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先生 撰稿
被国民党当局抓捕后的刘清扬在监狱里蹲了3个月,经过社会各界多方营救,于1936年5月22日出狱。她一迈出监狱大门,便立刻赶赴上海参加1936年5月31日开幕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被选为救国联合会常务委员。
1936年7月初,刘清扬又回北平,继续领导北平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2月,在北平成立了包括7省在内的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联合会由中共党员杨秀峰、张友渔、徐冰以及张申府、刘清扬等5人负责,刘清扬分管组织工作。救国联合会的任务不仅是做抗日宣传,还要深入农村,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游击队。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联络更多的人民团体,成立了北平各界抗敌后援会,支持对日作战的国民党第二十九军。
当时,刘清扬的家就是救国联合会同第二十九军保持联系、互通情报、分派工作的联络中枢。刘清扬忙得不可开交,她一方面带领妇女救护队到永定门抢救伤员,另一方面又协同北大学生组织担架队,在北大三院礼堂设立了临时伤兵医疗站。
七七事变后,刘清扬毅然决定告别年迈的老母和年幼的儿女,远离家庭,到抗战大后方去参加救亡运动。1937年11月上旬,刘清扬由天津到南京。不久,南京告急,她乘坐最后一列撤退专车抵达武汉。
当时的武汉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治中心。在抗日热潮中,年已43岁的刘清扬走上街头,向民众宣传团结奋斗,抗日救国。青年们听了她那特有的激昂慷慨的演说,往往热血沸腾、摩拳擦掌。她和冯玉祥夫人李德全等人组织了战时儿童保育会,被推选为保育会理事兼输送委员会副主任。
刘清扬和邓颖超、史良、沈兹九(193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等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一起,参加了宋美龄召集的庐山妇女谈话会。经过努力,将宋美龄的“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加以扩大和改组,使之成为妇女界联合抗日的一个统一战线组织。
宋美龄让刘清扬担任妇女委员会训练组组长。刘清扬利用自己已脱离中共的身份,积极主持妇女指导委员会训练组的工作,她把中共党员郭见恩(郭建)、李植春、张润芝等人安排为助手和骨干,使训练组成为一块红色基地。
刘清扬在妇女指导委员会训练组工作的两年时间里,训练了抗日妇女干部近千名,其中绝大多数人以训练班为革命的起点,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不仅是刘清扬对抗战事业的贡献,也是她对中国革命事业的一项突出贡献。
沈钧儒和张申府算是代表救国会派,民主同盟就是从这样的聚会发展过来的,张申府是民主同盟的主要发起人并担任民盟中常委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
1938年7月,国民党在汉口召开了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大会,张申府与“救国会”的沈钧儒等六人被聘为第一届参政员。张申府为参政员,与蒋介石矛盾日深。
蒋介石有一次当面骂他,说他“反对政府”,“你不但写文章反对政府,还在防空洞里反对政府!”并表示有人在防空洞里亲耳听到的。
张申府说,自己根本不认识这个人,纯属无中生有。其实在防空洞里讲话的是章伯钧,事后章伯钧感到过意不去,曾登门向张申府表示安慰。
张申府因为平白无辜挨了蒋介石的一通骂,怒气未消,就提出要离开重庆去打游击。政治部长张治中听说后,跑来一再慰留,他才留下了。结果是他的参政员当不成了。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了反共高潮。刘清扬按照中共南方局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的指示,以去沦陷区接孩子为名,经桂林转香港,继续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在爱国侨胞的协助下,刘清扬在香港九龙创办了中华女子学校。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港岛沦入敌手。她于1942年撤离香港,在中共地方组织协助下,经广东东江抗日根据地跋山涉水回到重庆后,继续参加救国会活动和战时儿童保育会理事工作。
慷慨幽燕姐,犹然十五余。
登台三寸舌,下笔万言书。
意识跨前进,须眉愧不如。
行途则半百,努力莫踌躇。
1944年在重庆,经过张澜介绍,刘清扬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1945年10月,刘清扬出席了民盟在重庆特园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民盟中央执行委员兼民盟中央妇女委员会主任。
抗战胜利后,刘清扬于1946年5月25日从重庆回到北平。回到北平后,刘清扬立即参加民盟华北总支部和北平市支部工作,并和设在北平的军调部中共代表取得联系,为军调部提供有关情报。
不久,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通过军调部中共干部徐冰转告刘清扬,解放区急需革命知识分子,请刘清扬介绍和输送进步知识青年到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刘清扬慨然应允。
这个时候,刘清扬的革命活动早已落入国民党特务的视线,军警时常在夜半更深闯进她家进行突击搜查。在这种情况下,她依然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常往来于平津之间,与学运领袖密切联系,到北大、师大、天津南开大学进行讲演,热情支持学生反饥饿、反内战等反蒋反美运动,动员、介绍一批又一批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到解放区去从事革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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