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话般的上海圣尼古拉斯教堂

我的自述８５

在上海思南路转个弯，不消几步就回到了我童年时代居住过的皋兰路了。当我重返童年时代的旧居时，最令我心动的就是旧宅对面的圣尼古拉斯教堂。这所教堂现在已改为一家法国餐厅，它还被好事者评为上海最好的法国餐厅，叫作Ashanti。这个餐厅原本是一座东正教的小教堂，名字叫“圣尼古拉斯”。

大约在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法租界里俄国侨民越来越多。十月革命后大量旧官僚和资产阶级分子纷纷来到上海，他们大多都信奉东正教，所以需要在上海建造一座东正教堂。皋兰路当时叫高乃依路，地处法租界，近马斯南路，即如今的思南路。

父亲从沈阳调回上海工作后，我们一家就迁居在皋兰路15号的别墅里，这里林木葱郁、环境清幽。儿时玩耍或上下学，都要与圣尼古拉斯教堂照面，教堂门牌号码是16号。

这个教堂体积不大，小巧玲珑、造型也很别致，算是一座比较典型的俄罗斯东正教建筑。

教堂建筑在空间布局上遵循拜占庭建筑形式，用集中式及相互垂直的两条中轴线来处理建筑形象。在外形上，正中最高以一个圆顶统帅整个形象，然后对称地向前、后、左、右降低下来，形成美丽的图案式的形象。在墙面处理上，多处用圆尖顶式的形象作为墙顶，分不同的大小、高低，装饰其间，很有个性。

圣尼古拉教堂原为军人小教堂，始创于1924年12月，位于法租界霞飞路583弄13号的民宅内，次年3月21日祝圣。1927年1月1日迁至霞飞路876号，1931年再迁至霞飞路929号。霞飞路就是今天的淮海中路。教堂内设立纪念遇难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神龛。

1932年，格列博夫中将在俄侨和上海其他各国外侨中发起募捐，建造筹集到10万银元，在法租界中心的高乃依路租地，才建造了这座纪念尼古拉二世的东正教大教堂。

教堂的建筑师是当时漂泊在上海的俄国建筑师亚·伊·亚龙。他无偿为教堂提供设计。1932年12月18日，举行了教堂奠基仪式。1934年3月31日，教堂举行落成祝圣仪式。

1942年，圣尼古拉堂地皮租约到期，业主王丁秀珍女士依约收走房产。1946年法院进行了调解，教堂仍归东正教会使用。不久，上海东正教会分裂，加入苏联国籍的北京总会维克托总主教与白俄伊望总主教为教堂发生争讼，白俄主教胜诉。

1949年以后，俄侨大多离开上海。

父亲是在1955年调回上海工作的，那时我才5岁，但仍有记忆。大约是在同年的8月，

圣尼古拉堂被关闭了。1956年9月28日，由当时的苏联政府将教堂移交给了中国政府，教堂业主王丁秀珍教授已移居美国。

    记得当时管理教堂的是一个和蔼的老头，虽然教堂关闭，已不再对外开放使用，但那老头知道我居住在对面15号里，就对我和妹妹特别关照，允许我们兄妹到教堂里去玩耍。

那时教堂的内外装饰极为华丽，记得有一个旋转的楼梯。每个墙面多是中间设垂直形窗，窗顶用半圆拱作为结束，窗框、窗格多用铸铁花、彩色玻璃。

教堂老头会带着我们兄妹俩到处参观，这个好大的教堂，可容纳400到500名信徒。

教堂老头还会给我们讲述有关圣•尼古拉斯的故事。

教堂老头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个叫尼古拉的地方，住着三个美丽的少女，她们的父

亲却是一位贫穷的农民。他将自己的一生卖给了奴隶主，却还欠了奴隶主的钱，他没办法为3个女儿去办出嫁的嫁妆。

恶毒的奴隶主想夺走他的美丽健康的三个女儿，卖到非洲去做女仆人。三个女儿知道了这件事情，便拥抱在一起伤心的痛哭。

这时，有一个好心的老人知道了这件事，就跑到她们家中，安慰了一番。到了夜里，老人就在三条长袜子中分别装了金子，偷偷地挂在三个少女的窗前。她们有了金子，不但还了父亲欠的债，还脱免了去非洲作女仆的命运。

第二天正是圣诞节，她们知道是那个老人作的好事，但却找不到这个老人。这个老人就是人们常说的圣诞老人。

我第一次听说有关圣诞老人的故事，就是教堂老头告诉我们的。后来才知道，圣诞老人原型是圣•尼古拉斯（Saint Nicholas），他是土耳其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一位主教。他生活在4世纪时的利西亚，现位于土耳其境内。他虽出生在一个富裕人家，但从小心地善良，乐善好施，经常救助穷人。圣•尼古拉斯喜欢以匿名的方式赠送给当地穷人各种礼物。在公元346年去世后，他被尊称为圣人，其生前事迹后来演变成今天圣诞老人的传说。他的遗体在800年前被埋葬在爱尔兰东南部城市基尔肯尼的哲伯恩特修道院内。在此之前，人们一直认为圣•尼古拉斯的遗体被意大利水兵在11世纪偷运到意大利南部的巴里地区秘密埋葬。

但也有很多传说，说圣诞老人，是一位在公元3世纪，生活在芬兰北部名叫尼古拉斯的

老人，在他还非常年轻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但他拥有无穷无尽的财富，喜欢乘坐鹿拉雪橇漫游各地，遇到穷困人家，总要慷慨地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人家渡过难关。尼古拉斯老人将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财产全部用于帮助患病的和急需帮助的当地穷人。

尼古拉斯老人经常给穷人送金币，还乐于在圣诞夜给孩子们送糖果、玩具之类的礼物。

不过，他的礼物并不公开地送，每每在夜深人静时，把礼物从烟囱投入，这样孩子们总能在圣诞节的清早得到一个意外的惊喜。时间一长，人们便发现这些礼物是一位慈眉善目，满脸银髯，身穿镶着白绒的红袍，头戴白边红帽，手持拐杖，乘坐雪橇的老人送的。于是，人们便称这位名叫尼古拉斯的老人为圣诞老人。

教堂老头告诉我们兄妹，这座东正教教堂的名字就叫“圣•尼古拉斯”。每年的12月6

日是“圣•尼古拉斯纪念日”。每年的这一天，尼古拉斯都会给孩子们带来糖果和小礼物。

这是一个充满传奇意味的故事。我和妹妹常会举起小手，数着圣•尼古拉斯教堂的9个

金色的圆顶与十字架。

    但在1966年文革中，圣尼古拉教堂的圆顶被毁了，并被工厂占用。那位教堂的老头，据说在文革中被活活打死了，罪名是宣传宗教迷信，编造圣诞老人的故事，毒害少年儿童。

上世纪90年代，这座教堂曾改建为幸运阁大酒店。直到1994年，该堂公布为上海市建筑保护单位，教堂重建了穹顶，但改为简易的马赛克贴面，变成了一个法国餐厅。与我儿时的记忆相距甚远，留下的只是一个印象中的轮廓。

兄妹事隔半个世纪，重游上海皋兰路圣尼古拉斯教堂，唯有的深刻记忆，就是那个曾经为我们兄妹讲述圣诞老人故事的教堂老头。

2013－2－15

为啥上海没有安徽路？

我的自述８４

癸已春节在不知不觉中跑进了我的生活，在这个中国蛇年里，我又会经历哪些事？遇见哪些人？不晓得。但我做了一件事，约阿妹一起去童年时代生活过的旧宅逛马路，体验一下小辰光儿时的那些回忆。

旧宅位于成都南路，是一条石库门老弄堂，正弄口朝东，北弄口是巨鹿路小菜场。巨鹿路小菜场是当时上海滩最出名的菜市场。因为巨鹿路与淮海路平行，借了居住在法租界与淮海路上的洋人富人们的光，才成为上海人拎菜篮子最闹猛的地方。

讲起淮海路，呒人不晓这条马路是上海滩最奢华的商街。但却无多少人讲得出这条马路最早的名字叫啥？即使有人会讲叫霞飞路，那么为啥又叫霞飞路？侬晓得伐？

收拾童年的记忆，自然会仰起骄傲的骼浪头，抬眼落睛地胡说八道一通：“啊，侬介笨！连淮海路过去叫啥名字也讲勿出，塌蛋！”

上海滩如果没有淮海路，上海人将失却较关精致的生活热情，还有布尔乔亚式的生活方式。这条大马路，最早建造于1901年，当时叫“宝昌路”。

讲起“宝昌”两个字，上海人会认为是图个吉利吧。上海有不少马路就是以突出吉利命名的。如花溪路展开的是恋爱好兆头，凯旋路象征强者胜利，还有武宁路、富民路、团结路等，都有一定的寓意。但事实上，地名只是有些象征意味罢了。谈情说爱的人未必会去花溪路手牵手，居住在凯旋路上的老百姓也未必都是胜出的生活强者，武宁路的地名与“枪杆子出政权”的讲法毫无关系，富民路上也有穷人，团结路照样有人打架。

起地名与印钞票是一样的道理。钞票上要印上人头，不管侬对印刷在钞票上的人是认得还是不认得，欢喜还是讨厌，你都要接受。侬不可能恨杀了印在钞票上的那个人，去放火烧掉好不容易赚来的辛苦铜钿。这就意味着侬必须接受事实，强者可以将自己的头像印在钞票上，还可以将自己的名字作为地名来用。“宝昌路”地名的来历就与一个叫宝昌的人有关。

宝昌本是法租界公董局的一位董事，一位被后人称为“爱法国也爱中国”的法国佬。这位宝昌兄弟在法租界连续当了17年公董局董事，管理法租界的市政建设。曾是法租界的上海区域，至今还是最繁华的地方。由于伊的功劳，叫宝昌路也是必须的。如果叫鸿章路、国藩路或世凯路，恐怕没有人会同意的。

宝昌路为啥又在1914年改为霞飞路了？原来，早在1885年，有个叫“霞飞”的年轻法国工兵士官，乘船到上海游玩白相，除了法国的孩子小囡们对其颇感兴趣以外，无人理会这个外国帅哥。但是当欧洲大战爆发后，霞飞帅哥在战场上屡建功劳，荣升为法国东路军总司令了。尤其是在玛纳之战时，霞飞将军力挽狂澜，拯救了法国的危亡。

法租界公董局的先生们立即想起这位霞飞将军曾经来过上海，官员们欣喜若狂，立即决定从1914年开始将上海最繁盛的宝昌路改名为“霞飞路”。从此中国人也晓得法国出了个霞飞将军。

“霞飞路”叫了35年，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著名的三大战役之一——淮海战役的胜利，这条路改为淮海路。租界全部收回后，霞飞路才改名为淮海中路。淮海路全长约6公里，现分为淮海东路、淮海中路、淮海西路。

上海人很健忘，没人记得宝昌董事了，也没人记得霞飞将军了。如果说这是反对崇洋媚外，也不见得，因为曾经风光无限的“霞飞”化妆品就是借这条马路的老路名之光，推出了法式的奢侈品。

淮海路是一条繁华而又高雅的大马路，一条堪与巴黎的香榭丽舍、纽约的第五大道、东京的银座、新加坡的乌节路媲美的大街。到上海旅游白相，不去逛淮海路，肯定要被上海人骂为阿木林，是憨大傻瓜一个。

追求时尚的人，到淮海路逛马路，会自我感觉特别好地将高跟鞋踩得刮刮响，吸引回头客多看上伊一眼。

侬可以想象的出：坐在林荫浓密的法国梧桐树下的咖啡小屋里，手里捧着一本法国小说的中国女孩，身上散发出清雅的法国香水味，当然黑头发也染成了金黄色，这样的景，这样的人，多了些许浪漫，多了些洋妞劲，谁会讨厌？

现在以洋人命名的上海路名又出现了，如牛顿路。还有以外国国名及其城市各取一字的地名，比如美国加上华盛顿就叫“美盛路”、意大利加上威尼斯就叫“意威路”、德国加柏林就叫“德林路”。

    当我与阿妹重逛淮海路时，谈到淮海路的路名变化，也注意浏览了一些还能存储在记忆中的一些景点，如淮海电影院、全国土特产商店，还有沿街的一些弄堂，弄口的书摊早已不见了。

国民政府时期，对上海道路命名的方案，没有特别的指向，主要道路多采用主要的省市名。这些路名，在共和国成立后，新政权要对上海的路名进行改置，后来的大量全国地名路名就出现了，当然也保留了一些原有的路名，如中华路就是原有的路名。

一般而言，上海道路的地名是与全国的省份的各大体方位大致相同，如我国的东北省份在东北方向，反映在上海的地名上也在上海的东北方向，如松花江路、鞍山路、沈阳路等。

上海地名的命名规则是：南北走向是省的名称，如江西路、河南路、福建路、浙江路、贵州路、广西路、四川路、山东路、云南路、西藏路等，当然也有特例，如广东路它是省名的路，但却是横向。东西走向则是省以下的市、地区、县的名称，如南京路、九江路、汉口路、福州路、延安路等，同样也有特例，如我小辰光生活必经的那条成都路，它就是纵向的，按规则它应该用在横向的路名上。也许这种特例养成了我的性格：不分东西文化差异，有用就好；唯识南北上下等级，明了即可。

一个熟悉的地名往往构成记忆的大海。我和阿妹都曾被迫地赶出这个老宅，远离上海都市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我和阿妹重走童年的路，看到自己爱之恨之的老宅已经被推倒，埋葬在延中绿地之下了。

阿妹插队落户在安徽，父亲流放在白茅岭又冤死在合肥。无意间，我突然自问：上海有很多以省市命名的马路，也有以合肥命名的路，为什么在上海就没有一条安徽路呢？路名无言，却几乎是我们政治、社会生活演变过程的显示卡。我希望有一条安徽路，安徽在上海应该有自己的标记；我又希望永远不要出现安徽路，这样的路名会标识出我的痛苦，让我重回到过去的缠结之中。

2013－2－14初五

直言莫言之敢言

我的自述８３

癸已春节，我与阿妹重游儿时旧宅故地，也就必然会逛淮海路，经过书店，少不了进去看一眼。我的目光停留在莫言的那些新版图书上了。书籍包装全用薄膜塑料纸压封了，没法偷看这位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殊荣的大作家究竟写了些什么？从网上查看莫言作品，到处是他的个人网站，一打开才知道上了当，莫言对冒名的那些博客也真够莫言的。我想了解一个真实的莫言，不得不化钱去读他的作品了。

数月前，山东大作家李贯通先生曾到上海，在我的办公室里闲聊中国文学创作，当然会谈起莫言，他与莫言可以无话不谈，甚至举杯到喝醉还言个没完。

莫言出生于1955年，比我年少5岁。我也是作协会员，名正言顺地可以划入作家的行列，人名也辑录于《上海作家辞典》和《上海当代作家辞典》。我虽然至今仍笔耕不止，但却不再投稿出版书籍了，因为如今的中国出版业以什么利益为要务，谁都明白，只要肯化钱，谁都能出书，即使写不满一页纸的人，也可化钱请人代笔出版宏著。我对出版业感到失望，对作家群更感到失望，中国作家几乎都是政治秘书，是按照领导的要求在行文作秀，哪来自己真实的感情？由文艺家创作的影视剧、歌舞、戏剧，到处是光怪陆离，吹唱共舞，央视晚会是当代样版戏的大舞台，主角永远是央视主持人，能够青春永不老地屡在春晚唱曲的是谁？谁都明白。但莫言的重磅亮相并不是春晚捧出来的，墙里开花墙外红，红的却不是国旗色，实在耐人寻味。寻着这味，我决定走近这个莫言。我在书店一下子买了三册莫言作品集，阿妹又送了我两册未撕去薄膜塑料纸压封的莫言作品集，那是单位里送给外甥的礼物。

春节里，我开始阅读莫言作品，打磨自己的辰光。

原来，2月17日是莫言的生日。莫言如果有灵气，就应该知道他多了一个读者，这是送给他的最好礼物。

媒体关于莫言的报道，不靠谱的居多，攻击他的人恐怕连他的任何作品都没看过。人云亦云，这是中国人最丑陋的恶习。

莫言的作品到底写了什么？他的写作动机是什么？我又能在他的思想深处挖掘到什么？当然还有他对文学的作用和现状是如何评价的？不读懂莫言的作品，还是莫言最好。

我对莫言的业绩，不感兴趣。我读莫言的作品，是从读他的第一篇作品《春夜雨霏霏》开始，这是他的处女作，写于1981年6月，发表于河北保定市的刊物《莲池》上，亳不客气地说，这样的作品太稚嫩了，了无新意，也不值得张扬，唯一的意义是见证了莫言文学创作的启程起点。说实在的，我的文学创作起步点，远比莫言要早，自上世纪60年代未起，我的文学作品屡在报刊发表，早在1975年9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就出版了由我主编并作序的短篇小说散文集《前进》，书中刊有我的作品《老田叔》。但我不得不承认，我永远是个下三流的作家，因为我不愿让我作品五音不全，总是一个主旋律调。

究竟什么是“主旋律”？打开百度百科搜索，得到的答案如下：

主旋律

[zhǔ　xuán　lǜ]

1. [theme]∶一部音乐作品或乐章的旋律主题。

2. [motive]∶在一部音乐作品或一个乐章行进过程中再现或变奏的主要乐句或音型。

3．特指中国弘扬国家意识形态的电影。“主旋律”电影是指能充分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革命历史重大题材影片和与普通观众生活相贴近的现实主义题材、弘扬主流价值观、讴歌人性人生的影片。就是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导下，大力提倡一切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大力提供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

难道这就是对“主旋律”的解释？现在电视台搞了一个怪秀问答题，拿着个话筒，到处问百姓：“你幸福吗？”答案在主旋律的乐章中回荡着全国人民的快乐。那么为什么就不问普天下百姓一个真正有关主旋律的问题：“你相信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吗？”还有那些靠卖唱过奢华生活的歌星，总会在耀眼的舞台上向观众乞讨：“请给点掌声好不好？”唱主旋律还要乞讨掌声？

也许莫言对此也会莫言，但他在作品中就很敢言。读了他的《红高粱》就能感受到这一点。一支不知是什么党领导的搞日武装，形形色色的小人物纠集在一起，演衍的却是一段怪异的爱情故事……谁能说出《红高粱》和成名作《红高粱家族》的主旋律到底是什么？

莫言的作品还有很多，匆匆浏览了一下，不能完全吞读下去，“食草家族”会产生“生死疲劳”，“天堂蒜薹之歌”决不属于主旋律，走“十三步”去不了“红树林”，“丰乳肥臀”的“蛙”不是“金发婴儿”。读莫言的作品，懂得了一点“狗道”，悟出点“欢乐”，多了点对“怀抱鲜花的女人”、“梦境与杂种”的怀念。

也许有人评说莫言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我却不这么认为。他的“寻根”决不是单指他的家乡山东高密，他的根就是中国。有人说，某路线从50年代末期造成了农村社会的贫困，他家是中上农成分，连领救济粮的资格都没有。他曾在某一年的大年三十到别人家讨饺子。经济上的贫困和政治上的歧视给他的少年生活留下了惨痛记忆，父亲过于严厉的约束也使他备受压抑。是这种心理特征直接影响了他后来的小说创作。我也不这么认为。在那个最特殊的大锅饭年代里，受压抑的不只是贫富差异，身为国家主席，什么没有？不也是在压抑中死去。那么是什么压抑了中国人？不说也明白，说明白了反而更不明白。莫言的作品中多了不少灰色的幽默，其实那是对压抑的释放和解脱。他不是说不明白，而是不想说明白。

莫言认为，任何作家之所以走进西方读者，最终是靠文学作品的自身力量。那么文学的力量在哪里？莫言的新作《蛙》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小说通过讲述一位乡村女医生的人生经历，既反映了乡土中国六十年的生育史，也揭示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尴尬与矛盾。这部作品是莫言“酝酿十余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潜心打造”的长篇力作。他说，触发自己写这样一个故事的动因并非因为其敏感，而是人物：“生活中一些人物感动了我，触动了我的心灵，引发了我的创作冲动。我是先被人物感动，然后才去关注事件的。”

作为一个作家，我也想写一部长篇小说，当然是以自己的生活为原型，早在1989年，海燕出版社就出版了我的长篇小说第一部《死的活的和疯的》，隔了十年又完成了第二部，但不再投稿出版了，因为有钱就能出书，出书没有稿费的中国特色培养了我的好自为之性格。我完成了有关自己童年、少年时代的叙述，接下去是写中学时代、知青时代、中年时代、老年时代，我以时代划分去构思自己的创作框架，却动不了笔，因为不能违背主旋律，不能违背双百方针，我又不可能用写小说的方法去写一部政治书。记得在大学时学习政治经济学，下发的教科书是蒋学模教授编写的，书还没翻过，就换了本蒋新版，接着是扔掉了教科书，读起讲义了。同学问我这是咋回事？我曾笑着说：这是因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很快，快得连教科书都来不及修订出版了。

以政治为说教的小说，读了太多，也就觉得万变不离其宗，不歌颂万岁爷是出版不了的。

我不关心当代作家的作品，因为易碎品太多，诸如《金光大道》、《艳阳天》和《上海的早晨》，还有《金陵春梦》此类的作品，即使同时放到养老院里，也没人会阅读，这是不争的事实。现在流行的是星光大道、非诚勿扰此类的节目，没有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也没有消灭剥削阶级的怒吼，中国真正地是艳阳天了，人人走上了金光大道。不再大谈共产主义理想的中国人都在争相说起中国梦来，那是真正的中国春梦时节。

在读莫言作品时，有幸第一次读到了他的代序言《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他谈到了长篇小说标志的长度、密度和难度。特别指出了一个作家能够写出并且写好长篇小说，关键的是要具有“长篇胸怀”。所谓大家手笔，正是胸中之大沟壑、大山脉、大气象的外在表现也。大苦闷、大悲悯、大抱负、天马行空般的大精神，落了片白茫茫真干净的大感悟——这些都是“长篇胸怀”之内涵也。莫言又说“从苦难的生活中（这里的苦难不仅仅是指物质生活的贫困，而更多是一种精神的苦难）和个人性格缺陷导致的悲剧中获得创作资源可以写出大作品。”

细嚼莫言的这些话，大惊！首先，他不可能只是一个专写田间地头的人，他也不可能是一个专写中国贫穷落后的人，他想表现的是对中国精神的大看法、大思维。他的胸怀够大够长了。但这种表现方法显然与主旋律的约束相背，中国人是龙的传人，中国精神震撼世界，中国拥有上下五千年的优秀历史，中国是礼仪之邦……你能说中国丑陋吗？莫言的“莫言”是假，莫言是敢言敢作敢为，言之其心声，言之其愤懑，言之其无奈，也言之其精神。

也许正是这种脱离了主旋律的创作作品，才能在意大利、日本、美国、瑞典和香港、台湾等地获得掌声，斯德哥尔摩音乐厅才会隆重举行盛大的诺贝尔晚宴，请莫言在晚宴尾声发表致辞，感谢诺贝尔评委“坚持自己的信念”。莫言坦诚地说，作为一个作家，最重要的还是写作。

对我而言，读到了莫言的作品，才会明白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毋庸置疑，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作家，他正在改变中国的文学创作方向，也在改变中国文艺的发展方向，中国的主题曲不再是千篇一律的主旋律，乡土歌曲、流行音乐，甚至男唱女腔，女吼男调，都已经在中国传唱开了。相对文学而言，中国作家们要复杂的多，回避现实的文学创作是中国体制内作家的通病，吃皇粮的作家是不会去写骂朝廷的事。

莫言在央视采访时，曾被央视主持人董倩追问“你幸福吗”？莫言干脆地回答说“我不知道，我从来不考虑这个问题”。莫言敢言的是真话。董倩如果想说真话，或者想听到真话，那么就应该到群众中去追问：“你愿意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吗?” 董倩不会这么做，成千上万握着金话筒的主持人都不会这么做。因为太多的人失去了自信，也失去了理想。唯有莫言为敢说真言开了个另类先例。

为什么说是另类先例？建议读一下莫言的短篇小说《麻风女的情人》，麻疯女有两个孩子，男孩名叫“社会”，女孩名叫“主义”，还有个角儿叫 “毛六”……不用读全篇，你就可以胡思乱想，接下去就胡说八道了。是这样吗？由你自己去体会了。

2013－2－14

上海成都路往事

我的自述８２

为了寻找自己童年的足迹，我在癸已春节，特意去上海成都路逛了一次马路。这里曾是我度过童年时光的旧地。

老宅早就拆了，现在成了延中绿地。

绿地中保留了中共二大会址、平民女子学校等历史纪念性保护建筑。

中共二大会址，位于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今老成都北路7弄30号）。该会址是建于1915年的石库门楼房，是当时中央局宣传主任李达的寓所。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所在的辅德里联排式石库门旧式里弄建筑由开发商郭福庭（音）筹建，1915年10月由新瑞和洋行（Davies & Brooke Architects）的英国建筑师覃维思（Gilbert Davies）、蒲六克（J. T. Wynward Brooke）设计，次年竣工，全部建筑一组四排包括沿原南成都路店铺共76个单元，位处深巷内的李达寓所是由公共租界巡捕刘少归买下后租给使用的。

1922年7月16日—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的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上海原公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今老成都北路7弄30号）李达的寓所中举行。

出席大会的有中央局成员、党的地方组织的代表和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回国的部分代表。他们是中央局委员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上海代表杨明斋，北京代表罗章龙、山东代表王尽美、湖北代表许白昊、湖南代表蔡和森、广州代表谭平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李震瀛，中国社会主 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代表施存统（尚缺一人姓名不详）等12人，代表全国195名党员出席了会议。

陈独秀主持大会，并代表中央局向大会作中央局一年来的工作报告；张国焘报告了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大会的经过和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情况；施存统报告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经过及大会通过的决议。大会推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组成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大会文件。

会议为期8天，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章程》以及《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的议决案》、《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议决案》等9项决议案。

大会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选举产生了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等五人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另选出三名候补委员。陈独秀被选为委员长，蔡和森、张国焘分别负责党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

在这片绿地上还留下了一处遗址，那就是上海“平民女校”。“平民女校”创办于1921年10月，李达任校长，王会悟负责行政管理工作。女校设有高等、初等2个班，共有学生20多人。

平民女校是经独秀和李达商议，在上海创办的第一所妇女学校。教员大多为共产党和社会名流。陈独秀、李达、张太雷、恽代英、张秋人、刘少奇、施存统、高语罕、邵力子、陈望道、沈雁冰、沈泽民等都在女校任课或作专题报告。“平民女校”办校目的是培养妇女运动人才，为开展妇女解放运动创造条件。但该校开办不到一年，因经费困难而停办了。

平民女校校舍在辅德里632号A，由李达夫人王会悟出面租赁。这是一栋两楼两底的石库门里弄房子，楼上的客堂间作为教室，课桌椅都是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负责人徐宗汉（黄兴夫人）捐助的。楼上的厢房是学生的宿舍，楼下是学生的工读工场和饭厅。

女校分高级、初级两个班。高级班授课内容有国文、数学、英文、经济学、教育学、社会学、讲演术、物理学等，星期二至星期日上课，星期一休假（因教师都是义务来校任教）。初级班实行半工半读，每天上午上课，下午做工（缝纫、摇袜等），晚间自习。另设工作部，为学生介绍工作；设专业班，帮助某些年长妇女或不适合一般教育的学员较快地提高文化水平。学生30人左右，年龄12～30多岁，除在课堂听课外，还经常到工厂做工，调查女工生活状况，接受实际的革命锻炼。

女校创办时曾在《妇女声》、《民国日报》上刊登招生简章和招生广告。高君曼、王剑虹、丁玲、王一知、钱希钧等，纷纷投奔女校学习。

王剑虹、丁玲等曾是该校高级班学生。初级班学生钱希均，原是深受封建礼教摧残的农村妇女，从小当了童养媳，没有机会上学，她17岁进平民女学，一面读书，一面从事工会工作，后成为参加长征的红军女战士之一。

1922年秋，李达及其夫人王会悟因故离沪，学校由蔡和森、向警予接办。同年年底，因许多兼职的革命活动家无暇顾及和经费不足等原因而停办，上海大学开办后，部分学生转入上海大学。

上海大学始建于1922年。

那年春，牧师王理堂（烈士王霁初的伯父）以提倡新文化为号召，在上海闸北青岛路青云坊（今青云路298号附近），创办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为创校校长。为加速培养更多的共产党干部，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决定创办一所干部高等院校，他曾与李大钊等人多次酝酿筹划。此时正值东南高等师范学校事发，陈独秀力排众议，经主导党中央研究后，决定接受师生们的要求，将东南高等师范改建为上海大学。

1922年10月23日，该校由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改组，邀请于右任出任校长。校舍为老式石库门2层楼房10余间。蔡元培、汪精卫、章太炎、张静江等人担任校董，邵力子为副校长（当时是共产党员，1924年4月起任代理校长），共产党人邓中夏任总务长，瞿秋白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校务工作主要由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所主持。为了共同办好上大，他们花费很大的精力。邓中夏一到上大，就起草《上海大学概况》，后来他又参考中外学校有关文件，拟定了《上海大学章程》；瞿秋白也在1923年8月撰写发表了《现代中国所当有的“上海大学”》，为上大的发展制定了宏伟的规划。他们设想把上大办成为“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并着手制定学校章程、整顿师资队伍、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针、提高教学质量以及建立共产党基层组织等项工作。一大批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和著名学者在该校任职任教。

1923年8月，学校评议会决定“聘请有名人物充当教授”。很多国共两党领袖、著名学者和社会精英曾在该校任教，蔡和森、张太雷、李汉俊、恽代英、沈雁冰、郑超麟、任弼时、安体诚、李季、蒋光慈、侯绍裘、杨贤江、萧楚女、田汉、萧朴生、郑振铎、高语罕、张秋人、胡朴安、周建人、俞平伯、赵景深、朱光潜、朱自清、刘大白、周越然、丰子恺、黄葆钺、章太炎、胡适、郭沫若、吴玉章、施存统、谢六逸、徐蔚南、李仲干、何世桢、虞鸿勋、冯子恭、陈抱一、陈骧、陈晓江、傅彦长、叶圣陶、曹聚仁、蒋光慈、沈泽民。

1923年期间，孙中山、李大钊、廖仲恺、汪精卫、刘仁静、胡汉民、戴季陶等曾来校演讲，在国内学界引起轰动，也为上海大学的发展注入巨大推力。校董由蔡元培、汪精卫、章太炎、张静江担任，校长由国民党人于右任担任（不主持日常校政），副校长由邵力子担任（1924年4月起任代理校长）。校最高会议，即评议会。1923年12月改为行政委员会，于右任为当然评议员，评议员有邵力子、叶楚伦、邓中夏、瞿秋白等10人。行政委员会委员长于右任，当然委员邵力子、韩觉民，主席陈望道。校务长（总务长）先后为邓中夏、刘含初、韩觉民，教务长先后为瞿秋白、叶楚伦，学务长先后为何世帧、陈望道。美术科主任为洪野，中国文学系主任先后为张君谋、陈望道，英国文学系主任先后为何世桢、周越然，社会学系主任先后为瞿秋白、施存统、彭述之，附中主任先后为陈德徽、侯绍裘、张作人。）

上大办学影响很广。瞿秋白主持创办的社会学系当时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首创。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邓中夏的《中国劳动问题》、肖楚女的《中国农民问题》、施存统的《社会思想史》、安体诚的《现代经济学》、瞿秋白的《社会科学概论》、蔡和森的《社会发展史》等，都是在讲稿的基础上由上海书店和民智书店发行的。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每月补助上大1000银元为办学经费。2月，学生从160人增加到400人，学校迁至租界西摩路（今陕西北路）29号和时应里民房等处继续办学。

1925年，上海大学成为五卅运动的先锋队，学生何秉彝在 参加罢工、罢课、罢市的斗争中壮烈牺牲。6月4日，学校被英国军队占领、封闭。7月，迁回闸北中兴路，设临时办事处继续招生，后租闸北青云路师寿坊（今青云路167弄位置）15幢民房为校舍，于9月10日开学上课。弄堂口挂有于右任所书“上海大学临时校舍”的牌子。当时学生已增加到800人，还附设有平民学校和青云学校。1925年9月7日，广州国民政府第十五次会议议决，补助上大校舍建筑经费2万银元。

上大成立时，正值国父孙中山于广州蒙难脱险，留驻上海，筹划改组国民党，培养革命人才，对上大甚为关注。他希望上大办成“以贯彻吾党之主张，而尽言论之职责”的革命学校。上大集中众多共产党员，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在上海一个重要活动据点。中共和青年团组织活动中心内容是发动师生参加反帝、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为此，上大被人称之为“著名的党化学校”。“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称“上海大学是赤色大本营”。上大师生参加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原上大学生时任中共闸北部委书记兼军委书记郭伯和，任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闸北总指挥。顾作霖任杨树浦和沪东区指挥，林钧任南市分指挥，刘荣简、赵希仁、沈仲宇等各区团部委书记协助指挥。上大师生参加闸北、南市、沪东、沪西四个地区起义战斗，后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

1926年9月7日，上海10万人参加“九七”国耻纪念大会，追悼各地死难烈士，上大许多学生参加并组织领导。担任全国学总委员的李硕勋主持大会，林钧主祭。上大师生周水平、刘华、贺威圣先后被军阀政府杀害。

1927年2月23日，军阀搜查上海大学，留校学生50余人被捕。4月1日，通过募捐和借款的办法，新校舍在江湾镇西端奎照路落成，新学期开学。

上大有很多著名的学生。如李硕勋，他是李鹏的父亲，革命烈士。他于1924年入校，1925年夏，被推选为上海大学学生代表参加上海“五卅”反帝运动的统一指挥机构——上海工商学联合会。还有李硕勋的妻子和同学赵君陶。学生中还的关向应（共青团委总书记，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杨尚昆（曾任国家主席）；邱清泉（浙江永嘉人，上海大学社会系。国军将领，在昆仑关战役大败日军，死于淮海战役）；翁泽生（台北人，1925年3月入校）；张焕圭（笔名沐真），丁玲、张治中、王稼祥、顾作霖、秦邦宪、康生、陈伯达、饶漱石、阳翰笙、戴望舒、施蛰存、龙康庄、薛卓汉、王逸常、徐梦秋、刘华、张景曾、欧阳继修、匡亚明、王剑虹、杨之华、何挺颖、袁牧之、孟超、张琴秋、王新衡、韩步先、李士群等。很多台湾学生在此学习并参加了五卅运动，如台北人洪朝宗，台中人谢雪红、林木顺，彰化人蔡孝干，嘉义人庄泗川、李晓峰等。

上大因其历史功绩和地位，被称为“五四运动有北大，大革命时期有上大”、“北有北大，南有上大”、“武有黄埔，文有上大”而跻名当时的中国。培育出许多重要的中共、国民党，乃至日后台湾共产党的干部。

上大学生谢雪红、林木顺等人于1928年4月15日在上海成立了台湾共产党，这是台湾革命历程中的一个重要日子。这一天，在中共中央的直接指导下，台湾共产党在上海霞飞路（今淮海中路）的横通里金神父（后称金神父路，今称瑞金路）一家照相馆楼上宣告成立。代表中共中央出席并领导这一重要会议的是彭荣同志，他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发展的经过及其经验教训。但台湾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后仅过１０天，台湾革命者在上海法租界的寓所便遭到日本特警的袭击，多人被捕，台共成立的所有文件全都落到日本人的手里。有关这段历史，《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和日本总督府编印的《警察沿革志》都有记录，通过这些史料，可知中共中央领导成员彭荣出席了台湾共产党成立大会，并在会上作过讲话。但彭荣究竟是谁呢？令人遗憾的是有关彭荣的身份至今仍是一个谜。

翻阅历史，总会留下很多空白，即使是那些所谓的正史，其实也很苍白，真假难辩。当我重游这条成都路时，虽然努力寻找过去的历史，但历史留给我的记忆又有多少是值得回忆的？

纯真的童年时代已埋葬在这片延中绿地之下了，石库门里长大的小八腊子，能够历经半个多世纪健康地活下来，已经算额骨头高了，对那些过去的事体似乎不该再噜里噜诉，当饭泡粥了。

2013－2－11

寻找童年的足迹

我的自述８１

癸已春节，我圆了一个长久以来一直压在心头的梦，去寻找自己童年的足迹。

三年前，我就办理了退休手续，但是退而不休，还在单位里上班。其实，在机关里工作太久，看到了太多的相互撬边的事，也就心灰意冷，做事做人总是抖豁豁。因此听说可以留职停薪时，就申请过，呒没成功。想提早退休，结果吃了空心汤团，还得天天上班下班。七年前，我豁了出去，终于下海了。但老板对我讲：“侬呒没退休的。”我一笑了之，心想这只不过是讲讲而已。老板言而有信，在我办妥了退休手续后，工作照旧、薪酬照发，所有待遇还是老样子，退休金成了额外的奖金了。龙年春节前，我彻底决定不再到单位里去混日脚了，不在其位，不谋其职，也就不好意思去做刮皮生意。老板同意了，但是有一个约定：侬在春节后的主要工作仍是“研究文化”，不用上下班了，平时有空可到单位转转，办公室给你留着，薪金照旧。这是一次煞根的谈话，我当然心里有数。这样的退休待遇，够吃香了。老板还叮嘱了几次：“勿要有思想压力，身体最要紧。”

    我早就没有生活压力了，对这个社会也算看透了，脑子拎得清，不搭界的事不去管，生活中也不会去轧台型、掼浪头。当然也不会变成偎灶猫，让自己心烦，自作自受。

这个蛇年春节如何过？

小年夜与老伴到浦东新场古镇白相了一趟。年初一在屋顶花园又敲敲弄弄，做了些小木工生活，建造了几个微型景观。

年初二，我和老伴一起回到了上海市区，到阿妹屋里去拜年。

兄妹相见，千言万语都是一个话题，到小辰光生活过的老房子去看看，一起寻找童年的足迹。

老房子已经拆了，变成了延中绿地。

延安中路大型公共绿地位于静安区、卢湾区、黄浦区三区交界处，其中静安区段的绿地始建于2000年2月。经国际招投标，这个绿地是由加拿大蒙特利尔设计的，上海宏城房地产公司和静安绿化发展有限公司负责施工。整个绿地建设工程历时17个月，于2001年7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

延中大绿地布局呈三部分。

南部是展现历史文化的空间，以中共二大会址和平民女子学校为中心，周围种植了规则式的墨西哥落羽杉林，红花继木和龟甲冬青，体现了庄严肃穆的气氛。

我的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都是这一区域度过的。当时居住在成都南路42弄11号，那是一条名叫“巨星里”的石库门弄堂。弄堂与附近的弄堂相通，东南西北都有出口。弄堂正弄口东向成都南路，北弄口朝着巨鹿路。

老屋旧址在哪里？

阿妹比我了解，她带着我登上了绿地的小坡，指着一个红色的消防栓说：“这是灶披间窗口外的消防栓，南向延几米，就是阿拉的老房子了。”

我的心下沉了。太多的辛酸、痛苦日脚，历历在目。自从父亲被错划成右派后，阿拉一家门就从皋兰路的洋房里赶到了这里，过着人不象人，鬼不象鬼的生活。大跃进时，这条弄堂里的铁门被拆掉，用来大炼钢铁了，后弄堂还有炼钢炉。记得后弄堂还建造了很多水泥池子，是养殖小球藻的，据说是用作猪饲料。

回想这些往事，只有苦笑。老百姓难道统统是洋盘，上海大城市的弄堂里也能大炼钢铁，还能养殖猪饲料？中央开大兴，百姓一贴药，其实从上到下都在捣浆糊，没人会感到坍招势的。

我和阿妹在寻找巨鹿路第一小学的旧址，阿妹在这所小学里读过书。这个小学很出名，是全国乒乓球重点学堂，陆元盛、何智丽、井濬泓等一大批世界级乒乓球运动健将都在这个学堂里读过书。阿妹退休了，还每个礼拜要去居委会社区中心去打乒乓球。

延中绿地中部为城市森林空间，地形高低起伏，绿化种植以高大乔木为主，并配植各种花灌木及四季常绿的草坪，形成高低错落、疏密有序、层次丰富的美丽景观。特别是绿地内原有的一棵大构树，由于堆地形被深埋了二米多，但采取了开排水沟，做通气管等一系列科学的方法，使这棵大构树生长良好，成为绿地内的一大奇观。

北部为自然山水空间，建有高达10米，长150米黄石堆砌成大型假山、瀑布，栽植名贵花木，东侧毛竹成林，山上松柏茂盛，枫槭辉映，山下水池野趣昂然，辟有樱花路、榉树林荫道。

老宅旧址，如今已变成了壮观美丽的“城市山林”景观，也许为都市的新上海人带来了亲近自然的感受。但是对于我这样的老上海人来说，回忆起在这里度过的童年时代，除了坚持不让自己的眼泪水落下来，还有什么可以称道的？

唯一感到欣慰的是那些荒唐的岁月，已经统统埋葬在这片绿地之下了。

2013－2－11癸已正月初二

铁皮青蛙天鹅蛋

我的自述８０ 

小女回家带来了三只天鹅蛋，天鹅蛋很大，我随手抓起相机想给这蛋留个影。但如何表现出我拍摄的就是天鹅蛋呢？着实让我思忖了一番。

老伴拿来了鸡蛋和鹌鹑蛋，放在天鹅蛋旁边作为静物摄影的比较吧。我又取出几枚硬币作陪衬，也许能够通过影像表现出天鹅蛋之大。

在拍摄天鹅蛋时，我无意间看到了闲坐在书柜上的那只铁皮青蛙，想起了“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那句话，于是就顺手将铁皮青蛙与天鹅蛋硬扯在镜头之下了。

在光影之间，那只铁皮青蛙仿佛突然间活了，将我带到了童年记忆之中。

我的孩提时代是在 “七分人祸三分天灾”时期度过的，童年时代的玩具全是靠自己动手制作的，我会做木制的刀枪、纸糊的兔子灯、泥捏的不倒翁，至今仍在自家屋顶花园里打造儿时的玩艺，造木屋、搭木桥、建木梯、做木人，年已花甲，童心未泯。

但是，我不会忘记童年时曾经有过的瘾痛和羡慕，邻居家孩子的玩具都是从商店里买来的，其中就有那只铁皮青蛙。铁皮青蛙用铁皮制成，蛙背刷上深淺不一的绿漆条纹，还有两只会晃动的眼珠子。铁皮青蛙肚子里藏着发条，只要转动身旁的铁钥匙，上足了发条，铁皮青蛙就能蹦跳起来。

多少年来，我总忘不了这神奇而可爱的铁皮青蛙。也许是嫉妒，也许是圆梦，人老了，我也会随意收集一些儿时玩具，如扯铃、木砣，当然还有这铁皮青蛙。小时候得不到的玩具，现在有了，也就找回了过去的失意，有了属于自己的胜利喜悦。

中国是个封建专制国家，长期来崇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那些个所谓的专家学者总会狂言胡语说什么“和谐”是中国国粹，其实中国人的骨子里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中国有严酷的法律，但不是一个法制国家。“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中国古训，人人皆知。孔子更有名言：“刑不上大夫”，足见当官犯法也毫无顾忌可言。

当官能享受高薪高禄，告老回乡，荣华富贵，世袭相传，福延子孙。于是历代学子读书只为了当上个公务员，“学而优则仕”这也是孔子所言。于是乎，发愤苦读，读万卷书而行万里路，只为“吃尽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一旦登上官阶，富足天下，便又刮起了另类中国风：门当户对。由父母包办的旧式婚姻，讲究和强调的就是等级对衬。

也许推翻了蒋家王朝，上下二千年的封建专制被打倒了，中国会变成一个民主社会。

有一位中共首长就在1961年讲过，“出身不同的青年之间，不应该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那些被视作狗崽子的年轻人也曾激动过。但不应该存在，可是却偏偏存在着。

记得文革运动初期，一些时髦的公子哥儿居然提出了“受害问题”。

那个官太子谭立夫就首先跳出来说他受害了。他在经济上受害吗？在三年“困难时期”，他可以大吃荷兰炼乳；他在政治上受害吗？他入了党。新改组的主流媒体《北京日报》，更是大登特登“红五类”出身的青年诉苦文章，说他们是前市委修正主义路线的受害者。

中国社会就是那么荒唐。

诉苦的不是受“等级制”压抑的那些人下人，却是那些权倾朝野的权贵子弟们。

于是，我常会游逛在街头，听这些“红五类”出身的是如何在“诉苦”。

权贵子弟在街头上愤怒地挥拳高喊：

“我们为什么被拒于大学之外，大学为什么为狗崽子们大开方便之门？”

“红五类子弟功课不好，为什么大受教授白眼？”

“狗崽子们为什么竟被提升当干部？”

这就算是受害吗？

堂堂一份首都大报竟然这么颠倒黑白，那么谁会去为此作反省？中国的媒体永远是正确的，庆祝报社成立“妈的”多少年时，从不会说自己也有过错误报道的时候。

还是让事实说话吧！ 　　

在那个时期，每年大学招生完毕，前高教部总会发表公告：“本年优先录取了大批工农子弟，革干子弟。”不少大学几乎完全不招收黑五类子女。大学中的重要科系就更不用提了。

中国的学校还曾以设立“工农革干班”为荣。难道这就是“为黑六类子女大开方便之门”了吗？上了大学的，也是红五类子弟享受特殊优待。不少大学甚至成立了“贫协”一类的组织，可与团组织并立而为。

文革初期，按照伟大领袖的部署，发起了一个人类史上最特殊的红卫兵运动。我所在的中学也接到了通知，广播中说：学校正在筹建“红卫兵团”组织。也许是阴差阳错，我居然当选这个“红卫兵团（筹）”组织的成员之一。但当我正感到莫名其妙时，又发生了莫名其妙的事：上面传达圣旨了：禁止黑七类子女串联（黑六类又多了一类），不许出身不好的青年参加各种战斗组织。我因为已经不属于红五类子弟，父亲被打倒后，我已滑落到这“黑七类子女”行列了。因此，宣布我成为学校“红卫兵团（筹）”组织成员才三天的时间，我就被清除出革命队伍了。

“红五类子弟”开始用出身攻击敢于写大字报的“黑七类子女”，有的还借出身问题挑动红卫兵批斗“黑七类子女”……

回忆起这些往事，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不会感到意外，出身不好的子弟受迫害，历来就是常事。不用说中学，连小学也是如此。

如果有两个孩子同时说一句“反动”的话，出身好的是影响问题，出身不好的是本质问题。在前团市委的指示下，一些学校所有出身不好的少先队干部全改选了。教师为舆论左右，也许是发自肺腑，没有不对“红五类子弟”另眼看待的。否则，就扣你个“没有阶级观点”的大帽子了。 　

在中国的工厂，这种现象也很普遍。凡是近三、四年提升的行政干部，几乎无一例外是“红五类子弟”的。就连先进工作者候选名单上也有出身这一栏。有的工厂还规定，出身不好的师傅不许带徒工，不许操作精密机床。运动初期还有规定“出身不好的工人有选举权但没有被选举权”。

在总结各厂当权派罪状的时候，曾经提拔过某个出身不好的人做了技术干部，这是所谓的招降纳叛。

由刘少奇老婆王光美推出的桃园经验，凡搞过“四清”的地方，都把地富子女划分了一下成份。出身不好，便不能做行政、财会、保管等工作，也不能外调。没有普及中学教育的农村，能够上初中的，要教师、贫协、大队长三结合推荐。当然，他们谁肯为出身不好的少年背黑锅呢？也许，文革初期的批斗、戴高帽子，其起源都来自这桃园经验。当红卫兵运动蓬勃兴起时，刘少奇、王光美也受到了批斗，相信参与批斗活动的也有“黑七类子女”。物极必反，因果报应，恐怕这是最典型的案例了。

整个中国社会是如此地混乱！出身是一个人成长的首要条件。连街道的无职业青年求业登记表上，也有出身这一项。求业表上主要就有两项，除去出身，还有一项是本人简历。自己填写简历，又都是青年，自然情况差不多。但出身却不一样了，用工单位来挑人，没有不挑出身好的。要不，放着出身好的你不挑，单挑出身坏的，是什么思想？所以，不被学校录取而在街道求职的青年，积年沉淀下来的，大多是出身不好的。在中国“出身压死人”这句话一点也不假！

中国历史悠久，帝皇辈出。封建社会强调等级制，但再怎么说，也不至于将全体老百姓的孩子们划分成“红五类子弟”和“黑七类子女”，难怪领袖高唱“惜秦皇汉武略逊风骚，一代英雄成吉思汉只识弯弓射大雕”了。

文化革命，首先革的是“黑七类子女”的命。经历过这场革命的人，仔细回忆一下，到底是不是这样？“革命文化”的骨子里却是“阶级偏见”，这种新的种姓制度的始作蛹者，到底是谁？

1962年，毛泽东为什么要提出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文革中的阶级斗争，矛头又指向谁？斗争的矛头主要是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并没有提出革 “黑七类子女”的命。正是那些为了转移斗争大方向的人，才偷换了概念，通过有形无形的手段，将出身不好的青年当作他们的挡箭牌，而压迫这些天生的“罪人”。一旦，当他们有机会重新掌权，那么权力也只会交给自己的子孙，太子继位，这便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劫数。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根深蒂固的专制承袭。在等级如此分明的中国，草根子弟要想有出头之日，那可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我笑谑自己，拍摄了铁皮青蛙与天鹅蛋的合影照后，便对老伴说：我吃不到天鹅肉，今天就尝尝这天鹅蛋吧。我将硕大的天鹅蛋砸碎了，也将过去的记忆砸碎了。

2013－2－26

谁是舞台的主人

我的自述７９

在中国大陆，每年春节最受关注的是央视春晚。2013年春节也不例外。也许有很多人梦想能上春晚，登上央视舞台一展风采。还在春晚前，媒体就大爆舞台设计如何之现代而辉煌。当今的舞台设计够炫乎的，按外形变化就可分为镜框式、伸展式、圆环型、旋转型、波动型，以及鼓桶式转台等。如果按材料构成，又可分成玻璃舞台、木质舞台、石质舞台。就连舞台地板也是五花八门。

那么谁是舞台的主人？

看过春晚后，包括今天的元宵节目，才明白：虽然舞台的设计制作费用是纳税人化的钱，但真正能登上这个舞台的亮角却是有选择的。春晚舞台属于央视主持人们的天堂，他（她）们天天在视频上亮相，还不足以展示才华，还需在春晚上来个集体展艺。

不过，也有人对春晚舞台不屑一顾，莫言就是。

有关莫言是否会上春晚的消息一直被热烈讨论。尽管央视回应曾很模糊，但莫言女儿受访时称父亲要回老家过年。莫言自己也表示，作家最重要的不是开会和接受记者采访，而是写作。据说，至少有三家卫视向莫言伸出了橄榄枝。莫言说，诺贝尔奖对作家来说往往是一个“死亡之吻”，他要尽量避免这种结局。就莫言获奖后的诸多言行看，莫言拒绝被春晚“消费”，而且这种拒绝是带有力量感的，绝非场面话。

莫言获得了诺贝尔奖，他又到底写了些什么作品？尽管自己也是个作协会员，但那是四、五流也够不上的作家，因此就上新华书店买了五册莫言作品，品读一下。

读了莫言的作品，我突然惊讶地发现：小说原来可以这么写？

在中国大陆，文艺创作必须突出主旋律，那么什么是主旋律？莫言笔下的主旋律是什么？作家的舞台到底在哪里？

查阅资料，首先要了解什么是舞台？舞台是在剧院中为演员表演提供的空间，它可以使观众的注意力集中于演员的表演，并获得理想的观赏效果。舞台通常由一个或多个平台构成，它们有的可以升降。 

关于“舞台”的基本解释还不只是指“供表演的的台子”，还包括“某种活动的场所”。

如唐颜师古的《隋遗录》中就说：“舟前为舞台，台上垂蔽日帘。” 宋赵令畤的《侯鲭录》也有说词：“泪脸补痕劳獭髓，舞台收影费鸾肠。”

但将“舞台”喻指社会活动的场所，舞台面就大了。清秋瑾《赠语溪女士徐寄尘和原韵》云：“今日舞台新世界，国民责任总应分。” 鲁迅在《准风月谈·黄祸》言：“但倘说，二十世纪的舞台上没有我们的份，是不合理的。”显然，“舞台”还包括了政治舞台、历史舞台。

说及政治舞台和历史舞台，我突然想到了那份《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是1966年2月形成的一份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文艺工作路线问题的会议纪要。简称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亦称“二月纪要”。

在文革前夕，毛泽东对文艺有过两次批示。

第一次在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批示：“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 批示矛头针对北京市委，表扬上海，批评北京，而且批示特别批给彭真，批评北京跟不上。

第二次是1964年6月，毛泽东又批示，对全国文联及其下属各协会不满，认为“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堕落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有“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的危险”。第二个批示的矛头更指向整个思想文化界，指控文艺界被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领，没有“大演大写解放后的十三年”。

1965年11月，毛泽东借批吴晗《海瑞罢官》开始“剥笋”。

在毛泽东的眼里，思想文化界的舞台正在蜕变，他将文化舞台存在的问题扩展到政治舞台。也就是在这些批示的指导下，1966年1月21日，江青通过林彪安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同年同月24日，林彪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说：“突出政治不是一项任意的政策，不是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这是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所提出的根本措施。不突出政治，就是违反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的书，是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于是， 2月2日至2月20日在上海锦江小礼堂，江青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总政治部宣传部长李曼村、总政治部文化部长谢镗忠、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等人，看了十多部电影和三台戏，座谈近20次，形成了一个以“文艺界……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舞台”，“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为基调的纪要初稿。

毛泽东指示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参与修改这个初稿，把这条文艺黑线与“30年代上海地下党执行王明路线”挂起钩来，把江青领导的戏剧革命，如《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写进无产阶级文艺革命成就。

毛泽东曾三次审阅，并亲笔增加了“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和“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等11处的内容。

就这样，“二月纪要”全文从一稿3000字、二稿5000字，扩展到定稿时的1万字；并在原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前加上了“林彪同志委托”。

1966年3月17日，毛泽东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意见。”

林彪让贺龙和中央军委将《纪要》于3月30日转报中共中央，4月10日中共中央批发全党，并附上了1944年1月9日《毛泽东同志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评剧院的信》。

1966年4月18日，《解放军报》通过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将《纪要》的主要内容发表。

《纪要》和随后的《五一六通知》，与毛泽东对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相呼应，反映了他对文化、政治等领域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估计和发动文革的决心，被当时的官方媒体称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革命号令”，“是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文件”。

此后，以《纪要》为根据，展开了对以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为代表的文艺黑线的批判，一大批文学艺术家蒙冤罹难，并影响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文艺批评和创作。

1967年5月29日，在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之际，《纪要》正式发表。

《纪要》否定了1949年以来文艺工作的成就和主流，也否定了三十年代共产党所领导的左翼文艺革命的成就。“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被揭露、“丁、陈反党集团”的被清除、艾青和冯雪峰等人被打成右派，对电影《武训传》、《红楼梦研究》、“写真实”“干预生活”“中间人物”“现实主义深化论”等文艺主张的批判，都是在文革前的17年。但这篇纪要首次提出“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

《纪要》和随后的《五一六通知》，与毛泽东对文艺问题两个批示相呼应，反映了他对文化、政治等领域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估计和发动文革的决心，被当时官方媒体吹捧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革命号令”，“是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文件”，也是林彪、江青合作的一次契机和实——为后来否定“二月提纲”，打倒彭真、陆定一、周扬以及文艺界一大批干部、作家演员提供了理论“武器”。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于1979年5月批准撤销了《纪要》，并公开对其进行揭露和批判。如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又统治了舞台，毛泽东的理想也退出了历史舞台。

    舞台是什么？是文化？政治？历史？中国舞台常演不衰的尽管是变脸，但舞台的主角永远离不开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因为英明伟大的领袖都改变不了这一现实，谁又有能力去要求春晚的主角改换成时传祥和王进喜去唱流行歌跳踢踏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