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先生 撰稿
张申府曾经管理过毛泽东，是毛泽东的“顶头上司”，也许鲜为人知。但确实有那么回事，那是1918年毛泽东由他的丈人杨昌济老先生(杨开慧父亲)介绍，在北大图书馆担任登录室工友，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外出离校的时候，张申府几次担任北大图书馆代主任。
北大图书馆虽然只有120年的历史，但却记载了延续5000年的中华文明史，传承了历经2500年的图书馆典籍管理和利用史，典藏了存世1600年以来的重要古籍文献。
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建立于1898年，，是中国最早的现代新型图书馆之一。1902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其藏书成为京师大学堂复校后的第一批藏书。1904年，接受巴陵方氏碧琳琅馆藏书捐赠，这是北京大学图书馆接受的第一批重要个人捐赠，成为馆藏善本图书的基础。
1917年，蔡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对北大图书馆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他一直把办好图书馆作为整个教育事业的一部分，主张多购新书，动员社会捐书，并为建筑新馆奔走募捐。
1918年，李大钊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对图书馆进行整顿和改革，建立发展规划、完善规章制度，学习借鉴国内外图书馆的先进经验，积极引进新思想书籍，使北大图书馆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的重要基地。同年10月，北大图书馆迁入沙滩红楼一层，并且设立两处分馆，馆舍条件得到改善。同时计划在海内外募集资金，建筑新馆。
1918年，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并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了一段时间。毛泽东是通过杨昌济推荐给北大校长蔡元培，并得到李大钊的安排，于1918年10月22日至26日之间进入北大图书馆，并工作到1919年3月12日之前。那时正值北大图书馆迁入沙滩红楼一层。
1917年，章士钊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向校长蔡元培推荐了杨昌济出任伦理学教授。当年5月，杨昌济应蔡元培之邀，从长沙赴京，出任该职，6月，携家眷住北京鼓楼后豆腐池胡同九号。杨昌济得知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等正积极倡导中国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之事后，便写信告诉在湖南组织新民学会的女婿毛泽东，嘱他尽快来京，为湖南青年赴法作联系和准备。
为此，毛泽东的同学蔡和森先行，6月23日由长沙启程，25日到达北京，联络赴法勤工俭学的具体组织事宜，并住宿在杨昌济家。
在杨昌济的介绍下，蔡和森很快见到了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商议了赴法的各项细节。不久，蔡和森两次写信催促毛泽东，要求他邀集志愿留法的同志迅速北上，信中特别转达了杨昌济的意见：“师颇希望兄入北京大学”，以打下“可大可久之基”。
1918年8月15日，毛泽东和萧子升、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等24名青年，坐火车离开长沙，奔赴北京。由于路遇洪水，道路阻断，19日方抵北京。
第二天，毛泽东就去看望杨昌济，并与蔡和森住在杨家前院南房一间客房里。不久，考虑到来京的新民学会会员住地过于分散，不便联系，经杨先生帮助，毛泽东与蔡和森迁居位于沙滩北大红楼附近的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现吉安所左巷八号）。在这七号小院的北房西间，他和蔡和森等八位新民学会会员同居一室，“隆然高炕，大被同眠”，夜晚任何一人要翻个身，都要先和周围伙伴打个招呼。经杨昌济联系，蔡元培、李石曾同意为湖南青年先办三处留法预备班。
湖南先后抵京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达四五十人，是全国来京人数最多的省。但毛泽东却面临着如何解决生活费用的问题。
关于毛泽东进入北大图书馆的具体时间，目前还没有较为明确的说法。许多人根据北京大学档案馆留存的工资发放册记载，认为，由于毛泽东于1918年12月和1919年l月、2月先后签收了3个整月的工资，由此可知，毛泽东开始在李大钊身边工作的时间，当在1918年11月或12月。据工资单而认定其进入北大的时间为11月，甚至更晚为12月，此种说法也不能完全令人信服。因为工资单可能丢失，曾在北大工作的许多名人的工资单就很难找到存根。不过，我们可以通过分析李大钊在北大图书馆的活动找到解释的依据。
当时北京大学的开学日期一般定在9月20日。9月14日，李大钊发《图书馆主任布告》，告知本馆各职员按规定时间到校办公。当时北大的新图书馆很快正式启用，10月，图书馆迁往新址即红楼。
红楼第一层，主要作图书馆之用，分为21个书库，6个阅览室。也就是说，开学后，北大图书馆主要是搬迁工作。
10月14日，《北大日刊》载《图书馆主任布告》，告知本馆现拟迁往新大楼，从14日起，上午闭馆，下午及晚间仍在旧舍开馆、办公。由此可知搬迁的时间是在10月14日开始。10月22日，《北大日刊》发《图书馆主任布告》，通告自即日起，一概在新舍办公事。10月26日，《北大日刊》发《图书馆主任告白》，告知本馆第二阅览室在新大楼第一层31号室，专以陈列各种日报……本校教职员工及学生可随时入览。至此，毛泽东在图书馆正式上班的时间已非常明显了，即为10月22日到26日之间。
毛泽东在北大当图书馆助理员，主要干些什么事？
当时北大图书馆由5个阅览室组成，毛泽东负责第二阅览室，即报纸阅览室。
毛泽东每天的工作除打扫外，便是整理上架新到的报刊和登记前来阅览者的姓名。这15种报刊主要为上海《申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北京《晨报》、《京报》、《国民公报》、《顺天时报》，天津《大公报》，长沙《大公报》以及英文《北京导报》，日文《支那新报》等中外文报纸。
毛泽东进北大图书馆任职，自然解决了生计问题，也可以留在北大自由旁听和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因为当时蔡元培主张北大的学术活动和课堂教学向全社会开放，招收一批旁听生。
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的收入很低，北大教授的月薪大多为二三百元，毛泽东每月薪金却只有八元，是最低一级的工薪。
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载了毛泽东关于北大的一段回忆。毛泽东说：“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头面人物很有兴趣，我打算去和头面人物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话。”
张申府与毛泽东则完全不同。
李大钊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由于工作比较忙，就让张申府帮助在登录室做一些工作。在李大钊离开的时候，张申府几次担任北大图书馆代主任。
毛泽东对张申府有过非议和不满。对此，张申府后来回忆说：“那是五四时期，毛泽东在我属下工作，解放之后，他到处说‘张申府的老板面色很难看’。因为他忘不了我有一次要他重新再填写一叠图书卡片。”
也许是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受到了冷遇，他在北大图书馆任职时间很短。毛泽东离开北大的时间当为1919年3月12日之前。
毛泽东离开北大的原因并没有可靠记载，一种说法“是日因母亲病重”。毛泽东从北京动身回湖南，3月14日，达到上海，然后从上海转回湖南。
毛泽东也没有与蔡和森等赴法勤工俭学。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