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先生 撰稿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历代都讲究出身门第，共产党也将
阶级出身列为政审的必要条件。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
儿子会打洞。“血统论”将中国青少年划为“红五类”“黑
六类”，“红二代”已成了“官二代”的代名词，“工人
阶级”和“贫下中农”在主流媒体上已不再提及。那么中
共最早的组织部长周恩来又是什么家庭出身呢？
周恩来（1898年3月5日－1976年1月8日），字翔宇，曾用名飞飞、伍豪、少山、冠生等，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
1898年3月5日，周恩来生于江苏淮安（现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城内驸马巷。祖籍浙江绍兴，其家谱记载先祖是宋朝学者周敦颐，与鲁迅（即周树人）同宗。其所属宝佑桥周氏（又称“老八房”）尊周庆为始祖，从周庆到周恩来共历18代。
祖父周骏龙（又名攀龙，字云门，后改名起魁），在清咸丰年间跟随二哥周昂骏北上淮安，随馆学幕，并在此定居。
生父周劭纲，生母万氏，出生后不久即过继给早逝的叔父周贻淦为嗣，由守寡的嗣母陈氏抚养长大。
1910年春，周恩来随伯父周贻庚来到东北，先在铁岭银岗书院学习，半年后转入奉天官立东关模范小学，立志要“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913年7月毕业，8月16日入天津南开学校学习，因表现优异而为学校创办人严范孙、张伯苓所器重，视之为“宰相之才”而特别免除其学杂费，这也是南开当时唯一的一个免费生。
作为外交部长的周恩来有次应邀访问苏联，在同赫鲁晓夫会晤时，赫鲁晓夫就出身问题刺激周恩来道：“出身于工人阶级的是我，而你却是出身于资产阶级。”
周恩来回答道：“是的，但至少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背叛了我们各自的阶级。”。
青年时的周恩来相貌英俊潇洒，在南开还曾反串表演，期间相识了以后的妻子和革命伴侣邓颖超。邓颖超出生在一个晚清地方官吏家庭。父亲邓庭忠曾官任南宁镇台。母亲杨振德，出身官宦世家，从幼学习中医。在杨振德嫁给邓庭忠的第三年里，生下女儿“邓文淑”（即“邓颖超”）。在邓文淑三岁时，其父亲因得罪上司遭到陷害，被流放新疆；随后，客死异乡。不管怎么说，邓颖超并未出生在无产阶级家庭。
周恩来毕业时，南开学校《毕业同学录》中对他的评语是：“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
1917年至1919年，周恩来赴日本明治法律学校（后来的明治大学）学习。
在周恩来赴日学习期间的1919年，北京学生点燃了五四爱国运动的革命火炬，天津学生闻风而动。刘清扬和直隶女师的同学邓文淑(即邓颖超)、郭隆真等发起成立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刘清扬被选为会长。她们上街游行，高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等爱国口号，在大街小巷宣讲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道理。她们还打破男女界限，跟天津学联并肩战斗，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和示威游行。
刘清扬与周恩来的家庭出身背景不同。刘清扬出生于天津一个回族的平民家庭。她12岁时进入天津严氏女校读书，初步受到爱国主义的启蒙教育。1911年辛亥革命时，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刘清扬，参加了同盟会在天津的秘密组织――天津共和会。她和共和会会员们一道，油印反清宣传品，向群众进行革命宣传，积极为滦州起义探听军情、筹措经费。
在一次天津爱国人士发起的“建立海军，巩固国防”的募捐大会上，讲演人的慷慨陈词，激发了少女刘清扬的爱国热忱，她不但将身上的零花钱全捐出去，还毅然摘下自己心爱的金戒指捐给大会。一时间，“十三岁的女学生捐出一枚金戒指”的动人事迹，在天津传为佳话。
刘清扬在斗争中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情和高超的组织才能，尤其是她那激昂慷慨、铿锵有力的演说，更是振奋人心。她先后被选为天津各界联合会常务理事、抵制日货委员会常务委员以及全国各界联合会常务理事。
1919年6月下旬，因“凡尔赛和约”签字日期迫近，天津各界联合会于1919年6月26日开会决定派刘清扬等10位代表进京，会同山东、北京代表向政府请愿，要求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1919年6月27日晨，刘清扬一行乘火车赴京。当他们来到新华门总统府递交请愿书时，总统徐世昌拒不接见请愿代表。
刘清扬等10位天津代表不顾烈日炎炎，在总统府大门前静坐，强烈要求徐世昌出来接见。天津代表们不屈不挠的斗争，得到北京学生和市民群众的热情支持，徐世昌不得不于1919年6月28日晚出来接见天津代表。
面对徐世昌，刘清扬义正词严地指出:“拒绝巴黎和约并取消二十一条卖国密约，这是四万万人民的呼声。今请总统立即致电巴黎我国代表，拒绝签字，并取消二十一条及一切不平等条约。这次请愿我们既受人民重托，决不空手回去!”在各界请愿代表的强烈要求和全国人民的压力下，中国代表团终于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这段历史很重要，因为这段学生运动历史的主角显然是刘清扬。周恩来尚在日本留学。
周恩来是在1919年4月才决定回国学习的，因为他得悉南开学校即将创立大学部。9月8日，周恩来注册进南开学校大学部文科学习，学号62号，其后大学部正式改名南开大学。
周恩来回国后不久五四运动即爆发。
1919年9月16日，刘清扬相约马骏、郭隆真、邓颖超等20位男女青年，及刚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周恩来，在草厂庵天津学生联合会办公室举行会议，成立了天津青年进步团体“觉悟社”。
觉悟社本着“革心”、“革新”的精神，以“自觉”、“自决”为宗旨，出版刊物《觉悟》，研讨世界新思潮，领导天津学生运动。周恩来积极投身其中，成为运动的领导核心，他当时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并用笔名“伍豪”在报刊上发表时评文章。
1919年11月16日，福州学生在焚烧日货时，日本帝国主义者竟开枪打死我国学生和巡警，制造了轰动全国的“福州惨案”。为了抗议“福州惨案”，声援福州学生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在“觉悟社”精心组织之下，天津各界人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和示威游行。
1920年1月29日，天津各校学生数千人赴直隶省公署请愿。当局出动军警，用武力镇压群众的爱国行动，拘捕了周恩来、郭隆真等4名学生代表，酿成震惊全国的“一·二九惨案”。
刘清扬于惨案发生的次日清晨，化装成天主教修女，沿津浦路南下到达南京。她向南京学联控诉了天津反动当局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罪行，呼吁全国各界同胞营救天津被捕的学生代表。南京学联立即动员万余名学生示威游行。
随后，刘清扬又来到上海，向全国学联做了控诉。全国学联在上海跑马厅举行了3万多人的集会，刘清扬在会上痛陈天津学生爱国运动惨遭镇压的经过。
大会强烈要求天津当局释放被捕的周恩来、郭隆真等4名学生代表，并决定通电全国一致声援。
正是由于刘清扬的奔走呼号，激起了全国各界人士的广泛声援，被捕的周恩来、郭隆真等学生代表终于在1920年7月中旬全部获释。
但在直隶省教育厅的压力下，南开大学开除了包括周恩来在内被捕学生的学籍。为此严范孙特捐款7000银洋，设置“范孙奖学金”，资助周恩来和李福景出国深造。
周恩来组织和参加这次学生运动及被捕经历，让他得到了历练，也为他今后人生中多次组织城市暴动和武装起义积累了经验。周恩来作为“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袖，他非常懂得如何组织和发动学生，他是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也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组织者推动者，这都与他的这段经历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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