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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21日星期一

揭秘通化暴乱真相  第五十一章



林保毅舍身吸引敌机炮火传为佳话
波特兰先生 撰稿

从通化迁移牡丹江,第一列车行车就十分困难,沿途各站均为苏联红军控制,几乎站站都有要费力交涉。
国民党在四平进攻中获得大胜,长春已经被攻克。这时苏俄冷脸变成春风,向国民政府频示友好,对中共这个被斯大林戏称为“人造黄油共产党”则视若敝屣。
5月6日,斯大林邀请蒋介石访苏;长春攻克,又向国民政府表示不会支援中共。整个局面对国民政府十分有利。
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一个特别的困难是不容易弄到机车和司机。长长一列车,越过老爷岭山坡时,只有一个火车头,开足马力仍拉不动,于是全车所有的人都得下来,在列车两边推车,整个列车就象挣扎似的,慢慢地向前移动,最后,好不容易才过了这个高坡。
大家上得车来,衣服弄脏了,汗湿了,人也累了,但毕竟胜利了。有人高兴地说:“咳嗽人推火车,牛拉飞机,我们算是亲身经历了,等我们有儿子的时候,和他们吹起来,恐怕他们还很难想象哩。”
后来又组织了两趟列车转移,那时困难更多,途径梅河口,那是一个铁路交叉点,均遭到国民党空军的轰炸和扫射。但不管敌人如何疯狂阻挠和破坏,都有无法改变航校人迁移的决心。
航校转移到牡丹江后,黄乃一到总部汇报请示工作。在这期间,总部确定王弼调返航校,任航校政委。同时拨给航校电台及所需机要、报务人员。
黄乃一闻知这一消息,非常高兴。他在回校途中与王弼带着电台人员及机器,一起绕道去了佳木斯察看机场。
王弼和黄乃一在佳木斯拜会了时任佳木斯市市委书记张闻天,并提出,如果形势发展需要时,航校很有可能迁往佳木斯。张闻天对我党支部有了第一座航校,十分高兴。他表
示,航校如搬来佳木斯,将给予大力支持。
从佳木斯返回牡丹江途中,当王弼、黄乃一乘坐的火车抵林口时,前面铁路已被土匪切断,不能再继续前进了。
黄乃一就用所带电台,向牡丹军区发报,请他们通知航校派飞机到林口来接行。
在等待飞机的时候,王弼一行察看了当地一家最大的火锯厂,也就是木料加工厂。
这个厂原先同日本人掌握,现在与其它厂一样,都有停工了。
王弼说,我们修理牡丹江校舍时,缺乏木材,以后这个厂不仅可以为修建牡丹江航校提供木材,还可为将来迁往东安修房提供木材。
黄乃一于是就决定派航校管理科科长蒋金庭到林口组织这家火锯厂恢复生产。
没过多久,蔡云翔、何健生驾驶一架运输机飞到了林口,将王弼、黄乃一一行人员及电台等接回到航校了。
王弼就任东北老航校政委后,就面对有关飞机转场牡丹江的事。
航校刚刚成立仅3天,便又被迫向牡丹江搬迁了。可是,能驾驶飞机飞行的人员太少。
当时距离通化暴动刚过两个半月,留用的日本人刚刚恢复自由,他们惊魂未定,是不是怀有二心?地面没有雷达和导航,通讯设备,让他们驾驶飞机空中转场,太危险了。
在航校校长常乾坤和政委王弼的建议下,经过航校领导的慎重研究,认为这些日本友人既是经过了严格审查决定留用,那就应该信任他们,不能怀疑和歧视。
但是,当发生了通化事件后,林保毅一度被怀疑是暴动主谋之一。
黄乃一等航校主要领导,不相信林保毅会是“暴动的主谋”。他以自己对林保毅的认识和感觉,举出许多实例来说明暴动与林保毅无关,黄乃一坚持要尊重事实,因为误杀好人是违背毛泽东同志教导的。上级几次表示要处决林保毅,都被他拒绝了。当时在黄乃一出面做保下,林保毅才免于一死。
航校领导最终作出决定:让日本飞行人员参加空中转场。
对于中共在通化创办航校一事,国军十分害怕,他们经常出动飞机对航校进行扫射和轰炸。
有一天,林保毅和一名学员在转场时刚刚降落,4架国民政府战机就从远处迅速飞来,一阵扫射过后,林保毅座机的尾部中弹起火。
此时,林保毅突然想到还有一架航校学员驾驶的飞机没有落地。他拿出信号枪,拼命对着天空打信号弹,同时还摇动小红旗,但空中的飞行员没有看到,继续下滑。
这时,4架国民政府战机轮番攻击,航校学员驾驶的飞机随时有被击落的危险。
就在这紧急关头,林保毅看到50米外停着一辆用于启动发动机的特种汽车。他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向汽车,跳进驾驶室,将车开进了跑道,并加大油门飞驰起来,汽车排气管随之冒出股股黑烟。
国民政府飞行员以为是飞机降落,都追着向他开炮。航校飞行员在空中发现敌情后,用超低空钻山沟的战术悄悄溜走,飞到了预备机场安全降落。
林保毅的英勇行为被传为中国空军史上的一段佳话。
林保毅也用自己的行动在证明自己的清白。
历史是最好的见证:结果,在将近一个月的空中转场中,所有的日本飞行员都认真负责地把飞机安全地飞到指定的地点——牡丹江航校的海浪机场上。他们中间还有几个人为搬迁献出了生命。大冢机组的4个人驾驶飞机飞向牡丹江时,中途撞山遇难就是突出的例子。
林保毅当时归降的这支日本航空队,共有飞行员近20人,机械师20多人,机械员70多人,通信、气象等其它各类地面保障人员近200人。他们在创办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揭秘通化暴乱真相  第四十九章


撤离通化战略大转移 
波特兰先生 撰稿

1946年初,国民党公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治协
商会议协议”全面发动内战,蒋介石亲飞沈阳,制定了反共战略,企图吃掉我南满根据地,实现独占东北的美梦。
10月,敌集中10万兵力,分3路向我南满根据地进
攻,步步紧逼,来势势汹汹。
为了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按照中共东北局“七•七”
决议精神,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不在于城市和要点的得失,要采取诱敌深入,待敌分散,以优势兵力各个消灭敌人,达到保卫根据地的目的,上级决定有组织的主动暂时撤离通化。
当时,张从周任通化市县长,在通化市全体干部大会
上张从周做了动员讲话,他谈到了当前东北以及南满地区的形势,指出要准备以长期艰苦的斗争取得战争的胜利,向广干部宣传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建立巩固东北根据地”、“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等指示精神,号召共产党员带头走出城市,脱下皮鞋,穿上农民衣服,到农村打游击,建立农村根据地,积蓄革命力量,准备实行战略反攻,以至最后赢得战争的彻底胜利。
张从周说:“我们到农村打游击时间不会太长,少则
半年,多则一年,就会打回来的。”根据通化解放不久,基层党的组织和群众基础还都比较薄弱的现实,市委市政府决定:除不适应战争和家庭离不开的干部外,其余官兵和干部全部随军转移,并且要求走的要真心实意,要有吃苦的准备,不许开小差。留下的人,国民党来了不要暴露身份,决不允许出卖组织和叛变革命,要组织起来继续为革命做些隐藏工作。搜集情报,传递消息,保持革命气节,做到“身在曹营,心在汉”。经过动员,统一了同志们的思想,增强了我党必胜的信心。
当时通化市政府共有6个科,分别是秘书科、司法科、
民政科、财政科、教育科和建设科。从解放区来的干部为数不多,分别在各部门做骨干,大部分是留用人员。
会后,按照市委政府的统一部署,各单位要摸清底数,
确定转移和留下来的人员名单,党员干部没有问题,都是坚决服从安排,对下一步的艰苦斗争做了充分的准备。而留下人员中,却是良莠不齐,一方面,有人拖家带口,怕离开城市,怕过艰苦的游击生活。另一方面,由于通化解放时间不长,又是敌人大兵压境,有些人对党的政权能否坚持,民主联军能不能战胜国民党军队缺乏信心。
因此,有部分人不愿意离开通化,提出留下来。对于
这种情形,党组织是有准备的,根据实际,确定的方针是尽量动员转移,确实不愿意走的,留下来可以,但不能通敌叛变。
时任民政科长兼司法科长宋纯光,按分工,转移后留
下人员的谈话确定由他负责。
一时间,宋纯光的办公室人来人往,应接不睱。宋纯
光每天从早上工作到深夜,一天睡不了几个小时,吃饭也只能是边谈边吃。当时6个科长有两人是留用人员,一个是教育科长张桂,一个是建设科长姓杨,他们在留用人员中资格老,有一定影响力。所以作他们的工作就成了动员的关键,张桂有一定文化水平,亲眼见过日本人和土匪的反动和残暴,追求进步,拥护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很快他就决心和政府一起到农村去打游击,并且动员全家一起转移,而建设科的杨科长,虽经反复的工作也未能决心参加转移,不过他答应了,决不作对不起的党的事情,并且还帮我们作了别人的工作。最终,大部分符合转移条件的工作人员都选择了和政府一起转移。
1946年10月底,中共通化市县委,政府及保安大队,
公安队,分东西两路撤离通化。西路由市县长张从周、市县大队长张福寿、宣传部长赵超同志率领,主要是东西部边缘地带,发动群众,清剿还乡团,开展敌后游击战。东路由市县委书记刘克刚、公安局长张矗、组织部长率市委机关活动于浑江以东一带,主要是组织粮秣物资的筹送。
宋纯光的任务是和快大茂区长李春亭带领武装排,将重要
文件、各类物资和必须转移的老弱病残护送到辑安榆树林方向。
从通化到辑安榆树林,途中必须经过著名的大山老
岭,这里的山岭特别险要,时令正是11月,天气奇冷达到零下30多度,山上的积雪最深可达齐腰。武装排携带大量的物资、器材,而运输工具只有几辆大板车、手推车和几头毛驴,且队伍里多数是老弱病残,行军速度非常缓慢。
当时,那里人烟稀少,十几里没有一个屯子,爬山出了汗,
冷风一吹,湿透的衣服成了冰壳,带的干粮冻的梆硬,根本咬不动,真可谓是饥寒交迫。更严重的还是遇到土匪,由于护卫力量小,发现土匪来只能回撤,一座山几上几下,还经常迂回行军。
武装排经过一个月的艰苦行军,才终于到达了鸭绿江
边,每个同志都有不同程度的冻伤,但大家心里非常兴奋,因为没有辜负党的期望,把党和政府的财产安全护送出来了。
后来由于敌情日趋严重,奉上级命令,宋纯光率全部
人员将物资送到鸭绿江对面的朝鲜楚山郡。
宋纯光到达楚山后,形势依然复杂,主要是这里既有
苏联红军,又有朝鲜军队和居民,语言不通,风俗不同,难以沟通。
当时,苏联红军和朝鲜军队的军纪不是很好,他们看
到这么多的物资,经常前来索要,甚至有人悄悄的企图盗劫。面对这种复杂局面,为了保住党的物资,党支部几次开会研究对策,加强党的领导,严明组织纪律,发动群众,制定制度,加强管理,同时,协调党派驻在楚山的领导机关,出面协调。这样直到回国,没丢一件物资,也没有一人违纪,党支部也得到了中共中央辽东分局楚山党委的通令表扬,宋纯光本人也受到了一次嘉奖。
1947年4月,我军“四保临江”战役胜利结束。南满
根据地的形势发生了质的变化,根据地空前扩大,人民群众对我党我军更加信赖和拥护。
1947年5月22日,我军收复通化。宋纯光又带领当
年撤出的干部和群众回到了阔别半年多的通化。24日,通化市政府召开各界2000余人的大会,庆祝通化解放,慰问在国民党占领期间饱受欺压的群众,勒令反攻倒算的地富反坏,偿还土地和物资,会议还强调要继续贯彻土改政策,号召人民群众为恢复通化经济作贡献。
从此,通化地区开始了新的一轮土地改革运动,进入了全面恢复经济,大力支持全国解放战争的新阶段。

揭秘通化暴乱真相  第四十六章


通化暴动平息后的反思

波特兰先生 撰稿

总结平定通化暴乱这段历史,可以说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这场战斗的胜利,为党中央在通化建立第一个军事大后方扫清了障碍,为取得“四保临江”战役的胜利和扭转东北战局奠定了基础,因而加快了东北全境的解放进程。所以,平定通化“二•三”暴乱是中共党史上一件值得纪念的大事。
今天,我们来回忆这段历史,还有一层意义,那就是许多日本人对平定通化暴动还耿耿于怀。尽管事件过去60年了,可是他们没有以史为鉴反省过去,思考他们的前辈在侵华战争结束后仍然死在中国的原因。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极右势力一直在利用此事反华、反共,为其军国主义复活制造借口,近两年来愈演愈烈。他们颠倒黑白,混淆视听,利用各种媒体,采取各种手段,污蔑我党、我军违反国际公约屠杀已经缴械投降的日本关东军。他们大肆渲染说:日本士兵“被一批批的押上通化城头,跪下后被用刺刀刺死,尸体踹下城头,下面老百姓用爬犁运到浑江边,从冰窟窿塞下去……第二年,浑江鱼肥。”
几十年前的事,今天的中日两国的许多人不了解这段历史。
   “八•一五”光复后,我民主政府为了安排在通化的日本侨民的生活,做了很大努力,成立了“通化地区日本人民管理委员会”,通化市政府还在发布的文告中明确指出:“中日人民必须永久团结,以建立新东北”。“保护善良的日本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证日本居民最低限度的生活,并为一般劳苦大众介绍职业,尊重其民族地位及风俗”。
在战后异常艰苦的岁月里,仅仅3个月,对贫困的日本居民给予了大量资助。据不完全统计:救济高粱米8000余斤,玉米面34400余斤,棉被66套,发放救济金19万元,受救济人员达到1720人。此外,还尽力为日本贫民介绍工作。对留用日本技术人员,在生活上给予优待。然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却以德报怨,肆意挑起战争。
事实是,我党和人民政府模范地执行了国际法公约。
平息暴乱后,我民主政府在弄清是非的前提下将受骗以及被胁迫参加暴乱的893名日本人释放。他们中许多人痛哭流涕,决心痛改前非,并向我民主政府递交了“决心书”、“悔过书”、“保证书”。
寺田耕三咬破手指写下了“血誓书”,他写到:“我的罪恶本应受到处决,但得知释放无上光荣,我的感激话,难以用语言表达,我再次得到新生生命,是由于共产党的人道,我决心今后挺身努力工作,对共产党绝对的忠诚,以血书为誓言。”
小野善选、田中清助、森木近、伊藤疆、小野寺英、狭间行、三甫义实、松尾正一等,联名写出保证书,他们在保证书中写到:“今得民主政府宽大政策释放,感铭至极,决心遵奉民主政府政策,挺身建设新社会而努力尽责,望今后善于监。”
原通化二道江电厂留用人员千原历次在被释放大会上发言说:“我真想不到中国政府还能放了我们,而且还把我们每人的东西一样一样的点还给我们”。
事实胜于雄辩。白的不能说成黑的,黑的也不能说成白的。但警钟还需长鸣。因为日本政界首脑还在频繁的参拜靖国神社,日本自卫队还要改成自卫军,日美还在搞针对中国的军事演习……现在看,警钟不仅要鸣响60年,可能要鸣响100年,甚至更远。
暴乱平息后,八路军宣布全城实行戒严,打扫战场,集中战俘。同时,抽调精干部队,在全城进行整整两周的地毯式大搜捕,清剿溃散在逃的暴乱分子。
八路军对逮住的人就得审问,审问就是了解那些日本人在暴动中是被迫的,还是自愿的。如果是被迫的那就放了。当时被释放的日本人,大概就有800多名。
整个镇暴过程其实很短,只有两个半小时。从凌晨4点钟暴动,至6点半就基本平定了。
几十年来,中日两国的许多人还念念不忘这段历史,双方的一些亲历者、专家学者撰写了大量的回忆录、纪念文章和学术论文,仅日本人出版的专著,我们知道的就有五、六十本之多。
他们中的多数人是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但是也有少数人,尤其是日本右翼势力一直在利用此事反华。他们篡改历史,掩盖真相,诬蔑我党、我军违反国际公约,屠杀已经缴械投降的日本关东军战俘。
中央曾指示中央党史研究室牵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及财产损失调研”。因为通化“二•三”事件,是发生在日本关东军已覆灭近半年后的1946年2月,且事件的性质是:国民党为同我争夺通化这一战略要地,在其正规军还没有到达东北的情况下,为破坏我党我军的接收和根据地建设,而煽动利用尚未回国的日本人共同搞的一次暴乱,所以,此事件未被列入调查范围。

2018年5月20日星期日

揭秘通化暴乱真相  第四十五章


暴动平息后林保毅大难不死
 波特兰先生 撰稿

1946年2月3日,新春大年初二,已经向中国投降的日本关东军旧军人以及日本战俘、商人、暴民,在国民党的煽动下卷入了国共东北主导权之争。更甚者,这些赌国民党会赢的日本人替国民党出头发动了武装暴动,最终被善战而多谋的八路军彻底聚歼。
战地漏网人员中包括日本暴民和国民党党部人员,遭八路军全城整整两周的地毯式大搜捕。暴动策划者和主谋者无一漏网,几千参与者不是战死就是被俘。
1800名日本人或战死或被猎杀,3000多日本男性被集中关押,许多人因为冻伤手脚被截肢。
暴动策划首领孙耕尧在暴乱前因机密泄漏被八路军事先逮捕,审讯后即被判死刑,由中共分省委书记吴溉之下令立即执行。
另一策划首领藤田实彦则是在全城大搜捕中的第七天,被公安干警从日本商社的一栋社宅阁楼中发现,同时还有30多名日本人被捕。
共产党在枪决所有日本主谋者的时候,唯独留下了藤田实彦的活口。
藤田实彦被五花大绑下,公开展览。藤田实彦向所有参观者和游人反反复复地承认自己的罪行。
每见到日本人来参观,藤田实彦都会鞠躬谢罪:“真对不起了,真对不起了。”
最后藤田实彦羞愤成疾,于1946年3月14日病死在通化民众医院,这天恰巧是他的生日。
藤田实彦对日本人说对不起是由衷的。正是因为他在通化日本人中的威望和地位,以及他对形势的错估,坚持联合国民党,帮助国民党夺取通化政权,最终导致暴乱失败后,使在通化的所有日本男人都遭了殃。
末代皇帝的皇弟傅杰之妻蹉峨浩,当时被关押在通化。蹉峨浩是暴乱中的日本人营救的目标之一。
日本人在营救蹉峨浩的局部战斗中,赢得了暂时的胜利,将蹉峨浩成功解救了出来。
然而在全局中,日本人仍然惨败,面对蜂拥而来的中国增援部队,日本人不得已将蹉峨浩送回关押处。
八路军中的朝鲜人部队对日本人无比憎恨,是我方所有部门中唯一一个没有被敌人策反的,也是对日本人大开杀戒最彻底的。
然而挑动暴乱的国民党人是最懦弱的,几乎没有国民党人参与战争行为,都在家里等现成的:如果日本人胜利他们就出来摘桃子;如果日本人失败他们也没有责任。
但是共产党人并没有放过他们,根据审讯日本战犯和国民党特务的笔录,共产党人逮捕了几百名在家等捷报的国民党人,最后枪毙了百来个通敌纵敌者。
暴动后经调查,林保毅所在的航空总队里有两名军官参与了暴动计划的制定,这两名军官被逮捕后受到了审问,航空队的其他人员包括林保毅在内,也遭到了严厉的审查。
“这次暴动事前你知道吗?你参与制定计划了吗?”审问是严厉的。
林保毅显得很镇静。他答道:“暴动的时间我不知道,但事前我听说过,可我并不相信;但我也向总队领导汇报过这件事。”
“你的部下有没有人参加?”
“这个,我不知道。”林保毅摇了摇头,又说:“他们中间有人向我报告了这件事,我对他们说,任何人不得卷进事件中去,要采取相应措施……”
“有人参与了这件事,你不知道?”
“不知道。”林保毅很干脆地回答,“谁要参加了,是他个人的事,应当受到军法的制裁。我希望你们仔细地调查……”
“我们会调查清楚的。”保卫人员的口气很严厉,“你是带了手枪的,对不起,请你把手枪交出来!”
林保毅感到受了很大的委屈,这比上次作为战败者交枪更叫他难受,他连忙说明道:“我这支手枪,是民主联军首长伍修权同志送给我的。”
“我们不管是谁送你的,你现在必须交出来。”保卫人员的口气仍然是严厉的。
林保毅成了“暴动主谋”。理所当然地要将其隔离,同时要求其交出随身携带的手枪。这对林保毅来说,比当时缴械还要艰难,这是他的荣耀。
那是林保毅第一次到沈阳“东总”时伍修权赠送的纪念品。
后来伍修权在回忆赠枪这段往事时说:“在请林弥一郎他们帮助我们建立航校的过程中,林弥一郎不时地盯着我腰间佩带的一支精制的小手枪。谈话行将结束时,林弥一郎突然提出伍将军。您是否能把您带的这支手枪送我作个纪念!这支勃朗宁手枪多年来一直带在我身上,是它伴随我走过了举世闻名、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经历了无数血与火的洗礼和考验,是我的心爱之物,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革命纪念品。在一般人看来,将这支手枪送给刚刚放下武器不久的敌人,似乎不太可能。当时,我考虑到,林弥一郎之所以在这时提出索要这支手枪,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提出的要求,其意在于试探我们共产党人对他们的信任程度和诚意如何,如果我马上加以拒绝,势必引起对方的顾虑和误解。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既然我们要利用他们办航校,就要充分信任他们,把手枪送给他们,既可以体现我们共产党人的胸怀和气魄,又可以使他们感到是对他们的信任。因为当时手枪里装有六七发子弹,我也曾考虑过他会不会用来捣乱,但又一想,作为败军之将和一个有头脑的军事指挥官,他是不会作出如此荒唐的事来的。我毅然从腰间拔出手枪,递到了林弥一郎的手中。我的这一举动很出乎林弥一郎和其他日军军官的预料,他们又惊又喜,十分感动。”
眼下没有办法了,林保毅不无痛惜地从腰间抽出了这支他珍爱的手枪,递给了对方。
林保毅被隔离审查了。
后来他才知道,航空总队里确有两个日本人参与了这次暴动计划的制定,并且决定带两个排去协助暴动,只是由于士兵们不愿盲从,才未能得逞。
软禁中的林保毅,心静是平静的。他没有参与暴动的一切活动,他相信经过审查是会水落石出的,借这隔离的机会,倒可以集中精力来拟定教学指导要领。林保毅是个有丰富经验的飞行教员,他认为一个航校在教学上头等重要的是教学内容的统一。
当林保毅默默地完成了教学指导要领的时候,上级也解除了对他的隔离。
林保毅又立即忙于航校的紧急搬家。
然而他却不会想到,在这三个星期的时间里,他的生命经历了一场生与死的“判决”。
事也凑巧,他领导下的那两个军官因参与暴动而被捕,审问时他俩拒不开口。后来审讯人员变换了方法,问他们:“你们的负责人是谁?”他俩误以为是问航空队的负责人,便随口答道:“是林弥一郎!”于是审讯人员向上级报告时,便变成了“暴动负责人是林保毅”。
根据两个日本军官的“口供”, 林保毅成了“暴动主谋”。当时情况复杂而混乱,有关领导认为林保毅是伪装钻进军队内部的敌人,为了镇压暴动,下令尽快把他处决。
然而,航空总队的领导在是否执行“处决” 林保毅的命令时,产生了分歧。有的领导认为林保毅是伪装的阴谋分子,应该立即处决。中国共产党中央也曾经三次下令要求中共东北局处决林保毅。
但是当时中共“日军反战联盟”的主任前田光繁坚定反对,前田光繁就是杉本一夫。
杉本一夫曾在1938年在河北被八路军俘虏,成为八路军的第一名日军俘虏。杉本一夫后来一直担任中共“日军反战联盟”的负责人。
航空总队政委黄乃一等领导,也不相信林保毅会是“暴动的主谋”。他以自己对林保毅的认识和感觉,举出许多实例来说明暴动与林保毅无关,黄乃一坚持要尊重事实,因为误杀好人是违背毛泽东同志教导的。
面对上级几次表示要处决林保毅,都被航空总队的领导拒绝了。于是在政委黄乃一出面做保下,林保毅才免于一死,但是东北航空总队的人事权转移到了杉本一夫的手中。
有关此事,林保毅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35年后的1981年8月,林保毅访问中国时,才从黄乃一的口中听到事情的真相。
两年后的1938年5 月,林保毅在日本会见了因处理中国民航局业务工作而正在日本的中国民航局的政委黄乃一。林保毅将黄乃一请到大阪藤井寺市的家中,阖家向黄乃一致谢,感谢他的救命之恩。
1946年3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在通化正式宣告成立。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俗称“东北老航校”,这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创办的第一所航空学校。
东北老航校从筹建到完成使命的三年多时间里,航校人历经了千辛万苦,创造了许多人间奇迹。这支航空队中的日本留用人员,经改造和教育,后来绝大多数成为东北老航校的重要技术力量。林保毅再次被任命为主任教官,他为创建中国空军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揭秘通化暴乱真相  第四十三章


日本白衣暴徒血洗红十字医院
波特兰先生 撰稿

1946年2月3日,农历的正月初一。天色未亮,宁静的夜色代替了通化喧嚣热闹的一天。山城在祥和安谧之中迎接黎明的曙光,没人能想到,一场暴乱却悄然降临了。
1946年2月3日凌晨四点,震惊中外的“通化暴动”发生了。
玉皇山打过年时的灯灭了,呼一下又亮了;又灭了,又亮了;三亮三灭。
接下去就听到枪响了,枪响的像蹦豆似的。枪响过了以后,老百姓才知道出事了,出什么事,当然不知道。
当时的通化潜伏了很多暴乱分子,就是在这玉皇山的周围,潜伏了很多暴乱分子,听到枪声以后,他们就从山的背面冲了下去。
发出电灯三明三灭信号的,是红十字医院院长柴田久大尉。    
在通化暴乱即将开始之前,柴田大尉就带着佐山、小岛和林富藏等5人,越过变电所楼下值班的哨兵,闯进调度室,要求切断电源开关。
当天夜里,在变电所值宿的直接责任者是杉木甚五郎和金子金一。
这两个日本人拒绝了柴田的要求,说守卫市内的配电是自己的职务,因此自己要负责的。
柴田大尉看到日本职员对他的要求不听从,就端着枪要求中国职员切断总开关,中国职员不得已按照柴田的要求拉动了总开关,发出了电灯三明三灭的信号。    
然后按照计划,岛田带领一个分队来到变电所负责警戒,柴田大尉回到了红十字医院。
当时,红十字医院主要住着从沈阳和锦州前线下来的200多名我军伤病员。    
红十字医院里的暴乱,已经提前开始了——因为医院暴乱分子接到的命令是:将医院变成陆军医院,清除民主联军伤病员,准备接收从暴乱战场上下来的日本关东军伤员。    
当时守卫红十字医院的是朝鲜义勇军的一个排。
大约在2月2日晚上11点左右,朝鲜义勇军支队司令部就给五连打来电话,命令连长高应锡马上到司令部来接受任务。    
当时在朝鲜义勇军南满第一支队主持工作的是从延安来的王子仁,他是朝鲜人,原名崔仁,当时朝鲜义勇军支队的官兵都称他王司令。    
王司令对高应锡说:“你们送来的可疑分子,经过审讯承认,国民党特务组成了个反革命集团,在明天凌晨4点要进行暴动,你们得马上行动。”  
王司令向高应锡下达了两项指令:    
1.先到少年连驻地(西药批发站、永胜粮站的后面),将那些18岁以下的娃娃兵们护送到司令部来,以便加以保护。    
2.然后去红十字医院,抢救我方伤员,以免被暴乱之敌伤害──这些伤员都是从沈阳、锦州前线下来的。    
接受任务的高应锡马上率领连队赶到少年连驻地,将正在睡觉的娃娃兵们喊醒,让他们穿好衣服后,直接护送到支队司令部。    
然后,五连向红十字医院奔去。    
也就在此时,暴乱分子先以偷袭的方式,解除了守备医院的朝鲜义勇军支队步兵哨的武器,在此过程中双方发生了搏斗,一名朝鲜义勇军士兵牺牲。    
暴乱分子袭击岗哨之后,开始向医院卫兵室里冲。
朝鲜义勇军支队护卫医院部队的副分队长郑炯锡,面对大约40余名敌人的进攻,展开了肉搏战。
郑炯锡拿起盒子枪打了两枪,两个敌人应声倒地。他冲出门外,继续同敌人搏斗,被敌人的军刀砍伤,但他坚持不退下来,一直到战斗结束。    
接着,暴乱分子进攻负责医院工作的我方干部的寝室。
医院负责干部的通讯员王振福带领几名同志守住房门,沉着对敌射击,掩护我方工作人员突围。    
朝鲜义勇军支队战士金吉兴,那天晚上在红十字医院住院。当我守备红十字医院的朝鲜义勇军部队组织警备防御力量时,由于战斗力人员非常少,金吉兴就主动报名参加。
当敌人包围红十字医院时,金吉兴要冲出去向中队报告消息。在敌人的包围中左冲右突,金吉兴十几分钟之后才冲出包围圈。
金吉兴向中队部所在地跑去,不幸途中遭到敌人手榴弹爆炸的袭击,受了重伤。    
暴乱分子从守备医院的朝鲜义勇军部队手中,夺得手榴弹30枚,手枪2支,步枪12枝。暴乱分子又将5颗手榴弹扔向朝鲜义勇军支队守备部队,造成伤亡。    
暴乱分子还监禁了仓库保管员和炊事员,以及部分守备战士。    
红十字医院的暴乱分子们还威逼我方被俘人员投降。通讯员王洪魁2月3日在红十字医院暴乱中被俘,敌人威胁利诱让他说出医院我方负责人的下落及其他秘密,他严词拒绝,历声说:“你们的阴谋不能得逞,怕死不当八路军!”
暴乱分子见其不从,就将通讯员王洪魁杀害了。    
在朝鲜义勇军护卫排被赶出医院之后,红十字医院参加暴动的100多名日本医护人员,也开始了对住院的民主联军伤病员的屠杀。
2月2日,柴田领取砒霜带回医院,并与女特务河野雄波配合,先毒杀了医院内我方工作人员金野。
2月3日,柴田共组织医生、护士共100余人杀害我伤病员150余人。
更让中国军队不可饶恕的是关东军卫生部队的残忍。八路军原本为了利用日本的战地医院,在关东军卫生部队投降并表明愿意为中国军队和市民提供人道救援后,八路军将这支130人的卫生部队成建制地保留了下来。不料这支部队,在暴动中居然成为骨干,并残忍地用手术刀等医疗器械将中国军队的伤员统统挑死。
镇暴之后,柴田带30余人逃到山上,然后分头向奉天、丹东、朝鲜逃亡。柴田自己则连夜向抚顺逃窜,是夜,被我搜捕队捕获于一菜窖中。
血洗红十字医院惨案,完全说明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背信弃义。我军接管通化后,曾安排留用了一些日本医护人员在红十字医院工作,他们也表示好好工作。但是,暴乱一开始,原我方医院留用的,以柴田大尉为首的100余名日本医护人员却背信弃义,象一群魔鬼,用手术刀割、用剪刀剌,用手掐等极其残忍的手段,杀害手无寸铁的我军伤病员150多人。当驻防在市内西关一带的朝鲜义勇军支队五连火速前往解救时,仅救出了50余名伤员。

揭秘通化暴乱真相  第四十一章


抓捕通化暴动匪首刘敬儒
波特兰先生 撰稿

就在中共通化分省委领导继续审询孙耕尧的同时,沈殿凯又主动向茹夫一参谋长申请:前去捣毁暴乱敌人的另一个据点,抓捕国民党通化县党部另一个重要人物——他的两姨姑夫、“暂编东边地区军政委员会”财政处长刘敬儒。    
茹夫一同意了沈殿凯的请求,决定兵分两路:    
第一路:茹夫一派三名战士,随同沈殿凯一同执行抓捕刘敬儒的任务。    
第二路:茹夫一率队捣毁敌人的另外一个指挥所——日本人指挥所。    
这时已经是半夜11点多了。    
茹夫一参谋长领着二十几名战士,去捣毁日本人指挥所。
由于孙耕尧提供的情况不准,只好一面调查一面搜索,最后只在三好虎次郎家抓到了三好虎次郎、大泽武雄、后藤、井雄、斋藤和中岛等八名日军暴乱分子,但没有抓到藤田实彦大佐。
那时已到2月3日凌晨两点,时间不允许再在全城搜捕藤田了。
而且,这时接到炮校报告:发现一些日本人在几个地点集结,看来即将发动进攻。
茹夫一在请示分省委后,率队撤回分省委机关。    
此时,沈殿凯率领三名战士在向刘敬儒家走的路上,感觉力量有些单薄,想向别的部队借兵,又怕别的部队里有敌人的内应分子,借的兵是内应分子。
这时正好走到朝鲜义勇军支队附近,沈殿凯想起在姜际隆家听说“朝鲜义勇军支队一个人也未被策反过来”,于是他就来到朝鲜义勇军支队的一个连队借了两名战士。
同时,沈殿凯在该连队借了一根原木抬上——这是准备撞门用的。
沈殿凯带着这五名战士,赶到了南十字街刘敬儒所在的公益涌油坊。
因为沈殿凯和刘家是亲属,小有来往,所以他非常熟悉刘家情况:刘家前门房里是卖油的客房,后院东边是制油厂和工人宿舍,西边是用木板围绕起来的三间房住宅,这三间房西房是接待客人用的,火炕在北面,东屋是他姑母住的。
熟悉刘家情况的沈殿凯向战士们部署好了进攻刘家的计划。    
沈殿凯指挥战士们砸开前门,冲进后院。
这时伪警察厅的梁警佐砸开后窗户玻璃钻出去,想逃走。沈殿凯便下令开枪打死他,朝鲜族战士立即开了两枪,梁警佐趴在地上不敢动了。    
两名战士把前窗玻璃砸碎,枪口对着屋里,沈殿凯带领三名战士进屋把灯拉开,到后窗外把梁警佐拉回屋里绑好。
在这个屋子里被逮捕的还有:国民党党部执行委员、参谋处长郑乃樵,财政处长刘敬儒,伪市公署行政科王科长,伪警察厅梁警佐,联络员梁维权和王祥。    
沈殿凯命令两个朝鲜族战士就地守候,凡是外来人一律拘捕。    
然后,沈殿凯和另外三名战士,带着钱,押着犯人往回走。
这些落网之鱼慢腾腾地走着,越是催促他们,他们走得越慢,因为他们心里最清楚,暴乱的时间就要到了,慢腾腾地拖着,也许在被押进共产党机关之前还会发生奇迹。    
沈殿凯押着这些犯人到达中共通化省委机关时已经是凌晨三点半了。
沈殿凯把犯人交给吴溉之书记和刘甄淼处长之后,暴乱就开始了。    
愤怒的中共分省委书记吴溉之,为了避免孙耕尧等人趁乱逃跑,便下令:将孙耕尧、刘靖宇、郑乃樵等5名首要罪犯,立即统统拉到外面枪毙…… 
孙耕尧的死却颇具戏剧性。
谁知枪响后,唯独孙耕尧没死,而是从头至尾听到了暴乱发生的全过程。
孙耕尧没死的原因,一是天黑,再一个是小战士开枪时,可能是心情挺紧张,加上天黑,枪打偏了,所以后来又毙了一次,所以孙耕尧的死,就是挨了两次枪仔。     
当获知敌人于凌晨4点暴动正式开始后,敌人发起了全面进攻。
通化分省委书记吴溉之也随之下令:“敌人暴乱开始了,全体指战员要英勇战斗!彻底平定暴乱,坚决把敌人消灭在阵地上!”

揭秘通化暴乱真相  第三十九章


通化分省委机关荷枪严阵以待
波特兰先生 撰稿

就在同一时刻,通化地区专署飞机楼里,也在进行紧张的防御部署……       
中共通化分省委机关武装战斗队组成后,每人左臂上扎一条白毛巾,以做标志。      
由于地区公安处长兼通化市县公安局长刘甄淼当时在专署,副局长李剑云在市县政府,所以,暴乱前公安局的防卫工作基本上是由公安队长耿光甲组织的。    
耿光甲是李剑云到公安局后,从通化支队刘东元司令员那儿调来的。
当时公安局只有李剑云带来的四个警卫员和几个干部,原伪警察署警正一级的都集中到安东学习去了,除了留下少数户籍、指纹等技术人员外,其余的伪警察都遣散了。
在这种情况下,新任公安局副局长李剑云,向罗衡的58团要了一个连做公安队,由有作战经验的耿光甲任第一任公安队长。    
耿光甲的公安队虽然对外称是一个连的兵力,实际兵力只有两个排,六个班。
在当天的防卫中,这些人员被一分为三:
1.李剑云带走二排,配合市县政府抓内应分子,并协助防守市县政府。
2.一排的二、三两个班防守公安局。
3.按照李剑云的指示,派出一排一班进驻防守电报电话局。    
电报电话局在公安局南侧。李剑云之所以从公安队一排中派出一个班防守电报局,因为电报电话局是通化市的通讯中枢,一旦被暴乱的敌人占领,我方领导机关将无法通过电话实施战斗指挥。另外,上级也明确指示:电报电话局的防卫任务由市县公安局担任。    
中共通化分省委副书记王铮,则将分省委机关的作战指挥权交给了宣传科长王宴。    
王宴,原名王凤歧,1918年9月14日生于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县湘里村。
王宴于1938年就参加了八路军,同年夏天参加共产党。历任胶东军区第二旅政治处文印股长,分总支书记,《西海军区报》编辑,营教导员,黄河剧团指导员。    
27岁的王宴很有战斗经验,他先将分省委的机关干部组织起来,组成守卫分省委机关战斗队。当时在分省委机关的干部不多,一共才20几个人,每个人原来就有一两支手枪。王宴科长又将分省委通讯班小青年的10几支三八小马枪收上来,武装了10几个有战斗经验的干部,加强了分省委战斗队的力量。    
中共通化分省委机关武装战斗队组成后,每人左臂上扎一条白毛巾,以做标志。
王宴科长向大家布置战斗任务后,就让战斗队马上进入阻击阵地。    
阻击阵地就在分省委机关右侧,那里有一条通往西北山坡的路,山上就是日本人居住区,估计日本关东军暴乱部队会从这里展开进攻。
在贴近路旁十几步远的地方,有一道土石坎楞,正好是一道天然屏障。离这里向山坡不远处,就是通化支队司令部所在地——龙泉旅馆,那里也是敌人进攻的目标。
将阻击阵地设在这里,既可以保护分省委机关,同时又可与山坡上的支队司令部形成对应之势,对进攻之敌进行夹击。    
为了加强对分省委领导的保卫,王宴科长和孙兆贵还给王铮副书记和张益民组织部长所住的二层小楼上,抬了两箱手榴弹。因为在两位领导的身边只有两名警卫员,一旦外线防守出现意外,靠这两箱手榴弹也可以自卫……

揭秘通化暴乱真相  第三十七章


紧急清查敌人安插的内应叛徒  
波特兰先生 撰稿

当时通化市县的副市县长董滨,从县大队文书小关那里首先知道了敌人要暴乱的阴谋,所以,通化市县政府的清理内奸工作,早在通化分省委紧急会议召开之前,就已经在进行了。    
董滨和李剑云带着公安局一个排,赶到县大队,将县大队人员集合起来,先行缴械,然后让内应分子主动交出暴乱袖章,结果一下子交出了自8008号起300多条袖章。    
接着,董滨和李剑云把县大队警卫员于宝春带了回来。因为企图策反小关的就是于宝春。
从于宝春开始,经过审讯,于宝春供出了国民党通化县党部和日本关东军联合暴乱的时间和信号,并且供出了隐藏在市县政府机构内部的十几名内应分子。其中有几个主要角色:一是樊鹏飞和市县长的文书管恩继;二是市县建国联合会主任范野萍的警卫员小刘。  
为了保证市县政府领导的安全,董滨派自己的警卫班长王文学,去抓范野萍的警卫员小刘。
王文学抓获了范野萍的警卫员小刘。但王文学后来报告说,在半路上,小刘逃跑了。
碰巧的是,刚逃跑的小刘,走在街上又被通化支队巡逻队抓住了。
经过审问,才知道小刘原来是被副县市长董滨的警卫班长王文学放走的。
通化支队打电话向董滨说明情况。董滨没想到自己的警卫班长也是内应分子,马上下令逮捕警卫班长王文学,并且亲自审讯,由李剑云做记录。
这一审,又审出个新情况:市县建联会的工作队中有三十多人都是敌人的内应分子。    
董滨立即派人到建联会逮捕这些人,但是居然一个人也没抓到。
看来这些内应分子已经得到了消息。这也证明在市县政府机关中,还有一些内应分子在通风报信。    
晚上将近十点,市县委书记刘克刚从分省委参加紧急会议回来,立即召开通化市县委紧急会议,传达分省委紧急会议精神。
在会上董滨向樊鹏飞通报了他身边有敌人内应分子的情况:管恩继是国民党三青团地下暗杀团团长,国民党特务。
董滨提醒樊鹏飞,应该缴管恩继的枪并把人押起来。但是,樊鹏飞没有这样做,而是让管恩继跟两位科长睡觉去了。    
市县委紧急会议之后,根据后来接到的敌情通报,董滨和李剑云在暴乱开始之前继续抓捕内应分子,抓了一夜,审讯了一夜,共抓获内应分子170余人。    
董滨和李剑云在对这些内应分子的审讯当中,得知市县政府警卫排里还有内应分子,包括排长隋玉亮,战士金国良、曹清和、赵德新、夏守义等人。
这些人,已经就如何做暴动内应做了分工:隋玉亮和金国良负责当天晚上刺杀樊鹏飞市县长;曹清和与赵德新负责把守楼梯,并负责将另外两名排长的枪缴下。    
董滨立刻向樊鹏飞市县长办公室打电话,汇报这个情况,但电话始终无人接听。
董滨立刻意识到情况严重了。此时,李剑云马上派三名战士前往市县长办公室营救,发现樊鹏飞已经被三个内应分子监控了。
李剑云派去的三名战士经过搏斗,当场将三名内应分子刺死,从而解救了樊鹏飞。  

2018年5月19日星期六

揭秘通化暴乱真相  第三十四章


“日解联”和“国日特暗杀团”
波特兰先生 撰稿

藤田实彦很清楚:通化是中国东部边陲的要地,伪满时期是伪通化省首县,民国时期归东边道管。这个地方靠近朝鲜,也是东北的日本人往朝鲜逃跑的要道。通化不是抗联首先抢占的地方,所以这里共产党的势力很弱,同样在通化苏军也不是很强,日军反而很强。在通化附近,还有三万余人的关东军部队,活动在通化、靖宇、临江一带,尚未放下武器,首领是富永中将。再说日北支游击队,尚有一部分未缴械;藤田实彦的125师团残部,也还有三千多人在附近山中。这是因为关东军司令部投降的时候,要求铁路线上的部队解除武装,偏僻山岳地区部队应尽量避免解除武装,保存其力量。
自认为强大的外援,这是藤田实彦同意与孙耕尧共同发动叛乱的重要原因。
在通化城内方面,通化本来就是日本人的聚居区。抗战期间,居住在通化的日本人大约有8000多人;抗战胜利之后,暴增到了16000多人,其中有6000人左右是前关东军。其中,关东军中下级军官比例很高,高级军官不多,最高的是一个少将,更高的早就逃到朝鲜去了。
而从长春过来的日本人中,也有不少官,大官还不少。比如满铁的前总裁、溥仪的内府次长、近卫处长、伪满民政部次长等等,大概有300多人。这些人比较有钱,也有号召力,是藤田实彦的一个信心力量来源。
除了这些,郊区还有留下来的潜伏军、投降部队,还有各地逃来的官吏,更是无法统计。
在武器方面,关东军埋藏了大量的武器,没有交出。
在藤田实彦看来,发起暴动,现在是要钱有钱,要兵有兵,要军官有军官,要将领有将领,要外援有外援,要枪也不是很缺,这是搞暴动的好基础。
日本人为了“二十年后满洲再度复兴”,在东北安插了大量的潜伏力量。有的更名换姓,伪装成难民,比如二号主犯藤田;有的潜入大城市,比如藤田的联络官近藤。在这些日本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摇身一变就成了国民党党员,是日军和国民党的双重特务。
日本队人并不笨,他们知道仅依靠自己的能力是不足的,而共产党和苏联人是绝对指望不得的,他们的指望也就是国民党了。日本队人有搞社团的传统,当时在通化的日本人搞了大量的社团,这是搞秘密组织的一个很好的掩护。
在这些社团中,较著名的社团就是“大东亚联盟”。
“大东亚联盟”往上数,最上层的人物就是上绞刑架的松井石根和石原莞尔。在通化当地的负责人则是千叶幸雄。千叶幸雄曾成功地打入了当地的日本人管理部门“辽东日本人民解放联盟通化支部”,担任救济员。这个部门是当地日本人居委会和现在的民委会之类结合的一个机构,它的前身就是通化当地的“日本居民会”,后来改名“通化日本人民代表部”,再后来改名“日解联”。
从“日本居民会”这一部门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到,实际上掌握这一部门的是日本人,多是当地日本人中的头面人物。通化“日解联”的支部长就是伪满民政部次长筱野破魔夫;救济员千叶幸雄是“大东亚联盟”在通化当地的负责人,他多次以救济日本难民为名,为暴乱筹款;藤田也打入了这一部门,负责宣传工作,当然他可不想宣传无条件投降。藤田实彦筹划暴动的活动地点,就在“日解联”。
在日本人与国民党特务勾结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于1945年12月24日,又成立了“国日特暗杀团”,并制订了严密的行动分工。
计划方案:
1. 依靠国民党、利用日本人。宣传日本二十年后再度复兴。
2. 以暗杀手段迎接中央军的到来,以表达忠诚,并要在国民党来通化前办妥。
暗杀对象,确定为重要的共产党党政军领导共8人,采用集体暗杀手段;对日解联内为共军工作的日本人共7人,采用分散暗杀手段。
暗杀成功后或逃到奉天日特本部、国民党辽宁党部,或逃亡到未解除武装的日本军队中。

揭秘通化暴乱真相  第三十二章


国民党密谋策划上万日人暴动
波特兰先生 撰稿

发生在1946年2月3日(丙戌年正月初二)的通化“二•三”事件曾震惊中外。
当时日蒋勾结,“太阳旗”和“青天白日旗”同时挥舞,杀向我人民政权。那么,为什么抗战胜利了,国民党竟和侵略我们中华民族的敌人能勾结在一起?为什么日本关东军投降了,却又能重新举起了屠刀?究其这一事件的实质,是日本军国主义、国共两党三方面都要夺取通化——这一长白山区的重要战略中心城市而进行的战争,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和平、民主、进步力量,与日本关东军残余、国民党反动势力的一次决定性的生死较量。当然这场较量是以人民胜利,反动派失败而告终。
回放这段历史,依然触目惊心。
日本投降后,伪通化省长杨乃时换了件马甲,当上了通化省临时治安维持会会长,伪军、伪警察等等在帽子上加了一圈白布,改称公安队,单等中央军前来接收。可惜老蒋动作太慢,过了一个月还没到。
这期间,苏联人先来了,苏联人好哄,还可以顶着;可是八路又来了,八路来了之后,抓了前伪省长、遣散了所谓的公安队和伪政府的所有前公职人员。
其实,在八路之前,国民党已经有人来了。
那时的通化有两个人建了国民党党部,一个叫于峻峰,一个叫赵殿礼。
于峻峰来路不明,但是自我感觉还是很好的,拉起了几百人的队伍,自称“国民党中央产业军”,干的呢?却都是劫收的勾当。因为于峻峰实力强,也时不时欺负一下赵殿礼的党部。
赵殿礼是通化当地人,因为抗日,曾被日本人抓过两次,所以他在当地的威望还是很高的。
赵殿礼第一次被捕,是在1937年。这次被捕后,他们同批被捕的人,每个人都带着大脚镣,然后四个人一组被铁丝摽在一起,押去审判。他们有5个人被判死刑,赵殿礼是有期徒刑。
赵殿礼能从日本人监狱出来,还能继续和鬼子斗还是不错的。
能经受鬼子的酷刑后,还敢和鬼子干的,也算是个是汉子。
当时的抗日嫌疑分子被抓去宪兵队之后,四肢反弓吊在架子上,腹部朝下,然后用蜡烛烧人的肚子,直到肚破肠流,人还一时死不了,周围一群中国人就被押在边上看,听受刑的人惨叫。
赵殿礼第二次被捕,曾经和罗大愚在一个牢房呆过。鬼子投降后,罗大愚当上了国民党东北党务专员,赵殿礼于是也当上了通化的党部执行委员兼书记长。
9月初,赵殿礼带着4000元经费来到通化,经苏军司令部同意挂出牌子。
因为于峻峰老是欺负他,于是赵殿礼就默许八路以剿匪的名义,干掉了于峻峰。
谁知前门驱虎,后门进狼。于峻峰刚刚被处理了,孙耕尧又冒了出来。
孙耕晓是个什么人呢?汉奸!
孙耕尧本来不叫孙耕尧,他当汉奸的时候叫孙际虞,当了国民党党部书记才叫孙耕尧。在伪通化县公署期间,曾任通化地方职员训练所所长,因为得罪人太多,被命令辞职。后经人介绍去了伪王道书院当教员,后来当上主事,颇贪污了一些钱。日伪时期,在14年日本奴化思想的浸淫下,孙耕尧积极宣扬“日满一家,民族和谐”的思想,热衷于为日伪政权效力,人称“二鬼子”。
日本投降以后,孙耕尧觉得自己飞黄腾达的时机到了,但是实力太差。于峻峰有枪,赵殿礼有钱,他什么也没有。就在这时,于峻峰被干掉了。赵殿礼倒是威望不低,但是工作并不顺利。于峻峰欺负他,共产党限制他,苏联人对他也答不理,这样孙耕尧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
抗日战争期间,孙耕尧是不是国民党,没人知道。他说自己是,不过国民党那边没他的材料。这也是后来国军方面抵赖通化暴动与他们无关的一个借口。
通化有不止一个国民党党部,他们的上面也不止一个上级,是挺混乱的。
罗大愚是东北党务专员,李光忱也建立了辽宁省党部。罗大愚在鬼子刀口下面混过日子,李光忱也不差。
1942年李光忱就是辽宁省国民党党部的执行委员了,主持地下反满抗日工作;1944年李光忱也住进了日本人的监狱。
李光忱和罗大愚相比,有一个长处,就是他的岳父比较强,是国民党元老,这样他的后台就比罗大愚硬多了。孙耕尧就投靠了李光忱。
孙耕尧建了党部,赵殿礼很郁闷。一个是反满抗日,蹲过日本人监狱的英雄;一个是铁杆汉奸,当过鬼子王道书院主事的混蛋,现在就在同一个县城里,搞了两个国民党党部。
赵殿礼不屑于和孙耕尧为伍,坚决不和他合作,但是在给共产党添乱这一点上,赵殿礼又比不过孙耕尧。
没办法,孙耕尧这个汉奸做人上没有底线,他比不了。
他们二人在通化专员蒋亚泉面前互相攻击对方了。
值得一说的是,蒋亚泉是共产党的,因为他们争执的时候在通化说了算的是八路。好像挺有意思的,两个国民党的党部头头在共产党面前,互争自己才是正统国民党,对方是假的,为此要共产党作公正裁决。
孙耕尧要啥没啥,只有做人没底线这一点,别人是比不了的,也就他愿意去动日本鬼子这块蛋糕,别人唯恐沾上这些日本人。
赵殿礼也计划过在通化搞叛乱,动用大小土匪等。他刚有打算,就被苏军警告了,说如果想搞冲突,苏联人要干涉。
10月初众匪首打算挟持赵殿礼,让他带头,他缩头了。在赵殿礼看来:一无粮草弹药,二无外援,三无退路,四苏联人不支持,五天气太冷,六共军实力雄厚。不行啊。
随后赵殿礼选择撤往长春,找罗大愚去了。
赵殿礼走了,他的委任状却来了。自然这个委任状不是从罗大愚那儿来的,是从李光忱那里来的。
赵殿礼曾派了一个叫王祥的人去找罗大愚,罗大愚没找到,找到了李光忱,李光忱一听他们在组建军队,很是开心,就给王祥和赵殿礼各发了一张委任状,让他们回来拉人马。
王祥回来找不到赵殿礼,就去找了孙耕尧。孙耕尧一看正是困了来个枕头,正愁自己名头不正,来了这么一个东西,大喜。
孙耕尧挖出赵殿礼埋藏的大印,开始自己发委任状。
11月初,王祥刚刚召集人马,还没来得及起事,就被共军一网打尽。
赵殿礼大为后悔,在共军力量不强的时候没有捣乱,计划回去起事。人算不如天算,共军攻打长春,赵殿礼撤退沈阳。沈阳解放前夕,赵殿礼在共军敌工部的工作下,投到共军,才逃过一劫。
在国民党辽宁省党部主任李光忱的一手策划下,由日本和国民党双料特务近藤晴雄,从沈阳来到了通化,秘密联系了当时任国民党通化市党部书记的孙耕尧,传达了辽宁省党部关于配合国民党正规军,在通化举行暴动的决定。


揭秘通化暴乱真相  第二十八章


通化,共产党的“第二个延安”
波特兰先生 撰稿

通化地处长白山南麓,中朝边境,为兵家必争之地。“二•三”事件就是围绕谁入主通化而动起的干戈。
历代争战,必先夺取战略要地为根本。汉高祖刘邦之所以能够打败实力雄厚的项羽而定天下,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占据了富庶的汉中平原为根据地和大后方。当年通化就是抗战胜利后,党中央在东北选中的我党、我军的第一个“汉中”。
1945年6月10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讲话中指出:“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在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8月12日,伪满洲国皇帝溥仪从新京(长春)乘专列逃到通化后,又去临江县大粟子铁矿。
8月15日,日本投降后,通化飞机场的日军全部撤走,机场基础设施大都被破坏了,飞机破损,零件到处都是,当地群众拣了不少废铜烂铁。机场破乱不堪,处于瘫痪状态。不久,被我军接收。
8月18日,溥仪在大粟子铁矿职工食堂宣读了“退位诏书”。当日,他同溥杰等13人在关东军护送下从大粟子沟坐火车回到通化。次日,由通化飞机场乘坐3架飞机飞往沈阳,在机场被苏军俘虏。
通化飞机场是日本侵略军为进一步占领全中国做准备,而选择于长白山区伪满洲国通化省公署所在地的通化市南郊江南村修建的军用飞机场。
飞机场修建于1932年至1936年间,混凝土场道,总面积约150万多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500平方米左右。两千多米飞机跑道沿浑江南岸东西走向。
飞机场是个军事禁区,修筑多处炮台,群众是不能进入的。日本投降前,飞机场布满了飞机,还有飞艇。飞机经常起落,飞往各地投弹、扫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东亚的一个空军基地。
9月20日,八路军冀热辽军区派蒋亚泉率部分武装和干部正式接收通化,成立了冀热辽区行署辽吉办事处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9月25日,为接收舆论阵地和日伪资产,专员公署派丁新和张东等同志分别接管了伪康德新闻社通化支社和伪满通化放送局。同时,民主政府陆续接管了原日资开办的葡萄酒厂、通化煤矿公司、二道江发电所和通化铁道管理部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部门,并很快投入生产经营。与此同时工商业和金融业也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日益改善。在国民教育上,将日伪时期的“第一国民高等学校”、“第二国民高等学校”、“女子国民高等学校”合并,成立了“辽东省通化联合中学”。将“师道学校”改为“师范学校”,广大受教育者开始接受新文化、新思想的教育。
9月末,我地下党员负责人罗衡创建的工人武装第八支队与蒋亚泉带来的队伍整编为辽东人民自卫军第五十八团。
10月下旬,五十八团又和刘西元带来的武装合并扩编成立了辽东人民自治军通化支队,下辖三个团。
10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做出了在通化建立我军第一个大后方的决定,指出:“后勤应迅速转向通化,迅速建立巩固的后方,以便应付更严重的局面。”
10月24日,安东省军区司令员肖华同志根据东北局的指示,派刘西元率一个加强连的兵力和部分干部进驻通化,组建了中共通化地委。
12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建立东北长期永久根据地给东北局的批示》中指出:“同意你们的部署,即在通化……等地区,必须派必要的老部队和老干部去开辟工作、建立后方,建立工业,组织与训练军队,开办学校,以便能够源源供给前方,有如汉高祖之汉中……”。
中共中央做出了在东北建立航空学校,创建人民空军的决定。党中央的决定是为了充分利用日寇遗留下来的飞机、机场和航空设备,创办一所航空学校,将校址选定在东北。接着便从过去学过飞行的人员中,挑选了30多人,并陆续从四面八方调集了几百人赶赴东北,以加强航空学校建设。
行前,毛泽东亲自接见了带队的王弼、常乾坤两同志,并就创办航校的任务、意义和注意事项以及飞行人员的生活待遇、伙食标准等作了具体指示。按照毛泽东的具体要求和部署,在东北局书记彭真和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伍修权等同志的亲切关怀下,这批同志迅速投入到紧张的筹备工作中。首先,他们分片调查了东北的机场设施,搜集并抢运了一批飞机、航材和油料,为创办航校准备了一定的物质条件。
按照这些指示,我党、我军的大批干部和部队开始向东北挺进,向通化挺进。
1945年12月上旬,沈阳航空队在刘风、蔡云翔的带领下由辽阳迁到通化飞机场。
同月,延安炮校抵达通化;下旬,从山东教导团(原抗大一分校二大队)选调来的学员到达通化。这些学员大都是来自战斗部队的青年战士和在老解放区吸收的青年学生。学员大部分被编入了航空总队,普遍进行了体检后,根据身体情况,有的被编入飞行队学习,有的被编入机械队学习。学员是从各个部队审查后抽调的具有一定文化的人员,即使这样,学员普遍的也只有小学文化水平,学习飞机驾驶技术也是非常吃力。由于敌人的飞机经常不断地向机场俯冲、射击,学员们不得不一会疏散,一会隐蔽,对敌人的飞机恨透了。大家日夜盼望早日能有自己的飞机与敌人作战,为牺牲的战友报仇。
1946年1月1日,在原沈阳航空队的基础上成立了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总队。朱瑞兼总队长,吴溉之兼政委。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总队的成立,为创办航校奠定了组织基础。
为了加强对通化战略大后方建设的领导,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将通化地委升格为省级,成立了通化分省委。 
随着党政机构的建立,大规模的通化根据地建设工作开始有条不紊地展开。中共中央东北局指示:“为了统一通化大后方建设,统一通化党政军民之领导,统一驻通化主力地方武装之指挥和领导。将后方司令部与通化支队司令部合并成通化省保安司令部,直辖通化支队及朝鲜义勇军两个支队及领导各县保安大队。”在这一时期,我党我军的各种机关和单位也先后进入通化。
1946年1月初,以朝鲜义勇军东边道先遣队为基础,成立了朝鲜义勇军南满第一支队。
1946年2月初,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近4000名干部、学员,在副校长何长工率领下,于1945年10月从延安出发,历经5个月,抵达通化。
除此,东北民主联军供给部、卫生部、军事工业部、工兵学校、光明出版社、东北印刷厂、东北银行、东北造币厂等也都迁到了通化。至此,通化已成为我党、我军在东北的政治军事综合后方基地,成为中央指示电中所说的“汉高祖之汉中”。
为此,一些日、蒋人士惊呼:通化成了共产党的“第二个延安”。

2018年5月17日星期四

揭秘通化暴乱真相  第二十五章


民主联军航空总队在通化正式成立

 撰稿 波特兰先生


王弼、常乾坤等三十余名航空技术干部分两批从延安出发,日夜兼程已成功赶赴到东北后,东北民主联军司令林彪听取了详细汇报。与此同时,黄乃一也向东总和东北局领导汇报了航空委员会和沈阳航空队的进展情况。
东总和东北局领导听取汇报后,信心满满。
1945年底,东北民主联军司令林彪以和中共东北局书记彭真,决定将沈阳航空队改编为东北航空总队。
将沈阳航空队改编为东北航空总队的重大任务,压在了东北民主联军后方司令部司令员朱瑞的肩上了。
朱瑞是人民炮兵的奠基人,牺牲于1948年10月1日发起的辽沈战役揭幕战夺取义县的战斗中。朱瑞时任东北野战军炮兵纵队司令员,同时兼任东北军区后方司令、军政大学校长等职,是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在战场上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时年43岁。
朱瑞将军因为牺牲较早,当然还有其它各种原因,新中国成立之后,对朱瑞宣传较少,他的知晓度远低于1955年第一批授衔的开国将帅,尽管其中不少将军都曾是朱瑞的下属或经他一手培养起来的。
当然,朱瑞的家乡——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的人民始终没有忘记这位值得自豪的英雄乡贤。为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献上一份厚礼,中共宿迁市宿城区委、宿城区人民政府决定与八一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了六集文献纪录片《朱瑞将军》。
但无论是来自何处的宣传,似乎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评述:朱瑞将军在创建人民空军的历史中也留下了辉煌而重要的一页,他是创建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的领军人物。
1945年11月,朱瑞被任命为东北人民自治军(后改为东北民主联军)后方司令员、炮兵学校校长等职务,负责指挥民主联军后方机关、部队和炮兵、工兵、装甲兵等工作。
毫无疑问,朱瑞具有丰富的战斗经历和创办军校的实践经验。
我在东北老航校研究会和朱瑞将军研究会等组织的活动中,在宿迁参观朱瑞将军纪念馆和朱瑞故居时,认识了朱瑞将军的女儿朱淮北。我在与朱淮北的交流中,才知道朱瑞牺牲时朱淮北只有5岁,她与父亲一起生活的时间不到3年。多年来,她只能听母亲和父亲生前的战友给她讲一些父亲的故事。
朱淮北说,她的父亲1905年出生在宿城区龙河镇的一个书香家庭。12岁升入县立高小,读书时参加了五四学生运动。1920年,朱瑞入美国教会所办的徐州培心中学,两年后,因反对校方的压迫组织罢课被开除。随后,他入南京钟英中学读高中,1924年夏,又赴上海报考广东大学,其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SY),随即入广东大学法学院。朱瑞在广州读书时,积极投身于大革命风暴,被中共粤区学委评价为“斗争的中坚分子”。
朱瑞将军20岁时去苏联留学,与左权、邓小平等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进入苏联克拉辛炮兵学校学习,因智力聪慧过人,加上刻苦用功,两年后毕业时,考试和实弹射击均获得第一名。1928年夏,朱瑞加入了联共(布),回国转为中共党员。
回国后,朱瑞受到博古、周恩来等的重用。在上海从事兵运工作期间,朱瑞举办训练班,培训学员深入国民党军队进行策反。1931年宁都暴动,国民党二十六路军1.7万人兵变,加入红军,就有他的一份功劳。1932年,朱瑞到中央苏区,先后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科长、红军学校教员、军政治委员、军团政治委员等职,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率部参加了南雄水口等战役和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1934年10月参加长征。第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任第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到陕北后,参加了东征、西征等战役。1936年12月任第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朱瑞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后调任八路军驻第一战区联络处处长,从事对国民党军将领的统战工作,同时指导恢复整顿中共直南、豫北特委,在晋豫边区、太行南区等地创建抗日游击队,为建立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同时创办华北军政干校,培养了一批抗日军政干部。1938年11月任北方局组织部部长。1939年,34岁的朱瑞担任八路军第1纵队政治委员,与司令员徐向前赴山东统一指挥我党在苏鲁的部队。后兼任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领导军民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巩固和发展山东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1943年12月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党的“七大”后,当得知中央要他担任军委副总参谋长时,朱瑞找到毛泽东,主动要求从事自己熟悉的炮兵工作,得到毛泽东的称赞。毛泽东说他不计个人名利,有战略眼光。随后,朱瑞被任命为延安炮兵学校的代理校长。开始迎来他人生的又一段辉煌。
毛泽东曾说,没有炮兵就没有胜利。朱德说,炮兵为建军骨干。朱淮北说,父亲朱瑞也深知炮兵的重要性,抗战胜利后,即按中央指示,率炮校整体迁往东北,四处搜集日军遗弃的火炮,利用同学关系到苏联红军中去寻找武器,仅用半年时间就收集到700余门各种火炮,50万发炮弹。林彪也令东北财政拿出3300两黄金给朱瑞,让他组建东北民主联军炮兵。
1945年11月,朱瑞被任命为东北人民自治军(后改为东北民主联军)后方司令员、炮兵学校校长等职务,负责指挥民主联军后方机关、部队和炮兵、工兵、装甲兵等工作。用了不到两年时间,东北炮兵就发展到l6个团,拥有各种火炮4700余门,无论在质量上还是在数量上都压倒了国民党军在东北的炮兵部队,为即将开始的辽沈战役作了充分的准备。
历史告诉我们,那时的朱瑞将军不仅是炮校校长,而且他还是创建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的领军人物。朱瑞与吴溉之作为“东总”后方司令部的两位最高领导(司令和政委),在“东总”的直接领导下,在吉林通化主持了即将成立的“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总队”的筹建工作。
那时,山东抗大一分校1000多名学员,渡海到达东北,辗转到达通化。朱瑞与吴溉之立即组织,从中挑选了105人进入航空队;随即,又从通化炮校选调了5名学员。
1946年1月1日,在“东总”的领导下,由已到达通化的、延安派出的第一批建校干部(先后共组织三批航空有关人员奔赴通化)、东北局特意选派的干部,以及由朱瑞和吴溉之负责组织挑选出的抗大一分校学员,与改编后的“东北人民自治军航空队” (即收编的日本航空队),共同组建了“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总队”,并在吉林通化中学操场召开了成立大会。
朱瑞和吴溉之,作为“东总”后方司令部的领导(司令员和政委),分别兼任新成立的航空总队的总队长和政委。
当时扩编后的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总队,下设民航队、教导队、学生队、机务队、修理厂等机构,共有500多人。
那时,山东抗大一分校1000多名学员,渡海到达东北,辗转到达通化。朱瑞与吴溉之立即组织,从中挑选了105人进入航空队;随即,又从通化炮校选调了5名学员。
1946年1月1日,在吉林通化中学操场召开了“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总队成立大会。”全队近500人参加了会议。
“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总队”也就是后来的东北老航空校的前身。
朱瑞在大会上受总部委托,正式宣布航空总队成立,并宣布了干部任命:
朱瑞(后方司令部司令员)兼任总队长;
吴溉之(通化地委书记、后方司令部政委)兼任总队政委;
常乾坤任副总队长;
白起任副总队长;
林保毅任副总队长兼教导队长;
黄乃一、顾磊任总队副政委;
蔡云翔任民航队队长;
刘风任民航队政委;
陈乃康任教导队政委;
姚峻任队长兼政治指导员;
李熙川任副队长;张凤歧任副指导员。
朱瑞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黄乃一代表部队致答词。
航空总队成立后,不断地充实力量。1月初,从通化炮校又选送了5名学员:刘耀西、相玉刚、白云、李永宽、林军。同时,继续组织机务人员到各地修理飞机。
到1946年初,在通化共有20来架飞机可以飞行了。个别教员也逐步恢复了飞行训练。并随时抽派学生外出执行有关建校的各种任务,如搜集和押运器材、油料,调查机场情况,采购急需零件物资。
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思想工作,按航空总队新的编制,又调整了党的组织,选举成立了党总支。
党总支在召开成立大会时,着重讲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党的民主和纪律等。并且特邀了蔡云翔、白起、何健生等列席大会,使这些飞向延安的起义空军人员,加深了对我党我军的了解。
中华民族做了几千年的飞天梦。女娲补天,夸父追日,嫦娥奔月,西王母遨游八荒……可谓层出不穷,源远流长。然而,梦归梦,“飞天”谈何容易。唐朝大诗人李白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名句,可实际是:蜀道再难,又怎能和登天比!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的航空事业开始从长白山下,浑江岸畔的通化起飞了。

揭秘通化暴乱真相  第二十三章



沈阳航空队新生选调小组
 撰稿 波特兰先生


1945年11月11月下旬,国民党军队全线进攻东北,挑起了内战,局势发生变化,东北局和东总都要撤出沈阳。
1945年11月,彭真同志指示:“要尽快赶到通化筹建航空学校,注意争取日本航空人员,埋头苦干,培养干部。” 
民主联军总部曾指示:沈阳航空队奉命撤出沈阳到通化后,要从部队中先调学生,建立学生训练队,再成立一个飞行队。
此后,航空队开始向通化转移。
12月下旬的一天,在通化城的上空突然出现了战斗机群,引起了众多通化市民仰头观看。这就是东北民主联军航空队从本溪转场通化机场。一位日本人在所著的《通化几山河》一书中,对这次转场做了如下描写:“那是一个有沙尘的日子,一架又一架联合编队的战斗机轰鸣声响彻通化上空……战斗机编队在上空绕一周、两周然后首机下降,依次在通化机场着陆。”不难看出,这次转场的场面还是很壮观的。
航空器材是从陆路运到通化的。
曾经担任过通化老航校副政委的黄乃一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当时航空器材十分紧张,暂时不能飞的20余架飞机也必须转移到通化,但既没有火车,也没有汽车,我们只好把飞机的机翼卸下来,装在大板车上,把机翼绑在大板车后边,用牛、马和驴等牲口拉着大板车向通化转移……老百姓见了,风趣地说:‘牛车拉飞机,真稀奇’。”
就这样一直到12月14日,陆路运送的航材才全部抵达通化。
12月15日,部队刚转到通化不久,机务人员修好了一架飞机,林保毅便决定亲自试飞。
不幸,飞机起飞时就发生了事故。飞机摔了下来,林保毅受了重伤。
黄乃一立即要求医院全力抢球。几个小时后,当林保毅苏醒过来,看到大家都守护在自己的身边时,感动得热泪盈眶。他进一步加深了对共产党、八路军的认识,对他以后的思想转变有很大影响。
当初沈阳航空队刚到通化时,首先就遇到住房问题。几百号人没有营房住,只能暂时分散住在老百姓家里。但市区中国老百姓的住房很拥挤,只有日本居民的住房较为宽敞。黄乃一就通过航空队的日本人,向日本居民交涉,经同意后,一部分人就住进了日本居民家中。
当时,黄乃一与白起一同借住在一个日本土木工程师的家中。
航空队在通化稍事休息后,即着手招收飞行学生。
黄乃一就此事征询白起对新生要求的建议。白起认为,关键是要让新学员尽快懂得航空知识,对飞机的构造、性能、航空原理等一无所知,又怎么能维修保养飞机,更不要谈飞上蓝天了。他的建议得到了采纳。
按照总部的要求和航空队的原定计划,飞行学员都要要从部队中选择调。当时部队都要在前线打仗,上哪儿去选调学员?
正在此时,山东抗大一分校于11月底和12月初到达通化,他们带来了1000多名学生,都要是战斗部队选送培养的青年战士,或在胶东老解放区吸收的青年学生。
这些学生正是选调飞行员的最好对象。
于是,黄乃一立即向吴溉之、朱端报告,并经过通化地委请示东北局,获得了批准,同意从山东抗大一分校选调合格学生到航校学习。
为此,还由航空队抽出政工、技术、医务干部,专门成立了新生选调小组,由白平、刘西科、何健生等组成。
选调小组,会同抗大一分校政治部和各队党组织查看了该校全体学生档案。原以为“十里挑一”,挑选120名习行学生问题不大。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初选的基础上,结合与学生谈话了解情况,然后进行体检和测验,最后合格的只有109人。
这些新生学员,在12月份就转入了航空队。
这些新学员年纪很轻,大多数在十七、八岁至二十岁左右。又来自部队和老解放区的农村,都要经过战争环境和艰苦生活环境的锻炼,有较高的阶级觉悟,身体也基本健康。
但是,他们中有些在解放区农村上过小学或初中,有的是参军后来部队里学了点文化,多数人的实际语文程度,只相当于正规的高小。
何健生参加了新生选调小组工作后,非常努力。有一次,他就去见蔡云翔。谈起了自己在新生选调小组工作的事,并征询挑选新学员的建议。
何健生的侄子何国晖曾对我说,何健生曾是蔡云翔在汪伪航校上司上校教务主任,那时蔡云翔望着眼前站着的何健生,他想站起来,却被何健生有力地用手按住了肩膀:“不用站起来了。”
蔡云翔、何健生都是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又一起从扬州起义来到了这里,对航空人才的要求,自然很快就有了共识。当时的日本飞行教官也是这个看法。他们要求重视理论学习的意见也得到了常乾坤、王弼、刘风的支持,他们也都曾在苏联学习过航空技术。
航空队接受新学员后,人数有了很大增长,全队人员总数已近600人了。其中,领导干部、飞行人员、警卫人员和学员共有200余人;日本留用人员300多人;此外,还有20多名朝鲜人。
由于航空队人数剧增,为了加强领导和管理,黄乃一向东总请示:能否尽早解决组织人员问题。
总部的回答是:等常乾坤、王弼同志到达通化后后再说。
此时的常乾坤、王弼已带领东进队伍行进在前往通化的路上了。

揭秘通化暴乱真相  第二十一章



东北局航空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撰稿 波特兰先生


东北局航空委员会从成立到中止,实际上只有几天的时间。因此,在研究中国空军史时,很容易被人忽略。但这是一件大事,正因为成立了航空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才在伍修权总参谋长的亲自指示下,明确了筹建航校的基本方针。
1945年11月下旬,东北局和东总撤出沈阳。先驻本溪,又迁抚顺。此时,沈阳航空队也奉命撤出沈阳后,先驻辽阳,后迁宫原奉集堡,并奉命再迁移通化。
沈阳航空队迁移到通化后,东北局航空委员会秘书长
黄乃一专程去本溪,向总部汇报了筹建航校的各种方案,以及准备情况。
这是航空委员会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会议,在伍修权
总参谋长的亲自指示下,明确了筹建航校的基本方针。

总部指示:
航空队迁到通化后,迅速从部队中选调学生。可成立一个学生训练队,再成立一个飞行队,准备执行临时紧急飞行任务。两个队上面设个总的机构来统一领导。
航空队迁移到通化后,总部将筹建航校的事情,委托通化地委书记兼后方司令部(也叫军分区)政委吴溉之和司令员朱瑞来管。

东北老航校的成立及以后能够成为中国空军的摇篮,都是遵循了航空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决定执行的。
伍修权在第一次航空委员会会议上说:“我们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在东北创办航校,当务之急就是为创办航校创造条件。鉴于目前形势和具体条件,办航校不能照搬外国的办法,也不能照搬国民党的办法,我们没有那样的条件,不能等什么都有了再招生,再按部就班进行教学和训练。”
由此,伍修权提出打破常规、加快建校的指导思想,要求尽快接收学员;他还提出教职员一齐动手边建校,边训练,在最短的时间内,培养出我们自己的飞行员和机务人员。
但是,教员在哪里?学员又在哪里?
黄乃一将自己的想法提了出来,要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航空人员都汇聚到东北。
蔡云翔提出,与我一道起义的白起、何健生、吉翔、陈静山以及秦传佳和家属等共二十余人,10月从江苏分批出发,已到达山东解放区。应该急调白景丰、何健生一行到东北,共同参加航校建设。
会议通过了黄乃一和蔡云翔的建议。
委员会委员还进行了明确分工:刘风负责组织人员抓紧时间,去各地搜集飞机和航空油料,为创办航校准备必要的物质条件;黄乃一负责提出招收学生的条件和来源、训练方针以及航校机构的设置等方案;蔡云翔、林保毅负责组织技术人员修理飞机。
伍修权和彭真先后对沈阳航空队政委、东北局航空委员会秘书长黄乃一就航校的办校方针提出了一系列指示。
会议之后,黄乃一当时面临一个棘手的招生问题。办校,就得要有生源。生源招生的标准又如何确定呢?
黄乃一与伍修权讨论了多次。伍修权指出:培养什么人当飞行员,这是一件大事。东北在日本和伪满统治下有十几年了,目前是刚解放,不宜就地招考飞行学生。应该考虑从部队里选调。究竟选什么样的人,特别是飞行员需要什么样的条件,你可以征求起义人员的意见,包括日本飞行员的意见。你和他们研究后提出方案。
不久,白起、何健生、吉翔、陈静山、秦传佳等接到了东北航空委员会的奉调命令到东北参加了航校建设,他们从山东解放区辗转来到了通化。
黄乃一就航校招生标准如何确定问题,征询了蔡云翔和何健生的意见,两人的回答是:航空人员必须要有较高的文化,身体要好,年轻、聪明。
白起也是这样认为,他谈起了自己在国外学习航空的经历。
黄乃一又征询了那些日本飞行员的意见,也基本上相同。
唯有林保毅的看法,令黄乃一大吃一惊。
林保毅说:你们今天要选的飞行学生,应该是你们将来建设空军时的骨干。飞行员一旦上了天,他就是飞机的主宰,虽然空中有空域的划分,但那只是一种假设,空中并没有中国的万里长城。地面虽然也有无线电指挥,可是听不听你指挥,那是飞行员头脑里的事了。因此,你们要选的飞行学生,首先和最重要的的条件,是要让你们认为是绝对忠实于你们的人。
林保毅的话很有意思,他提出的是日本式用兵的条件,或者说是一种“武士道精神”,可实际上又是讲了“中国式的政治条件”。
林保毅在讲述了这些“政治条件”后,又就飞行学员的文化水平、年龄等条件,谈了要求和理由。
黄乃一通过细致地调查和征询意见,最后向伍修权作了汇报。东总和东北局很快就同意了研究成果,确定了招收飞行学生的条件:
1,要出身好,来历清楚,有较高的阶级觉悟;
2,要体检合格;
3,要年轻;
4,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
何健生具体负责了相关招生工作。
但是,后来在实践的过程中却发生了一些争论。因为当时的学员普遍问题是文化水平不高,学习时困难极大。有的中国教员和干部就产生了埋怨情绪,甚至主张淘汰这类学员。
不过,林保毅和其它主要的一些日本教员,还是比较服从黄乃一的安排,耐心地进行带飞教育,终于让这些学生飞上了蓝天,有的学生还在朝鲜战场上成了战斗英雄。
黄乃一后来在回忆录中说:林保毅的这一席话和他后来的表现,可以看出,他为我们培训航空人才的意见是中肯的,态度是诚实的,工作也是积极认真的。
有关筹建航校的训练方针问题,黄乃一认为:目前我们处在非常时期,不能按正常情况办学。美国、日本、苏联,以及国民党,他们的航校训练飞行员,都要三、四年。革命战争和当前形势,需要我们在最短的时期内,培养出自己的飞行员和飞机修理人员。我们要从实际出发,针对部队选调来的学生文化水平不高的实际情况,开展师傅带徒弟的办法,进行实物教育。
但是这一建议,引起了争论。没有一定的理论知识,怎么能成为合格的飞行员?
东北局航空委员会由伍修权、黄乃一、刘风、蔡云翔、林保毅五人组成,伍修权任主任,黄乃一任秘书长。一直从事航空研究的常乾坤、王弼两位同志,也是委员会成员。当时他们正在延安赴东北的途中。
不久,常乾坤带着张华、于飞一行到通化汇合了。
常乾坤抵达通化后,他支持了黄乃一的主张。他说,学修理的,可用坏发动机拆卸解剖的办法,让每个学员知道每个零件的名称,应该装在什么部位,起什么作用,工作起来怎样算是正常的,怎么样又是不正常的,如何修理?知道怎么用就行了,少问为什么。
伍修权也指出,涉及到一些较深的基本原理,文化基础差,不易弄懂,形势紧迫,不允许花很多时间用在理论学习上。非学不可的原理,也只要求先知其当然,暂不要求知其所以然。先学实际操作,尽快学会修理飞机,驾驶飞机。以后环境和条件允许,再从理论上学习提高。
这些指示和要求,是当时航校的主要工作的重要方针。在贯彻这些方针的过程中,有的问题有过激烈争论,在实际工作中也有过反复,甚至走了弯路。但实践证明,这些方针是适合当时情况的,是正确的。
航空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后不久,大家正在抓紧进行创建航校的筹备工作时,时局突然发生了变化。国民党背信弃义发动了内战,向我东北解放区发起了进攻。



揭秘通化暴乱真相  第十八章



挑战日本飞行技术的原820机组飞行员
撰稿 波特兰先生

刘玉堤等北进一行人,千辛万苦地走到了张家口,原想坐那里唯一的一架教练机飞往东北。没想到,他们刚刚赶到机场,就眼睁睁地看着教练机被敌机炸得粉碎。刘玉堤和随行的同志们心急如焚,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走到牡丹江! 
常乾坤带着延安航空研究组张华等一行人从延安出发去东北,因接送的飞机在张家口着陆时出损坏了。也只能从陆路赶往张家口再转机了。
在常乾坤的带领下,队伍终于到达了张家口,并与前来迎接的蔡云翔、顾青、田杰和陈明秋接上了头。这四个人都是近一个月前与张华一起驾机起义飞往延安的820机组人员。现在又能会聚一起,同去东北参加筹建航校工作,张华感到很兴奋。
张华告诉我,他们在张家口待命时,王弼与驻地部队接上了头,他们落脚在当地凌源县境内的小车站附近。
张华与顾青被分配到一户人家住宿。折腾了一阵后,大家才吃了晚饭。
第二天一大早,驻地连干部找来了一辆卡车,这支北上的队伍才离开凌源,直奔承德而去。此时,蔡云翔带着部分成员已经连夜赴沈阳了。
张华与顾青等人则乘车到达承德。
第二天被告知:明天有飞机来接张华与顾青。
第二天,果然来了一辆卡车,将张华和顾青送到了承德机场。
不久,就看到一架九九高练在机场着陆了。蔡云翔走下飞机说:“马上加油。我要飞往辽阳,去带地勤的人。他怕发动机冷了,发动不起来。
此时,一辆不带蓬的吉普车,飞快地到飞机旁停了下来。一个苏军军官下车后,打量着这批中国军人,然后便是一阵自言自语。接着他便用手指着机身,又是摆手,又是摇头。
这时,张华才发现,他指的是深绿色的飞机机身,机翼上喷的是红五星徽号。原来,苏军还以为是他们自己的飞机飞来了。随后,他就走了。
原来,这又是蔡云翔爱干的事。“建国号”起义时,是他涂掉了机徽。现在,又是他自作主张地涂掉了国民党的机徽号,改成了苏军的机徽号标识。
飞机加好油后,蔡云翔又让张华、顾青挤在后座,自己驾驶飞机。那时这架飞机的后座座、操纵杆都已经拿掉了。
九九高练飞到辽阳后,蔡云翔就去了沈阳。
张华在辽阳住了二三天后,才去了沈阳附近的奉集堡机场。
到了奉集堡后,张华见到了田杰和陈明秋,还有一个小翻译。顾青过几天后,也从辽阳去了沈阳。
在奉集堡时,几个驾机起义的战友重聚了,被安排住在一起。平时则与住在隔壁的约一个排的的警卫部队一起吃饭。
张华了解到,在奉集堡有一支原日本航空队,那就是林保毅的部队。
田杰和陈明秋因为平时要修理和维护飞机,没人交待张华什么任务。因此张华显得没什么事干了。
才20出头的张华对这支被俘的日本空军很好奇,但却不便与他们交往。因为,这些日本战俘过的仍是集体生活。
张华等几个中国人住的是一小间,房屋都是木板的通铺。
张华在奉集堡住了约20天左右。这期间,蔡云翔、顾青,也时来看他。
有一天,吉翔也来了。吉翔告诉张华,与蔡云翔机组人员共同举事起义的白起、何键生、吉翔、陈静山,以及秦传家和家属,共20余人,经地下党引导,已经从地面转入新四军地区。
吉翔是随白起、何键生和陈晏如夫妇,10月份从江苏出发,经山东解放区,才到达了东北。后来,陈静山、秦传佳及家属等,也到达了东北。
此时,参加“建国号”起义的驾机人员和地面起义人员,全都来到了东北。大家为自己能参加航校筹建和创建人民空军激动不已。
但是,他们的内心却又非常复杂。虽然已脱离了汪伪空军,共产党会怎么对待他们呢?
而且令人费解的是,还要与当初的敌人,日本的空军战俘在一起工作,这对大家的心理带来了压力。
日本降俘并不是那么地软弱,只要有机会,总会显示那么点傲气。
平时试飞时,日本飞行员总是飞一个大航线,就着落了。主要目的就是看看飞机发动机是否正常。也因为,当时加的油料也很少。
有一次,蔡云翔来到机场,正赶上停放很久的飞机要试飞。
日本飞行员黑田试飞隼式战斗机,那是哈雅布萨。黑田似乎是为了显示自己的飞行技术,他没有按照平时的试飞习惯,飞一个大航线后就着落,而是在机场上空做了一套特技动作。
蔡云翔一贯好胜,岂能让日本人在自己面前逞能?
蔡云翔登上了飞隼式战斗机,在上空漂亮地做了一套高级特技动作。在场的所有人看得都有很入神。
蔡云翔着落后,吉翔跑了过来,硬是不让蔡云翔关车,他也要飞一下。
蔡云翔碍于情面,自己下了飞机后,就让吉翔飞上了蓝天。
但是,吉翔从未飞过隼式战斗机,未收起落架就飞了一个航线起落,却不知道放襟翼,结果下降速度大,大大超过了T字布,差点冲到场边的沟里,出了个不大不小的洋相。
其实,吉翔是个很优秀的飞行员。
事后,蔡云翔对这支起义队伍的人员说:“我们一定要与日本人比个高低,我们是中国人,不能输给日本人。他们是俘虏,我们是起义,我们与他们是不一样的。现在最重要的是重新起飞蓝天。在我们这些人中,白起、何键生都是身经沙场的飞将军。我和吉翔也是飞行能手,张华虽然年轻,却有很好的驾机能力,我们一定要用学到的本领为创建自己的空军出力。”
在当时,中国人驾机飞上蓝天,还只是个梦。
从奉集堡转场去通化时,机群主要是由林保毅那些日本飞行员驾驶的。张华、顾青,虽然是从转场到通化的,但也只能当乘客。
年轻的张华对此很不服气,心中也深深地留下了一个愿望:一定要亲自驾机,重返蓝天。


2018年5月13日星期日

揭秘通化暴乱真相  第十七章



第三批北进航空队伍经历了惊险一幕
编撰 波特兰先生

在东北老航校的初创历史中,留下了刘玉堤等北进一行人的一路坎坷的一页。同样,常乾坤带领的北进一行,也遇到了难以想象的风险。
常乾坤带领第三批北进航空队伍一行,一路上经过安塞、清涧、绥德、岢岚、五寨、宁武、神池(夜间过铁路)、繁峙、浑源、天镇(从天镇乘火车到达张家口),到了张家口后,就被安排住在晋察冀军区招待所。
常乾坤的勤务员小焦原是延安卫戍司令部的战士,他对张华说:“今晚演京戏《李闯王》,你去看吗?”
张华本来觉得有点困了,正犹豫不决时,常乾坤兴致勃勃地跑来了:“走哇,这出戏主要是讲闯王进京后,大将刘增敏开始享乐腐化,导致吴三桂勾结满人入关,李闯王以失败告终的事。我们可得都要去看这个戏哇,这是通过历史,教育我们干部进城后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张华跟着常乾坤走进了戏院,院门口写的剧名是《闯王进京》。
张华一行到达张家口后,每个干部都发了一件很好的羊皮大衣。
小焦告知:“东北有飞机来接我们,大概是辽阳的飞机。”
但小焦也讲不清是什么人来接,是几架飞机。
在张家口只住了两三天,就见蔡云翔和顾青来到了招待所。老同事见面,自然很高兴。
但是,又住了一天后,常乾坤就带着张华等与蔡云翔、顾青一起去了机场。那天是下午吃过饭不久。
机场上有一架银灰色上单翼的小型通信机,机舱内只有几个座位,最多只能载七八人,还有一个年轻的日本飞行员,叫佐藤。
在这架叫斯巴的飞机旁边,还有一架九九高练。
常乾坤就叫王弼、蔡云翔、张华、顾青,还有三四个人,其中一个挟着公文包的大概是王弼的秘书一起登机。王弼、蔡云翔、张华、顾青等一同乘上了斯巴;常乾坤则乘上了九九高练。
常乾坤乘坐的九九高练先起飞了,但刚起飞升空,发动机就冒黑烟,并放炮。只见九九高练飞了一个小航线就着落了。张华惊出了一身冷汗。
张华在延安的日子里,基本上一直在常乾坤身边,他对常乾坤也一直怀着深深的敬意。因此当他看到常乾坤安全地着落后,正与驾机的日本飞行员长谷川在说话,这才松了口气。
不一会,蔡云翔登上了斯巴飞机。斯巴起飞了。
坐在左边任正驾驶的是个年轻的日本飞行员,蔡云翔在右边副驾驶位子上就座。张华坐在蔡云翔的后座。
张华那时才是个20多岁的年轻人,当他坐定后,心想:这日本飞行员比自己还年轻,他行吗?
张华既担心,又不服气。因此,飞机一跃上蓝天,他就从蔡云翔手里拿过地图,对照地面看了起来。
因为是冬天,地面白茫茫一片,又没什么大地标可做参考。但是张华看到了长城。
蔡云翔却坐在机上,什么也不管,光抽着烟。
这情景,就象8月20日,张华驾驶“建国号”飞向延安时一样。那时的张华是个20出头的小伙子,长得英俊洒脱,平时也机灵聪明,在同龄人中是驾驶最好的飞行员。因此深得蔡云翔喜欢。
“建国号”从扬州至延安的航线上,有几处是敌人机场的作战空域范围,“建国号”很容易被敌人发现和拦截。所以,飞机起飞时,蔡云翔自己驾驶。当飞机顺利地避开了敌机作战范围后,蔡云翔就让张华驾机,自己坐在机上抽起了烟。
张华虽然年轻,却有很好的驾机技术。当天大部分地区为复杂气象,云海茫茫。为保证飞行安全,免遭敌机拦截,飞机只能长时间在云上飞行。由于当时飞机设备条件受限制,航线上看不到地标,又不知道空中的风向、风速,只有靠飞机上的磁罗盘,保持事先计划的航向飞行。
飞机临近黄河上空时,空中浮云逐渐减少。张华不断地对照事先带在身边的航行地图,检查地标,发现偏离计划航线较远。蔡云翔就让他以地标航行为主。经过近4个小时的飞行,飞机到达洛川后转向北飞。慢慢地看见延安宝塔山上的宝塔直指云端,笑容浮现在每一个机组人员的脸上。经过6小时的长途飞行,张华驾驶飞机终于安全降落在延安机场。
张华似乎对这些回忆总不愿提及。他的注意力此时全在这次航行中。
斯巴飞机仍在天上飞行。当天的天气特别好。
此时的张华正坐在蔡云翔的身后。他从右窗向外看,看到远处是大海。张华就靠前指给蔡云翔看,并提醒说:“航线是否偏右了?按我们飞的高度,如航线正确时是不应该看到大海的。”
这时,蔡云翔才从张华手时拿起地图并看看罗盘、看看地标。经过短时间的思考,蔡云翔问佐藤:“现在在什么地方了?”
佐藤未作回答。问了几次,佐藤仍没有回答。蔡云翔这才紧张了起来,因为偏右太多了,已靠近北宁铁路了。
此时,同机的王弼看到蔡云翔和张华紧张的样子,也凑上来问:“怎么了?”
蔡云翔为了安慰王弼,便说:“偏了点。”
这时, 蔡云翔才自己亲自操纵飞机了。他向左(向右)修正了很大的角度。
此时天色已近黄昏时分,地面又无较明显的地标可辨别位置。
斯巴又飞了一段时间,太阳已经接近地平线了。
蔡云翔开始寻找较平坦的地面以便降落。当发现一小块较平的地方后,飞机低空转了一小圈后,即开始着陆。
因有大雪覆盖地面,又在群山环抱的地方,因而着陆后,才知道是块耕地。
当飞机离地只有二三米时,张华发现了老百姓烟筒里冒出的烟,飞机是顺风着陆的。着落滑跑时非常颠簸,滑跑一段后,遇上一条小沟,飞机拿了大顶,立在那里不动了。
所有的人,只能从机门跳下。
一问附近的一个老百姓,才知道在凌源县境,已靠近了平泉。
这时,天已经黑了下来,有两个武装人员正在靠近飞机,但看不清军装的颜色。
张华问他们是哪部分的,对方却不回答。
此时,王弼急了,叫他同行的秘书准备烧文件。秘书从携带的手提包里取出文件,那是带给东北局的文件。
因为有风,火柴划不着。
所有的人都显得有些焦虑,不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因为听说这里的土匪很多,时局也不稳定。
正当此时,王弼冷静地与对方带队的对上了话。原来是自己人,对方是个连干部。他们的连队正驻扎在附近的一个小车站里那里。
直到这时,大家才定下心来,在从延安到东北的途中,他们经历了惊险一幕。


揭秘通化暴乱真相  第十五章



常乾坤亲率的北进航空队伍
编撰 波特兰先生

王弼、魏坚、常乾坤分率三批三路人马,开始了向天空的进军。这将是一次中国空军历史上的伟大进军。
1945年9月,延安航空组的张华接到了常乾坤的通知,马上随他去东北。党中央已经决定在东北筹建航校,培养自己的空军和航空事业人才。
张华得到这个消息后,并不突然。因为不久前,与他共同驾机起义飞向延安的蔡云翔、顾青、田杰和陈明秋,都已经随机去了张家口,当时说是接首长。实际上延安航空组的人都知道,这次赴东北,意味着中国人民从此将拥有属于自己的人民空军了。
顾青、田杰和陈明秋那次去张家口,是蔡云翔驾机,后来有人告诉张华,飞机着落时坏了。张华顿时有种说不出的感觉。因为飞往张家口的那架飞机就是改名为“820”的原汪府专机。1945年8月20日,正是蔡云翔驾机从扬州起飞,又由张华驾机降落在延安机场的。当初起义时,蔡云翔是主驾驶,他是副驾驶,飞机一出扬州城,就由他驾驶了。虽然领航的是于飞,但他却没能正确地找到降落延安的目标。张华驾机到了延安上空,还盘旋了一大圈才落地,因为找不到延安机场在哪里。不过,张华也由此成了驾机起义飞向延安并顺利落地第一人。这件事已经被记载在《中国空军史料》第三辑“驾机起义大事件”中第一例。
当初驾机起义的六人中,蔡云翔、顾青、田杰和陈明秋都去东北参加筹建航校工作了,只留下张华和于飞两人还在延安航空组。
张华心里自然很急,当时所有的航空人员都急着要参加筹建航校,为中国的航空事业发展出力。还组织了自愿报名的干部团。为此,张华问过常乾坤好几次:“我什么时候也能去东北?”
常乾坤总是说:“你先留在我身边,我去东北时,肯定会带你去的。”
张华总算接到了通知,要正式去东北参加筹建航校了,心里很高兴。
当时从延安去东北的人不少。整体上,每批是一支人数较多的队伍,但其中又会编成若干小队。队伍出发时,都会在延安的那条土跑道头处,相对集中一下后,即陆续出发上路。
令张华和于飞激动的是,常乾坤特意为他俩各配备了一匹马,常乾坤笑着说:“你们是起义的有功人员,又是飞行员,眼下创办航校,缺的就是会开飞机的,所以对你们俩要多照顾点哇。”
张华和于飞,加上常乾坤和一名河北口音的勤务员,四匹马踏上了离开延安的最后行程。
这位公务员姓焦,是延安卫戍司令部的战士,张华他们飞抵延安后,一直由小焦负责照顾日常生活,包括行军、住宿、喂马等。
常乾坤带领的这支北上队伍,除了张华、于飞和小焦,还有王琏、刘玉堤、李汉夫妇等。
王琏在以后的岁月中成了朝鲜人民军空军司令员,刘玉堤、李汉都是朝鲜战场上赫赫有名的战斗英雄。张华在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了济南军区空军副参谋长。

揭秘通化暴乱真相  第十三章


从延安去东北创办老航校的第二批开拓者

编撰 波特兰先生

在浩浩荡荡挺进东北的大潮中,继延安军委航空组第一批赴东北老航校开拓的王弼、刘风、蔡云翔、田杰、陈明秋、顾青等到达沈阳后,又一批自愿报名去东北的东北局干部团也准备由延安出发去东北了。
1945年,抗日战争刚刚结束,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就已经下了决心,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并在那里筹建航校,为建立空军储备力量。
    此时在延安,中央军委成立了航空小组。多年来我党在艰苦的战争岁月中储备的航空人才,都聚集在了航空小组中。大革命时期被派往苏联学习航空技术的王弼和常乾坤都是航空小组的主要负责人,他们曾在延安安塞筹建过航校,只因苏德战争爆发,苏联专家不能到位,飞机和航材也不能到位,才未能实现。曾去苏联学习航空技术的还有刘风和王连。
那时的延安还聚集了一批有理想有志向的热血知识青年,吴恺、徐昌裕、熊焰、顾光旭、欧阳翼、杨劲夫、张仲铭、郦少安等,都曾在国民党航校学习航空,他们是在抗战时期投奔到延安的,也都是航空小组的成员。其中熊焰、张开帙等也曾参加过延安安塞航校的筹建工作,他俩都在“抗日军政大学”机械工程班担任过航空专业的教员。 
魏坚、张开帙在抗战初期由我党派往国民党航空学校学习航空技术。
魏坚过去在湖北省委搞地下工作,又曾受党派遣到国民党航校学飞行。他原是要作为王若飞的秘书跟着去重庆的,但事到临头被换了下来,没想到王若飞和叶挺飞回延安时撞到黑茶山上殉难,正如他自己说的,为建航校他拣了一条命。
魏坚系河北省束鹿县人,1932年10月参加革命工作,1936年6月入党,1945年10月入伍。历任书记、队长、干事、科长、副教育长、空军军事科学研究部部长、空军司令部科研部部长等职。正军职离休干部、原空军工程学院顾问魏坚同志,因病于2005年8月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还有在抗大机械工程班学习过航空技术的许景煌、胡华钦、刘玉堤、龙定燎、马杰三、孟力、李汉、林征、吴元任、谢挺扬等同志。这些同志正愁英雄无用武之地,听说要办航校,个个欣喜若狂,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整装待发。还有一些女同志:陈然、高鹰、王麦林、李淑芳、曹斌等。
常乾坤时任第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谋,主要工作是外事联络。第一批的王弼等人走后,常乾坤已是箭在弦上。
当时常乾坤仍留在延安,正在抓紧落实赴东北筹建航校的人员名单。
自9月开始,中共中央组织部从延安航空组、抗大机械工程班、中央自然科学院、俄文学校等单位,选调30多名航空技术干部,准备分批从延安快速启程开赴东北创办航校。
当时在延安航空小组工作的于飞和张华都看过这份草拟的准备上报名单。
选调人员名单包括:
王弼、常乾坤、刘风、王琏、吴恺、徐昌裕、熊焰、魏坚、张开帙、顾光旭、许景煌、胡华钦、欧阳翼、谢挺扬、郦少安、张成中、杨劲夫、张仲铭、刘玉堤、吴元任、马杰三、孟力、李汉、林征、龙定燎、陈然、邵来、高鹰、王麦林、李淑芳、李成福、沙来、陆夫、张华、于飞等。
张华、于飞看到这份名单中有自己的名字,非常高兴。
在常乾坤的精心组织安排下, 1945年10月2日,中共中央第二批筹建航校人员20余人从延安开赴东北。
队长是魏坚,副队长是林征。
第二批筹建航校人员名单:魏坚、林征、王琏、张成中、沙莱、吴恺、李淑芳、熊焰、陈然、顾光旭、欧阳翼、许景煌、谢挺扬、马杰三、龙定燎、王麦林、张开轶、曹斌、高鹰、李成福、陆夫等人。
但是名单中没有张华、于飞,俩人都急了,找到常乾坤:“这是为什么?”
常乾坤手拿着第二批筹建航校人员名单,说:“这名单上没有你们俩个,因为这名单上也没有我哇!”
张华、于飞无话可说了。
常乾坤坚定地说道:“你们一定会去东北的,因为我一定会去东北的!”
许景煌是第二批赴东北参加筹建老航校的延安干部。
许景煌回忆说:日本鬼子投降那一年的初冬,一个大雨倾盆的中午,领导上告诉我:“延安中央组织部调你到东北航空队,去东北参加建设人民空军”。领导还给了我一顶防雨草帽,要我当天就走。我带上了草帽,背上了背包,冒着雨向着革命圣地——延安进发。一路上,脑海里总是浮现着:怎样接受日敌的飞机?怎样掌握飞机技术?怎样参加人民空军的建设?将来有了自己的空军,打仗就不再吃亏… …我们一行二十多人在延安集合后,便离开了留恋难舍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陕甘宁边区。我们渡过了天险黄河,不管山高嶺峻,路途遥远,也不管敌人封锁和匪特阻扰,前进的目标仍然在祖国的大地上向前伸展。记得到了东北已是大雪纷飞,千里冰封的时候。
马杰三河北省曲周县人,1940年3月参军,曾任曲周县大队通讯员、文书。1941年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学习,后在一大队航空工程队工作,1945年在延安机场任参谋,期间参与组织毛主席赴重庆谈判的专机安全保障工作。马杰三也随队参加了第二批赴东北参加老航校创建工作。
    参加组建东北老航校的延安航空小组分两批从延安出发,一路上跋山涉水,露宿山野,穿越敌人的封锁线,对付土匪的骚扰。那时陈然、王麦林、曹斌等几位女同志怀有身孕,行动很不方便,遇到危险,就由两个男同志架着一个女同志,快速通过。
陈然回忆:“当时怀孕多月,行军时步履艰难,穿越封锁线时张开帙和魏坚两个男同志一路架着我小跑。有时一天要跑180里路。记得一次过河,老乡们扛着门板,跳进冰冷的河水,搭成了人桥,让我们通过。当时我们从心底感激这些纯朴的乡亲”。
在途经张家口时,正赶上国、共、美三人小组会谈,周恩来乘坐的飞机需要维护,于是将徐昌裕、熊焰留在了张家口航空站,担任周恩来座机的维护工作。他们二人在完成专机维护任务后,又继续北上。
第二批从延安去东北创办老航校的开拓者,已出发了。延安航空小组也不时地能获得他们的消息。
但张华和于飞只能默默地等待,他们尽可能地时常与常乾坤接触,希望能获准成为下一批从延安去东北创办老航校的开拓者。

揭秘通化暴乱真相  第十一章



西陵汉子黄乃一的传奇经历

编撰 波特兰先生

1945年9月初,第一批老航校开拓者刘风、蔡云翔、田杰、陈明秋、顾青,由延安出发到东北时,黄乃一当时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他过去并没有学过航空,但参加了第一批自愿报名去东北的干部团。
东北干部团是9月3日从延安出发的。临行前,刘少奇同志在欢送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着重强调挺进东北要做好战胜各种困难的思想准备,他把当时能够设想到的困难以及危险一条条提出来。
黄乃一记得其中谈到,万一你们去的地方已经被国民党占领,就要像孙悟空那样,钻到铁扇公主的肚子里去,见机行事,消灭敌人。
刘少奇分析了八、九条困难之后,又提出,“最后还有一条困难,叫做意想不到的困难”,教育大家对待困难和危险,要多设想,预料到了,有了准备,再大的困难和危险也不怕,真正怕的是没有想到困难,缺乏战胜困难和危险的精神准备。
东北干部团是在1945年11月初抵达沈阳的。11月9日,东北局通知黄乃一到沈阳航空队任政委,参加筹建航校。这也是沈阳航空队被正式任命的最高领导。
黄乃一从此成为中国空军和民航事业最重的开拓者之一。新中国成立后,黄乃一于1951年9月任空军政治部青年部部长;1960年9月起历任中国民用航空局、中国民用航空总局政治部副主任;1980年7月任中国民用航空总局政治部主任。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987年12月离职休养。2002年1月经中央批准享受部长级医疗待遇。   
2008年11月27日,黄乃一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黄乃一去世后,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李克强、李源潮、张德江、曾庆红等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曾任民航总局政治部主任,是副部级离休干部。 
黄乃一的儿子黄宁宁赠送我一本黄乃一的回忆录《江海蓝天》,我反复多次细读了这本书,也读出了一个真正的西陵汉子的人生传奇和硬汉精神。
黄乃一,曾用名黄小平。他出生于1916年10月,重庆江津人。
黄乃一的父亲黄启学原籍四川江津县人,自幼读过私塾,在川江上帮人撑船,练得一手水上绝活,川江的9滩12峡24珠和72个过碛坝等险境,什么漩涡水、回流水、出流水和吊梗水等险恶水情,他都了如指掌,应对自如。
黄乃一8岁的时候,他们一家人在宜昌城区定居。在同行中既有名气,也有骨气,还很有威望的黄启学,教育日益懂事的三个孩子:“穷,也要有志气,要爱国!时下地方军阀、土匪和侵华势力在宜昌横行霸道,我们不要帮外国人欺侮中国人!”
1926年12月26日,黄启学作为10万宜昌军民中的一员,在宜昌铁路坝欢庆北伐军官兵攻克宜昌城。1927年5月,宜昌驻军国民革命军鄂军第一师师长夏斗寅率部背叛革命。上万名船员及其家属为了争取合法权益,自发到夏斗寅司令部驻地抗议、请愿,遭到夏斗寅的镇压。群众代表黄启学等人被绑架“陪斩”,领头请愿者——穿西装的新闻记者彭杨声,被夏斗寅以莫须有的罪名当众杀害,将人头悬挂街面电线杆上示众。夏斗寅反革命嘴脸暴露无遗。
1930年,黄乃一在宜昌益世小学(今西陵区红星路小学)毕业后,就读于四川同乡会在宜昌兴办的四川中学(今宜昌市四中)。受父亲进步思想熏陶过的黄乃一受到了四川中学训育主任曾聿修老师(中共宜昌地下党党员)的特别关爱。曾聿修老师博学多识,主课讲得特别好。他发现黄乃一爱看书,就借一些当时很进步的书籍,如陈子昂译著的《政治经济学概论》、郭沫若《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还系统地给黄乃一等进步学生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原理,曾老师讲述法国“巴黎公社”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故事。黄乃一如饥似渴地汲取着革命思想的甘霖。
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石江石(化名)经常耀武扬威、趾高气昂到四川中学给学生们上“党义”课。年轻气盛的黄乃一才14岁,他就在宜昌写杂文当投枪、匕首刺向国民党反动派,模仿郭沫若的文笔,写了一篇《请看今日之石江石先生》的讽刺杂文。
石江石看见《学生园地专辑》中的这篇文章之后,立即追究校方责任。曾聿修主任及时周旋调停,四川同乡会会长何元干代表校方认错方才罢休。
事后,曾老师找黄乃一促膝谈心直到深夜,委婉地批评了黄乃一“想革命,却不知道怎么革命”。要黄乃一好好看看《左派幼稚病》这本书。同时鼓励黄乃一安心读书,校方会出面协调好这件事。
1931年,为了纪念辛亥革命胜利二十周年,四川中学部分老师和同学成立了贰零剧社。15岁的黄乃一是剧社里十分活跃的积极分子,他参与排演了郭沫若、田汉等人编著的《三个叛逆的女性》、《十字街头》等进步戏剧。“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后,四川中学《反日救国》三幕话剧轰动了整个宜昌城,他们还应邀到荆、沙城区演出。
在此期间,上海月刊《现代》刊登了一篇文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地痞骗子身着中山装、装模作样、到处耀武扬威欺骗老百姓。颇有文学细胞的黄乃一,立即将此文章改编成话剧《中山装》。该剧词汇丰富,对话有趣,彩排时吸引了校内外几百人前来观看。戏正值高潮时,曾聿修闻讯火速来到后台,命令贰零剧社立即停演。由于观众多,曾老师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好方法:由谢幕人向观众致歉,称因主要演员突患疾病,不能继续演出,请各位见谅。停演之后,许多观众激情难消,跑到后台主动要求帮助把生病的演员护送到医院去救治。
曾聿修老师用心良苦,两次替黄乃一“补锅”,是为了不给敌人留下口实,从点滴处着手,保护革命的幼苗茁壮成长。
1932年10月,在共产党员曾聿修老师的精心呵护下,受到同学们拥戴的黄乃一被选为四川中学贰零剧社社长。1933年5月参加上海社联。
1934年秋,上海市“教联”组织市民游行集会。国民党当局出动大批军警进行镇压。18岁的黄乃一与许多游行人员遭到逮捕。国民党军警经过几天审查无果,由上海市工部局西区小学教师丁华、宋介农担保,被无罪释放。此次出狱后,黄乃一将同时被捕入狱的上海地下党陈同生“党内出了叛徒,原计划鲁迅参加的集会立即取消”的口头指示,及时传达给上海地下党组织,保护了鲁迅先生和上海地下党组织。他在1934年12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5年5月,黄乃一在上海市北平图书馆当图书管理员期间,根据上海市地下党组织的安排,由他配合中共上海临时工委委员、“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胡乔木,策划上海市人民群众“五卅大示威”活动。
党组织指定胡乔木为总指挥,黄乃一为副总指挥。由于叛徒告密,黄乃一第三次被捕,关押在上海普陀区国民党警察局巡捕房。
国民党当局判处黄乃一两年零六个月的徒刑。入狱后,黄乃一及时将“发现叛徒,吾已被捕”的密信转告给上海地下党组织。我党立即撤销了上海人民群众“五卅大示威”游行活动,避免了上海人民群众和地下党组织蒙受大的损失。
在狱中,黄乃一积极参加地下党组织的革命活动,念念不忘四川中学曾聿修恩师的教诲:革命是要吃苦的,不仅要准备坐牢,还要准备流血,准备为革命而牺牲。革命党人就要有一种不怕把牢底坐穿的精神。黄乃一坚定了与敌人斗争的决心,在狱中努力学习革命理论和社会文化科学知识。 
1937年12月,黄乃一被释放。翌年3月,他被上海地下党组织安排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留校工作。
1939年,黄乃一调至太行山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任辽县独立团政治处主任等职,参加了“百团大战”。
值得一提的是,黄乃一为“百团大战”做的最大贡献,就是亲自招兵,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招募新兵1000余人,,还亲自当教官。
他把抗日军政大学学到的思想教育方法、军事技术“和盘托出”,在训练场上真可谓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为即将进行的“百团大战”注入了有生力量。最终,百团大战取得大捷,中外闻名。
1945年8月,日本政府向中、美、英、苏四国同时宣布无条件投降,党中央决定调一批干部挺进东北,建立东北根据地。同时指示:组织延安航空研究小组和抗大工程队的部分同志随军进入东北,利用日军遗留的机场、飞机和航空器材等设施,筹建我军航空学校,为建立人民空军和中国航空事业培养骨干。
当时正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的黄乃一,参加了第一批自愿赴东北的干部团。
1945年9月3日,黄乃一随干部团从延安出发,历时两个多月到达东北沈阳。
这个西陵峡畔成长的汉子,于11月9日,被东北局任命为沈阳航空队政委。黄乃一也在那时结识了蔡云翔等驾机起义人员。从此与刘风、蔡云翔等8人,开始筹建东北航空学校。 
11月16日,国民党军队攻占山海关,25日占领锦州,直逼沈阳,东北局和“东总”11月下旬从沈阳迁至本溪。   
沈阳航空队奉命由辽阳、本溪转场通化。转场时,能飞的飞机分批飞往通化,不能飞的20多架飞机,由陆路转运。
1945年冬,办航校的各路人马向吉林通化开进。
黄乃一、刘风等人和林保毅大队组成的东北民主联军沈阳航空队走在最前面。
这支队伍的成员身穿中日杂拌军装,用牛、马拉的大车倒拖着卸了翅膀的飞机,浩浩荡荡地在雪原上行进。上坡时,牛马的四蹄蹬塌了土石;在破败不堪的道路上,大车轱辘陷到坑里,这时大家就蜂拥而上,手推肩扛车帮、机头和牛马的屁股,发着喊向前推进。

揭秘通化暴乱真相  第九章



中共空军史上的第一个“航空委员会”

编撰 波特兰先生

在回忆东北老航校创建史时,相关报道和研究资料往往会说中共中央曾从延安先后调动了三批赴东北的干部,这是事实。但不能忽略了还有一支由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人民自治军先后选派的干部队伍参与了东北老航校的创建工作。
这支队伍是共有20多名干部参加了创建航校的工作。当时毛主席、党中央决定调动军队和干部,挺进东北,建立东北根据地。在延安,号召大家报名,中央党校一、二、三、四、五部一千多人响应,黄乃一也积极报名参加赴东北干部团。彭真同志在延安主持会议,刘少奇致欢送词,欢送赴东北干部团。
1945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正式决定进入东北的部队番号为“东北人民自治军”。
林彪任总司令,彭真、罗荣桓分别任第一、第二政治委员,肖劲光任副司令兼参谋长,
吕正操、李运昌、周保中任副司令,程子华任副政治委员,伍修权任第二参谋长。
1945年11月初,由延安出发到到达沈阳的第一批老航校开拓者刘风、蔡云翔、田杰、陈明秋、顾青,组成了“沈阳航空队”。 原日本关东军第二航空团第四练成大队的归降日军名义上的“东北民主联军航空队”纳入“沈阳航空队”。
“沈阳航空队”的任务是负责筹建航校。
为了加强对“沈阳航空队”的领导,并进一步加强东北地区的航空建设,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人民自治军先后选派20多名干部参加创建航校的工作。
参加创建航校的东北局、东北人民自治军工作人员名单如下:
黄乃一、张宝中、张凤岐、顾磊、白平、姚峻、李熙川、张培根、张清贵、刘西科、李连富、陈乃康、蒋金庭、蒋天然、马文、赵凯、周兆平、李东流、王朝刚、薛少卿、杨大伦、王智涛、张孔修、龚友源等。
1945年9月3日干部团出发,经张家口,11月初到达沈阳。彭真又乘苏联顾问的飞机先期到达沈阳欢迎干部团的到来,并作了东北形势的报告,要求赴东北干部团克服各种困难,去争取胜利。
东北局组织部找黄乃一谈话,说伍修权同志写了一个条,要挑选一个干部去筹建航空学校,条件是“四条十个字”,即“政治强、身体壮、年轻、聪明”。东北局组织部推荐了黄乃一,伍修权同志“选中了”。听了这样的选择条件,黄乃一感到责任重大,如果真要自己去筹办航校,自己决不能辜负组织上的信任。
很快,伍修权同志就找黄乃一谈话,他问了黄乃一的简历及工作情况后,同意他去,并说第二天彭真同志还要找他谈话。彭真谈话的内容和伍修权的谈话内容大同小异,但都对黄乃一特别交待了筹建航空学校的各种政策。
11月9日,东北局通知黄乃一到沈阳航空队任政委。除正式宣布黄乃一为政委外,其它领导干部都没有正式任命。但当时都将刘风、蔡云翔叫做队长,将林保毅叫做林部队长。
黄乃一为筹建航校,确定了办校方针。他要带领这8个中国人管理300多个日本人,困难多、时间紧、任务急,往往是一个中国人,拿着总部的介绍信去一个机场,在当地驻军协助下,搜集器材、修理飞机。
当时社会环境很不安定,为防备发生意外,黄乃一和刘风、蔡云翔、田杰、陈明球、顾青、张保中、张凤歧,每天晚上都将手枪顶上了子弹,放在枕头底下睡觉。
1945年11月14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
同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东北地区航空工作的领导,决定组建航空委员会。
伍修权任主任委员,黄乃一任秘书长,刘风、蔡云翔、林保毅(即林弥一郎)等人任委员。
中共中央东北局航空委员会的任务是:
派出人员在东北各地继续搜集飞机器材和航空油料(刘风负责);
组织航空队中的日本技术人员赶修飞机(蔡云祥、林保毅负责);
研究提出选调航空学员的条件和来源,并迅速开始招生(黄乃一负责)。
1945年11月15日,国民党军杜聿明率第13军、第52军进攻山海关,10天之后攻克锦州,一路向北,兵锋直指沈阳。
1945年12月,油江接任王弼出任晋察冀军区航空站站长。王弼由此重赴东北参与领导筹建航校工作。
这时,已有更多的航空技术人员聚集在东北大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