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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21日星期一

揭秘通化暴乱真相  结语


难忘东北老航校在通化的那段历史
波特兰先生 撰稿

1946年3月1日,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所航空学校在吉林省通化市江南机场宣告成立,代号为三一部队。
航校校长由军政大学副校长朱瑞担任,政委由中共通化省委书记吴溉之兼任,常乾坤、白起任副校长,黄乃一、顾磊任副政委,白平任政治部主任,蔡云翔任教育长。航校设政治部、校务处、供应处、训练处和学员大队等机构。
建校时,有500多人,有各式飞机100 多架,有30多架可以使用。这些飞机都是日军撤退时遗留的,而且一部分是东拼西凑修复出来的飞机。有的飞机起落架轮胎竟然被当地群众卸走,安在老农马车上,老农将轮胎卸下来交回机场。
当时飞机主要型号是:立川99教练机、立川1式ki-54运输教练机以及一些战斗机。当时条件非常艰苦,配件、油料十分紧缺,有时只能将几架飞机拆拼成一架可以使用,进行飞行训练。
在航校筹建期间,共产党顺利收编了一支日本飞行大队,增添了一定的技术力量。飞行教官主要来自日本飞行大队中经过政治学习后挑选的技术较高的飞行员和教练员,里面也包括林保毅这位为新中国空军创建做出贡献的日本人。
1946年3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在吉林通化正式成立,林保毅依然被任命为航空参议兼飞行主任教官,他所带的飞行队成为航校建设的主要力量。除了林保毅部队之外,航校还吸收了来自不同渠道的日籍教官,他们也因为各自不同的原因,加入了东北老航校这个大家庭。
在老航校成立前的东北局航空委员会由伍修权、黄乃一、刘风、蔡云翔、林保毅五人组成,伍修权任主任,黄乃一任秘书长。一直从事航空研究的常乾坤、王弼两位同志,也是委员会成员。当时他们正在延安赴东北的途中。
当时有关筹建航校的训练方针问题,黄乃一认为:目前我们处在非常时期,不能按正常情况办学。美国、日本、苏联,以及国民党,他们的航校训练飞行员,都要三、四年。革命战争和当前形势,需要我们在最短的时期内,培养出自己的飞行员和飞机修理人员。我们要从实际出发,针对部队选调来的学生文化水平不高的实际情况,开展师傅带徒弟的办法,进行实物教育。
但是这一建议,引起了争论。没有一定的理论知识,怎么能成为合格的飞行员?
常乾坤抵达通化后,他支持了黄乃一的主张。他说,学修理的,可用坏发动机拆卸解剖的办法,让每个学员知道每个零件的名称,应该装在什么部位,起什么作用,工作起来怎样算是正常的,怎么样又是不正常的,如何修理?知道怎么用就行了,少问为什么。
伍修权也指出,涉及到一些较深的基本原理,文化基础差,不易弄懂,形势紧迫,不允许花很多时间用在理论学习上。非学不可的原理,也只要求先知其当然,暂不要求知其所以然。先学实际操作,尽快学会修理飞机,驾驶飞机。以后环境和条件允许,再从理论上学习提高。
这些指示和要求,是当时航校的主要工作的重要方针。在贯彻这些方针的过程中,有的问题有过激烈争论,在实际工作中也有过反复,甚至走了弯路。但实践证明,这些方针是适合当时情况的,是正确的。
东北老航校成立不久,在四平激战时,航校进行了撤离通化战略大转移,历经四次搬家,从通化迁移到牡丹江。
老航校创造了世界罕见的“一步登天”飞行训练,用酒精代替汽油的世界飞行奇迹。
期间,林保毅舍身吸引敌机炮火传为佳话。
针对当时航校战机缺乏的状况,林保毅还曾提出了改造美国“P-51”战斗机的建议,这项工作是艰巨的,但这种战斗机的性能胜过日本的“隼”式战斗机。
经过努力,“P-51”终于改造成功了,为了实地测定它的性能,林保毅亲自进行试飞。一次两次三次,他反复地在跑道上滑行。
此时的林保毅表现得十分慎重,他想的是:这样的战斗机一定能够加快飞行训练的进度,可是装配得怎样呢?能摔死人吗?中国的学员们在等待着我们的结论呢?所以他反反复复地滑行,直到确认发动机是好的,完全没有问题后,他才转眼间飞上了蓝天。他左转右转,忽上忽下,操纵得十分得心应手,飞了一阵以后,他感到十分满意,没有想到这些日本技术人员改造得真不错,飞机不仅稳定性能好,而且能达到相当的高度,他还驾驶这架飞机做了许多特技动作。试飞的结果证明这架飞机的改造是合格的。
于是,航校把弄到牡丹江来的“P-51”式战斗机全部进行了改装,一下就有了十几架,大大充实了航校的实际教学能力,也缩短了飞行训练的时间,使得人民空军的飞行员,在很短时间内便可以驾驶“米格”式喷气战斗机与美国空军的“F-86”式喷气式战斗机作战。
回望历史,通化暴乱只是国民党特务和日本暴乱分子所阴谋策划和制造的,在这场争夺通化的斗争中,老航校内的绝大多数原日本航空人员义无反顾地站在中国人一边。在以后的老航校建设中,他们的付出和努力,不应该忘记。
本卷只重点记述了老航校初创时及其中所遇到了通化暴动的那段历史。
老航校初创时的飞机场成为航空学校的校址后,人们亲切地称其为“东北老航校”。该校的建立,是我军空军发展史上的新起点。
如今的通化二中即是当年的“东北老航校”旧址。通化市第二中学已是当地一所理念先进,务实创新,人文和谐的窗口名校。
2018年3月1日的通化市冰天雪地 、银装素裹,值此元宵佳节即将来临之际,在东北老航校成立72周年的大喜日子里,从祖国各地关注东北老航校的人们聚集到吉林省通化市第二中学,出席由中共通化市委宣传部、东北老航校研究会联合主办的,由中共通化市委党史研究室、通化市教育局联合承办的,由宿迁朱瑞将军纪念馆、宿迁市朱瑞研究会、牡丹江东北老航校研究会联合协办的“东北老航校陈列室揭牌仪式”,共同纪念东北老航校成立72周年。
在东北老航校成立之72周年之日(3月1日),在老航校诞生地旧址隆重举行陈列馆揭牌仪式很有纪念意义。此次“活动”是中共通化市委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挖掘红色资源、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推动通化绿色转型全面振兴的一项重要举措。
出席此次东北老航校陈列室揭幕仪式的领导和来宾有:中共通化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经希军同志,空军航空大学的政治部副主任蓝宏君大校,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一旅政治工作部主任赵国彬上校、宣传处吕超少校,中共牡丹江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陈学良同志,宿迁市朱瑞研究会会长周立保同志,东北军政大学后代牛皖平、郑晓中二同志,牡丹江东北老航校研究会会长李仁敏同志,空军试飞员徐勇凌同志。我和东北老航校研究会的二十多位会员参加了这次活动。通化市市直相关部门负责人和师生代表约60余位也出席了揭牌仪式。
这次揭牌仪式由中共通化市委党史办主任杜金平主持。中共通化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经希军同志,长春空军航空大学政治工作部副主任蓝宏君大校,中共牡丹江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陈学良同志,通化市教育局负责人徐建国,东北老航校研究会会长常砢、法人副会长王兆、常务副秘书长张志勇等共同为东北老航校陈列室揭牌。
而后,由东北老航校研究会会长、老航校校长常乾坤之子常砢同志致感言,他说:首先感谢东北的父老乡亲,在父辈们战斗过的地方老百姓还那么缅怀他们的功绩!我们作为东北老航校的后代即光荣又责任重大,今天在东北老航校的旧址内(现通化二中)专门设置东北老航校陈列室。其目的就是要让革命后代能经常温习革命历史,传承革命传统。我们东北老航校研究会从2016年成立以来,全体会员义务地在全国各地挖掘、传承、弘扬老航校精神。所以,在东北老航校的诞生地更是义不容辞,东北老航校陈列室的展板是死的,但东北老航校研究会的会员是活的,而且师生一定喜欢鲜活的史料故事,我会的会员们愿意不定期的、轮流到通化二中来为广大师生讲讲父辈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弘扬老航校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奋进,再创辉煌。
中共通化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经希军同志在致辞时说:
今天是东北老航校成立72周年之日,今年也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开局之年,我们在此举办东北老航校陈列室揭幕仪式,既是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重要指示精神,也是我们继承和发扬红色革命精神的一次重要活动。在此,我谨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参加本次活动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特别是要感谢远道而来的各地领导、首长和老航校创建者的后代们,你们能够出席这次活动,让我们倍感荣耀,备受鼓舞。今天,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已成为通化人民宝贵的历史财富,也成为了全省和全国人民的共同精神财富。
为了提高通化二中师生的国防意识和自豪感,空军航空大学向老航校陈列室捐赠空军航空大学青花瓷校徽,东北老航校研究会和宿迁市朱瑞研究会向老航校陈列室捐赠目前中国最为先进的歼-20、歼-16、歼-10、空警-2000、武直-10、运-20等等飞机模型,让师生们目睹我国现代化国防的成就。东北老航校研究会则向老航校陈列室捐赠了老航校成立70周年纪念章、纪念封。
作为东北老航校的后代,我应邀参加东北老航校成立72周年纪念活动。行前,我特意去了姨夫张华家,向姨夫张华和阿姨李珏仪告知了我即将去东北通化的事。
96岁高龄的张华非常高兴。他向我再次讲述了当年筹建东北老航校的故事,还有1946年春节发生的通化暴乱。
我特意为这次活动捐献了自己重新整理的二本空军研究学习笔记《1945扬州起义》和《1946通化暴乱》,还有我的姨夫张华(原济南军区空军副参谋长、东北老航校首批飞行教官)寄语老航校空军后代和通化二中学生的视频录像。
现抽空又将《1946通化暴乱》作了再次修订。补充了一些新的内容。同时将自己参加东北老航校成立之72周年的沈阳、通化和宿迁之行感受,一并作为附录参考。
此书只是我个人研究中国空军史的部分学习笔记,只表达了个人的理解和感受。
付印之前,我特别感谢我的姨夫张华对全稿的通读和鼓励。我也特别感谢空后代们的支持和帮助,尤其是好友何国晖的鼎力相助。
我希望有更多的人研究东北老航校的历史,让老航校精神代代相传。

                    2018年4月24日  完稿于上海

揭秘通化暴乱真相  第五十章


四平激战时的航校迁移牡丹江行动 
波特兰先生 撰稿

四平位于沈阳和长春之间,为交通枢纽,成为国共两军攻防重镇。当时,国军向北推进,必克四平;共产党固守长春,必守四平。
毛泽东想固守四平以拖延时间,确保北部大城市,等待调停中国内战的美国特使马歇尔由美返华,可获得更多谈判筹码。不过,林彪对死守四平主张最初持不同看法,他不看重固守城市,而强调消灭敌人,实际上他深知对方火力强大,不愿硬拚;在激战中,因兵力悬殊而无法守住,黄克诚电报吁求放弃四平、长春,毛泽东都置之不理。毛泽东在战前指示,准备数万人伤亡。
双方军队在四平展开了第一次正面大战。毛泽东一厢情愿地要求“死守四平,寸土必争”,此时已拥有30万军队的林彪,在四平和本溪各集结了10万军队死守。这给一路攻势锐利、渴望大试锋芒的国军一个良机。蒋介石电文要求“一举击破共军之主力”,指示此战应集中空军全力、采用空陆联合作战模式。
此次大战,国民党空军轰炸发挥了巨大威力,重创了本溪林彪10万部队。国军参战的7个军,5个是全副美式机械化装备,其中孙立人的新一军、廖耀湘的新六军则是国军五大主力中的两支精锐,士兵训练有素,拥有强大火力。孙立人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军校,具有杰出军事才能,他的军队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部队;廖氏亦是出色军事人才。此时,国军在东北共28万。
这次大战,从1946年4月18日打到5月18日。国军在本溪和四平两地发动强大攻势,空军猛烈轰炸,首先力克本溪,10万林彪守军开始大撤退。
国军又挥师北上,援战四平,然后兵分三路,以空中优势发起立体攻势,四平10万林彪守军又撤退。国军于5月19日占领了四平。
  于此同时,国军对通化进行了狂轰滥炸,通化机场和
老航校也成了轰炸目标。
迫于局势变化,老航校第四次搬家了:从通化迁移至牡丹江。
1945年中央组织部将保留在陕甘宁边区内曾学过航空事业的人员及其家属,全都召集到中央党校一部,明确指示要组织大家到东北建设空军。同时宣布了一支赴东北的小队,成员有魏坚、林征、王琏、张成中、沙莱、吴恺、李素芳、熊焰、陈然、顾光旭、欧阳翼、许景煌、谢挺扬、马杰三、龙定燎、麦林、张开轶、李成服、路夫等人。
这个小队附属在开赴东北的潘大队长、刘汉生大队政委的干部大队里。小队队长是魏坚,副队长是林征,直接领导分队的队长是古德保。这批人也是由延安支东北的第二批航空干部。
这支赴东北的航空队伍于1945年10月初从延安出发,历经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才抵达张家口。随队的张开轶在常乾坤、王弼带领下,辗转到达海龙,那是1946年2月2日,恰逢中国农历除夕。张开轶按照常乾坤的指示拨通了通化航空总队刘风的电话,没料到刘风告知:通化发生暴动。只到暴动平息后,于2月6日,这支队伍才到达通化。
暴动的痕迹,随处可见。张开轶看到暴动时暴乱分子使用的坦克还甩在街上,公安局的山墙被炮轰了一个大洞,专员公署的楼房进口和一层的墙壁上,都是密密麻麻的枪眼,一直延续到二层楼的一半。不几天,暴动头子藤田被押着示街了。
张开轶一行刚到通化就接受了一项任务,领导决定由他和几位同志一起去抚顺搜集汽油,飞机所用的汽油就快耗尽了。
张开轶一行很快就完成了任务,在抚顺煤矿矿长唐南平的支持下,他们打开了仓库。当时没有油槽车,都是50加仑的大桶。足足装了20多个车皮,拉回到通化。这一列火车的油料,为后来的转场牡丹江和飞行训练提供了保障。
张开轶一行运油刚回到通化,又被子派到东丰机场去拆运那里的飞机。东丰机场是集中日本飞机比较多的地方,有近30架飞机,约占老航校飞机总量的三分之一,这里的“九九高练”也占了老航校同类机的二分之一。
由于拆卸飞机工具不够,这支队伍就分成了若干小组,包括拆卸、装车、拉动、卸车等。吴之一率领的一批日本技术人员,担任了主要的拆卸任务。欧阳翼、王琏等又从铁岭接收到一些仪表和附件,,也就给这些飞机补上了“五脏”,有的还更换了“心脏”。
为了运送这批物资,经过梅河口东北联军总部参谋长肖劲光和后勤部长叶季壮的批准,调节器来了一批民工、马车和车皮。
经过一个月的努力,这批飞机装上了火车,但不是运往通化,而去了牡丹江。老航校正在由通化向牡丹江迁移。
张开轶又接到了一个命令:赶快到长春搜集器材。因为当时四平正在打仗。
当张开轶一行经吉林到长春途中,遇到了也去长春的朱瑞,因为朱瑞曾经担任过航空总队队长,所以到了长春后就安排这些航空人员与他住在一起。
原先因为四平在打仗,所以去长春。但到了长春后,航校又下达了命令:火速到激战的四平前线去,四平机场有飞机和航材。
队伍到达四平后,找到了林彪的指挥所。但未能见到林彪,林彪已经传下话来:迅速离开四平!
其实,此时林彪的部队已经陆续撤出了承德、朝阳、山海关、锦州、沈阳等地,国民党展开了大举进攻。
张开轶一行只得赶快回公主岭,并迅速由车站跑到机场。
此时,看到了机场四周的土围机库里,有一批“九九高练”用的八-13发动机、螺旋桨和其它一些器材。
张开轶几个就在第二天找到了一家小型机械加工厂,那里有10多台各种机床。几个人当即和工厂负责人尚信谈妥:机器让我们搬走,你也随机器到航天校去参军。
尚信高兴地答应了,他后来成为老航校机械厂的一名技术干部。他提供的这批机床和后来从哈尔滨搜集来的机床,成了组建了老航校机械厂。老航校机械厂不仅能做一般的机械零件,还能加工活塞销、活塞环、汽化器定油孔等。
这些航材设备对老航校的发展至关重要,却面临了一个困难,无法将它运到车站。
在公主岭的林彪刚从四平战役撤下来,也许是几昼夜未眠,两眼通红,正坐在一所中学走廊上的长板凳上听取有关公主岭搜集航材情况的汇报。当获知需要一批马车、民工和钱时,林彪马列上叫来管后勤的同志,责成他完全按要求去解决。
就这样,在没有起重条件下,队员们将笨重的发动机弄上马车,又从马车上卸下搬上火车。由于火车是撤运部队的专列,航材运输也只能是算搭个便车,每次只能运载一部分航材,结果不知装了多少列火车,才将这些航材汇集到佳木斯。随着局势骤变,这批航材又转运到北大荒的密山去了。
航材运走后,张开轶等人已见不到火车了,显然国军已逼近公主岭了。一行人只得步行去刘房子火车站,才带到了范家屯。敌机一直在关注这个点,不断飞来扫射,打死了骑兵的几匹高头大马。
张开轶一行从范家屯撤退的火车,第二次来到长春。下车后,立即雇了一辆小马车到大房身机场。到了那里后,才发现老航校的日本技术人员也在那里工作。大房身机场除有10多台破旧机床外,显得很空荡。
张开轶一行得知欧阳翼住在城里,就决定回城去找他,并向他说明前方的情况。欧阳翼同意了。
事也凑巧,那天半夜,突然接到部队紧急通知,要求立即离开长春。
可是,那些还在机场的日本技术人员怎么办?路远,又是半夜,既没有车也没有电话,没办法通知他们了。
队伍完全转移后,大家一直为这些日本技术人员的安危担心。
没料到,十几天后,这批日本人竟然步行千百里,回到了牡丹江。
是什么力量使他们一定要回到老航校的怀抱?经历过通化事件后的这些日本人说:是你们的公正待遇,是你们军队为人民的宗旨感受召。我们不愿意做国民党的俘虏,愿意跟着共产党的信念不会变。

揭秘通化暴乱真相  第四十八章



航校第四次搬家:从通化到牡丹江
波特兰先生 撰稿

东北老航校于1946年3月1日正式成立了,也宣布
了老航校领导班子名单。
军政委员会是航校集体领导的核心。校长常乾坤和副
校长白起,连续召开了几次会议。最终初的会议,主要是继续按照总部早已明确指示的工作方针和训练方针,讨论并一致通过了以下决定:
一是继续大力搜集航材、航天油;
二是积极进行飞行训练准备,首先让过去飞过的同
志,恢复飞行,使尚未飞出来的同志,尽快学会飞行。让这些同志飞出来需要的时间短,来得快,经便一旦日本人回国,我们自己也有带飞的人,能继续进行飞行训练。同时决定让日本飞行员先带飞原来飞行技术基础较好的同志,如刘风、魏坚、吴恺、张华、于飞、顾青等,争取尽快恢复飞行,熟练掌握飞行技术,早日成为中国空军的第一批飞行教员和飞行领导干部。
三是加强机务训练教学,争取早日掌握修理飞机技
术,也是为了在日本机务维修人员一旦回国时,我们自己有人能继续维修好飞机,使飞行训练不致中断。要继续组织机务人员,包括机务学员,继续四处搜集航材、航油,并抓紧修理飞机,修复一架就试飞一架。
3月3日国民党几架“B-25”飞机轰炸了通化飞机场。
妄图炸毁我飞机,破坏我机场。
当时生活非常艰难,来不及修建校舍,不少人仍分散
住在老百姓家里,有些是住在日本人家里。后经过努力,才借到一些空房当集体食堂,但里外通风,不等吃饭,菜都有冻得冰凉了。面对工作和生活的艰苦及敌机的轰炸,在沈阳临时吸收的两个充当临时翻译的伪满国高学生,相继脱离部队逃回了沈阳。
3月中旬,黄乃一接到总部通知,与通化地区的四所
军事学校的领导一同去汇报工作。
航校三委书记黄乃一和军大校长何长工、炮校校长朱
瑞、炮校政委邱创成一起到了抚顺,当时工兵学校因故未到。
由于国民党向南满发动进攻,通化地区形势日益吃
紧,总部领导只简单地问了几个学校的情况,还没等大家详细汇报,就明确告知:总部决定4所军校,立即到南满选址,准备转移。
黄乃一在总部专门去找了伍修权,提出自己年轻,缺
乏领导经验,不懂航空技术等,希望能委派王弼同志任政委。
伍修权告知:王弼已经带着十几个人去了北满,准备
办航空机械学校。黄乃一就建议,应该先集中人力、物力,空、地勤在一起,先办好一所航校,以后条件具备了,再分开办。
伍修权答复:待航校转到北满后再说吧。
黄乃一回到通化后,向航校领导班子传达了总部有关
要求航校迁移的情况。按照总部指示,航校立即派人去北满的齐齐哈尔、佳木斯、牡丹江等地了解机场情况。各地党委对航校都有表示欢迎并愿意予以协助,最后经总部批准,航天校选取址牡丹江。
牡丹江机场的房屋虽然全被炸毁了,但跑道完好。
牡丹江省省委大力支持,将伪满时的市公署办公大楼
和附近一些小楼房,划为航校做校部。
这些房屋都有遭到了严重破坏,木制门窗、甚至有些
木制隔墙和地板都被拆走了,需经修理才可以居住。不远处的一栋较好的楼房划给了学生队。
当时,通化至牡丹江沿途火车站尚未正常运行,车站、
机车,全由苏军控制,车站工作人员和司机,不少是朝鲜族人。迁移中困难不少。
航校军政委员会研究决定,将暂不能修复的飞机,大
部分航材、航油等,先装一列车运走,到牡丹江后,迅速准备机场和房屋,为飞机转场和训练做好准备。留在通化的同志继续组织飞行训练,然后把能飞的飞机分批转场至牡丹江,剩下的人员和物资,随后撤离通化。
老航校第四次搬家了:从通化迁移至牡丹江。

揭秘通化暴乱真相  第四十七章



何长工出席东北老航校开学典礼
波特兰先生 撰稿

1946年3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在通化正式
宣告成立。这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创办的第一所航空学校,也被后人称为“老航校”。
老航校从筹建到完成使命的三年多时间里,航校人历
经了千辛万苦,创造了许多人间奇迹。几乎在所有有关中国空军成长的史料中,人们都一致将老航校视作中国空军的摇篮。
自从1946年1月1日,沈阳航空总队成立后,又成
立了航空委员会,后又改编为航空总队。当时,校政治部又成立了日本人工作科(对外称技术人员工作科),科长为从延安调来的杉本一夫(前田光繁),内部又定了几名干事。1月初,又从通化炮校选送了刘耀西、相玉刚、白云、李永宽、林军等5名骨干。
2月2日,发生了通化暴动。经历了这交事件后,队
伍相对纯洁了。
在2月11至12日,常乾坤带领魏坚、吴凯、张开帙、
许景煌等10余人,到达了通化。
东北老航校从筹建时,到迁移通化,已经创下了三次
大“搬家”的奇迹。
创办东北航校时,正处于我党建立东北根据地的艰苦
战争岁月,环境非常恶劣。
当时坚持打内战的国民党当局,妄图消灭共产党及其
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当然也决不允许共产党有航空学校存在。
因国民党进攻沈阳,为了保存实力,避免损失,刚刚
成立的“沈阳航空队”先后被迫于1945年11月下旬,撤出沈阳,转移到辽阳,后又迁至宫原,最后又迁到通化。
这三次大搬家几乎是连续的,能飞的飞机由留用的日
本飞行员驾驶进行转场;不能飞的飞机,他们就将飞机拆散装在大板车上,用牛、马、毛驴等牲口,拉着大板车在盘旋曲折的山路上进行转移。在这一过程中,航空人员又一个一个地寻找飞机轮胎、仪表、铝皮、胶皮垫子,一桶一桶地寻找汽油、滑油。为了收集器材,很多同志累病了,有的被笨重的器材轧断了手脚成了残废。
经过这三次大“搬家”,一些筹建航校的必备器材也有了。如今所有航空人员和器材、飞机全都汇聚通化了。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3月1日,何长工受东北局和东
总委托宣布: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在通化正式成立。
何长工当时任军政大学副校长、代理人校长,又兼通
化军区司令员。
何长工在老航校开学典礼上作了重要讲话:“成立航
空学校、工兵学校是当务之急。日寇投降以后,我们手里接收了一些装备,还接收了40多架飞机,不建立航空学校是不行的。蒋介石的飞机欺侮我们哪!我们要建立这些学校、要巩固这些学校。”
何长工在开学典礼上讲了三点要求:
1,成立航空学校的重要性。就是说,急需建立航空
学校,急需建立航空兵这个兵种。抗战胜利了,我们初步具备了建立航校和航空兵的条件,不建立航校,还等何时?
2,要动员起来,把航校建设好。航校的装备是个大
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有很大的困难,但我们还是有办法的。我们有句话,就是向苏联开门,这也是办法之一吧。
3,要加强基本功的训练,要搞好各种训练。我们要
有几十架飞机,还可以从其他途径搞到一些飞机。我们留下了一些日本航空人员。这都有是我们搞好训练的有利条件。
何长工又说道:“中央给我的任务,就是建立各兵种
学校。要成立航空学校、工兵学校、炮兵学校、坦克学校,还要成立4个军军大分校、3所医院。”
当时,苏联来了个嘎马罗夫,他不愿意把东北解放后
解除的关东军武装给共产党,而是要将这些武器和器材拉到乌拉尔炼钢炼铁。
李富春跟这个嘎马罗夫谈了以后,没有谈成功。后来
就由何长工与他周旋。他仍不答应将这些装备给共产党。
何长工就一面打电话给斯大林,告这个嘎马罗夫;另
一方面仍与嘎马罗夫谈判。
何长工对斯大林说:“好不容易打通国际关系,还不
援助我们,要等何时?要把从日本人手中缴获的这些东西毁掉后,再造枪送给我们吗?”何长工与斯大林争论了很久。
何长工又对嘎马罗夫说:“你再不把这些武装交给我
们,明天我就带领列车拿枪去抢。我在前头走,你在后头走,红军开枪首先打死我们俩人时,看你怎么交待?”
之后,谈判成功了,这批武器就交给了共产党,当时
何长工的助手就是肖劲光。
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新成立的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习惯称“东北老航校”。 由于成立的日期是3月1日,所以又称“三一部队。”
何长工在大会上宣读了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总政
治部关于航校主要领导干部的任职命令:

校长:常乾坤
副校长:白起
副政委:黄乃一、顾磊
政治部主任:白平
教育长:蔡云翔
副教育长:蒋天然
校参议兼飞行主任教官:林保毅
训练处处长:何健生
校务处处长:李连富
组织科科长:刘西科
宣传科科长:张培根
保卫科科长:张青贵
日工科科长:杉本
翻译科科长:张华
飞行科科长:吉翔
飞行科副科长:吴恺
机械科科长:张开轶
理论科科长:于飞
供给科科长:张保中
管理科科长:蒋金庭
飞行大队大队长:刘风
飞行大队政委:陈乃康
学生队队长:李熙川
学生队指导员:姚峻
机务队队长:田杰
机务队副队长:陈明秋
修理厂厂长:陈静山

当时,全军党委制尚未恢复,总部指示,由于朱瑞、
吴溉之没有精力承担航校的领导工作,决定由航校的领导干部组成军政委员会、党务委员会和锄奸委员会,实施具体领导。
军政委员会由校长校长常乾坤、副校长白起、副政委
黄乃一和顾磊,及政治部主任白平组成;党务委员会由常乾坤、黄乃一、顾磊、白平和组织科长组成;锄奸委员会由黄乃一、顾磊、白平和组织科长、保卫科长组成。同时指定三个委员会由黄乃一兼任书记。

2018年5月20日星期日

揭秘通化暴乱真相  第四十四章


通化军民严厉镇压暴乱分子
波特兰先生 撰稿

1946年2月3日凌晨四点,发生了震惊中外的“通化大暴乱”。当时通化城里的玉皇山上三堆大火冲天而起,城内不同的方向也响起了三声长哨。刹那间,喊杀声四起,枪声大作,暴乱开始了。
其实以孙耕尧为首的这个国民党通化党部很多人,却把日本人给忽悠起来了。按东北人讲话,叫煽呼起来了,给挑拨起来了。在暴乱真的发生的时候,是日本人在暴动闹事。以日本关东军为主组成的各路突击队,在武士道精神和复仇心理的驱使下,手持机枪、步枪,挥舞着战刀一路吼叫着,分兵数路向共产党所占领的重要目标,发起了疯狂地冲锋。
尽管八路军在暴动前,幸运地得知这一情报,但当时部队大多外出剿匪,城内兵力空虚,只有500多人分别把守着十几个重要地点。有些地方仅有区区几十人,形势岌岌可危。
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处于被动的八路军只能冒死抵抗,战斗打得异常惨烈。
暴乱是以几千名日本人组成的突击队为骨干。这些已被缴械的日本人拿着战刀、棍棒、斧头、十字镐等原始的武器和少量的步枪、手枪向我进攻,自然挡不住我军机关枪的扫射和大炮的轰击。最终,我部队仅用两个小时,即将暴乱平息了。
在这场暴乱中,万幸的是,电报大楼一直控制在我军手里,电话也一直畅通,要不然以微薄兵力应对,难免在哪个地方会捅出篓子。
在中共通化分省委书记吴溉之的统一指挥下,当时设立了三个指挥部。
同时,对江南飞机场也加强了防卫。当时机场警卫连是只有三个班的小连,成员大都是在通化招收的新兵,而且没有武器,形势不容乐观…… 
江南飞机场的战斗紧张激烈,朝鲜义勇军与敌短兵相接,支队长卢昌炳见敌人放火烧飞机场,他奋不顾身地冲上去,与敌肉搏,一人就击毙了8个敌人。
当暴徒袭击县府大院时,战士们用沙袋筑起了防御阵地,多次打退凭着所谓“武士道”精神,挥舞战刀冲上来的日军暴乱分子。
因为通化支队司令部是通化最高军事指挥机关,被捕的日本战犯拘押在此,所以县府大院是暴乱分子的首攻目标。
公安局是日军主攻目标,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加上内应分子得手,日军一度占领了公安局。我炮校炮兵中队赶到后,用火炮猛击楼内敌人,仅20分钟,敌人乖乖举手投降。
通化专署办公大楼原为伪满通化省公署(今为65367部队办公楼,即“飞机楼”)的战斗尤为紧张激烈。疯狂的敌人攻上了二楼,夏骏青秘书长左手握着手榴弹,右手抡着20响大肚匣子,高喊:“同志们,共产党员们!要坚决把敌人打下楼去!”
守卫专署大楼的机关干部奋力还击,越战越勇。这时,朝鲜义勇军5连赶到,形成了内外夹击之势,攻楼的敌人全部被歼。
在我党政军民共同反击下,战局很快由防守变为主动出击。
吴溉之、刘西元发出反攻命令后,通化支队、专署警卫连、工人自卫队、朝鲜义勇军各部,从四面八方冲出阵地杀向敌群,敌人四处逃窜、溃不成军。
据中国参战人员和日本生还者描述:
中国人杀红了眼,凡是口令答不上来的,上去就是一枪。凡是躲在洞里或隐藏起来的,二话不说,手榴弹就扔进去了。凡是躲地窖里的,统统堵死出口和通风口,一律活埋。
当时俘虏的暴徒都被绑着,面朝城下。平暴战士们对这些暴一下一个,一下一个,捅死了再搁脚一踹,踹到城底下去了。
正当平暴战士们拼命抵抗之际,一支由朝鲜义勇军组成的增援部队,终于赶到,他们从背后猛攻暴乱之敌,逐渐扭转了我守军被动的局面。
很快,坚守在各个阵地的平暴部队,便倾巢而出,与增援部队一起对暴乱分子形成包夹态势。除少数逃窜外,大部日本人被歼灭。
当时的老百姓特别憎恨那些日本士兵。这些傲慢凶残的日本人,即是在日本投降后,他们仍将大量储备的棉被、军服和粮食,统统焚烧掉,不给当地百姓取走。日本人甚至将冲入火中抢夺食物的百姓,凶狠地打死打伤。回想这些惨状,老百姓们怀着特别强烈的复仇心理,也与这些日本人展开了肉搏战。
当地群众自发地站了出来,他们拿着镐,拿着锹,自发地杀了不少把日本人。
日本人奥佐后来在《从望乡到友好》一书中,这样写道:世界像冻结了一样,我在寂静的大道上走着,到处可见日本人的尸体。
到6时许,枪声逐渐停了下来。在中共通化分省委的领导下,我党、我军取得了平定暴乱的决定性胜利。
此役毙敌1000余人,俘敌3000余人,日蒋企图“摧毁共产党之长白山根据地”,在通化建立“中日联合政府”的阴谋彻底破产。
但据中日双方的记载,数字有出入,但最保守的估计是1800多日本人。
日方有说3000余人的,也有说10000多人的。当时通化周边共有日本投降军人和平民50000人。
那些被击毙的死者,统统赤条条的被扔进浑河里“水葬”。
通化中国人在日本人十四年的统治下,生活在高压恐惧的赤贫中,对日本人深恶痛绝。尤其是日本人在投降后仍然觉得高中国人一等,宁愿将储备的战略生活物资,包括棉被军服食粮焚烧了,也不给市民一粒粮食一件衣服。
一些胆大的市民试图在火中抢回些粮食,也被日本降兵打伤打残,导致暴乱发生后的通化市民怀着强烈的复仇心理,对日本人,无论是战斗人员,还是平民,都会纵情泄愤。因为身后有中国武装力量支撑着。日军尸体的衣服都让市民扒走了,连金牙齿也被砸下。
由于当时天气特别冷,发生通化暴动那年约在零下30多度以上。所以这1000多人,你如果要想上山去刨坑埋葬,就是实行所谓的土葬,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在零下30多度的气温下,用镐去刨土,一刨下去只是一个点。第二个办法就是炼,也就是用所谓的火葬,那就需要煤和柴火。当时我军进驻通化以后,长时间的粮食也很紧张,煤和柴火这都是很难在短时间内筹集到的。所以当时没有办法,唯一的办法只能用这个水葬。

直到第二天,指挥部才下达命令:只抓不杀。此时,已经到处都是日本人的尸体。于是就有了日本人的著作:《共产军虐杀日本人事件--通化事件》。
全城大搜捕时,日本人的傲慢也害了他们自己。日本人自视甚高,入乡不随俗,中国的春节居然不在门外挂对联。
于是八路军挨家挨户大搜捕,只要不挂对联的统统被破门而入,成年男子一律被绑走,只要稍作反抗就被击毙。
结果,通化的日本人,无论是商社从业人员还是铁道公司职员,统统被关入大牢。逃跑是愚蠢的,只要露出此意就会招来杀身之祸。
在暴乱前夕,共产党已经得到情报,日本人计划暴乱,夺取共产党政权交给国民党。于是共产党秘密搜捕,将100多名原关东军指挥官员关押一处。
然而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关押地点被泄漏。暴乱伊始,日本军队围攻临时关押处。而我方只有一个班的看守兵力,幸亏班长当机立断,用机枪将100多名企图里应外合的在押犯全部击毙。
暴乱中,留用人员中的日本人,曾试图开动坦克参加暴动,结果也被镇压。
通化是杨靖宇和李红光战斗过的地方,平定这次暴乱的部队就是杨靖宇支队和李红光支队的前身。
李红光是朝鲜人中的杨靖宇;通化又是空军英雄高志航的故乡,日本人在航校这里的阴谋一点也没得逞;而且这里的日本人还出了大力,共军的功勋坦克里都被放了一肚子手榴弹,显然没炸。
王世国首先加入的是杨靖宇支队的警卫连,因为机灵又当上了通讯员,二三暴乱之前调入了航校的警卫连当通讯员,隔壁就是被卧底了的县大队,其实他这个警卫连没几个人,比县大队少多了。
暴乱前,他们连就得到通知,要去挨家挨户告诉老百姓,不让放鞭炮,否则打死白死,然后就回来布置埋伏,专等鬼子上门。
暴动完了,他们这儿抓了100多鬼子,拿绳子串着捆起来关仓库里了。
有的战士恨透了这帮鬼子,就往他们脚底下泼水,这可是东北大年初一的早晨,仓库里也没火,有火也没用。一会儿这帮鬼子就冻得不行了,哭爹叫妈。
这帮鬼子被关了一天后,到了晚上,他们还不服,竟然开始解绳子了,还好哨兵发现了。没说的,解绳子的拉出去毙了。
镇暴时,警卫连抓了一个鬼子指挥官。抓了这个指挥官以后,王世国想起鬼子拿胶皮管抽他的事,于是他就用胶皮管回抽了一顿。抽完,王世国和另一个兵押着这个指挥官去鬼子住宅区的垃圾堆刨武器。
垃圾堆都冻住了,只能用镐刨了。一个兵看着指挥官,王世国前后左右转转,这一转,却让他发现问题了:有不少鬼子在开会。
王世国刚要和另外一个兵说话,正好发现这个指挥官想拿镐袭击看着他的兵,他连忙放枪,把那鬼子给镇住,然后押回来了。
王世国随后带着整个警卫连过去,从地下室抓出了23个鬼子出来,统统给毙了。

揭秘通化暴乱真相  第四十二章


在通化平暴时勇于亮剑的吴溉之
 波特兰先生 撰稿


在1946年2月发生的通化暴乱时,吴溉之、刘西元、张益民、茹夫一等通化党政领导坐阵分省委机关,全面指挥作战。
分省委书记吴溉之下达了一系列应对暴动的紧急命令,包括部队立即进入战斗状态,查处内奸,抓捕孙耕尧、藤田实彦等暴乱组织者和迅速平息暴乱……
根据分省委书记吴溉之下达的紧急命令,通化支队参谋长茹夫一率领30余名警卫战士,迅速抓捕了正在开会的孙耕尧、姜际隆等首要分子。接着又查抄了阿布元家的暴乱军事指挥部,沈殿凯等又抓捕了暴乱首要分子刘靖宇。
在中共通化分省委领导的指示下,沈殿凯又主动向茹夫一参谋长申请:前去捣毁暴乱组织策划者的另一个据点,抓捕了国民党党部执行委员、参谋处长郑乃樵,财政处长刘敬儒,伪市公署行政科王科长,伪警察厅梁警佐,联络员梁维权和王祥。 
在押解过程中,这些落网者故意慢腾腾地走着,越是催促,他们走得越慢,因为他们心里最清楚,暴乱的时间就要到了。他们还梦想在被押进共产党机关前会有发生奇迹。    
沈殿凯押着这些犯人到达中共通化省委机关时已经是凌晨三点半了。
沈殿凯把犯人交给吴溉之书记和刘甄淼处长之后,暴乱就开始了。    
愤怒的中共分省委书记吴溉之,为了避免孙耕尧等人趁乱逃跑,便迅捷下令:将孙耕尧、刘靖宇、郑乃樵等5名首要罪犯,立即统统拉到外面枪毙…… 
通化分省委书记吴溉之胆魄过人,这与他的早期经历有关。
吴溉之(1898-1968) 又名武维扬。湖南平江人。早年就读于平江培元学校。毕业后回乡创办培元学校语口分校,当教员,参加学生爱国运动,参与组织救国十人团,并兼平江《旬报》记者。
吴溉之1924年春任平江县工会秘书,不久兼任县农民协会工作。4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7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5年7月任共青团平江县委组织部部长。同年10月被派赴广州,入黄埔军官学校第四期。1926年3月被调入国民党中央政治训练班,结业后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二师四团当宣传员、连党代表、代理团指导员,参加北伐战争。
1927年4月初,吴溉之到上海总工会政治处任宣传干事。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参与组织工人请愿活动,被国民党部队逮捕。不久经营救出狱转移至武汉,任武汉工人纠察队干部大队副大队长。6月被派到贺龙部第二十军军部警卫营当排长。
大革命失败后,吴溉之随军参加南昌起义,南下东江时任起义军连长。起义军失败后,转去上海,被中共中央派到程潜部第六军从事兵运工作,当连长。1928年春被驱逐返回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同年秋被中共中央派回平江,任县游击队第二大队大队长。是冬成立红军平江游击总队,任党代表兼平江县苏维埃政府赤卫委员会主席。
吴溉之于1929年4月任湘鄂赣红军游击司令部第三纵队纵队长。在黄公略统一领导下率部参加创建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同年9月同红五军主力会合混编,任红五军第三纵队纵队长。1930年春担任红五军政治部主任。6月成立红三军团曾任政治部主任,不久改任红五军第一师政治委员。率所部先后参加巩固扩大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多次战斗和平江战役与攻占长沙城的战斗。同师长李实行指挥全师参加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至第三次反“围剿”作战,多次取得重大战果。1931年8月调任红三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后改任军团直属队工作部部长。1934年任军团供给部政治委员。参加第四、第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途中先后任红三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军事裁判所所长。
1935年10月吴溉之随红军到达陕北,调任中共中央党务委员会秘书,同年底任红一方面军补充师政治部主任。   
吴溉之于1936年春担任中共中央局秘书长,6月改任军委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同年秋起任中共陕北省委军事部副部长,宣传部部长。
抗日战争时期,吴溉之先后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兼军法处处长,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直属工作部部长,军委总政治部锄奸部部长等职。长期从事军队政治工作,对人民军队保卫工作的建设做出了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东北民主联军后勤部政治委员兼中共通化分省委书记并兼东北航校政治委员,东北军政大学副政治委员,华中军政大学副政治委员等职,为创建人民空军第一所航校、培养大批军政干部做了大量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中共党组书记。被选为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共八大代表,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1968年7月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吴溉之具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又曾经先后担任过八路军军法处处长、军委锄奸部部长等职。面对通化暴乱首犯,他当然绝不手软,勇猛亮剑。
吴溉之处决了这些首恶分子后,敌人于凌晨4点暴动正式开始了,敌人发起了全面进攻。
通化分省委书记吴溉之随之下令:“敌人暴乱开始了,全体指战员要英勇战斗!彻底平定暴乱,坚决把敌人消灭在阵地上!”
吴溉之处决这些首恶分子时,孙耕尧的死却颇具戏剧性。谁知枪响后,唯独孙耕尧没死,而是从头至尾听到了暴乱发生的全过程。
孙耕尧没死的原因,一是天黑,再一个是小战士开枪时,可能是心情挺紧张,加上天黑,枪打偏了,所以后来又毙了一次,所以孙耕尧的死,就是挨了两次枪仔。 

揭秘通化暴乱真相  第四十章


在通化暴乱时航空总队的难眠之夜    
波特兰先生 撰稿

一场镇压暴动的战前动员开始了。
在1946年2月2日除夕黄昏,中共通化分省委就日蒋勾结准备发动暴动之时,召开了紧急会议,拟定平暴方案。
刚于1月1日新成立的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总队也接到了日蒋准备发动暴动的消息。航空总队中有不少航空人员都是日本人,但如何应对这次暴动中可能发生的事,对航空总队来说是一个重大考验。
为此,在通化的航空总队政治部迅即新成立了一个日本人工作科,对外则称技术人员工作科,科长是从延安调来的杉本一夫(前田光繁)。政治部内部又定了几名干事。
张华在延安航空组工作时就认识杉本一夫,因为他在东北上学,会说一些日语,在语言交流方面,张华与杉本一夫沟通就容易一些。在这后的日子里也有过交往。所以张华不仅是通化暴动的见证者,也是平暴的参与者,从与杉本一夫的接触中,他知道一些鲜为人知的事。
对从延安反战同盟来的杉本一夫来说,2月2日的中国农历除夕夜晚是一个绝对难忘的、令他紧张的夜晚。
在那个夜晚,杉本一夫负责立刻翻译出从姜际隆家搜到的日文暴乱文件。    
因为时间紧迫,翻译与行动几乎是同时进行的。
例如:敌人发起暴动的信号是在“玉皇山放起狼烟”,当翻译出这一情况后,我军立即采取了相应措施。通过翻译发现在公安大队有一些通敌分子,领导上又立即将这些人抓起来进行关押。    
就在杉本翻译日文暴乱计划文件时,航空总队也截获了一份日文暴乱计划文件——这是我方获得敌人要发动暴乱的又一条线索:
2月2日那天晚上,藤田派出女特务佐佐木邦子,在省立医院附近同航空总队的日本人联络,把行动命令交给了林保毅航空队的见习士官,我方侦察员立即逮捕了这两个特务。
这份日文暴乱计划很快就交到了航空总队副政委黄乃一手中。
黄乃一命令他的翻译顾青立即将这份日文暴乱计划文件翻译出来。    
杉本一夫把顾青翻译的这两个日文文件提供的线索,很快就传达到了各有关单位,清理内奸和进行防御的行动,在暴乱即将来临之前紧急进行着。    
当时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总队的情况极为复杂。
面对这种复杂情况,2月2日晚上,当航空总队政治部主任白平参加中共通化省分委的紧急会议回来之后,航空总队的领导们便进行了紧急研究,决定采取一种较为缓和的监护措施。    
决定对整个航空总队的日本人,采取分片集中管理的办法,由学员大队大队长刘风负责组织实施。
2月2日的那个除夕夜晚,对张华来说也是一个绝对难忘而紧张的夜晚。
张华回忆说,那时刘风急匆匆地跑到他居住的宿舍说:“不好了,日本人要发动暴动,你们不要离开宿舍,要监视那些日本人。”刘风说完就走了。
张华赶紧拨出了小手枪,与他同宿舍居住的田杰和陈明秋没有武器,只能随手抄起木棒当作武器。
张华他们居住的宿舍隔壁就是航空总队的用餐食堂。食堂旁边是几排平房,这些平房就是航空总队中的日本航空人员的宿舍。因为张华会说日语,当时安排他居住在这里,是为了语言勾通方便。
讲起那天发生的事,张华说,他和田杰、陈明秋一直从宿舍窗口监视窗外的动静。根据刘风的指示,他们不能随便离开宿舍,但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很快,刘风就带着很多人冲到了日本人居住的宿舍前,每扇门都有一人把守着。
张华回忆说:突然,传来了枪声,接着就感觉到那些日本人居住的平房里传来了骚动声。
接着,航空总队的日本人都被从宿舍里带走了。
张华他们仍然按要求没有离开自己的守卫阵地。
若干年后,张华才知道:
那些把守宿舍门口的人,都是刘风将航空总队学员大队的学员,这些学员都是刚从延安调来的,共有100多名学员,全是中国人。刘风当时是学员大队的大队长。
张华回忆中记得很清楚:当时,有一个日本人披着一袭白布,隐蔽在雪地里,悄悄地在雪地里匍行,想暗杀守门的航空学员。结果被当场击毙。由此,被枪声惊醒的日本人骚动了起来。
刘风当机立断,立即下令将航空总队分居在各处的日本航空人员,集中在通化一中的大教室里,先进行训话,要求日本航空人员就地休息,不得擅自行动,人民武装一定会保障大家的安全。刘风这样做,既是监护了航空总队日本人的行为,也保证了他们的安全。
同时,刘风将从延安调来的100多名中国学员,也集中到通化一中第二排、第三排教室中,将秧歌队使用的高跷腿子和几支短枪、几把指挥刀和少量手榴弹集中起来,准备在暴动发生时用以自卫。
在刘风的指示下,航空总队对暴乱名单上列有名字的日本飞行员小林狂介中尉和铃木亨中尉,进行了看押传讯。但他们矢口否认与暴乱组织有联系。
当问道他们的“负责人”是谁的时候,他们憋了很长时间后,却突然冒出一句:“是林弥一郎。”    
林弥一郎即林保毅,是航空总队的日籍领导人,也是我党我军的统战对象。
林弥一郎也是这次暴动的策划组织者?
确实令人震惊。
但是在没有足够证据的情况下,刘风采取了比较缓和的措施:
刘风将林弥一郎请到了副政委顾磊的办公室,由副政委顾磊、副政委黄乃一、政治部主任白平、民航队长蔡云翔、训练处长何健生和组织科长刘西科六人陪同,用和林弥一郎聊天的方式,稳住他的情绪,也防止意外事情的发生。
在此期间,为应付紧急情况和发生不测,何健生提出了建议:将所有人的手枪,集中保管。副政委顾磊采纳了何健生的这个建议。

揭秘通化暴乱真相  第三十八章


吴溉之当机立断镇压暴动
波特兰先生 撰稿

一场镇压暴动的战前动员开始了。
在1946年2月2日那个除夕黄昏,中共通化分省委就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分省委书记吴溉之、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王铮、组织部副部长张益民、辽东军区通化支队司令员刘西元、参谋长茹夫一、通化专署公安处长兼市公安局长刘甄淼、通化县市委书记刘克刚、通化市公安局副局长李剑云等同志。
在专署机关小会议室里,蒋亚泉专员正在召开机关党员干部作战动员会议。会议由专员公署秘书长、机关党支部书记夏骏青主持,由专员蒋亚泉和民政处长甘明文分别传达分省委紧急会议精神。经过研究,做出如下决定:    
1.成立指挥机构,由蒋亚泉、夏骏青、甘明文、朱友生组成作战指挥部,蒋亚泉负责联络,夏骏青、朱友生负责军事指挥。    
2.立即收缴一切留用的日伪人员的武器。    
3.由公安处将已经查明的内应分子,警卫连两个排长、机枪班长和一名文书拘留看押。    
4.在大楼内部署两道防线:
第一道防线在专署大楼一楼,重点守住一楼大门和门厅,同时把住每一个窗口,这个任务由专署警卫连负责完成;
第二道防线为三楼,主要是守住三楼楼梯口,这道防线由武装的机关干部负责。所有在楼内住宿人员,一律集中于三楼,并守住三楼楼梯口,防止未清除的内应分子闯入三楼。三楼中间楼梯口由警卫班防守,东侧楼梯口由宁有才率人把守,西侧楼梯口由刘甄淼和徐国通率人把守。    
紧急动员部署会议结束之后,行署大楼里开始行动起来了:    
——收缴了日伪留用人员的武器,把留用人员和内应分子一起关押在一楼大食堂里,并且由公安处对一些已经掌握的内应分子进行审讯,以便挖出隐藏的内应分子。    
——在一楼大门口处堆起沙袋,建成阻击工事。同时,在二楼和三楼楼梯口附近积存一些桌子和椅子,准备一旦敌人冲上来时,好用来堵死楼梯。    
——进一步武装机关干部。防守三楼的机关干部们都配备了轻武器,每人两支手枪和一些手榴弹,首长的警卫员每人还配备了一支驳壳枪。    
——蒋亚泉专员把自己的临时指挥部设在四楼,警卫员李信开始拉电话线。蒋亚泉除了平时随身带的小手枪外,临时向朱友生要了一颗手榴弹。    
——部署警卫连负责守一楼和二楼,但不准退到三楼。这一措施有两个含义:一是坚决抵抗,在一楼和二楼地带消灭进攻之敌;二是防止隐藏在警卫连内部的没有清理出来的内应分子闯到三楼破坏指挥中心。    
当时专署的防御形势不容乐观,虽然专署警卫连是个加强连,下辖4个排,216人,配备10挺轻机枪、1挺重机枪、3门小炮和150支步枪,但据警卫连长赵明后来回忆,实际当时保卫专署的只有一个排多一点儿的兵力:
一个班负责警卫在留置场(拘留所)里关着的事先抓的日本人战争罪犯;
副指导员田洪起带领一个排占领玉皇山,从砬子头处封锁东江桥,防止国民党公安队从五道江方向进攻通化;
一个排负责警卫柳条沟里的火药库。
警卫专署就剩下一个排,还有一个机枪组和一个炊事班。    
由于外面太冷,警卫连长赵明将警卫部队部署在一楼里,在门外放了双岗,并且派了一个带班的,随时监视专署大院里的动向…… 
会议根据敌人有备而来,气势凶猛,而我军主力部队又正在外围剿匪,市内只有正规部队3个连的严峻形势,做出了如下决议:
立即催调援兵,同时,整肃纯洁内部,查出内应分子;
武装机关干部、党员和工人自卫队;
命令各机关单位、党员做保证,冲锋在前,起模范作用,带领群众就地抵御,人在阵地在,决不退出阵地,以待援兵到来后形成内外夹击之势,平定暴乱。
会议进行到将近晚上7时,通化支队司令员刘西元根据会议决议,下令查抄暴乱总指挥部,逮捕孙耕尧、刘靖宇等首要分子。
我党政军首长和官兵严阵以待。
吴溉之、刘西元、张益民、茹夫一等党政领导坐阵分省委机关,全面指挥作战。分省委机关组织的机关干部战斗队,由分省委宣传科长王宴和具有作战经验的孙兆贵共同指挥,坚守分省委机关。
专署机关成立了作战指挥部,由专员蒋亚泉、秘书长夏骏青、专署警卫连长赵明、民政处长甘朋文、司法科长朱友生分工指挥。
各要害部门兵力也做了具体部署。
分省委书记吴溉之下达了一系列应对暴动的紧急命令,包括部队立即进入战斗状态,查处内奸,抓捕孙耕尧、藤田实彦等暴乱组织者和迅速平息暴乱……
根据分省委书记吴溉之下达一系列应对暴动的紧急命令,抓捕孙耕尧、藤田实彦等暴乱组织者的行动立即展开了。
通化支队参谋长茹夫一率领30余名警卫战士,迅速赶到裕民街姜际隆家,逮捕了正在开会的孙耕尧、姜际隆等首要分子,搜出了任命状、文件、计划、军令、密码、暗号、枪支和未来得急发出的袖标等。
刘西元一面派茹夫一查抄了阿布元家的暴乱军事指挥部,一面又派沈殿凯捕捉孙耕尧的代言人、暴乱首要分子刘靖宇。
这样,又逮捕了10余名日蒋暴乱骨干。至此,敌人的暴乱指挥机关被我全部捣毁。
当茹夫一、沈殿凯将孙耕尧带到通化省分委时,姜际隆在途中逃脱(1953年5月30日被我人民政府处决)。
此时,吴溉之、刘西元、王铮等党政军领导已在等候茹夫一、沈殿凯胜利归来。
在我强大的政治攻势和铁的事实面前,孙耕尧不得不低头认罪了。
孙耕尧全盘交待了暴乱计划,审讯记录最后下限时间为1946年2月2日晚8点。孙耕尧在审讯笔录上签了字。    
白纸黑字,永远地记录了国民党通化县党部勾结日本关东军发动暴乱的历史罪恶……   
根据孙耕尧的交待,还有一些暴乱首要分子需立即抓捕。
浓浓的过年气氛骤然变得令人窒息,中共通化分省委召开紧急会议,一直进行到晚上9点。

揭秘通化暴乱真相  第三十六章


沈殿凯密报蒋日勾结暴动阴谋
波特兰先生 撰稿

当我们重温“通化暴动”这段历史,是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也特别要记住一个人,那就是沈殿凯。
在关键时刻,正是我辽东军区后勤兵工部供给股长沈殿凯立了首功。
1946年2月2日,农历大年初一。
结束了14年日本统治的通化人民,终于迎来了光复后的第一个春节。街道上张灯结彩,鞭炮声连绵不断。就在人们沉浸在无比欢乐的气氛当中,藤田实彦组织的原日本关东军3000多人,正与孙耕尧召集的土匪,号称上万人的暴乱队伍已经集结完毕。
而此时此刻,共产党对即将发生的这场暴乱,却一无所知。
正是沈殿凯在日蒋勾结暴动的八小时前,向辽东军区秘报了孙耕尧勾结藤田实彦,准备在通化市区和周围举行暴动的计划。参加这次暴动的人数约有八九千人。参加暴动的有日本旧官兵、日本难民,以及国民党党羽、歹徒和一些盲目无知的青少年。
就在这场灾难即将降临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辽东军区后勤兵工部供应股长沈殿凯,戏剧性地得到了这一暴动的消息。孙耕尧勾结藤田实彦的暴动计划由此露底了。
2月2日的下午六点钟,沈殿凯正好正走在街上,偶然碰到了他的一个亲戚。他碰见的这个亲戚,是他的二姨姑父刘敬儒。刘敬儒还是沈殿凯的救命恩人。
刘敬儒和沈殿凯的彼此关系自然也很要好。两人寒喧过后,刘敬儒把沈殿凯拽到家里喝酒。酒过几旬后,刘敬儒向沈殿凯透露了通化将要发生暴乱的消息。当时,沈殿凯并不知道,刘敬儒居然是这次通化暴动的骨干成员,时任暴动指挥部的财务处长。
刘敬儒就对沈殿凯说了,说的很策略:“我是为了你好,你看现在我们还要怎么地?你现在快点想想吧,你该过来就过来得了,要不然的话,等我们这个事成了以后,那你就没命了。”
沈殿凯听后,心里为之一震,但并未露声色。
沈殿凯与刘敬儒在言谈话语间,开始巧妙周旋。沈殿凯表面上答应了刘敬儒,表示愿意反正。
刘敬儒见沈殿凯同意反正并参加暴动,于是,刘敬儒又提出:“你负责看管的那800条枪支,你要想办法取出来,供暴乱时使用。”
沈殿凯参加革命,也就四五个月吧,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他还是行的。
沈殿凯当场答应了:“可以的。”
为了摸清具体的暴动计划,沈殿凯假装同意参加暴乱,并已取得刘敬儒的信任。
刘敬儒兴奋之中,就将暴乱计划全部告诉了沈殿凯。
随后,沈殿凯借口以回部队取枪为由,火速返回了支队司令部。沈殿凯立即向兵工部长吴云清作了汇报。那时,已经是晚上的七点多钟了。
在万分危急情况下,吴部长一面用电话与通化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刘西元联系,一面派车把沈殿凯送到通化支队司令部,当面向刘司令员做详细汇报。
2月2日黄昏,中共通化分省委召开紧急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分省委书记吴溉之、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王铮、组织部副部长张益民、辽东军区通化支队司令员刘西元、参谋长茹夫一、通化专署公安处长兼市公安局长刘甄淼、通化县市委书记刘克刚、通化市公安局副局长李剑云等同志。
那天晚上8点左右,驻守在丰岛、平安、永信旅馆的朝鲜义勇军南满支队一营五连的巡逻哨兵,在大街上发现一个胳臂上戴着袖章的人,哨兵感觉这人形迹可疑,就叫住盘问。    
这人在回答问题时支支吾吾,而且他戴的袖章上有国民党青天白日旗印章。    
哨兵马上用电话向连长高应锡请示,高连长命令把这个人押回连部,立即对其进行审讯:“老实说,你是什么人?”    
高连长用严厉的目光足足盯了他一分钟以后,他才开了口:“是是,我老实交代,长官。今天晚上和朋友们一起在国一馆喝酒。”那个国一馆其实是一家酒馆,现在棉织厂拐角处。
这个家伙心里有点紧张,连说话的声音都有些发颤。
“你不老实,喝酒带着青天白日旗干什么?”    
但这个家伙也很狡猾,问了半天也不说实话,吞吞吐吐,前言不搭后语。高连长就把这个情况立即向支队司令部作了报告。
司令部指示,马上把人押送到司令部。    
这个家伙在朝鲜支队司令部里,最终交代了日本人勾结国民党通化县党部,将举行暴乱的情况。
这一线索,更加证实了沈殿凯报告的可靠性。

2018年5月19日星期六

揭秘通化暴乱真相  第三十五章


暗杀内海勋事件
波特兰先生 撰稿

在执行这个暗杀计划时,他们成功地暗杀了日解联的重要工作人员内海勋,这也是他们这些谋杀策划行动中,唯一成功的一次。
日本人为什么要杀内海勋呢?因为内海勋比较倾向八路,为八路做了不少工作;这帮鬼子曾经向内海勋套情报,但是内海勋已经有所提防;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害怕内海勋去告发他们。既然他倾向八路,杀了他既可以灭口,还可以警告其他日本人少向八路靠拢。
谋杀内海勋的时间选在了一月一日夜里,杀手是武男、冈田、松田共三人,武器是手枪。
他们三个人分别选择了日本便服、中国服装、航空服,以免都穿一样的衣服被人认为他们是一道的,并计划在路上动手。
下午三点,武男、冈田、松田碰头之后就去找内海勋去了。令人纳闷的是这三个杀手在暗杀行动之前,居然还没有确定内海勋的行踪。
为了寻找内海勋的行踪,这一找就从下午3点找到晚上7点,还没找着内海勋。
武男、冈田、松田只能回到原先碰头的地方继续死等。终于等着了内海勋的出现,于是这三个杀手又开始跟踪。
三个杀手,全作了化妆,分别化妆成中国平民、日本平民和日本军人。但是在日本投降后,三个中国平民、日本平民和日本军人,还在一起走动了很久,是不是有点显眼?为什么内海勋就没注意到呢?因为他正要赶赴日本妓院。
内海勋去了日本妓院,呆了不长时间就出来了,然后他又去了一个朋友家里。
大约10点,他又回了那家妓院,这一次就到了凌晨3点才出来。
内海勋在日本妓院里风流快活,这三个杀手却在妓院外面连冻带饿等到了凌晨3点。忍无可忍的三个杀手,将全部的愤恨集中到他们的子弹上了,因为光打中内海勋的子弹就有十枪。
其实,内海勋当夜是必死无疑,因为这三个杀手都不知道的是,还有另一路杀手在等着他。那就是通化暴乱的二号主犯藤田实彦。
通化的日本人是分派别的。如“日解联”这个组织主要派系,就有筱野派、相川派(相川力,原通化省经济科官员)、渡边派(渡边勋,本次杀人事件主谋)。
那为什么这些人策划的时候,没有藤田实彦呢?因为在“日解联”这个组织里面没有藤田实彦的名份。
藤田实彦在此之前曾被共军逮捕,是在日本人的策应下刚刚逃脱(12月25日),所以藤田实彦没参与他们这次暗杀内海勋的谋划。
藤田实彦这一派别,在日解联内部的卧底西川、佐藤,曾把内海勋的行踪透露给了阿部元。阿部元通知赤川等人,前去内海勋的那个朋友家里,但是没有找到,扑了个空。但是当内海勋被暗杀后,这个赤川居然就冒功说是他杀了内海勋。
不久,日解联开始追查这个案件了。赤川自然不英雄了,只得躲藏起来。
内海勋暗杀事件之后,共军破案神速。共抓获了暗杀团倡导者渡边勋、相川力、小原一二夫等,自中将到中尉合计120人,还缴获了一大批暗藏的武器弹药,控制了原在日本人掌握下的飞机、大炮、坦克等重武器,可谓战果辉煌。
此案件破获后,日解联就被取缔了。
当案破后,真相大白。共产党不抓赤川了,但日本人却又不放过他了。
赤川于是决定去暗杀另外一个目标:山田。
山田上了暗杀名单。当内海勋被暗杀后,山田就彻底并明确的倒向了藤田实彦一方。山田向藤田实彦透露了我二道江军火库的情报。
当藤田实彦获知了我二道江军火库的情报后,赤川不想让这些军火器材,被藤田实彦获取,就放火烧了军火库,引发了爆炸事件。
在“二•三通化暴乱”后,赤川隐藏很深,曾被八路军宽大处理了。但是当共军在二•三事件后不久撤走了,赤川于是跳出来当了一把还乡团,可惜好景不长,共军又还乡了,这一回他终于躲不过去了,被杀了个N罪归一。
藤田实彦在发动暴乱时,已经失去了因内海勋暗杀事件,被共军抓获的渡边勋、相川力、小原一二夫等120多名日本将官的支撑;也失去了原在日本人控制下的飞机、大炮、坦克等重武器和一大批暗藏的武器弹药。这对藤田实彦来说是个沉重打击。
但是,在藤田实彦的指挥下,还有三千多的鬼子没有缴械。在藤田实彦这一派系中,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在支持他,那就是军医院的柴田。在这次暴乱中,共军最大的损失就出现在这个军医院里。

揭秘通化暴乱真相  第三十三章


孙耕尧与藤田实彦秘拟通化暴动计划
波特兰先生 撰稿

藤田实彦 曾任日本关东军125师团参谋长
孙耕尧本来是个文人,他没有也不会作战,甚至也没有武器。
1945年12月15日,孙耕尧在国民党通化县,党部成员姜际隆家中,第一次见到了藤田实彦。
藤田实彦,化名“田友”,曾任日本关东军125师团参谋长。他在通化市民中影响很大,被称为“带胡子的大佐”。
1945年8月,苏军对日宣战后,大批关东军主力部队开始向通化转移,日本关东军更是将司令部和满洲国国都由新京长春迁往通化。由此,通化也就成了日本在东北的最后堡垒。
当时数以万计的日本军人一部分返回了日本,一部分则留在了通化。此时的藤田实彦正则逃匿到通化石人矿区潜伏了起来。
当年,日本关东军在《满鲜方面对苏作战计划要领》中这样写道,“即使放弃满洲四分之三,也要确保通化这个战略要地”。 位于东北长白山南麓的通化,南部隔鸭绿江与朝鲜相望,煤、铁、森林等资源丰富,也是东北“三宝”,人身、貂皮、鹿茸的故乡,这里工业发达、交通便利,在军事上,进可出东北松辽平原,退可守长白山天险,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据日本人统计,到1945年底,聚集在通化的日本人已经达到22432人。大部分是官员、军人和商人,还有28家株式会社,几家医院、学校和妓院。大量日本人滞留在通化,为后来的暴乱埋下了祸根。
当时国民党在通化没有一兵一卒,无法与共产党正面对抗。于是,国民党想利用聚居在通化的日本人,对现实生活不满和不甘心失败的心理,发动武装暴乱。推翻刚刚建立的共产党政权。
孙耕尧在党部成员姜际隆家中,第一次见到藤田实彦后,觉得机会来了,自己是个文人,藤田实彦是个武夫,文武结合,定能成功。
于是,孙耕尧向藤田实彦承诺,如果日本人能够帮助国民党推翻共产党政权,事成后将在通化成立中日联合政府,日后通化的产业开发、建设等相关事宜将交给日本人来经营。
孙耕尧开出如此丰厚的条件,藤田实彦当即表示愿意合作,用武力把八路军赶出通化。
孙耕尧大喜,立即吸收藤田实彦,让藤田实彦加入了国民党。
孙耕尧与藤田实彦联合策划的阴谋暴动也由此拉开了序幕。
1946年1月22日,通化县国民党部骨干成员与部分关东军军官,在孙耕尧家里举行了第三次秘密会议。
会议最终决定由孙耕尧、藤田实彦和姜际隆担任总指挥。并制定了一套完整细致的暴动方案。
这个暴乱方案的代号叫:“山与川”。
这个方案很详细,由藤田实彦拟定。
当时,共产党在通化的党政军重要机关有10处之多。孙耕尧、藤田实彦和姜际隆为了达到兵分多路,一举全歼共产党在通化的党政军重要机关的目的,这次秘密会议还制定了统一行动的暗号。
据通化市党史研究室殷长恩调查的资料:当时匪徒暴乱的时候定了一个暗号,就是说“玉皇山”。就在玉皇山这个制高点上燃放三堆火,发出信号。之后便开始动手。
暴动时间的确定,也令孙耕尧一伙人颇费心思,经过多次反复商讨,最终定在了2月3日的凌晨四点。
因为那天正好是农历大年初二。孙耕尧、藤田实彦和姜际隆一伙,想趁着八路军守备空虚,过年时容易麻痹大意的心理,出其不意地发动闪电战术。
这个方案写得很详细:
第一步:物资采购。春节将至,此时的通化百姓一定会为置办年货而忙碌。可以利用过年时节,去大量地采购暴乱所用的军需物资,包括粮食等。
第二步:物资储备。通化县国民党部征集了50辆马车和3000吨食品。根据日军方面提供的信息,暴乱分子还在通化周边地区,巧妙地取出了关东军秘密埋藏的枪支弹药等军需物资。筹备了一些个轻武器,因为那时候日本放下武器了以后,他们也没有重要武器了,轻型武器也不多。另外,还筹备了一些刀、斧、镐等。
第三步:落实经费。国民党辽宁省党部主任李光忱当时就给了二十多万。日本关东军中将今利龙雄和他家属,就拿了很多钱。他家属还发动了和其它一此日本人,又拿了不少钱。
第四步:通讯联系。为确保暴乱行动万无一失,指挥部要求各电台通讯联络,一律改用密码收发。
第五步:化妆行动。辽宁省国民党头目李光忱,还提醒藤田实彦,暴乱开始后“要化妆,走三步一回头,拐弯抹角朝后看”等等。
藤田密拟的暴动计划,可以说考虑得十分缜密细致了。
通化,是吉林省东部的一个边陲重镇,在太平洋战争后期,日本关东军便将司令部等重要部门从长春迁到这里,使这个边防城市变得危机四伏。日本宣告投降以后,许多日本旧军官和难民们也纷纷涌入这里,再加上国民党的潜伏特务,这里变得扑朔迷离,变化莫测。
藤田实彦作为一个曾任日本关东军125师团参谋长的军人,“投降”对他来说是最大的屈辱,无论是投降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他都不能接受。
就在航空队到达通化后不久,潜伏在通化的国民党特务孙耕尧,秘密联络了藤田实彦,并对他说,这不是投降,而是合作,是邀请他与国民党共同建立“中日联合政权”,因此唆使他在国民党军进入通化之前举行武装暴动,推翻共产党政权。
孙耕尧为了讨好日本关东军残余人员,特地在自己的名字最后一个 “尧” 字上,添加上了一个日字旁,就变成了“晓”。
孙耕尧说服了藤田实彦,在通化市区和周围组织策反煽动日本旧官兵、日本难民以及国民党党羽、歹徒和盲目无知的青少年,共约八九千人。

揭秘通化暴乱真相  第三十一章


我军抢先摧毁了通化暴乱指挥部
 波特兰先生 撰稿


在1946年2月3日(正月初二)的通化,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二•三”事件。这一事件是国民党辽宁省党部和国民党通化县党部,为颠覆我党在通化建立的民主政权,破坏我长白山通化根据地建设,勾结已缴械的日本关东军中的法西斯残余分子、伪警察、土匪,同时胁迫、蒙蔽不明真相的日本人一起举行的武装暴乱。
中共中央早在全国抗战胜利前夕,就高瞻远瞩地预见到东北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提出了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为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开始了“有共产党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调动”。
从1945年8月中旬始,抽调大批干部和部队海陆并进,昼夜兼程赶赴东北。在几个月内,就有三分之一的中央委员,20名中央候补委员,2万多干部,11万人的部队到达东北。
9月18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在沈阳成立。而此时的国民党主力部队还在西南大后方,在东北则没有一兵一卒,虽想抢夺胜利果实,但鞭长莫及。于是,蒋介石一面打出“和平建国”的幌子,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以拖延时间;一面依靠美国运送军队抢占战略要点。同时,还指示东北的国民党地下组织行动起来,联络日军残余分子阻止八路军对东北的接收,破坏共产党的东北根据地建设。当时美国也感到蒋介石政权的脆弱,担心共产党强大起来,也建议蒋介石利用日军阻止共产党军队接收东北。
1945年9月20日,八路军冀热辽军区派蒋亚泉率部分武装和干部正式接收通化,成立了冀热辽区行署辽吉办事处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10月24日,安东省军区司令员肖华同志根据东北局指示,派刘西元率一个加强连的兵力和部分干部进驻通化,组建了中共通化地委。
为了加强通化战略大后方建设,1946年1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将通化地委升格为中共通化分省委。随着党政机构的建立,大规模的通化根据地建设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
10月下旬,由我地下党负责人罗衡创建的工人武装第八支队与蒋亚泉带来的队伍,在9月末整编为辽东人民自卫军第58团后,又和刘西元带来的武装合并扩编成立了辽东人民自治军通化支队,下辖三个团。在这一时期,我党我军接管了伪康德新闻社通化支社、伪通化放送局和原日资开办的葡萄酒厂、煤矿公司、二道江发电所、满铁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部门。
12月,东北民主联军航空队和延安炮校到达通化。东北民主联军供给部、卫生部、军事工业部、工兵学校、光明出版社、东北印刷厂、东北银行、东北造币厂等也都迁到了通化。通化成为我党我军在东北的第一个政治、军事综合后方基地。
轰轰烈烈的通化根据地建设,引起了国民党的特别关注,一场争夺通化的斗争自此展开。
由于国民党的正规部队还没有到达东北,他们在通化只有一个地下党部,没有与我对阵的能力,为此,国民党辽宁省党部指示国民党通化县党部,把工作重点放到利用日本人共同举行武装暴乱上来。
早在1945年11月,国民党东北南部先遣军司令莫德惠上将,就委任原日本关东军125师团参谋长藤田实彦大佐为通化前进区司令官。日本关东军特务头子池田中将同时命令:藤田负责组织东边道地区已缴械的日本军人,对抗共产党部队,配合迎接国民党中央军的接收。
1945年12月10日,国民党通化县党部主任委员孙耕尧与藤田的代表阿布元进行了接触。为了拉拢日本人,孙耕尧向他们许诺:“东边地区的政治方面虽然由国民党执行,可是关于产业开发建设等等,完全由日本人经营。”
12月15日,孙耕尧与藤田正式见面。孙12月煽动说:“正月初,中央军必定能抵达通化,讨伐八路军。你们日本人,应该协助中央军来打八路军。你们日本人应该组织日本义勇军,配合中央军作战。”藤田表态愿意合作,并于这一天加入了国民党。
1946年1月3日,国民党辽宁省党部主任委员李光忱委任双料特务近藤晴雄为通化方面联络员,携带通化所有日军情况的文件、有关指示、任务和经费来到通化,向孙耕尧传达了李光忱的指示:“在通化的日本败兵有5万多,你们应该用台湾军的名义把他们组织起来,以便掌握地方政权。”近藤晴雄还将李光忱委托他带来的20万元暴动经费交给了孙耕尧,并告诉孙耕尧,李光忱答应暴动成功后再给1000万元。
1946年1月6日,国民党通化县党部和临江县党部在五道江信农洋行召开了联席会议。日本人近藤晴雄、阿布元等参加了会议。会上国民党通化县党部和日本人商定:“日本人全力采取军事行动协助国民党作战”,“通化和临江负责筹集50万元现金,供给日本军队做军事费用。”
1月7日,国民党通化县党部与临江县党部又在通化再次开会。会议决定:“日本人配合国民党中央军在通化举行暴动,暴动后,由近藤晴雄乘飞机回奉天联络国民党中央军。”“募集军政公款,临江县承担25万元,通化县承担25万元。”
1月10日,国民党辽宁省党部主任委员李光忱任命党部工作人员刘正修为通化方面的军事指挥员,具体指导通化国民党联合日本人举行暴乱事宜。
1月15日,刘正修在通化孙耕尧家主持召开了国民党通化县党部与日本人的第一次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成立“暂编东边地区军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孙耕尧;副主任委员刘玉清;委员有藤田等7人。
1 月18 日,刘正修返回沈阳。李光忱听了汇报后,对藤田不放心,又派了两名特务携带电台潜入通化,设立秘密情报站监视藤田。
1月22 日,国民党通化县党部同日本人再次召开联席会议。会议由孙耕尧主持。会议决定成立暴动总指挥部,由孙耕尧、藤田和姜际隆担任总指挥。根据国民党辽宁省党部李光忱主任的命令,暴动日期暂定为1 月27日。会议还决定,暴动成功后,立即公布中央军已经接收通化的消息,之后,由国民党通化县党部委员刘亦天接收通化专员公署,孙建吾接收通化市县政府,王桂馨接收公安局。
会后孙、藤考虑暴动条件还不成熟,经请示李光忱同意,最后决定1946年2月3日(正月初二)凌晨4时举行暴乱。
值得关注的是“八•一五”光复后,通化的日军为了不把大量物资留给中国人,枪杀了自己的战马,焚烧了大量的毛布、衣服、毛毯、白糖、面粉等,引起了被奴役14年、生活相当贫困的通化人民的无比愤怒。于是,相继发生了一些老百姓抢夺日本人家庭财物事件。
另外,日本投降后,在通化的日本人经营的工厂、商号都关闭了,日本货币也不流通了,日本人只能用家里的物品和中国人换取食品,生活陷入窘境。
这些问题,客观上增加了日本人的不满情绪,甚至迁怒于刚建立的人民政府。
除此,许多日本人认为国民党政府是正统的中国政府,应听从国民党的指令。只有投靠国民党,推翻共产党的政府,才能维护和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早日回国。
基于这种思想,很多日本关东军军人和高级官员参加了国民党,包括策划参予暴乱的主谋池田中将和藤田大佐。
在暴动前夕,国民党通化县党部还派人四处散布谣言,说只要大家起来参加暴动,跟着国民党打共产党,中央军来了保证有职业、有官当。他们还计划暴动成功后,夺取通化日报社,作为国民党通化县党部的机关报,并拟好了发刊词和主要文章。
1946年2月1日,国民党辽宁省党部联络员,双料特务近藤晴雄代表国民党辽宁省党部正式下达了暴乱命令,要求各参加暴乱的部队必需在2月2日晚8点之前,做好一切战斗准备,2月3日凌晨4点准时举行暴乱。
2月2日下午,我党我军侦得了敌人暴乱的企图,并于当晚摧毁了敌人的暴乱指挥部。但由于当时的通讯联络条件所限,隐藏在通化市内和周边的准备进行暴乱的敌人并不了解这些情况,因此,暴乱已不可逆转地按时启动了。

揭秘通化暴乱真相  第三十章


日蒋对共产党崛起通化惶惶不安
  波特兰先生 撰稿


  在东北民主联军司令林彪以及中共东北局书记彭真的支持下,“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总队”在通化宣布成立,轰轰烈烈的中共长白山通化战略大后方建设,引起了日蒋惶惶不安。
  国民党政府当然深知战后接收东北的重要性与复杂性。东北不同于其他沦陷区,国民政府接收东北,需从苏军手中转移,而非从投降日军那里直接接收,因此这是外交交涉行动,牵动国际势力。而战后大批共军已先抵东北,国军进军东北,势必引起国共军事冲突,接收东北,也必然是一场军事行动。
  日本投降前后,重庆政府军政要员曾为战后东北接收问题,从各种角度向政府提出建议。但蒋介石并没有完全采纳。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中对东北接收问题,作了痛切检讨:
  “东北的安危,换句话说,就是东北是否落在俄共手中,是一个国际安全有关的问题。当时中国既不能单独解决,也非直接对俄谈判所能解决,则我们应该采取停止接收的决策,一面将我们的部队集中平津,坚守榆关,而以锦州为前进据点,一面将东北问题提出联合国公断,同时公诸世界舆论,课苏俄以应负之责任。如此则我政府在关内有充分实力,戡定中共的叛乱,控制华北的全局,而以东北问题提出国际交涉,暴露苏俄独占东北的狂暴企图,以阻止其东进太平洋的野心计划。然而我们决策之后,却受了国内和国际各种牵制,不能坚持到底,而又转向苏俄直接谈判,同时更将我们国军精锐的主力调赴东北,陷于一隅,而不能调度自如,争取主动;最后东北一经沦陷,华北即相继失守,而整个局势也就不可收拾了。”
事实上,“九•一八”事变后,正是由于蒋介石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将东三省大好河山拱手让给了日本人,当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洲国土崩瓦解之际,国民党虽然急于下峨眉山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但蒋介石的兵力部署离东北太远,已是鞭长莫及,力不从心了。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便指示在东北的国民党地下组织行动起来,阻止东北民主军对东北的接收,破坏共产党的东北根据地建设。
由于岁月的流逝,为撩开有关这次扑朔迷离的暴动真相的神秘面纱。让我们翻开日本投降前后的日历: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
8月9日,150万苏联红军兵分四路,长驱直入我国东北,以排山倒海之势给予了日本关东军以毁灭性打击。
8月15日,日本天皇颁发《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天,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做出了服从天皇,停止战争的决定,并向各部队下达。
8月19日,苏联代表抵达长春,开始解除日军武装。
8月22日,苏军接收关东军司令部。
8月末,日本关东军和驻在东北的其他日军部队已全部解除武装。
9月5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大将等首脑及司令部成员被押上飞机,送到苏联的哈巴罗夫斯克。至此,日本关东军覆灭。
日本投降后,许多地方的日军仍在抵抗。如牡丹江、平阳镇等多处日军向苏军反扑,驻虎头、东宁的日军也拒绝交出武器。甚至到了1946年初,还发生了一些已缴械的日军和国民党地下人员共同组织的暴乱。
究其原因,一是由于苏军进击后,日军的通讯联系多已中断,有的日军部队没有接到放下武器的通知;二是个别顽固的法西斯分子说“天皇诏书是假的”,主张“打到最后”;三是国民党的勾结、欺骗和利用。
通化“二•三”事件就属此类。
值此历史大转折之际,日军大本营也意识到通化的重要,在其下达给关东军的对苏作战计划要领中指出:“即使放弃满洲四分之三,也要确保通化这个战略要地。”而后,大批的日本关东军开始秘密向通化移动,自1945年7月中旬始,由师团长今利龙雄中将、参谋长藤田实彦大佐率领的125师团,日军牡丹江第一方面军的丸山师团和富永中将指挥的日军部队先后集结于通化。
苏军对日宣战后,日本关东军更是潮水一般涌进通化,通化市区的机关、学校及通化城周边地带住进了5万多日本关东军部队。连浑江堤坝上都搭起了黄色的军用帐篷,“通化市渐渐地被土黄色包围了……”(中乡三已枝《旷野女将军》)
日本投降前,关东军曾企图把通化做为最后坚守的城市,陆续向通化转移了一些部队和物资。
1945年8月11日,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和参谋长秦彦三郎乘飞机逃至通化,准备在这里指挥防御作战。
8月12日,以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大将为首的关东军司令部和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大员及皇后、皇弟、侍从等也先后撤到通化。
8月14日,山田等关东军首脑得知次日有重要广播而返回长春,当晚收到陆军大臣、参谋总长关于停战的电报。
8月17日,驻通化的日军第125师团长今利龙雄中将召开师部最后一次部队长会议。会议决定:服从天皇的命令,放下武器投降。
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但关东军司令部仍指示各部队:“在铁路干线上的部队解除武装外,在偏远山岳地带的部队则尽可能的避免解除武装,保存其力量。”
8月22日,苏军进驻通化,驻通日军全部被缴械。
但是,日本投降后,隐藏于通化附近山林和矿区的日军还有相当的数量。
以藤田实彦大佐为首的日本关东军125师团残部3000余人,潜伏在老岭山脉南向的石人、林子头(今白山市辖);以富永中将为首的关东军3万人,潜伏在蒙江(今靖宇)、长白、抚松、临江一带。
除此,八•一五光复后,原驻在四平、海龙的日军北支部队一部分未被缴械的武装人员也逃到了通化。
日本法西斯分子蠢蠢欲动,梦想推翻我民主政府,在通化建立日本帝国主义的“复兴”基地。但他们深知实现“复兴”的企图仅靠关东军的残兵败将的力量是不够的,为此,他们选择了国民党做盟军,正如日军特务头目池田中将自述:“为了日本再度复兴,我们就得依靠、利用国民党”。
此时,共产党的十万大军已挺进东北,而国民党的正规军在东北则没有一兵一卒。在通化的国民党地下人员也只建了一个县党部,尚没有和我对阵能力。
所以,日、蒋勾结,一拍即合。
1945年11月20日,日本特务头目池田中将通过近藤晴雄大尉,委派特务只友少尉从奉天来到通化,找到了以矿工身份做掩护的原日本关东军125师团参谋长藤田实彦大佐,并把国民党东北先遣军司令长官莫德惠上将委任藤田实彦为“通化前进区司令官”的委任状,亲自交给了他,指令他“搜罗东边道地区溃散的日军对抗共产军”。
12月15日,藤田实彦在国民党通化县党部骨干分子姜际隆家,与国民党县党部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孙耕尧见面,密谈武装暴乱、夺取政权等事宜。
孙耕尧说:“正月初,中央军必定能抵达通化,讨伐八路军,你们日本人要为自己打算,应该援助中央军来打八路军。”藤田表示愿意合作。
此后,藤田实彦、阿布元,在日本居民中大肆进行反共宣传,说什么“要想回日本与父母、妻儿团圆就得拿起武器,准备战斗”。
1946年1月15日,国民党辽宁省党部工作员兼通化方面军事指导员刘正修,在孙耕尧家主持召开秘密会议,成立了“暂编东边地区军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孙耕尧,副主任委员刘玉清,委员有刘亦天、杨振国、藤田实彦、近藤晴雄等人。
“暂编东边地区军政委员会”下设政治、军事二部,政治部长刘亦天、刘玉清,军事部长藤田实彦。
1月21日,藤田实彦向孙耕尧提出日方参加此次暴动的条件,最后达成“孙田”(田指藤田实彦)暴乱协议:
(一)保证参战的日本人不回国;
(二)保证日本人不失业;
(三)日本人加入中国台湾籍;
(四)成立“中日联合政府”,孙耕尧主管政务,藤田主管军事。
日方代表大正丰和国民党代表姜际隆在协议上签了字。
1月22日,在孙耕尧家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成立“武装暴动总指挥部”,地点设在姜际隆家,指挥部下设三个指挥所、三个联络组。
第一指挥所指挥:田友(藤田实彦)、阿布元;
第二指挥所指挥:孙耕尧、姜际隆;
第三指挥所指挥:刘涤新、迟文玉。
此前,为了组织暴乱兵力,他们还成立了“军事收编委员会”,派出9组特务,到长白山区四处联络日本潜伏军,最后组成了一支12300余人的反共队伍,其中以驻在通化市区的3000多日本关东军为骨干。
暴动时间最后敲定在1946年2月3日(正月初二)4时。
“通化暴动”已一触即发了。

揭秘通化暴乱真相  第二十九章


撩开 “通化暴动”背后的神秘面纱
 波特兰先生 撰稿


东北是兵家必争之地。
日本投降后的1945年底,中国共产党东北民主联军司令林彪和中共东北局书记彭真,决定将原沈阳航空队改编为东北航空总队。1946年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总队”在通化正式宣布成立,这就是后来的航空学校前身。这一天,全队近500人,在通化学校的操场上召开了航空总队的成立大会。
但不久就在通化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日本人暴动事件,这次事件是由国民党特务策划的。
要了解通化暴动事件真相,还得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分析中去寻找答案。
在1945年的东北战争中,当共产党军队马不停蹄,已经有10万人开进东北时,蒋介石国民政府还在开会研究、外交谈判。但是,国民政府在外交谈判和行政接收均告失败后,蒋介石公然采取军事接收行动,想使用飞机空运和军舰运兵方式,抵达东北。解放战争东北战场的大幕,便由此拉开了。
东北是兵家必争之地,对于国共两党来说亦是如此,早在国共重庆谈判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争东北这块宝地。四平街之战,是国共斗争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对国民党来说,四平街战的最终失利是一次危机,而对共产党来说则是一次转机。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展开斗争,抢夺接收沦陷区。双方主要的军事冲突,首先启端于东北。由于东北在国防战略、地缘政治、工业经济以及历史传统上,对全国甚至整个亚洲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很自然的,东北便成为战后国共斗争势在必得的首要目标了。
白先勇《战后国共东北之争》一文较客观真实地评述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战后东北不仅为国共相争的第一目标,亦是美国与苏联两霸互相较劲的比赛场所,事实上是四组力量合纵连横的复杂局面。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为了逼使日军早日投降,以减低美军在远东战区的伤亡,不惜牺牲中国领土主权, 1945年2月4日,与苏联订立雅尔塔密约,以换取苏联向日宣战出兵。美国估计日本海军虽被击败,但日本陆军战斗力仍可观,尤其是东北七十八万关东军,是一股强大力量,苏联参战,乃属必要。雅尔塔条约除了迫使中国承认外蒙独立外,其他多为有关苏联在东北的权利:开大连为国际商港、租借旅顺为苏联海军基地、合营中长铁路等。  
8月6日,美国原子弹轰炸广岛,日本投降在即,于是苏联赶紧于8日对日宣战,次日,苏军一百五十万人自中苏、中韩边境等,出兵东北,关东军不战而降,苏联势力又再度轻易侵入中国东北领土,对国共接收东北的争夺战,产生了巨大影响。
东北对苏联的利益既是经济性的亦是国防战略的。二次大战,苏联工业遭到德军严重破坏,苏联掠夺东北价值二十亿美元的工业设备及原料,以做补偿。欧战结束,苏联势力席卷东欧,美苏两国形成尖锐对峙,在欧洲大陆各处交锋,同时两国争夺霸权亦在亚洲迅速展开。
日本战败,美军占领日本,不让苏联插手,苏联已感芒刺在背。在国防上,东北如一柄利刃,深深插入苏联远东区的腹部,如何阻止美国及亲美势力在东北生根立足,是苏联战后远东政策的第一要务。因此当美军协助国民党军队海空运输到东北,苏联便处处作梗,不让国军顺利登陆,延误国军进占东北。
苏联阻碍国军接收,而让共军在此紧要阶段,抢先一步,立足东北,在时间上占了先机,对其日后胜利,是大有帮助的。而共军从苏联手中获得关东军的武器军备,当然又是另一项苏联的“贡献”了。
战后美国对远东的策略,首要目标仍是在于防止苏联势力扩张,代替日本,独霸东亚。但传统上美国外交政策重欧轻亚,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向日宣战,出兵协助中国,是因为日本先偷袭珍珠港,美国还击,出于被动。事实上美国政府一向对遣派军队至亚洲大陆作战视为畏途,如何避免出兵中国而又能阻止苏联势力扩张远东,这便是美国战后的一大难题。
当时国共双方,剑拔弩张,军事冲突一触即发,尤其日本甫投降,共军已水陆兼程进兵东北,而雅尔塔密约美国引狼入室,苏联军队在东北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东北形势急迫,美国政府是认识的。
但当时杜鲁门政府打如意算盘,美国一方面积极协助国军进占东北、华北,另一方面却又派马歇尔到中国调停国共内战,向国民党施压,与中共组织联合政府,这种两面不讨好的政策当然注定失败。马歇尔在中国调停一年,无功而返。
当时对中国问题了解最深的是中国战区美军总司令魏德迈(AlbertC.Wedemeyer),他估计国民党军队并无能力单独接收东北,曾向美国政府参谋总部建议派遣美军七个师进驻东北,协助国军,对抗苏联,但为美国政府所拒。
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底线是,美国绝对避免直接出兵干预中国内战。苏联军队在东北为所欲为,而美国却划地自限,不肯介入过深,以免卷进国共内战旋涡,被迫与苏联在远东兵戎相见。
国民党政府战后接收东北,可谓举步维艰,既遭苏联作梗于先,又受掣于美国调停,国际形势极为不利。
  中共深刻认识到东北在战后国共斗争中,有决定彼此胜败的重要性。除了经济以外,战略地形上东北对中共尤其紧要。如果中共能控制东北,不但可以背靠苏联、外蒙、北韩等周边共产主义势力,除去后顾之忧,而且可以与华北各解放区连成一片,突破长期被国民党包围的状态,使中共军队有一个战略的后方。如果东北被国民党所控制,就会切断华北解放区与苏联、外蒙、北韩的联系,使华北地区处于南北夹击的地位,对国共斗争极为不利。争夺东北,是中共战后第一要务,中共全力以赴。
远在1945年4月,在中共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共中央已经提出争取东北的战略任务,指出:“如果取得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8月9日,苏联进军东北,国际形势发展对中共大为有利,两天后,朱德于11日接连发布七道命令,令各地共军出发进占沦陷区,接受日本投降。其中第二道,“为了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并准备接受日满伪军投降”:
  一、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
  二、原东北军张学思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
  三、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西、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
  四、现在河北、热河、辽宁边境李运昌所部,即日向辽宁、吉林出发。
  1945年8月15日,日本一投降,中共部队八路军及新四军的一些骨干,马上开动,沿着长城里外以及山东、苏北,日夜兼程,分水陆两路源源抵达东北:
  9月初,冀热辽军区曾克林部到达沈阳、本溪。同区李运昌部,到达山海关、锦州。
  10月上旬,山东萧华部到达安东,沙克、万毅、吕正操各部抵达南满各地。
  10月下旬,吴克华、杨国夫、刘立人等各率部由山东纷纷到达山海关至沈阳一带。
  11月,罗荣桓、黄克诚等由山东、苏北,率大队人马到达安东、沈阳地区及锦州一带。黄永胜率部到达热河。
  由9月至11月,短短三个月间,中共各路部队,先后到达东北,有十一万人。中共中央又从各地抽调党政军干部二万多人,一同进入东北。
同时中共中央制定了几项重大措施,提出“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
9月15日,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以彭真为东北局书记,委员有陈云、伍修权、叶季壮、林枫。彭真等即刻飞东北,21日在沈阳召开会议,宣布东北局成立。此后陆续派往东北的高级干部又有高岗、张闻天、李富春等,先后到达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竟达二十人之众,政治局委员就占有四名。
  10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林彪为总司令,彭真任政治委员,罗荣桓任副政治委员,周保中、吕正操任副总司令;1946年1月,改称为“东北民主联军”,除八路军、新四军外,并包括东北旧有的“东北抗日联军”、“民主自卫军”、“自治军”。
  由此,在甚短期间,中共在东北便建立了掌握党政军的初期架构,开展工作。
中共能够如此迅速进军东北,一来由于抗战期间,中共部队在华北冀、热以及山东、苏北一带常年打游击已奠下根基,由这些地区进军东北,得了地利。中共中央抢夺东北志在必得,一声令下,剑及履及,其果断决心,也是成功因素之一。至于苏联在东北到底帮了中共多少忙,迄今仍有争议。但至少中共部队初到东北,苏军没有像对待国军那样百般刁难,则是不争之事实。国共两军争夺东北,共军抢得了先机。
中共对进军东北的人事布置是下了大本钱的,党政军精英尽出。军事上林彪是当时共军中头一号战将,其他如罗荣桓、黄克诚、萧华也是共军将领中的佼佼者。中共又大量启用东北人士,张学思(张学良弟弟)、吕正操、万毅等率领的老东北军,返回东北故乡有一定的号召力。东北局的彭真、陈云,后来又加高岗、张闻天等人,更是中共党内的核心人物,连长期居留苏联走国际路线的李立三也回转东北,参加工作。
中共军队干部初入东北,开展工作并不十分顺利。长期以来,日伪统治时代,对于中共在东北的地下游击抗日工作严厉镇压,周保中等人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牺牲很大,1942年后被迫退入苏联境内。不同于华北、苏北等地,中共的势力在东北民间并未生根,东北人民当时都只“认同国民党的中央政府,想中央,盼中央”,对于中共不甚了解。中共军队开始并未获得东北人民支持,初到东北,相当艰苦。
中共军队进入东北之后,一些伪满散兵游勇和杂色团伙混入我军,有些以“明当八路,暗投中央”为目的的组织也钻了进来。所以,虽然出现参军高潮,但真正工农群众所占的比例不大;部队发展虽很快,但大量新成分,实际上是不巩固和缺乏战斗力的。
中共部队进入东北,苏联红军虽然开了方便之门,没有刻意阻止,但红军对待共军,也并非完全友善的。苏联借口与国民政府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东北的大城须交到国民党手上,中共部队欲进驻沈阳,也被红军赶了出去。苏联原来答应将日伪留在沈阳的大批武器移交给中共,后来并未实践诺言。
  斯大林对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一向轻视,他曾对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PatrickHurley)讥称中共为“奶油共产党”(MargarineCommunists)。斯大林对中共战后武装夺权的胜算,起初并不看好,当时国军的人数军备远超过共军,又有美国援助,看起来国民党远占优势。斯大林老谋深算,对国共施展的是两面外交,并非完全一边倒向中共,国共相争,斯大林是坐山观虎斗,伺机从中取利。在东北,苏联对中共部队,最初援助是有限度的。
中共抢先进军东北,天时、地利、人和虽然都占了便宜,但遭遇到的问题及困难亦不少。

揭秘通化暴乱真相  第二十七章


为何选择通化作为人民空军起步的摇篮

波特兰先生 撰稿


常乾坤、王弼率延安航空技术人员结集,正准备赶赴通化时,1945年的除夕,却传来了通化发生暴动的消息。 
张开轶一次次打电话给在通化的刘风,却再也没接到任何信息了。之前,唯一得到的好消息就是东北航空总队成立了。
通化怎么了?
为什么要在这通化筹建航空学校呢?
位于浑江畔的通化市,是吉林省东部的重镇。伪“满洲国”时,日本关东军在太平洋战争末期,预感到苏联红军要对他们发动进攻,便将司令部等重要部门从长春迁到这里,准备以这里为据点死守满洲。
但是谁也没有料到,在战火纷飞的1946年春,在通化人最早生息蕃庶的王八脖子之右,奇迹般出现了一支红色航空队伍。雄鹰从这里展翅,从这里飞向新中国,飞向新世纪。
党中央的目光,已经聚焦边城通化了。
    我们党历来重视航空事业。从革命战争初期,就为建立人民空军和航空事业,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党就派干部到孙中山创办的广州航校和苏联学习航空;
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又从留苏的党、团员中挑选了19人到苏联航空学校学习;
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利用与新疆军阀盛世才的统战关系,从一、二、四方面军中选派40余人到迪化(今乌鲁木齐)学习航空,并组建了新疆航空队;
在延安还成立了航空工程学校和航空研究小组。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中国军民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们就预见到被日本帝国主义占据14年的东北地区,会留下一些机场、飞机和航材,当即决定在东北创办航校,并把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派往苏联学习过航空的王弼、常乾坤等同志。
为了建设好航校,中共领导者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先后多次给予具体指示。
毛泽东在接见建校有关人员时指出:“我军在东北要筹建一所航空学校,你们去东北要走很多路,也是个万里长征。那里生活很苦,但英雄有用武之地,艰苦得有意义。”
刘少奇在分别召见航空研究小组组长王弼、副组长常乾坤时指出:“党中央决定派一批航空人员去东北,为创办航校做准备。到东北创办航校是件大事,是党和人民创建航空事业的一个开端,要有坚强的信心和决心,要有不屈不挠、百折不回的勇气和克服困难的精神,一定要把航校办起来,而且一定要把它办好。”
周恩来在接见赴东北筹建航校人员时指出:“你们是放出的鹰,遇事要多动脑筋,我们离你们远了,你们要多和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联系,请示工作。”
任弼时召见常乾坤时指出:“中央要你们马上赶到东北去,设法创办一所航空学校,为的是给将来的人民空军建设培养技术骨干。”
以上这些指示,明确了建校方向,鼓舞了建校人员的斗志。后来,又成立了沈阳航空队、航空委员会、航空总队,这些工作,不仅为我党培养了一批航空干部,也为航校的建立做了必要的准备。
对于建校地址,中共领导者们最后把目光聚焦在了位于东北长白山腹地,中朝边境的南满重要战略要地通化。
在通化起飞人民的航空事业,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者们,自有一番周密的考虑。
首先,通化是党中央在东北建立的第一个根据地,第一个军事大后方。
早在抗战胜利前夕,为了保卫人民胜利果实,应对国民党可能挑起的内战,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就指出了建立东北根据地的重要性。
1945年9月19日,党中央成立了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同时指示东北局在通化建立我党、我军的长期、永久的根据地,象当年汉高祖刘邦先占据汉中为基地,再与项羽争天下那样,把通化建成共产党的“汉中”。
1945年末,国民党开始调集重兵进犯东北,中共中央做出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决策。我党、我军的许多机关、学校先后进驻通化,其中包括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延安炮校等军事院校。在这种形势下,航空学校建在通化是最佳选择。
其次,“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于1932年在通化江南(今市园艺所一带)修建了飞机场。1937年7月,日本军国主义为了扩大侵华战争和对付杨靖宇将军领导的抗联部队,在通化设立了满州国通化省,辖9县。通化成为伪满东边道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为此,通化飞机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利用。至日本投降前后,通化江南机场的跑道、航管、气象、营房等设施仍可正常运行。
1945年8月19日,伪满皇帝溥仪就是从这里乘飞机逃往沈阳的。现成的机场跑道及民航保障设施,也是建立航校所必备。
当时的通化根据地建设可谓轰轰烈烈。除许多机关、军校、银行、医院进驻通化外,上千车皮的军工生产设备、被装、弹药也从辽宁转运到通化大后方。
我党、我军在接收日伪资产、恢复电力、食品和生活日用品,生产、建立机械厂、子弹厂、修理厂等兵工厂的同时,航空学校的建设工作也紧锣密鼓地展开。
通化航校建校人员来自四面八方。以其中我党早期培养的航空干部为主,除此,有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民主联军选派的干部;有新招收的青年知识分子;有汪伪国民党空军起义人员;还有收编的日本航空技术人员。他们从全国各地汇集东北,在党的领导下开始了创建航校的艰苦历程。
自1945年9月至11月间,党中央从延安航空小组,抗大机械工程班、中央自然科学院、俄文学校等单位选调了30多名干部开赴东北创办航校。
1945年9月2日,王弼、刘风、蔡云翔等同志乘坐日造九九式教练机从延安飞赴东北,在张家口着陆时飞机发生故障。王弼等留下,其余5人在刘风带领下,从陆路先抵沈阳,后至通化。10月初,常乾坤等20多名同志,从延安启程,跋山涉水,日夜兼程,于12月抵达通化。
1945年11月起,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先后选派20多名干部参加建校工作;12月,山东抗大分校选调109人,炮校选调5人入校,成为航校第一批学员。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以这支航空队为基础,扩编为航空总队。
1946年1月1日,全队600余人,在通化召开了成立大会。朱瑞任总队长,吴溉之任政委,常乾坤、白起、林弥一郎任副总队长。总队下辖教导队、民航队、机务队,修理厂等。
航空总队的建立,为航校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在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领导下,航校建校工作高速度进行。
一方面,千方百计汇集航空技术人才;另一方面,组织大批人员去收集航空器材。
创业者们顶风冒雪,不舍昼夜,四处奔波,足迹遍布东北各地,搜寻飞机轮胎、仪表、铝皮、胶皮垫子以及汽油、润滑油。火车不通,他们就用牛马大车运送航空器材。 
当时国民党飞机常来空袭,日伪残余和土匪骚扰破坏,加上东北气候严寒,冰天雪地,许多同志为此身负重伤甚至终生残废。有的误入日军毒菌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经过奋不顾身的努力,收集到各种破旧飞机120架,发动机300多台,仪表100多箱,油料2000大桶。
因此经过紧张筹备,在通化成立航空学校的条件也已经渐渐成熟。

2018年5月17日星期四

揭秘通化暴乱真相  第二十六章


航空总队成立后的除夕不眠之夜
撰稿 波特兰先生

1946年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总队”在吉林通化中学操场召开成立大会后,王弼、常乾坤等非常激动。按照东总和东北局的指示,他们争取在“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总队”成立的基础上,尽快创建中共历史上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航空学校。
王弼、常乾坤等从延安来的航空技术干部与航空总队人员两支力量汇合铁岭后,也就继续抓紧进行创建航校的筹备工作。
经东北局同意,王弼率领部分人员分赴延吉、牡丹江、哈尔滨、佳木斯、齐齐哈尔等东北各地搜集航空器材;常乾坤率领其余人员迅速赶赴通化进行校址建设。 搜集航空器材是当时一项非常艰巨而又紧迫的任务。当时的东北,日军仓皇溃逃,遗留下大批残缺不全的航空器材装备和机场设施。为了不使这些器材落到国民党军队和当地土匪手里,筹建航校的同志们在东北局领导下,紧急动员,冒着大风大雪,不分昼夜四处寻找。除沈阳等地几个机场的器材没来得及抢运以外,辽阳、铁岭、东丰、朝阳镇、佳木斯、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北安等地,机场周围、山沟、村镇,凡是有航空器材的地方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在刘风、蔡云翔率领下,大家一个一个地寻找飞机轮胎、仪表、铝皮、胶皮垫子,一桶一桶地寻找汽油、滑油。为了收集器材,很多同志累病了,有的被笨重的器材轧断了手脚,成了残废。 
经过几个月的奋战,搜集到各型旧飞机120架,发动机200多台,仪表100多箱,油料近千桶,还有不少其他航空器材。这些航材,在各地人民群众的协助下,用肩抬、牛车拉、骡子驮等方法,最后都运到了目的地通化。这些“破烂”就是当时航校的全部家当,也是后来航校训练的主要物质基础。
常乾坤向东北局汇报了已经在通化成立航空总队的消息后,东北局书记彭真提出“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意思是要长期埋头培养人才,不要显露头角。他要求速去通化,与航空总队商量,尽快地将航校成立起来。
于是在常乾坤、王弼率领下的其余人员,到达铁岭后,就又迅速赶赴通化进行校址建设。
他们在离开铁岭前,听说在铁岭附近的平顶堡山里,有一个原日本人的秘密仓库和修理厂。常乾坤、王弼决定让欧阳翼、王琏、史久一、龙定燎等留下,去平顶堡搬运这批器材和设备。他们欣然受命,坐上一辆胶皮轱辘大车,很快就消失在大雪之中。他们这一去,对以后老航校的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原来,这个秘密仓库里存放着飞机的各种仪表、附件,以及200台发动机和几百桶汽油。没有这次器材的搜集,以后得到的空机壳是不会起作用的;航校修理厂也修不出飞机和发动机;机务队要保证飞行、训练教育,都有会遇到很多困难。
其他同志则在常乾坤、王弼率领下,乘着苏军派来的大卡车,从铁岭到了开原。
稍作休息后,又换了一辆卡车,经西丰、去东丰。路过东丰时,车从机场通过,只见机场上停满了飞机,约有30来架。
大家第一次看到这么多飞机都很高兴。但可惜的是,这些飞机都不是完整的。有的舱里设备已被卸走,有的表蒙子被子弹打碎,有的轮胎被卸走或被割走,有的飞机活动翼面全被划破。所有的飞机,除了发动机、螺旋桨不走外,只剩下一个空壳了。因此,虽然飞机很多,却也不需要派人看管。于是,这支队伍没有停留,继续前进,到了海龙。
常乾坤、王弼带大家进驻海龙时,是1946年2月2日,正值春节除夕。住房安排好,大家高高兴兴地吃了年夜饭。
常乾坤、王弼就要张开轶打个电话给在通化的刘风。
张开轶在晚上9时左右给刘风打通了电话,告诉他:“我们已经到了海龙,准备明天就去通化。”
不料,刘风接到张开轶的电话后,立即急促地大声说:“这里要暴动了!你们在海龙等着!”刘风很快放下了电话。常乾坤、王弼和张开轶知道通化出事了,非常担心。张开轶又给刘风打电话,却再也打不通了。
这个除夕晚上,彻夜未眠。正当常乾坤、王弼带领大家兴奋地准备去通化的时候,通化却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由国民党特务策划的日本人暴动事件,林保毅也由此经历了一场生死大劫。

揭秘通化暴乱真相  第二十四章



筹建航校开拓者们正朝通化汇聚
撰稿 波特兰先生

1945年中央组织部将保留在陕甘宁边区内曾学过航空事业的人员及其家属,全都召集到中央党校一部,明确指示要组织大家到东北建设空军。
同时宣布了军委航空组第二批赴东北筹建航校的队伍,成员有魏坚、林征、王琏、张成中、沙莱、吴恺、李素芳、熊焰、陈然、顾光旭、欧阳翼、许景煌、谢挺扬、马杰三、龙定燎、麦林、张开轶、李成服、路夫等人。这支航空小队附属在开赴东北的潘大队长、刘汉生大队政委的干部大队里。航空小队队长是魏坚,副队长是林征,直接领导分队的队长是古德保。这批人也是由延安赴东北的第二批航空干部。
10月,干部大队从延安出发了。所有的行李都有由每站雇用的牲畜代驮,以便轻装徒步赶路。顾光旭、许景煌、谢挺扬、欧阳翼等同志一路上总是帮助带孩子的同志赶毛驴。
王琏经常背着一个军用水壶,大家原先只以为水壶里装着的是水,后来才知道是酒。于是,爱喝酒的人,走着走着,就与王琏走到了一起。
从延安出发,日行数十里。途经清涧、绥德、米脂、葭县、沙峁头,然后坐着小船,越过了波涛翻腾的黄河,到达了罗峪口。
在经过山西兴县那一天,干部大队夜宿岢岌。后又从岢岌经五寨、神池,到达朔县附近,准备过封锁线。
这天晚上,大队人马集中在铁路附近的一个深山沟里。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天空又飘起了雪花。开始穿越封锁线了,身上带的碗、匙等要分开,不能发出声响。整个队伍悄悄地鱼贯穿过了驻扎敌军的应县。
到达煤乡浑源,吃住都有安排得很好,还有烧热坑。
大队人马随后在浑源撇开驻有国民党军队的大同,直奔天镇。从天镇上了火车,站在拉煤的敞车到达了张家口。那已是1946年的元旦。这次长途跋涉历时两个多月。
抵达张家口后,干部大队被安排在原日本驻伪蒙疆“使馆”里。这里已经空无一物。
所有的人在地板上铺些草,就席地而卧了。多年习惯于在煤油灯下生活的人,这时看到了电灯,顿觉特别地明亮。习惯于拿着卷烟对着油灯点火的林征,此时拿着卷烟对着电灯去点火,惹得大家笑个不停。
到了张家口后,干部大队才知道第一批从延安出发的刘风、蔡云翔、顾青、田杰和陈明秋等同志,已在张家口改由陆路奔赴沈阳了。只有王弼被晋察冀军区留任张家口航空站站长。
队伍稍作修正后,魏征和张开轶就被派到冀中河间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将一架迫降的美国飞机修好后,飞回张家口。当时还配备了一名原日本敢死队飞行员和两名日本民航工作台过的工程师同行。
五个人都骑着马,从宣化附近入山,几天后到达涞源,又经易县至徐水,夜晚闯过了平汉铁路封锁线。到达河间时,终于见到了那架美国海军的飞机。
经过检查,飞机必须要修理后才能飞行。魏征和张开轶五人只得拆下飞机上的仪表、无线电设备等,将这些设备装好隐藏起来。同时将飞机推到树林中隐蔽起来。
魏征和张开轶一行回到张家口时,才得知整个航空小队已经走了,只留下熊焰夫妇在航空站工作。
这时,由常乾坤从延安带来的第三批赴东北参加筹建航空学校的干部张华、李汉、刘玉堤等,恰好也到了张家口。于是这支队伍,又增加了魏征和张开轶,及后来临时搭车的贺诚和留在承德的麦林。
队伍在常乾坤的率领下,从承德出发,乘的是承德开出的最后一列火车,当晚到达朝阳。
火车不能再向前走了,周边到处是国民党的军队。
在朝阳,常乾坤带领的队伍,与由王弼带领的第一批赴东北的人员,以及由林征带队的第二批干部大队人员,全都会齐了。
原来,林彪此时在朝阳,常乾坤、王弼是去请示的。
这时的朝阳,已是厚雪覆地、寒风呼啸。进入东北的新四军三师部队却都只穿着绿色单军装。
不一会,常乾坤、王弼急匆匆地回来了。大家很想知道请示林彪后的情况。常乾坤说:“情况紧急,我们立即就要离开朝阳,去吉林的通化。”
30多人的队伍,跟随着两辆装满行李的胶皮轱辘大车,避开城市,向前行进。
张开轶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在茫茫的银色大地上,谁也不愿意坐车,因为坐车让脚冻得受不了。在寒风刺骨、冰天雪地上疾走的人们,由于呼气结霜,帽沿的关发、胡须都有变成了白色。出生于广东的于飞、李素芳等,更惹人注目,好像他们天生地适应不了这种环境。”
这是一支为了筹建中国人民空军最早结集的队伍,经阜新、彰武和法库,到达了铁岭。常乾坤、王弼到达铁岭后,马上就去了抚顺。此时的东北局已经迁到了抚顺。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中共中央决定,利用日军在东北留下来的机场设施、飞机和航空器材,在东北创办一所航空学校,为建立人民空军培养人才,并把这项光荣艰巨的任务交给了王弼、常乾坤等人。王弼、常乾坤深感责任重大。
9月、10月间,王弼、常乾坤等三十余名航空技术干部分两批从延安出发,日夜兼程已成功赶赴到东北了。
在此期间,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已指示先期到达东北地区的刘风、蔡云翔等人开始了工作,并将归降的一支日本航空大队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沈阳航空队。后又组成了以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伍修权为主任委员、黄乃一为秘书长的航空委员会。王弼、常乾坤都明白,建立东北航校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揭秘通化暴乱真相  第二十二章


伍修权为筹建航校广揽航空人才
撰稿 波特兰先生

沈阳航空队迁移到通化后,根据航空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伍修权提出的打破常规、加快航校建设的指导思想,
航空委员会秘书长黄乃一迅急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航空人员汇聚到通化。根据蔡云翔的建议,急调已在山东解放区的白景丰、何健生一行到通化,共同参加航校建设。
期间,黄乃一、刘风又去总部组织部要来了一批干部:他们是顾磊、白平、刘西科、张培根、张清贵,及警卫连长、指导员和三个排长。
毛泽东要求挺进东北时没有忘记建立自己的人民空军,他多次要求快速建立自己的航校,培养自己的航天空人才,为将来建立自己的蓝天部队作准备。筹建航校的任务压在了东总参谋长伍修权的肩上了。
伍修权作为中央任命的东北局最初的五位成员之一,随彭真、陈云等被派往东北。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抢占东北。伍修权还有一项特殊的任务,那就是筹建共产党的航校,筹建中国的人民空军。
林保毅率领的日本航空队在伍修权的感召下归顺了共产党的队伍;延安又抽调了一批富有经验的干部,加入了筹建航校的队伍。其中包括蔡云祥、张华、于飞、顾青、陈明球和田杰等从汪伪空军驾机起义的航空空地人员。
10月2日,又一批参加筹建航校的人员在魏坚、林征的带领下也启程了,成员有吴恺、张开帙、许景煌、顾光旭、欧阳翼、张成中、马杰三、熊焰、陈然、龙定燎、谢挺扬、路夫等20多人。
10月15日,常乾坤带领刘玉堤、吴元任、李汉、王琏、石蕴玉、油江、张华、于飞等一行20余人,告别了革命圣地延安,奔赴东北参加筹建人民军队自己的航空学校。
1945年11月中旬,东北局决定成立了以伍修权为首的航空委员会,伍修权为主任,黄乃一为秘书长。
12月上旬,由于国民党大举进攻东北,“东总”决定航空队由辽阳、宫原迁驻通化。在伍修权的指示下,白起、何健生很快接到了调令,前往通化报到。
白起(原名白景丰)、何健生曾与蔡云祥共谋驾机起
义,由于时局变化,当时白景丰、何健生一行,是从地面起义进入了解放区新四军军部。
白起时任汪伪空军少将、何健生时任空军参赞、中校教官。
白起具有丰富的航空经验,而且对东北非常熟悉和了解。他是辽宁省盖平县杨木林于村人,他初中毕业后,于1923年考人张作霖的航空队。
第一次直奉战争,由于直军有几架飞机压迫西线张景惠部,低飞抛弹,狂轰滥炸,使奉军西线顷刻土崩瓦解。这给奉军造成了极大的心理伤害。这个惨痛教训,使张作霖下定决心,要建立一支独立的空军和海军。
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在东北开始筹建中国空军。不久,奉军在东北购买了一批法国飞机,并成立了“东三省航空处”,张作霖任命张学良为“东三省航空处”总办,以加快东北航空军的建设步伐。
在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筹划下,中国的东北已成为中国空军最早也是最有体系的发祥地。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在东北筹建中国空军时,曾派学员到国外学习航空知识。培养了中国早期的一批航空人才。也就是在这个时期,白起和高志航于1928年被派往法国牟拉航空学校学飞行。3年后,白起结业回国。曾在东北军阀张作霖的空军里任职,是该部八大金刚之一。
白起曾任国民党空军航校中校飞行教官,因受排斥,才到了汪精卫部队。当时汪伪空军教导队已经从常州搬到了扬州。在扬州成立了航空处。最高长官就是航空处主任、少将白起。
白起不仅是中国早期培养的航空人才,而且对创建空军的过程十分了解。伍修权负责创建人民空军,正需要这样的航空骨干。
何健生是个优秀的战功赫赫的老飞行员。抗战初期,何健生从1937年到1942年,共执行过大小26次轰炸日军的任务。何健生在空战中,曾有六次被日军的战斗机或高射炮击中,被迫跳伞,都化险为夷。何健生是在自己第26次升空作战时,被高射炮击中,被迫跳伞的,没想到被日本人关押,成了俘虏。
何健生被日本人俘虏后,由日本宪兵转交给汪精卫政府关押。事有凑巧,汪伪政府的航空署少将处长曾星凯,曾是何健生在广东航校时的飞行教官。在曾星凯的保释下,何健生来到了常州航校。何健生虽然屈居汪伪空军,但他决不愿意做亡国奴。
此时,空军教导队已经从常州搬到了扬州。并在扬州成立了航空处。长官是少将白起。
白起与何健生是上下级关系,接触机会较多,对国民政府和汪伪政府都失去了信心,他们已经意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此时航校少校教官周致和(蔡云翔)正在策划投奔新四军,他于是就去找白起与何健生,开诚布公地讲了自己准备参加新四军的想法。就这样,三人一拍即合,决定共同起义,投奔新四军。白起曾决定,只要找到了共产党,他就利用职权,以飞行训练为名,将全部汪伪飞机,飞往新四军。
汪伪空军起义,即将成行了。这时,白起却被突然调往南京,原先的起义计划只得重新调整。一路驾机飞往延安,由蔡云翔负责,另一路由白起与何健生率队,从陆路起义,直抵新四军军部。
当时汪伪国府共有3架专机,即“建国”号、“淮海”号、“和平”号,均停放在南京明故宫机场,由日本航空公司代管。蔡云翔利用送第七路先遣军总司令叶蓬的机会,取得了“建国号”。张华担任了“建国号”副驾驶,蔡云翔自己当主驾驶。1945年8月20日,“建国号”飞抵延安,蔡云祥、张华、于飞、顾青、陈明球和田杰等驾机起义的六名航空空地人员,受到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叶剑英、罗瑞卿、杨尚昆、胡耀邦等领导的接见。
白起、刘晏如夫妇和何健生、邱淑仪夫妇,还有吉翔、秦传佳等一行30余人,分成两批,也从地面起义成功,先后顺利到达新四军军部。
12月中旬,白起、何健生等地面起义人员接到东总奉调通知后,白起、何健生及其家属20余人由苏北经山东渡海到达通化。
在筹备老航校之初,白起担任教育长,何健生负责学员招生。


揭秘通化暴乱真相  第二十章



东北决战前的撤离沈阳行动
 撰稿 波特兰先生


1945年10月中旬,林彪夫妇从陆路风尘仆仆来到沈阳,受到彭真、陈云等人的热烈欢迎。他们下榻在沈阳三经街博物馆内。
彭真向林彪介绍了东北的形势。东北境内,我军已集结十三万人,分别来自山东、冀东、晋察冀、冀鲁豫、太行、晋绥、太原、华中等解放区,部队番号,武器装备,组织形式,千差万别。
但是指挥机关对各部队的战斗力也不摸底,长途跋涉,未经整训,部队思想也乱。
更为严重的是,部队缺少武器装备,平均三个人才一支枪。驻守沈阳的苏军,原先答应将缴获的日军枪支弹药移交我军,但是没有兑现。
国民党方面则在东北地区集结了七万全部美式装备的精锐之师,在东北“剿总”司令杜聿明的指挥下,即将向山海关发起进攻。
黄克诚向林彪汇报了东北地区严峻的形势,他指出:“部队目前遇到‘七无’,即无地方党组织,无群众组织,无政权,无后方,无粮食,无经费,无鞋袜衣服,因而士气受到很大影响。”
“沧海横流,狂澜既倒。”彭真用这八个字概括了当时的形势。
林彪引用《孙子兵法》上的话,对大家说道:“‘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此谓将军之事也。’山海关一战势在必打,我主要管军事,这是最紧迫的。地方工作由你们和马上就要赶到的罗荣桓同志负责。”
1945年10月31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正式成立,林彪任总司令,彭真、罗荣桓任第一、第二政委,统辖主力部队十万多人。
山海关,号称“天下第一关”。它是扼制关内关外通道的咽喉,国民党要想染指关东,就必须抢占山海关。
11月11日,杜聿明亲赴前沿督阵,宣布“连坐法”,命令五十二军赵公武部正面突击,命令十三军石觉部沿石门寨至九门口方向侧后包抄。而我军扼守山海关一线的兵力却只有万余人。
11月15日,毛泽东致电东北局,建议李运昌、杨国夫两部坚守山海关、绥中一线,节节抗击,消耗敌人兵力,令黄克诚、梁兴初两部从冷口、界岭口分路隐蔽至锦州、锦西、兴城三角地带,进行反攻。
毛泽东设想打一场大的运动战,他指定素有“运动战之神”称号的林彪或罗荣桓,亲赴前线指挥。东北局则根据“初战必胜”的指导思想,决定由林彪亲赴山海关前线指挥作战。
林彪还在赶路时,杜聿明已集中五个师的兵力突破我军防线,迫使我军向绥口一带撤退。
19日,当林彪赶至辽西前线时,国民党部队已攻占绥中,接着又攻陷兴城、锦西、葫芦岛,兵锋犀利,锐不可挡。
林彪冷静了下来。22日,他致电中央和东北局,断然提议:废止中央关于在锦州及其周围地区与敌决战的计划。他还提出:“目前我军应避免被敌各个击破,应避免仓皇应战,应准备放弃锦州及以北二三百里,让敌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
就在接到林彪电报的同时,东北局再次收到中央指示,要求集中沈阳、营口主力,到锦州方面协同黄克诚、梁兴初两部全力歼敌。
“看来,中央关于决战锦州的计划没有改变。”彭真主持召开东北局会议,讨论林彪与中央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
罗荣桓坚定地支持林彪的意见。他在发言中说:“开始我们想控制东北、独占东北,是从一定条件出发的。现在我一师梁兴初部还在赶路,三师黄克诚部落到了敌军后面,山海关一突破,全部控制东北的条件就不存在了。在这种情况下,避免在锦州决战是必需的。”
彭真也认为林彪的意见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东北局复电中央,同意林彪在前线的决断,这样就避免了在不利的形势下与国民党优势兵力硬拼。
林彪估计国民党出关兵团推进速度不可持久。事态的发展,证实了他的判断。
11月26日,国民党军队占领锦州后,杜聿明即令暂停前进,忙于收编日伪军残部和土匪,这样就为林彪提供了休整之机。
东北局全力转入对东北自治军进行扩编、整训。到12月底,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联军,总兵力达二十二万人。
为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联军总指挥部分为前方指挥部和后方指挥部,分工林彪率前总在辽西指挥作战,罗荣桓则主持后总的工作,为林彪巩固后方、整训部队、提供物资和兵源。
随着山海关、绥中、锦州、锦西的相继失守,东北民主联军陆续退出一些大中城市,联军总部将于12月底撤离沈阳,迁驻本溪。
当联军总部撤离沈阳,并迁驻本溪时,经东北局同意,常乾坤则率领航空人员人员迅速赶赴通化进行校址建设。王弼率领刘风等部分人员,继续分赴延吉、牡丹江、哈尔滨、佳木斯、齐齐哈尔等东北各地搜集航空器材。
为了筹建航校,从创办沈阳航空队到东北局航空委员会成立,常乾坤、王弼、黄乃一、刘风、蔡云翔等都付出了所有的精力和努力,如今听说面对国民党挑起的内战,东北局和东总正准备撤出沈阳,大家的心里都不好受。
在这些日子里,大家对沈阳这座闻名遐迩的历史古城,也多了一份留恋的感情。
沈阳因地处古沈水(今浑河)之北而得名。
沈阳地区蕴育了辽河流域的早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早在72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母系氏族社会先民在此繁衍生息。从战国时期燕国设立侯城起,沈阳的建城史已有2300余年。
1625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迁都于此,更名盛京。
1636年,皇太极在此改国号为“清”,建立清朝。
因此沈阳素有“一朝发祥地,两代帝王都”之称。
1644年,清军入关定都北京后,曾以盛京为陪都。清初皇宫所在地,就是现在的沈阳故宫,沈阳故宫也是中国现今仅存最完整的两座皇宫建筑群之一。
11月下旬,东北局和东总撤出沈阳。
在局势急剧变化面前,黄乃一和常乾坤按照上级指示,作出了决定:全体筹建航校的空、地人员撤离沈阳奉集堡,先驻辽阳,后迁宫原,再移通化。

揭秘通化暴乱真相  第十九章



东北局航空委员会成立伊始的思想统一
撰稿 波特兰先生

蔡云翔等原820机组人员参与筹建东北老航校时,从奉集堡转场去通化过程中,机群主要是由林保毅那些日本飞行员驾驶的。张华、顾青,虽然是从转场到通化的,但也只能当乘客。
年轻的张华、顾青对此很不服气,私下里总是嘀咕:我们一定要亲自驾机,重返蓝天。
蔡云翔也总对他们说:“我们一定要与日本人比个高低,我们是中国人,不能输给日本人。”
在当时,这些820机组人员对归降的日本航空人员控制了飞行权,表示了不服,他们认为中国人完全能飞出中国人的精气神,他们都曾翱翔过蓝天。但他们却共同犯了一个错。有人将他们视为汪伪汉奸,是因为汪伪政府垮了,他们才投奔了共产党。
在东北老航校和人民空军的创建初期,由汪伪空军起义过来的空军人员,曾为发展空军事业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是对于这支起义队伍的功过是非,对于这些起义人员的评价,历史似乎总在开玩笑。其中有些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运动冲击,主要原因就是他们曾来自于汪伪空军。如曾任航校副校长的白起,更是在中国空军史上蒸发了。
对汪伪空军起义人员的这种歧视还有些怪异,有些人可以对820机组人员看不上眼,却对那些日本飞行教官就多少又带了些尊重。但这些看法,都渐渐发生了变化。这与伍修权和黄乃一的思想工作有关。
说起人民空军、人民海军的建立,不能不说起伍修权。     
许多人都知道伍修权在革命战争年代,曾给李德当过翻译,曾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任过处长,在延安中央军委作战部、东北军区工作过;解放后又在外交部、中联部和总参、中顾委工作过。但是不知道他与人民空军、海军的建立还有一段密不可分的经历。但更多的有关论述中国空军和东北老航校历史的研究报道,几乎都忽略了中共空军史上的东北局航空委员会。
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9月,伍修权作为中央任命的东北局最初的五位成员之一,随彭真、陈云等被派往东北。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抢占东北。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我们的军队吃够了敌人飞机轰炸、扫射的苦头。在无数指战员倒在敌机的轰炸与扫射的时候,我们多想有一支自己的人民空军。但是在艰苦的战争中,我们既没有起码的物质条件,也没有起码的技术人才,建立自己的空军,只是遥远的梦想。
当抗战大幕刚落下之际,蒋介石就磨刀霍霍,内战火山直飚沸点。蒋介石同时又玩起了他惯用的黑白两手,三次电邀毛泽东去重庆谈判。
毛泽东决定反手欣赴“鸿门宴”。但他却在登机前还一直牵挂着筹建人民空军的事。
战争期间,日寇把东北营造成它的后方航空训练基地,单是1945年举迁到东北进行训练的航空士官学校第59期就有4500人,各种飞机近700架。日寇溃败后,遗弃了大批航空设施、器材和人员,机场不下160座。
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利用日军在东北留下来的机场设施、飞机和航空器材,在东北创办一所航空学校,为建立人民空军培养人才,并把这项光荣艰巨的任务交给了王弼、常乾坤等人。
毛泽东在去重庆谈判动身前,亲自接见了王弼、常乾坤两同志,并就创办航校的任务、意义和注意事项以及飞行人员的生活待遇、伙食标准等作了具体指示。
毛泽东在登机行前还特意接见了蔡云翔、张华、于飞、田杰、陈明球、顾青等驾机起义飞往延安的全体机组人员。
为了做好这些起义人员的思想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和作用,在黄乃一到沈阳航空队任政委的当天晚上。总部参谋长伍修权找黄乃一谈话。第二天,东北局书记彭真又找黄乃一谈话。可见东北局和党中央对筹建航空学校,对党的航空事业有多么重视。
彭真和伍修权谈话的内容大致相同。他们讲了沈阳和整个东北的情况及战局形势。也讲了中央对在东北办航校的条件分析和决心。他们着重对航空队当前的主要任务;对起义人员的工作方针;对日本技术人员的工作方针;以及对筹办航校在招生和训练工作方面的方针等,都有作了明确而具体的指示。
关于“沈阳航空队”当前的任务,他们提出:主要是发动群众搜集航空器材;组织日本机务技术人员抓紧修理飞机;学过飞行的同志要尽快恢复飞行,熟练和掌握飞行技术,为航空运输和建立航校创造条件。
彭真和伍修权都特意提出了对起义人员的工作方针,对待起义归来的人,要始终保持热情欢迎态度。有的人历史、社会关系复杂,最关心的是对他是否信任。我们必须知道起义过来并不容易,要冒很大的风险。这些同志起义后,应该得到信任;在工作安排上要使他们有职有权,敢于大胆工作。
我们应该信任他们,要深入了解他们的思想和经历,了解不是为了追究历史问题,而是为了帮助他们提高革命觉悟。
我们一定要耐心细致地帮助他们克服缺点、弱点;对生活、作风上的问题,要教育启发提高觉悟,不宜操之过急,也不能听任自流。
彭真指出:日本人十分强调“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林保毅能率部投降,部队也表示愿为我们效力,这说明他在部队中是有一定威望的,部队还是听他的话的。要教育争取所有的日本留用人员,关键是做好他的工作,使他心悦诚服。
伍修权指出:林保毅的部队,是侵华空军,受法西斯和武士道貌岸然的毒害较深。现在之所以答应为我们效力,主要是由于日本战败,他们一时无路可走,为了生活,迫不得已,而不是自愿,更不是什么觉悟。他们是经我军说服,才向我们缴械投降的。尽管如此,但他们既然愿意帮助我们培训飞行员,当老师,我们就不能把他们当俘虏对待。
伍修权又特别提出了对日本留用技术人员的工作方针:
生活上优待,人格上尊重,工作上严格要求,思想上尽力帮助。
伍修权还语重心长地对黄乃一说:这批人究竟能为我们工作多久?能否尽力地为我们工作?一方面要看形势的发展;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看我们的工作,看我们能不能按照党的正确方针政策,做好教育争取工作了。
彭真和伍修权的这些话,显然是针对如何正确对待“建国号”起义人员说的。因为这是一支在筹建航校时唯一的起义航空队伍。
11月中旬,伍修权在沈阳又找王乃一、刘风到他的办公室研究筹办航校的事。
第二天,伍修权办公室又通知王乃一、刘风、蔡云翔、林保毅,到伍修权办公室召开航空委员会会议。
会上,伍修权作了重要讲话:“中共中央要我们在东北创办航校,东北局决定成立一个航空委员会来加强对航空事业的领导。这个委员会由伍修权、黄乃一、刘风、蔡云翔、林保毅五人组成,伍修权任主任,黄乃一任秘书长。还有我们党早年培养并一直从事航空研究的常乾坤、王弼两位同志,也是委员会成员。他们现正在延安赴东北的途中。”
伍修权对航空委员会的任务提出了要求:“委员会近期的主要任务,是领导筹建航校。鉴于目前形势和具体条件,办航校不能照搬人家的老办法,不能等什么样都有准备好了,再招生,再进行教育和训练。应该学习和发扬抗大精神,要求尽快接收学生,教职员一起动手,边建校、边训练,用最快的速度,地最短的时间内,为中国人民早日培养出飞行员和飞机修理人员。”
会议还对当前要抓紧进行的几项工作进行了分工:
一:由刘风主要负责,组织人员去各地修理飞机和搜集航材航油。应先南后北,先从营口、大连、锦州等地开始。飞机修好一架,飞回沈阳一架。
二:由黄乃一负责,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提出招收学生的条件、学生来源、训练方针以及航校机构的设置等方案,交委员会下次会议讨论通过后,报总部审批。
三:由蔡云翔、林保毅负责组织技术人员修理飞机。
会议明确了为便于开展工作,要尽快把现有人员组织起来,正式成立航空队,并按军队办法实施管理。
黄乃一就是根据这些指示,放手放胆地重用了这些起义人员,充分调动了这些航空人才的积极性,让他们重返蓝天,再立新功。
黄乃一最大的特点就是善于包容,在如何对待日本战俘问题上表现得尤其突出。他的想法和做法,都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
黄乃一牢牢地把握了政策,在以后的工作中,非常注意做林保毅的工作,最终使这支日本技术人员队伍,在筹建航校和建设中国空军、发展中国的民航事业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林保毅甚至还被公认为是“中国空军之友”。
黄乃一也很客观公正地评价这支起义队伍的人,在他的回忆录《东北老航校诞生前后》一文中说:
1945年8月20日,日本宣布投降不到一星期,蔡云翔等在地下党的组织下驾机起义飞到延安。这架飞机是日式“九九”双发运输机,是汪精卫伪政府的一架专机,名叫“建国号”。
驾机起义的共六人。蔡云翔是正驾驶,张华副驾驶,于飞领航,田杰、陈明球负责机械,顾青(一般学员)随员。
他们到延安后的第二天,即受到朱总司令和叶剑英参谋长的热情接见。
在日本帝国主义失败,中国抗日战争胜利,蒋介石蓄谋已久要打内战的重要时刻,他们这一行动,开创了从敌人阵营中驾机起义、率领敌伪航空人员投奔革命的先例。这对瓦解敌军,建设人民的航空事业,都是很有意义的。
为了纪念蔡云翔等人8月20日起义飞到延安,当时就把这架飞机编号为“820”号。不久,他们先后奉调到东北参加航校建设。
黄乃一的这篇回忆录写于1985年10月1日,曾经过伍修权的二次审阅。并先后收入《中共党史资料》第十三辑和《中国空军史料》第一辑。
毫无疑问,彭真、伍修权、黄乃一及时地统一了全体航空人员的思想。
事实上,这支起义队伍在航校筹建,以及中国空军的创建过程中,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彭真和伍修权的指示,也促使了更多的国民党空军航空人员起义归顺到人民的怀抱。这些人员后来都成为航校的领导和人民空军的骨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