，对易利华而言，这些都是他杰出能力的证明。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杰出的医院管理专家，却仍然无法做到“出淤泥而不染”，最终在利益诱惑面前悄然迷失，偏离了人生轨道。
近几年，落马的医院院长不胜枚举，俨然成了“高危职业”。2018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公立医院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明确了公立医院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且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院长不可兼任党委书记，院长在医院党委领导下，全面负责医院医疗、教学、科研、行政管理工作。
目前，国家正在从三个方面严打医疗人员的腐败，通过高压严惩震慑让他们不敢腐，通过医疗体制改革让他们不能腐，通过医务人员的薪酬改革让他们不想腐。我们期待这些努力，能够让医疗机构回归初心，不再“高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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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防疫最高官员落马 副市长辞职
德国之声中文网
2022年5月25日
北京有工人身穿防护装穿梭在住宅区。
在中国政府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下，持续严格执行的封锁措施，以防堵社区传播为目标，并对违反规定或规避限制的工作场所进行处罚。当局严苛防疫，也对疫情防控失职的官员祭出重惩，除了北京卫健委主任遭调查被免职，同天北京副市长也宣布辞职。
（德国之声中文网）中国新型冠状病毒新增病例数降至500例。根据中国卫健委数据显示，5月25日单日新增本土确诊104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356例，创近两个月新低。但在动态清零的方针下，北京对疫情防控仍维持谨慎。
北京卫健委通报5月25日北京新增36例本土确诊病例，以及9例无症状感染者。新增的本土病例中，有2例是从无症状感染转为确诊病例。
在北京“动态清零”的指示下，北京街道和小区落实出入口登记管理，测量温度、扫健康码和查验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全面升级疫情防控措施。
北京有近千万人口目前实施居家办公，绝大多数的公交车和地铁服务被暂停。另外，部分小区出现少数确诊病例，导致数千人被转往隔离酒店。
严格的防疫规范引起庞大民怨，继北京大学之后，北京师范大学、政法大学学生过去两天也群起抗议防疫措施。
学校、公园、餐厅和商店全关门的情况下，一名女学生告诉路透社，“我们不能上体育课，因此学业与休息之间无法取得平衡”。
北京防疫坚持动态清零，北京多个社区进行大规模核酸检测。
疫情两下降
尽管民怨不断，但官方称严格管控仍有其效果。北京市卫健委党委书记、副主任钟东波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强调北京的病例数明显下降，同时社会面的病例也下降，呈现“两下降”良好态势。
钟东波指出，北京疫情从4月22日开始，一共经历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早期快速发展阶段，每日新增病例迅速上升，4月27日已达50例。第二阶段是平台波动阶段，有个别聚集性疫情爆发，导致当日新增病例出现过两个高峰。第三阶段是零星散发和局部聚集阶段，经过两个阶段的努力，早期大部分传播链条已完全得到控制。
两官员下台
面对疫情，祭出严厉防疫措施的同时，当局周三（25日）宣布免去于鲁明的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职务。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的消息称，于鲁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公开资料显示，今年61岁的于鲁明在1983年12月参加工作，北京医学院分院精神卫生专业大学毕业，主任医师，现任13届全国政协委员。
于鲁明被免职的当天，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还做出另一项决定，接受王红辞去北京市副市长职务的请求，但并未透露王红请辞原因为何。法新社称，自疫情开始以来，无法控制疫情爆发的地方官员都面临免职或惩处。
今年60岁的王红，辽宁兴城人。据公开资料显示，王红是现任13届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北京市委主委，市政协副主席。
冲击供应链
另外，上海疫情逐步获得控制，各地的卖场和超市逐步恢复运营。据中国媒体报道称，商场的复市率甚至达70%，预计在6月1日之后，上海的购物中心、百货商场、专业专卖店全面恢复线下营业。
但中国坚持采行“清零”防疫措施，实施长达近两个多月的封锁，导致iPhone代工厂在上海的工厂停工，直接冲击全球供应链。《日本经济新闻》报道，苹果公司已经告诉供应商，中国的封锁措施至少影响一款新iPhone的开发计划。
目前苹果，以及鸿海、和硕等供应商都没有立即针对路透社提问作出回应。
（法新社、路透社、新华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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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发生以来
已有超千名违反疫情防控纪律官员被查处
2021-08-09
04:24:45大公报 作者：张宝峰
新冠病毒疫情不仅是对国民健康的一次挑战，亦是对官员履职态度及能力的一次考验。内地媒体统计显示，疫情发生以来，全国各地共查处违反疫情防控纪律官员至少超千人，仅武汉一地就对630余名履职不力官员进行问责。至近日，南京禄口国际机场疫防不力外溢多省，形成多个传播“次中心”，7月20日以来南京、郑州、张家界、烟台等地至少39名公职人员被免职、停职、警告、立案审查。大公报记者梳理案例时发现，被问责官员几乎出于以下情形：对防疫重要性“无自觉”，面对相关要求表现得“无纪律”，只顾自己而“无大局”，面对上级指令却“无跟进”，在疫情面前“无作为”。对上述“五无”官员严肃问责，甚至削去乌纱，一方面保障中国整体防疫工作的有力推进，另一方面展现中国政治生态中直面问题、刀刃向内的勇气。
无自觉
问题表现：面对不容松懈疫情防控形势，却表现出不重视、无自觉，甚至无所谓的态度。
案例1：
今年7月，湖南张家界出现聚集性疫情。经查，作为分管永定区卫生工作的负责人，许雄辉负责全区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工作，其靠前指挥、深入一线了解情况、督促工作落实不够，对核酸检测异常人员管控工作调度不力、工作失序，对新冠病毒感染者采取隔离措施不够及时有效，履行职责不到位。今年8月，许雄辉被免去区人民政府党组成员职务、取消副区长候选人提名资格。
案例2：
今年初，湖北省武穴市交通物流发展局、市场监督管理局东城区市场监管所在冷链运输和销售环节中存在监管不到位问题。相关负责人不仅不清楚车辆运输情况，而且冷链产品未在入库前进行消杀、车辆从业人员未进行核酸检测、车辆未落实消杀等防疫措施。因给疫情防控工作带来安全隐患，武穴市纪委监委对两家单位4名党员干部给予相应处分。
问责原由：政治站位不高，责任意识不强，对疫情防控的重要性表现出“无自觉”的态度，返岗不及时造成履职“真空”，防控意识松懈，使得制度形同虚设，进而导致失职失责，严重违反工作纪律。
无纪律
问题表现：面对严格的防疫要求及严肃的政治纪律，却表现出松懈的意识和懒散的作风。
案例1：
2020年12月，辽宁省大连市突发疫情，金普新区司法局党组书记安军不但违规安排曾到过疫情发生场所的社区矫正科科长邢万涛在办公室自我隔离，还邀请邢万涛等3人在机关聚集饮酒。接到必须集中隔离的消息后，安军仍聚集饮酒并继续让邢万涛在办公室隔离。今年1月4日，安军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职处理，邢万涛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案例2：
2020年2月27日，江苏省响水县公安局协调召开“公检法联席会议”。会后，响水县原副县长、公安局长沈爱东邀请该县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徐祥，县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孟庆松及党组成员、县纪委监委第十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汪登波等17人，前往县公安局交警大队食堂包厢打牌、聚餐并饮酒。因为上述问题，2020年3月，沈爱东受到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降为一级主任科员;徐祥、孟庆松分别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汪登波和响水县公安局党委委员、交警大队大队长陆步军，分别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其他责任人受到相应处理。
问责原由：在面对疫情防控的大背景下，公然进行聚集性活动，并且违反中央八项规定，动用公款大吃大喝。被问责官员属于典型的“无组织、无纪律”。
无大局
问题表现：面对需要互相配合的防疫形势，却表现出小我意识、地方主义等狭隘思想。
案例1：
在疫情初期，云南省大理州大理市在防控形势严峻、物资紧缺的情况下，仅从本地区防控需要出发，违法扣押征用防疫口罩，造成恶劣影响。针对大理市委、市政府政治敏锐性不高，大局意识不强，违法扣押征用防疫口罩的问题，纪检监察机关予以严肃查处。大理州委、州政府，大理市委、市政府、市纪委被责令作出书面检查，大理市委书记高志宏，市委副书记、市长杜淑敢受到问责处理。
案例2：
2020年初，湖北省黄石市城发集团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兼鄂东医养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余福安在主持召开鄂东医养集团疫情防控工作会议时，针对当前疫情防控工作特别强调“现在市防疫指挥部在分派任务时，没有通过医养集团，就直接将任务分派到各个医院，应该要先通过医养集团(再安排)”。会后，鄂东医养集团下属第二、四、五医院均拟按这一要求执行疫情防控任务。在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非常时期，余福安政治意识不强、大局意识淡薄、本位主义严重，不服从统一指挥，发表不当意见，对疫情防控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后经黄石市委研究决定，免去余福安市城发集团副总经理、鄂东医养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职务。
无跟进
问题表现：面对应战一般的防疫形势，却表现出“传达不过夜 贯彻不落地”或“只安排不督促”等官僚主义倾向。
案例1：
今年7月，南京疫情爆发，经各方调查披露，南京禄口机场存在保洁外包、管理不规范、境外和境内航班保洁人员不分等问题;机场出现病例后数天内，相关工作人员并没有被闭环管理，而是来去自由。7月28日，中纪委官网在题为《防疫漏洞尽快补》的文章中直言机场监管缺位、管理不专业，疫情防控措施未落细落实。并反问，倘若南京禄口机场能够及时认真落实举措，又何以在疫情防控中轻易“失守”?今年8月，南京市卫健委党委书记、主任方中友，因对疫情防控履行管理监督职责不力，被免去其南京市卫健委党委书记、主任职务。
案例2：
2020年初，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政府原副区长、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副指挥长、医疗救治组组长王在桥不认真执行上级决定，导致洪山区大量密切接触者未被及时集中隔离;医疗救治工作协调不力、衔接不到位，部分患者在送医院救治过程中长时间滞留;落实“应收尽收、应治尽治”严重不到位，大量患者未及时入院收治，影响恶劣。王在桥由此受到政务撤职处分。
问责原由：令行禁止，政令畅通，对于确保疫情防控效果至关重要。相反，如果令不行、禁不止，对于上级指令充耳不闻，甚至“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无疑将遭到问责与惩处。
无作为
问题表现：面对不容松懈的防疫形势，却表现出“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消极态度。
案例1：
今年5月13日在安徽合肥确诊的患者，5月3日曾在一影楼老板陪同下在辽宁营口市鲅鱼圈区某诊所就诊，但当地诊所并未按规定上报，诊所大夫、影楼老板15日被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安徽六安市裕安区世立医院对首例确诊发热病例有多次接诊行为，均未及时进行预检分诊、隔离处置、核酸检测等管控措施，造成疫情扩散的严重后果。16日，安徽省六安市疫情防控应急处置指挥部对该市裕安区有关单位和个人违反首诊负责制提出初步处理意见。其中，责成裕安区对区卫健委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立即停职，接受进一步调查处理。责令裕安区委、区政府向六安市委、市政府作出深刻检查。
案例2：
今年7月，以南京禄口机场为源头，内地出现新一轮聚集性疫情。今年8月，江苏省纪委监委调查发现，东部机场集团党委委员、机场涉外疫情防控指挥部指挥长汪超，涉嫌玩忽职守，对疫情防控履行管理监督职责不力，造成损失和恶劣影响，江苏省纪委监委对其立案审查调查并采取留置措施。
问责原由：面对违规操作，不处置、不上报，直至造成严重后果。疫情之下，正是各级各部门政府官员应该积极作为、有效作为的场合，但六安市、南京禄口机场等相关负责人却上演了“无作为”的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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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第5分管疫情副部长落马案涉周永康? 公安部连夜表态拥护
法广 作者：小山
发表时间：20/04/2020
中国当局昨晚公布，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调查，公安部随即连夜表态强调拥护中共中央的决定，并表示将肃清前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等人的流毒。孙力军被指控长期以来“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守纪律、不讲规矩、不知敬畏、肆意妄为”。
据中央社今天报导称，副部长孙力军落马，中国公安部连夜表态称拥护。
消息说，中共中央纪律查委员会和中国国家监察委员会昨晚约7时30分在官网公布，公安部党委委员、副部长孙力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中共中纪委公布上述消息约4小时后，中国公安部连夜表态，在官网发出约2600字的新闻稿指出，公安部长赵克志昨晚主持召开公安部党委会议，“坚决拥护对孙力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据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对孙力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审查调查，非常及时、完全正确、十分英明，充分表明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和将反腐败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
据该报导，51岁的孙力军是继福建省副省长张志南本月12日落马后，第二名受调查的副省部级官员。官方通报中虽未点明他违法的任何细节，但依惯例，这样的调查往往意味着官员政治生涯的结束。公安部新闻稿指出，孙力军被调查是他长期以来“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守纪律、不讲规矩、不知敬畏、肆意妄为的必然结果”。
中央社说，值得注意的是，公安部在文中将孙力军与此前落马的“大老虎”周永康和孟宏伟并列提及，表示要从多方面“肃清周永康、孟宏伟、孙力军等人流毒影响”，对党员干部“妄议中央大政方针、阳奉阴违、当'两面人'以及执法犯法、贪污腐败等问题”严厉惩罚。2014年下台的周永康是中共政坛目前为止落马的最高级别官员之一，他官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因受贿、滥用职权等罪名被判无期徒刑。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兼国际刑警组织主席的孟宏伟则在2018年10月突然失踪，他的妻子向法国警方报案后，中国官方才公布他受调查的消息，并指他涉入周永康案。
据该报导，孙力军是山东青岛人。中共中纪委通报中所附的简历显示，他毕业于澳洲新南威尔士州州立大学（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公共卫生和城市管理专业，并获硕士学位。他的西方院校背景在中国安全官员中较为罕见。
中国公安部官网的领导信息一栏中，包括部长在内共12人，孙力军排名第8；其中副部长共6人，孙力军排在第5。
据报导说，2019冠状病毒疾病爆发后，孙力军曾作为公安部工作组成员前往武汉督导疫情防治工作。在2月10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他还曾现身武汉，一行人当时正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视讯。2018年出任公安部副部长前，孙力军曾任前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的秘书，之后出任公安部安全保卫局（一局）局长，副总警监警衔。官方以往的报导显示，他的工作牵涉多种治安工作，包括中国近年来推行的扫黑除恶运动。官方数据显示，落马前，孙力军还兼任公安部下属的港澳台事务办公室主任。2017年12月，孙力军曾与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在北京签署有关中国大陆和香港刑事罪行的相互通报机制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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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35年盘点：
150名省部级以上官员落马
具备6大特点
来源：新民周刊 作者：陈良飞
改革开放以来，反腐败一直是执政党的重要任务。
2013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发表讲话说，“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关键就在‘常’、‘长’二字，一个是要经常抓，一个是要长期抓。”
习近平强调，反腐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并要求继续全面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随后掀起的反腐风暴验证了新一届中共中央反腐败的决心。一些重大反腐案件，如“薄熙来案”的审判和“蒋洁敏案”的查处，正在兑现“‘老虎’‘苍蝇’一起打”的承诺。
期待更深入的改革，能够及时“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原标题：35年“打虎”记
35年来，超过150名省部级以上官员因贪腐行为遭到查处。“老虎”人数持续增加，涉贪金额节节攀高。贪腐持续时间长、家庭腐败、带病提拔等成为了这些落马官员贪腐案的共同特性。
8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委员、重庆市委原书记薄熙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一审宣判。济南中院判处薄熙来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及其他非法所得。
薄也成为继原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之后，改革开放35年来第三名因为贪腐问题被司法审判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算上因腐败被判死刑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薄熙来是第四名获刑的国家级副职以上领导。
根据公开资料统计，在改革开放的头十年间，省部级干部落马的只有2人。第二个十年，落马的达到15 人。而2003年至2012年的最近十年，共有80余名省部级以上官员落马，年均8人以上。在整个35年的“打虎”史上，共有超过150名省部部级以上官员因贪腐行为遭到查处。
十八大之后的10个月间， “打虎”声急，先后有李春城、刘铁男、倪发科、郭永祥、王素毅、李达球、王永春、蒋洁敏等8人，这一数字已经超过近十年年均落马高官数字。
梳理35年来落马的省部级以上官员的贪腐记录，遭查处人数持续增加、涉贪金额节节攀高已经屡见不鲜。除此之外，贪腐持续时间长、家庭腐败、带病提拔等成为了这些落马官员贪腐案的共同特性。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说，“在某种意义上，通过高官贪腐案件能够得出这样一个难以承认却不得不接受的结论：尽管反腐败的力度不断加大，但是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繁重。”
李永忠认为，在反腐败与腐败的较量中，速度是关键。
贪腐数额节节高
2010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田国良申请了《省部级干部腐败案例研究》科研课题，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103名副省部级（或“享受副部级待遇”）以上领导干部的腐败案例进行剖析。
根据田国良的研究结论，与改革开放前期相比，随着时间推移，高官腐败发生了一些明显变化：平均每例涉案金额由几万、几十万，发展到平均每例过千万，其中最高涉案金额近2亿元；涉案面由主要局限于经济领域，发展到不仅向权力集中、资金密集、利润丰厚、竞争激烈的经济领域各个层面延伸，而且触及司法、组织人事领域。
田凤山是从1995年2月起任黑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的，而他的贪污行为就是从次年开始的，一直持续到他于2003年被双规。7年间，田凤山多次非法收受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436万余元。
2010年被双规的原江西省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宋晨光从1996年开始担任江西省建设厅副厅长，厅长、党组书记。两年后，他开始多次索取、收受有关人员款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263万余元。
陈绍基的情况与田凤山类似。陈被法院指控的贪污时间是从1992年2月至2009年4月间。陈绍基在1991年到1993年内担任广东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省公安厅厅长、党委书记，在掌握广东公安大权的第二年，他开始“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及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959.5万余元。
同其他落马官员相比，陈同海的贪污数量则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在2009年，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德明，从1999年至2007年6月，陈同海在企业经营、转让土地、承揽工程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钱款共计折合人民币1.9573亿余元，创下了建国以来最大的贪污数额的纪录，同时也创下了单笔受贿金额达1.6亿元的最高纪录。陈同海正是从1999年之前一年，也就是1998年4月开始出任中石化副总经理的。
与同龄人相比，这些落马高官大多仕途顺利、少年得志，不乏年纪轻轻时就身居实权高位的例子。
因贪污受贿罪被起诉的前安徽省委副书记王昭耀，法庭确认其受贿704万余元，另有649万余元的财产来源不明，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在法庭上“最后的陈述”中，王昭耀提到，“我曾经是全省县委常委中唯一的省委委员，曾经是全省最年轻的地（市）委书记，48岁就担任了省委常委、副省长，仕途一直比较顺利。”
同样因受贿罪被判死缓的前深圳市市长许宗衡，18岁即成为农场场长，23岁时被抽调到衡阳市经委，后来被调到衡阳市委组织部任干事。随后许花了12年的时间，从一个普通干事、副科长、科长、组织部副部长，直至衡阳市组织部“一把手”的位置，在35岁时成为湖南衡阳“最年轻的市委常委”，位列副厅级干部之列。38岁时，因受“排挤”，只身南下闯深圳，又从“连降两级”的基层干起。
因受贿罪被判无期徒刑的前山东省委副书记杜世成，“文革”时期曾在一年零两个月时间内，从黄县县委组织部干事升任黄县县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这一步跨越，在正常的年代几乎不可能实现。1989年5月，杜世成升任烟台市长，时年39岁。新华社报道曾称，他“在中国14个沿海开放城市的市长中，也许是最年轻的一个”。
权力家族化
在落马的省部级高官案中，不少高官的家庭成员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到了以权谋私的贪腐盛宴中。
这些家庭成员利用亲属关系，或成为收取贿赂的中间人，或直接受贿，或在高官的关照下进入官场，一路高升，仕途坦荡，甚至有人曾一度逃脱法律的制裁。
原黑龙江省政协主席、省委副书记韩桂芝的腐败从家庭开始，也以家庭为终结。韩桂芝所有的受贿卖官，几乎都以她的三妹妹韩玉芝和她的长子、原黑龙江省光大银行副行长陈泓播作为中间人。
韩桂芝案发源于原绥化市委书记马德的检举。马德曾送给韩桂芝80万元人民币，这笔钱韩桂芝没有收，但是也没退回去，而是给她时任哈尔滨市医药行业某局常务副局长的妹妹韩玉芝存了起来。案发后，在韩桂芝三妹妹的家中搜出了马德行贿的存折。
此外，陈泓播的妻子韩浩之兄韩建勋涉嫌在1988年杀妻灭子，也正由于韩桂芝的干预，在长达16年的时间里，韩建勋没有依法得到追诉。韩桂芝被“双规”后，此案终于在2004年10月12日于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开庭审理。
2004年农历大年三十，陈泓播被中纪委专案组“双规”。一个月后，韩桂芝从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高干病房里被中纪委专案组来人带走。此后，韩桂芝全家先后有六人被“双规”。除了韩本人，还有韩的三妹妹、韩的两个儿子和两个儿媳。
与韩桂芝同年落马的原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丁鑫发，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在任落马的省检察长。在丁鑫发案中，起诉书列举的受贿共有六大笔，前三笔发生在丁鑫发任省公安厅厅长期间，后三笔则发生在省检察长任上，六次受贿全部与丁鑫发的妻子章斌、儿子丁少华有关。
2004年5月，丁少华曾因涉嫌经济犯罪，与岳父张良琛一同被中纪委带往北京审查。丁少华被抓后，丁鑫发曾多次对外面强调，“儿子的事是儿子的事”。事实却并非如此。
甘肃省政协原副主席朱作勇的妻子和儿子也直接参与到受贿中。朱的亲属最初案发，是由于安徽省政协一名官员东窗事发而暴露。中纪委在安徽查案时发现，有两笔账款流向了兰州，于是顺藤摸瓜，查出朱作勇两个儿子朱乐春、朱乐天各收受人民币200万元，其妻马云芳收受80万元。朱作勇于2005年6月份被中纪委带往北京，他的两个儿子和妻子则被有关部门带往西安接受调查。
王昭耀是继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之后，安徽省第二个被推上审判台的高官。他构建的贪腐网络是一个血缘关系编织起来的家族权力体系，成员包括他的妻子、长子和两个妻弟。王妻杨大爱曾任安徽省行政事务局接待处处长，长子王伟曾任共青团安徽省委联络部副部长。2001年，王妻的二弟杨哲信从一名货车司机一跃成为砀山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后任宿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在宿州市区域内掌握着组织大权，曾228次受贿，卖出69顶乌纱帽。
伴随王昭耀的“落马”，其一手构建的家族权力体系也就立刻崩溃。
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陈绍基受贿一案中也出现了陈绍基家庭成员的身影。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宣判书中确认，陈绍基索取及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不乏与其子陈子翊、情妇李泳伙同情节。据先于陈绍基“落马”的原广东韶关市公安局局长叶树养供认，他曾送给陈绍基数百万元资金，在陈绍基指示下打入陈子翊的账户。陈子翊是广州兴悦餐饮有限公司股东，该餐厅毗邻广东省公安厅，是政法机关迎来送往的重要场所。
窝案连连
2011年，《财经》杂志曾经对1987年以来落马的120名省部级官员贪腐行为进行了系统总结。对120人有据可查的案发方式的分析中，比例最高的案发方式为“由他案引出”，占到了六成以上。
在黑龙江政坛，马德案曾经轰动一时。作为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在任期间大肆买官卖官，疯狂敛财2385万余元，所涉及的领导干部达到260多人，绥化市50%以上的处级干部都有牵连。
此前的报道称，当时由于涉及的干部太多，如果全部追究，那么绥化市整个行政体制都会瘫痪，所以最后工作组做出一条规定，凡是给马德行贿10万元以下的干部，如果自己能主动交代问题，不再追究责任。
当时审讯马德的时候，他很不服气，嚷道：“绥化买官卖官又不是从我马德开始的，我才来绥化多长时间，我所知道的从我前任就开始了，我还送给赵洪彦15万呢！”
结果，马德的这句话又引出了一个贪官赵洪彦。赵洪彦是马德的前任，从绥化地委书记任上调到省里担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后又任省人事厅厅长。经初步调查，赵涉案金额几百万元。
原黑龙江省委书记田凤山的落马也是由马德案牵出，韩桂芝案则发源于马德的检举。
2008年，发生在天津的一起窝案让天津政坛受到了极大震动。
在天津开发区，天津市原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工委书记兼管委会主任皮黔生和霍津义关系之密切几乎尽人皆知。2000年，升任管委会主任的皮黔生，任命霍津义为北方国投董事长。知情人士说，皮黔生对霍津义向来不直呼其名，而是称“小霍”。
2005年12月，皮黔生多年的亲密下属“小霍”被中央纪委“双规”。此后霍交代了天津市政法委副书记、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及其情妇王小毛的犯罪线索；与李搭档多年的天津市政协主席宋平顺受此牵连，在自杀后仍被开除党籍，进而导致皮黔生落马。
2012年1月16日，广东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周镇宏涉嫌严重违纪，被中纪委带走，接受组织审查。三天后，中共中央组织部新闻发言人证实，周镇宏涉嫌严重违纪被免职。今年2月，中共中央给予周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在新华社播发的通稿中，中央认定，周镇宏对茂名市发生的系列严重腐败案件负有主要领导责任。
现年56岁的周镇宏，曾于2002年至2007年担任广东省茂名市委书记，主政茂名市长达5年时间。2011年，茂名腐败窝案曝光，共涉及广东省管干部24人、县处级干部218人，波及党政部门105个，市辖6个县（区）的主要领导无一幸免，其中多名干部为周镇宏提拔。
此前媒体的报道称，周镇宏案牵涉他的继任者、茂名原市委书记罗荫国案，罗荫国则是因茂名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杨光亮，原副市长陈亚春，原茂名公安局长倪俊雄等官员的落马案发，而杨光亮被查源于牵涉广东省原政协主席陈绍基案，陈绍基、王华元两名省级高官又是因黄光裕案而东窗事发。
普遍带“病”提拔
去年12月，香港教育学院社科学系博士生刘九龙在第二届中国廉政制度创新学术研讨会上提交了一份关于“带病提拔”现象的论文。在研究了43个省部级落马官员案例，刘九龙得出结论：“这些落马官员发生初次腐败行为的平均年龄为47.48岁，带病提拔的省部级官员，其平均经济腐败时间在10年左右，绝大多数是5年到15年之间。”
田国良的研究也印证了类似的结论。在其选取的103个省部级官员落马案例中，约有63%的案主，在作案之后仍然获得提拔，约有48%的案主，在担任副省部级职务之前就开始了犯罪。
王昭耀的受贿史贯穿其整个仕途的升迁历程。1990年，在担任阜阳地委书记的次年，王昭耀就开始插手干部“职务升迁”。在29名为“升官”而行贿的人中，陆有朝是第一个向王昭耀行贿的。在收取了陆有朝7.9万元的贿赂后，王昭耀帮助他先后晋升为临泉县委副书记、县长、县委书记、阜阳市政法委书记。从接受陆有朝贿赂首开先例，直至2005年春节在省政协副主席任上最后一次受贿，15年间，王昭耀受贿历史从未间断。特别是在1993年2月升迁至副省长后，王昭耀受贿次数和金额更是与日俱增。经统计，在704万余元的贿赂款中，至少有600万元是在王昭耀担任副省长后收受的；随着职务升迁，分管领域日益重要，王昭耀财路日宽。
2007年12月5日，临沂市中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何闽旭案。审理判决显示，何闽旭收受第一笔贿赂是在1994年。何闽旭在任浙江省劳动厅副厅长期间，曾为浙江省诸暨市计委干部周世屏调至省劳动厅工作提供帮助。1994年春节前夕，已是浙江丽水地委副书记的何闽旭，在杭州家中收受了第一笔贿赂——5000元人民币。之后，何闽旭又两次收受周世屏贿赂，共计人民币1万元。
何闽旭由此开始他漫长的受贿历程。至2006年6月案发，何闽旭受贿时间长达12年，单笔收受数额从最初的数千元飙至索贿160万元。而这12年，也是何闽旭仕途得意、不断晋升的12年。
2010年落马的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刘卓志的贪污之路从8年前开始。刘卓志的“第一桶金”是帮企业担保贷款3000万收了20万元好处费。此后，刘卓志胃口渐开，“卖官”与染指矿业，是他共计817万余元贿金的两大来源。为了当上锡林浩特市市委书记，时任锡盟发改委主任牛志美共17次给刘卓志及其妻宋巍送去42万元人民币和3万美元，总折合64.686万元人民币。
王昭耀的受贿历史是15年，何闽旭的受贿时间是12年，刘卓志的受贿时间是8年。今年5月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原山东省副省长黄胜，从1998年至2011年，多次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223万余元。这些受贿行为跨越13年，横跨了黄胜自地级市市长升至山东省副省长的整个仕途过程。
刑上副国级
在35年的打虎史上，薄熙来、陈良宇和陈希同因为案发时位列政治局委员，无疑最引人注目。
1995年4月27日，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因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案件引咎辞职。同年9月28日，中央决定将陈希同清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保留党籍，继续审查经济问题。1997年8月29日，中央决定开除陈希同党籍。
1998年2月27日，最高检察院决定逮捕陈希同。同年7月31日，北京市高级法院一审认定，陈希同在对外交往中接受贵重礼物，价值55.5万余元，犯贪污罪；纵容王宝森擅用财政资金修建两处豪华别墅，吃住享乐，犯玩忽职守罪，两罪并罚，判处陈希同有期徒刑16年。陈希同不服判决，提出上诉，最高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06年5月31日，陈希同保外就医，今年6月病亡。
自2006年7月5日开始，中央纪委在调查上海社保案时发现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涉嫌严重违纪。同年9月24日，中央决定免去其上海市委书记职务，清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中纪委立案检查。
2007年7月26日，中央对陈良宇予以开除党籍（2007年10月确认）、公职处分，移送司法机关处理。2008年4月11日，天津市第二中级法院认定，陈良宇收受金额折合人民币239万余元，犯受贿罪；在上海社保系列案中存在滥用职权行为，犯滥用职权罪，最终以受贿和滥用职权两罪，判处陈良宇有期徒刑18年。法院未认定陈良宇的玩忽职守罪。陈良宇没有上诉。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则认定，从1999年至2012年，薄熙来在担任大连市长、大连市委书记、辽宁省长、商务部长、重庆市委书记期间受贿人民币2044万余元、贪污人民币500万元及滥用职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及其他非法所得。
被处极刑的“老虎”
在35年的“打虎”史上，有6只“老虎”被处以极刑。
据田国良统计，103个遭查处的省部级官员案例中，从罪名来看，受贿罪居多，89例，其次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11例；从量刑来看，死刑6例，死缓27例，无期徒刑17例，有期徒刑44例。死刑、死缓和无期徒刑约占已判案例的53%。
这6只遭处极刑的“老虎”分别是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原济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段义和、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2005年9月，原河南省副省长吕德彬因买凶杀妻处以死刑，其也是这6人中唯一一名非以受贿罪处以极刑的省部级官员。
根据现行刑法规定，贪污受贿10万元以上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即可处以死刑。但在惩治省部级干部贪腐案件的司法实践过程中，数额并非唯一的量刑标准，犯罪所造成的损失、是否追缴赃款、有无自首立功表现、认罪悔罪态度以及案件的社会影响等多方面因素都会影响最终的判刑结果。
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发生在郑筱萸和陈同海身上。2007年7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以469万元的受贿额被处以极刑。而同年落马的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董事长陈同海，最终认定受贿金额高达1.9573亿余元，获判死缓。
在法律界人士的分析中，郑筱萸被判死刑的关键原因，更多来自该案引发的民愤和造成的社会危害。身担国家药品安全监督最高责任，郑受贿后，不仅疏于职守，还擅自降低审批药品标准，间接导致了后来的亮菌甲素注射液事件、欣弗注射液事件等一系列药品安全事件，举国震动。
郑筱萸被立案后一个月，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罕见地专门讨论郑案，将该案定性为“一起严重失职渎职、以权谋私的违纪违法典型案件”。此次会议由总理主持、除三名副总理、四名国务委员循例出席，时任中央纪委书记吴官正、时任中央纪委副书记何勇也受邀参会，如此高规格会议前所未有，亦可见中央对于郑案造成的社会后果的重视程度。
同样因数额之外的其他因素被判处死刑的还有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其受贿金额仅为517.1万元，但王怀忠存在索贿行为且毫无悔罪表现，另有480万元财产来源不明，还阻挠司法部门对他的查处，于2003年被判死刑。
郑筱萸是最近一个遭处以极刑的省部级官员，从2007年以来的最近6年时间里，副部级以上贪官判刑榜，还尚未有死刑案例，这也让外界质疑，“贪官免死”是否已经成为一个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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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数百中国医生学术作假 医疗腐败陷深渊
自由亚洲电台（黄小山/程文 报道）
2017.04.26
《肿瘤生物学》杂志最近将107篇造假论文撤稿，事件震撼国际医疗界，有关论文涉及中国524名医生。造假丑闻揭发后，中国科技协会表示高度重视，但至今没有迹象显示，当局采取任何行动惩处涉事人。事件带出另一讯息，中国医疗费用昂贵但劣质，民众癌症发病率增速近四成，5年生存率却在低位徘徊。
2016年7月，中国著名大学复旦旗下的华山医院举行建党庆祝活动。该医院也有医生涉论文作假。其政治作秀被批治病不专业作秀很积极。（华山医院官网）
中国医大此次多所医院的医生论文被撤。（中国医大官网/拍摄时间不详）
国际著名出版商施普林格(Springer)日前撤消《肿瘤生物学》杂志的107篇造假论文，这些论文发表于2012年到2016年之间，全部来自524名中国学者之手，其中包括知名大医院的骨干医生。
丑闻曝光后，有关部门的领导立即会见出版商大中华区的负责人，就撤稿事件深入交流。
中国科协认为，论文被撤后，应该以适当方式让公众了解事件中的各方责任。作者和“第三方”中介确实存在不可推卸的责任，但2015年另一次撤稿事件发生后，出版集团没有采取积极有效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发生，出版集团和期刊编辑存在内控机制不完善、审核把关不严格等问题，理应对此承担责任。
而中国科协所说的“2015年撤稿事件”，指的是2015年8月，该集团曾一次性撤回了旗下10个学术期刊已发表的64篇中国作者的论文。理由与此次撤稿如出一辙，即同行评议过程涉嫌造假。
国内有评论认为，科协试图将责任推卸给期刊，甚至试图用挑起民族主义情绪，以逃避本身管理失职的责任。
此次被撤稿的作者名单于周日（23日）曝光。524名作者及其供职机构的名称现于公众眼前。浙大第一附属医院、山东大学医学院、上海交大、复旦大学、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军医大学等都榜上有名，中国医科大学四院就有9人涉此次论文作假。
生命科学界人士刘远东在接受本台记者访问时指出，业内对事件保持低调是因为大家都这么做。甚至连一些所谓的专利也是作假的。有医生为了提升名气而发表论文，但自己又不写，就找中介公司处理。
他说：因为医生逼着他那评什么职称啊那些罗七八糟的东西，那医生其实是没有时间去做实验的，那所以说，就外包给那些专门的服务公司做，那些资料都编啊。因为大家都心知肚明，大家很多人都是这么干的，比如发SCI的，一篇文章4万到10万，这样子的大概是这样子的，具体价格我不太清楚，这个事情是比较普遍的事情，肯定不会像国外反应那么大，那包括我们中国的专利，大部分也都是套政府资金多一点，很多专利就直接编（作假）了。
刘远东还透露，国内的很多科技成果其实都有问题。而商业的公司都不会采用国内的专利技术，而是把国外的专利技术抄来用。
海南大学的一位要求匿名的生物科技研究人员陈博士也告诉本台记者，这是学界的常态。他认为，期刊方面在学术背景的要求上也存在问题，让有人借机会钻空子。
他说：因为我也是搞科研的，就说差不多吧，主要是因为同行评论这个东西嘛，他们这种投稿主要是由公司代替的，所以才会造成这个东西。这些公司啊，因为他接的文章很多，他就一定时间会大量的把某一个人，大量的文章里让其评审。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一个虚构的人，你期刊也接受，那你期刊我觉得也是有问题。
据业内人士表示，此次丑闻掀引民众情绪，一方面因为医生弄虚作假，另一方面却是癌症等重大疾病发病率飙升，以及其昂贵的治疗费用和失败的治疗效果。2013年的统计显示，当年各类专科医院的收入排行榜中，肿瘤医院以354.7亿元高居榜首，而第二名的精神病类的收入是243.7亿元。而2012年的恶性肿瘤死亡病例，却占当年各类疾病死亡人数的26%。
同年，肿瘤医院门诊病人增速达37%。但医院的床位增速只有13.7%。中国的癌症5年生存率为30.9%。美国同时期为66%，日本更高达81%。在中国，一些人为了“人亡家不破”，直接选择放弃治疗，以防止倾家荡产。
海南大学陈博士在解释该现象的时候表示，目前他们都知道，越来越严重的环境问题，是导致中国癌症高发的主要原因。根据他自己的实验显示，即使在海南的橡胶树里，也都发现了重金属残留。
他说：环境，食物对这个并的发病率有很大的影响，身边这种例子太多了，一个村的人集体得某一种病，一家人是吧，一个人得了很多人得。当然有遗传的问题，但跟你吃的还有你生活的这个环境有很大的关系的。土壤跟水体对植物影响很大，比如土壤里面重金属含量如果超标的话，在植物体内的残留量就会超标，很严重。我做的是香蕉树，他在里面是会有重金属残留的，因为我们的香蕉树，我们不吃它，但是对于其他的一些蔬菜来说那就不一样了。
问题不可控，是因为官方怕带来麻烦，中国民众都明白，但毫无办法，只能麻木地接受现状。
他说：这个数据不光是我不能给你，就像人家给你也不一定是正确的。如果是可防控那种，国家会去统计，但是现在这样已不可防控的，如果说统计出来，他肯定会惹麻烦，你没法解决对吧。最后导致的还是体制的问题，在中国只要涉及体制你就很难啊。毫不夸张的说，中国老百姓基本上已经接受了这种事实了。就说医院收费贵，是不好，他们心里都知道，但没法改变这种，你要是很有钱，你就到国外治。但对普通老百姓是不可能是吧，那就只能这样过着呗。
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在响应本台记者的采访时称，中国科协已在官微发表观点，同时，近期也接受了央视的采访。发言人指出，中国科协向来鲜明地反对学术造假和学术不端行为，会严密关注事情的进展并进行调查，以及呼吁各方切实负起责任，包括期刊和第三方都要负起本身的责任。
在问及中国科协是否在推卸自己责任时，该人士称，科协只是一个民间组织，不具有管辖权。但被问到其组织接受财政拨款及工作人员均具有行政级别时，发言人指，“这是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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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腐败推高多少药价？
本报记者 王梦婕 实习生 曹壮壮
《 中国青年报 》（ 2013年07月29日 03 版）
福建漳州，近日因一起重大医疗腐败案，而进入全国公众的视线。
据福建省漳州市纪委调查，从今年年初至今，纪委近半年内共发现该市直区县73家医院均涉嫌医疗腐败，“无一幸免”。截至发稿，该市九成医生涉案，57名医药代表被抓获。目前退赃金额已达2049万元，平均每人贪腐金额约1.8万元。
医院“集体沦陷”令人震惊，而更令老百姓关切的是：《人民日报》披露，漳州一些药品的虚高售价里，成本只占二成，“公关费”却能占去一半。
几乎无人否认的是，在“看病贵”痼疾中，医疗腐败“贡献”颇多。为何国家屡出重拳，一些药价依然“水分十足”？其中，医疗腐败究竟能推高几成药价？中国青年报记者就此展开调查。
“公关费用占药价一半”靠谱吗
“药品生产企业给经销商的‘营销’费用，一般是药品中标价的50%左右。”在漳州医疗腐败案中，上述媒体调查得出的数据，格外引人注目。
这是否意味着，所有药价中，都有约一半成了行贿费用？
“按药品的品种不同，‘公关费’出入很大。”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会长于明德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实际上，从宏观角度看，销售费用占到药价的30%～40%是比较普遍的。既包括了合理销售支出，也包括用来做关系的‘灰色支出’。”
于明德会长告诉记者，像销售人员的工资费用、差旅费和其他必须的杂费，都算合理销售支出；剩下的就是不合法、不合规的所谓“贿赂”。而在他的估算中，后者平均下来，约占到最终药价的20%。
上述平均数据，与漳州所谓“天价公关费”药品有一定差距。
供漳州涉案医药代表供述，在约50%的营销费中，区域经理一般将15%左右用于“公关”当地卫生、药监等部门相关人员，将30%左右给予二级代理及下线业务员，这些下线人员负责“公关”各家医院。
区域经理、二线代理、下线业务员……一家大型跨国制药企业医药代表张薇（化名）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分析，从媒体披露的信息看，差距存在的“秘密”，很可能与上述药厂采用的“招商式”卖药模式有关——而这是国内相当比例制药企业的选择。
“在包括存储、运输、税费等流通环节，已经‘吃掉’相当比例药价的大背景下，链条长、环节多、费用大的‘招商售药’，更助推了从出厂到最终销售之间的惊人差价。”张薇说。
为什么这么说？这要从“药价是如何形成的”说起。
记者查询国家发改委官方网站发现，我国目前药品定价机制大体分三种：即国家发改委定价、所在省制定指导价和企业自主定价。其中，前两者制定的重要依据为企业上报的成本信息，相关部门在加上合理的利润之后，从而制定出相应政府定价。但由于政府有关部门缺乏有效的监管手段，在提供定价的资料时，企业往往不如实提供成本信息，成为业内“潜规则”。
“企业在上报成本信息时，首先将两类成本计算在药价中：一类是生产成本，如原材料、员工工资、水电费等制造费用；再一类是其间费用，包括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和销售费、广告费等。”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庄一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由于生产成本比较难“做花账”，销售费、广告费等，就很可能成为“隐藏药价水分”的黑池。
“现在的情况是，流通环节所占比例太大，已经达到了了药品生产成本的数倍。”江苏省一家中型制药企业经理李荣向记者透露，“拿我们厂的泮托拉唑肠溶片（一种治疗胃溃疡、食管炎的常见药品——记者注）来说，我们的生产成本是几元钱，出厂定价是7元钱，但是在医院能卖到70元。”
李荣所在药厂的泮托拉唑肠溶片采用的就是“招商卖药”，他自曝，流通环节成本能占到最终药价的70%～80%。“这里面包括给医生的25%的药价返点，也包括给各级代理商的利润。”
何谓招商卖药？中国青年报记者查询发现，目前国内，药品生产企业的销售模式一般有两种：一种是招商式，即企业找专门做药品销售的代理公司负责销售；一种是医药代表式，即企业有自己的医药代表，医药代表直接去医院卖药。
据2010年《中国医药报》报道，中国80%的医药生产企业终端推广能力极其有限。它们大多采用“底价包销”的模式，由代理商的“倒票”来使自己的药最终流通到医生的处方笺上。而硬币的另一面是，据2012年公开资料显示，我国拥有约1.3万余家药品批发企业，近40万家零售药品门店，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一直难以走出“小、散、乱”的局面。
“这样长的链条，层层抽成，每层都必须有足够的利润空间才能存活。”几家大型制药企业的医药代表在不同场合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按照业内平均每层业务员5%的比例计算，也是一笔可贵的流通成本。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朱恒鹏提示，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各级代理商就不得不进高价药、高价卖，用炒高药价的形式，把其中的“公关费用”收回来。
“而对链条的终端——医生来说，在回扣比例不变、15%固定加成不变的情况下，药品定价的基数越高，医生的收入就越丰厚。”李荣说，这样一来，医与药很容易“相互成全”，最终埋单的则是患者。
医疗腐败推高多少药价
福建漳州73家医院“全线失守”令人唏嘘，而几乎无人否认，它只暴露了国内医药流通领域商业贿赂的冰山一角。
“在药价的水分中，流通环节占一部分，医院占一大部分，一些非正常环节也贡献颇多。”于明德会长告诉记者，“不能说是哪个环节推高了药价, 它是被一层层加上去的”。
那么，医疗腐败大概“贡献”几何？
于明德会长告诉记者，在业内，与医疗腐败直接关涉的“灰色支出”占最终药价的20%是一个平均值。另据中国青年报记者梳理，在近三年媒体披露的相关数据中，医药代表用来给医疗系统“做关系”的成本，少则占到药价的5%，多则能达30%以上。
这笔钱流向了谁的口袋？据漳州市纪委披露，这次漳州重大医疗腐败案，共有1088名医务人员、133名行政管理人员涉案。
“除了直接给医生‘回扣’等贿赂行为外，我们现实中存在的医疗腐败手段，可以说是五花八门。”长期关注医疗领域商业贿赂问题的北斗鼎铭律师事务所张和律师，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李荣向记者透露，一种药品要最终卖到消费者手上，至少要通过四道关、与各个部门打交道：第一关是通过招投标程序，进入省一级药品集中采购目录；第二关是进入地市一级卫生管理部门的药品目录；第三关是医院要采购这些药品；第四关就是科室内医生在诊疗过程中，要开具这些药品。
“注册涉及药监，价格涉及发改委，进医保涉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进地方涉及地方招标办，进医院涉及医院院长、科室主任、医生等……每个环节都可能存在腐败空间。”李荣表示。
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就拿我前几年做销售为例，某种药品想要进入三甲医院，少说也要公关给医院的药事委员委几万元，这还只能保证药品进入医院。医生开药要回扣，药房的‘统方’（即医药营销人员对医生用药量进行统计，按照用量发放回扣的行为——记者注）人员要打点，有时保安也是需要做工作的。总之做临床（药品销售）这边，水深着呢。”
中国青年报记者进一步咨询了多位医药销售业内人士后发现，当前，除了以药品售出多少来计件返点的“传统”代金销售之外，组织医生参加学术会议、出国考察、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支付多则数千元的讲课费等，都是医药代表常用的促销手段。
“总体来说，本土药企选择‘代金销售’、直接给提成的比例高一些，跨国药企则更倾向于采用‘学术推广’等隐蔽性强的促销手段。”一位业内咨询人士这样向中国青年报总结。
张薇向记者佐证了上述说法。她透露，在她所在的公司，最终药价的20%～30%约为运营成本，但除去正常支出外，用来做“学术推广”的一般能占到药价的5%～10%。
记者查询RDPAC（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发行业委员会——记者注）主页获悉，严格来说，“学术推广”是IFPMA（国际制药企业协会联合会）《全球药品推广行为准则》所允许的。“但正是这5%～10%，也最容易成为滋生‘暗箱交易’的灰色地带。”张薇透露，在学术推广等“面对面的交流”中，“夹带”给医生提供旅游、休闲、娱乐等活动，这种意义上的贿赂，在业内已是通病。
“不同领域的药‘灰色支出’差别较大，总体而言，中药的回扣比西药更大。”国内规模最大的医药行业论坛丁香园医学论坛创始人李天天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记者查阅媒体报道发现，采用招商卖药模式的制药企业，其涉及的医疗腐败形势恐怕更不乐观：有的代理商在从生产厂家低价拿到药品后，除了动用自己的销售团队外，还有一种方式是找“枪手”。所谓“枪手”，不属于销售公司，但通常跟某家医院高层有“过硬”的关系，只做那一家医院的生意。代理商将“枪手”“定点投放”在某家医院后，“枪手”拿药价与最终售价之间动辄数十倍的差额，基本全部用来滋养医疗腐败了。
尽管医药代表“各显神通”，但相同的是，其中的受贿方，有医生的身影，也有医药界官员的身影。据商务部统计，仅在药品行业，商业贿赂每年侵吞的资产就有7.72亿元，约占全国医药行业的16％。
终结医疗腐败，谁是利器？
全国合理用药专家委员会委员肖永红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合理用药的准则应该是六个字：安全、有效、经济，但药企无序竞争让它在现实中变了味儿。
“医疗服务的特殊性在于，由于医生-病人的专业知识不对等，医生的意见占据强势地位，当药企以利益‘绑架’或‘游说’医生时，病人多数情况下只能成为被动消费者。”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医学伦理与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岳向记者表示。
但人人喊打却“久剿不绝”，这几乎可以概括医药腐败的现状。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对商业贿赂行为做出如下规定：经营者不得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在账外暗中给予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回扣的，以行贿论处；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在账外暗中收受回扣的，以受贿论处。
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意见》第四条将医疗机构中的国家工作人员、非国家工作人员及医务人员受贿、索贿行为按照刑法中的贿赂犯罪进行处罚。
然而，“利诱”之下屡有“试法者”。
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原院长富景春受贿获罪，原江苏常州第七人民医院院长因受贿62万获刑7年，宁波第一医院被曝48名医生吃了20%药价回扣，珠海9家公立医院药剂科主任栽倒在药品供货商的“贿赂门”下，广东高州市人民医院数十医生卷入“回扣门”违纪金额580多万元……除福建漳州医疗腐败案外，类似丑闻，近年来在不断上演。
“如果一个鱼池里面几条鱼死了，是鱼的问题，如果这个鱼池里的鱼都死了，可能就得重新来建这个鱼池了。”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李玲教授，这样评价改革的必要性。
那么终结医疗腐败，谁是利器？
一种业内经典的说法是，导致医贿行为大行其道的“主谋”，是现行以药养医的体制。如朱恒鹏认为，培养一个医生的高投入，和医疗服务的价格长期被人为“压低”，是产生医生腐败行为的主因。而制药企业的贿赂，正好契合了“医生迅速提高收入”的需求。
“药品集中招标难有透明的环节，能否中标还需要征得各个医疗单位的确认，迫使药企不得不‘多次公关’。”张和说，一种药品从生产到消费者手上的中间环节太多、“权力寻租”空间大，也是致医贿行为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因素。
此外，李玲教授认为，我国药品市场研发能力缺乏，药品同质化严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招标只招了一个目录，而生产一种药有很多厂”，这也迫使制药企业不得不竞争择钱，“公关中的腐败越来越大，这个药价虚高成分也就越来越大”。
记者注意到，为了终结“医疗贿赂加剧药价虚高”的怪圈，近年从国家层面到医院层面都在探索。
近日国家卫计委就召开专项会议，审议并通过了《2013年纠正医药购销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专项治理工作实施意见》，要推动源头治本，完善药品集中采购制度，规范医药购销秩序，降低药品虚高价格。
在药品招投标领域，2007年原卫生部也下发《关于建立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不良记录的规定》，探索建立医贿行为不良记录制度。
针对代金销售等贿赂行为，全国一些省市的医院，也陆续安装了“电子监控软件”，来遏制不法药企通过“统方”来贿赂医生。
于明德会长认为，要铲除腐败根源不是抓现象，而是建立良好的市场化体制。“医疗服务市场化是大势所趋。”他说， “毕竟政府投入再多也不可能把所有事情都办了，给医院充分的、作为独立法人的自主权，让医院去拼价格、拼服务，老百姓自然愿意去价格便宜、服务好的医院看病。最后在医保结算的时候按人头付费，这样医院的自主性就上来了。”
于明德会长说，同时也要严格法律法规，“收贿受贿见一个抓一个。”另外，还要建立良好的激励措施，“让肯于改革、敢于革新技术、让老百姓受惠的医院得到更多的利益。”
张薇则认为，从制药企业的角度看，要关上医疗腐败的潘多拉盒子，“终结‘药品同质化’的局面才是釜底抽薪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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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存戒惧向医疗腐败“潜规则”说不
文/王秀华 2017-05-14 08:18:44 来源：中国网医疗频道
反腐败斗争从其它社会领域向医疗卫生领域延伸，既是反腐败斗争步步深化的必然趋势，也是包括医疗卫生界人士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殷切期盼。
《中国纪检监察报》2017年5月11日报导，中纪委机关报撰文，严厉打击医疗腐败“潜规则”，“新的医疗改革政策破冰前行，给群众带来更多的便利。但同时，部分地方医疗中的腐败问题仍暗中滋生，并呈现出一些新动向。比如腐败从药品购销环节向医用耗材购销转移，涉案人员由医疗卫生系统的普通工作人员向高端专业型医务人员发展，等等。这些腐败问题极大地侵蚀着广大患者应得的医改红利，其危害不容小觑。”
反腐败斗争从其它社会领域向医疗卫生领域延伸，既是反腐败斗争步步深化的必然趋势，也是包括医疗卫生界人士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殷切期盼。
医疗卫生事业是神圣的事业，但并非意味着这块领域是一方净土；广大医务工作者固然是名副其实的白衣天使，但并不意味着自身就具备了防范腐败“潜规则”的天然优势。因此，在反腐败斗争深入发展的今天，医界中人更应该把目光拉回来进行一番认真的自我审视，且直面心灵扪心自问：面对救死扶伤的神圣职责和同样神圣的法律，我们是否存有敬畏之心？面对物欲的诱惑，我们是否有戒惧之心？面对无形却又似乎“鬼打墙”般难以回避的“潜规则”，我们是否有“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在？
何谓戒惧？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戒惧是慎独境界的心态特征，而慎独则是儒家文化的传统观念，表达的是道德修习的一种参修境界。有研究者指出：“戒惧实则是一种时时体味于心的唯恐'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戒备警惕心态，是站在善的边缘，面对恶之深渊的精神临界状态。”
戒惧之心源自于对法律的敬畏。只有强烈的规则意识和是非观念，才会由此衍生出戒惧之心。法律就是雷池，在它面前，我们只能“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诗·小雅·小旻> ）。如果一旦践踏了法律的红线，那么就必然会受到法律的惩罚。借用”火炉法则“来说，在红红的火炉面前，如果与其进行接触，那么就必然会被其烫伤，而不管你是什么人，更不管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戒惧之心当是以自尊自爱为前提的。只有热爱生命和生活，对生命抱有敬畏情怀的人才会产生抵御诱惑的戒惧之心。在形容资本逐利的贪婪时，一段被作为马克思名言频繁引用但据说是出自邓宁格的话是这样说的：“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非常胆壮起来。只要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有百分之三百，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如果脑袋被“绞”掉了，纵然金山银山又有何用？然而，当人一旦失去了戒惧之心，就会连这个最简单的道理也搞不明白了，就会释放出心中贪欲的恶魔，就会由不知深浅发展到胆大妄为，甚至最后走上毁掉自己的不归路。
戒惧之心，对医疗行业的从业者来说，比其他社会成员来说显得更为重要。原因何在？就因为医务工作者肩负着救死扶伤的重任，从本质上来说，这种善举所需要的悲悯情怀，是与不择手段的逐利和贪婪等人类恶行冰碳不能同炉的。一支本来分量轻微的笔，一旦用作给患者开处方，那么就因其与患者生死攸关而重如千斤。基于同样的原因，使用它的人也面临着无法回避的两种选择：成为天使，或者沦为魔鬼，其它的选择是不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戒惧之心更源自于内心深处的道德律令，更来自于对自己所从事职业的价值认同。
戒惧之心是心灵的净化剂，提升人格的助推器，商业贿赂的防火墙。只有长存戒惧之心才能警钟长鸣；只有长存戒惧之心才能自尊自爱自警自重而不自轻自贱导致自取其辱。
质言之，对自己有无戒惧之心的诘问，是直逼灵魂的自我拷问，它与其它相关因素一起，构成了自我超越和自我升华的基础。与“出来混，总是要还的”这句类似“黑社会”语言相比，笔者更认同陈毅曾在一首诗中所说的：“手摸伸，伸手必被捉！”
当那顶达摩克利斯之剑骤然从天而降时，某些人也曾发出“既然如此悔不当初”的悲鸣。前辈的遗训言犹在耳，个别以身试法者的悲剧历历在目。为了这一切，我们当常存戒惧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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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医药界贿赂猖獗
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
台中市2013/7/28
国际知名药厂葛兰素史克（GSK）近日因在中国行贿一事，被搞得灰头土脸。但英国《金融时报》调查发现，贿赂与回扣的文化在中国医疗行业十分泛滥和猖獗，「行贿手法五花八门，但大部分资金都流进了政府手中，为的是说服政府批准新药品」。
《金融时报》指称，在中国，贿赂医生、医院管理人员及卫生官员的行为十分猖獗。 报导引述北京一位高级卫生官员的话称：「所有在中国经营的国内外药企的腐败程度不相上下。行贿手法五花八门，但大部分钱财都流进了政府手中，目的是说服政府批准新药品。医院和医生只拿走了腐败收益中的很小一部分」。
北京卫生部门高官透露，当腐败肆虐整个医药行业，药企自身也反受其害。「我们讨论的是腐败之中的腐败。如果药企代表向医生或医院贿赂了 5000 元，却会告诉公司贿赂了 1 万元，自己吃下差额」。
在陆发展就须行贿 销售代表贿赂官员、资深医生或医院管理人员的其他常用手段，还包括在奢侈品店开立银行账户或记账户头，再把银行卡或 VIP 卡送给收贿者。
《廉价中国的终结》作者雷小山（Shaun Rein）表示，这是一个系统性问题，外国药企进退两难。若他们想要在中国发展，就必须行贿。这不是一个选择性问题，因为卫生部官员、医院管理人员及医生都会索贿。
他还透露，医院的医生每月工资还不到 1000 美元，但每年吃回扣的收入有
30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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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疗腐败问题严重令人怎奈何
美国之音
2009年1月7日08:00
中国官方媒体报导说，中国医务人员过去一年中上交了3700多万元的回扣、红包、开单提成等不当收入。有长期病患人员指出，医疗腐败令人痛恨，但是在中国医生和病人对这种普遍现像已经麻木了。
*官媒：医务人员上交回扣红包提成*
新华社星期三引用中纪委的消息报导说，中国共产党17大以来，医务人员上交回扣、红包、开单提成3766.37万元。新华社把这归功于各级纪检检察部门对医务界不正之风的坚决纠正。
以拒绝回扣、红包和揭露医疗界腐败而赢得患者及其亲友尊重和信赖的湖南医生胡为民在网上发表系列博客文章，专门探讨医务界的腐败和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被赞誉为“为民医生”的胡为民指出，“医患关系紧张的深层原因是医疗体制改革失败造成的，医患双方都是受害者，我们主张以适应、调整和包容的心态解决医患之间存在的问题和矛盾”。
*一些长期病患感到切肤之痛*
对于中国医务界普遍存在的拿回扣、收红包、和开药按收费比例提成等不良风气，一些长期病患感到切肤之痛。四川白血病患者许晓英在许多爱心人士的慷慨捐助下，经过9年多治疗，目前已经成功作了骨髓移植手术。
许晓英在感谢社会大众对她的关心和鼓励的同时，也对她所耳闻目睹的医疗腐败现象发出了感叹：现在好多医院也好，医生也好，都麻木了。而像我们这种在生死边缘上的人更是麻木了。见的太多了。(医院)从来没有，不管是在医药方面还是其他方面都没有用心去关爱这样一群人。但是，作为他们(医务人员)来说，我想，可能也可以理解吧。现在这个社会可能好多东西就这样。”
这位生长在一个农民家庭的打工妹通过自学考上大学后，22岁被诊断出白血病。9年来，许晓英共接受化疗近50次，病情复发3次，3次缓解。她说，她对中国医院里的各种丑闻感到痛心疾首：“这些，大家都心知肚明，都明白。都是公开的秘密了。医生比如说，一个感冒，很小很小一个问题，故意给你开好多药，几百块钱的药。这些都是有的。而且，现在医院给每个医生都是有任务的。如果你这个月完不成的话，不但你的工资发不全，连奖金都没有。大医院，甚至国家的医院都这样，更不要说私立医院了。私立医院更吓人。”
*实际上还是有具有医德的医生*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文萍有一个5岁的地中海贫血病患儿。她和丈夫杨子为了给儿子杨文治病，搬到广州居住、工作。文萍对记者表示，他们家给孩子看病的费用主要来自社会各界的捐助。她说，由于医疗费用本身就很高，已经难以承受，根本拿不出更多的钱来打点医生。
这位年轻的母亲表示，比较幸运的是，她的孩子虽然生来有病，但却聪明可爱，给他治疗的医护人员并没有因为没收到红包就有所怠慢。不过，文萍表示，她也听说过一些有关医疗腐败的负面消息。
她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就是不排除极个别的一些医生会那样。医务人员那样做，我就觉得，那样做很不合适。说句心里实话，我觉得，作医生，首先得有医德，下一步才是救人治病。首先要有医德吧。”
来自新疆的文萍希望本来应该以悬壶济世、救死扶伤为己任的医务人员能够保持和弘扬传统道德风尚，不要为了金钱就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病人和家属的痛苦之上。
她说：“因为他们毕竟也拿了那份工资嘛。他就那份职，也拿到了相应的报酬。对于病人来说，我觉得，尤其是家里有患了重病的孩子，那负担真的太重太重了。我就觉得不应该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与此同时，新华社星期三的报导还说，中国有21个省(区、市)实行了以政府为主导、以省为单位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办法，采购总金额超过1091.4亿元，占医疗机构用药总量的89.42%以上。
报导指出，中国修订了药品差比价规则和药品注册管理办法，药品价格和审评审批管理制度不断完善，而且继续完善医疗保障制度，不断扩大按病种付费结算试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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