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莫理循混乱的中国观

沈阳　著

Shenyang

 

日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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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何故，中国学者们绝大多数都称颂莫理循充满了中国情结，甚至异口同声地称他是“中国的莫理循”。

那么，莫理循的“中国观”到底是什么？

1897-1911年间，莫理循的中国观大抵可以说经历了两个重大变化。

一是莫理循对中国前途总的看法：那是在日俄战争结束前后，他由中国前途悲观论转向中国前途乐观论。

二是莫理循对中国政局和外交的看法，尤其是在中英外交关系方面，莫理循由“反俄”、“以日制俄”转向“反日”、“中英联合”。

莫理循中国观的变化既受到中国社会状况的变化及国际外交环境的影响，也受到他个人在中国的游历及与中国人交往等事实的影响。

事实上，莫理循的中国观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并不被历史和现实所接受，他没有为中国人民作出特殊的贡献，甚至也没能挽救走向死亡的大清帝国和推进走向共和的民国政府。

莫理循的中国观救不了中国，中国人也没人承认他的中国观在中国近代史上发挥了多大作用。

相反，莫理循的中国观受到了英国政府的批评，受到了《泰晤士报》上层的批评。迫使他辞去了《泰晤士报》驻京记者的职务。在无奈中，他先后担任了中华民国初创时的四任总统政治顾问，结果也受到了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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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理循镜头下的云南妇女

 

莫理循早年的生活背景和成长经历，及他个性的养成，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

1894年2月至5月，莫理循自上海出发，溯长江而上，穿过四川、云南，抵达缅甸境内。追溯他与中国发生关系的这段经历，并着重分析他对中国的初次印象，可以大抵理解，通过这次与中国的直接接触，莫理循对过去自己受之影响的关于中国及中国人的偏见观念产生了怀疑，并对这种偏见提出了批评或异议。但必需明确地指出：西方人普遍认为中国是个落后与贫穷的国家，中国人则是愚昧而未开化的族群。莫理循并没有改变这种看法，相反，他在中国人一片“洋鬼子”的叫骂声，悟出了一个对付中国人的基本原则：中国百姓怕官员，中国官员怕洋人，洋人只要与中国官员相勾结，那么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无所不能。

莫理循就是凭借这一对付中国人的原则，活跃于中国官场，视中国苦力为奴仆，甚至挥舞马鞭咒骂围观他的普通百姓为“中国鬼子”。

莫理循非常抠门，是个穷困潦倒的跨国流浪汉，他是个典型的“啃老族”，他靠母亲的资助游历中国和欧亚非等地。他在游历中国初期戴着满族人的长辫子，穿着中国式的长衫马褂，这并非是欣赏“中国风”，而是享受乘船行旅时的“优惠待遇”，可以少支付一些费用。在他的日记中到处是所有支出的明细账，连一先令的支出也要入账。

莫理循就这次中国之旅而写成的游记《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使他获得伦敦《泰晤士报》的青睐。连莫理循自己也没有想到，一次中国旅行竟然促成了他理想的实现。之后几十年，他个人的命运竟与中国联系在了一起。这不能不说是一次个人命运与历史的巧合。

令莫理循自己也不会想到，由于他编写的这次中国西南旅行书籍，他成了中国人心目中的朋友。为莫理循歌颂的中国人应该仔细想想：莫理循为何要作这次西南之行？是那里的山水风光诱人？是那里的风土人情别致？错了！

莫理循想了解和调查的主题是考察中国鸦片种植、生产和贸易的情况。他是在为二次鸦片战争后的大英帝国寻找打开中国鸦片贸易市场的缺口。

由于莫理循对中国鸦片种植、生产和贸易情况的详细调查，才引起了英国政府的重视，《泰晤士报》起用他，并同意他前往远东调查，他去暹罗、缅甸、越南和中国云南，那是企图打开中国的南大门。

当莫理循动身作远东之行时，《泰晤士报》上层特意关照他不得以“记者”身份采访，而是以“医生”名义作旅行考察，隐瞒记者身份的调查，实际上是收集情资的间谍活动，因为他收集的信息都转到了英国外交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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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理循主张“以日制俄”

 

莫理循担任《泰晤士报》驻京记者后，结合莫理循的报导、英国的对华外交政策与中国所处的国际关系环境，他在1897-1900年期间对中国政局的观察和反应又有哪些呢？

在中国面临列强瓜分危机时，莫理循积极主张英国要加入瓜分的行列，一方面遏制英国在华的主要竞争对手俄国在东北及华北的侵略活动，另一方面把包括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在内的广阔的中国领土纳入英国的势力范围。

从莫理循的大量报道和电讯中，可以清晰地看清莫理循积极参与了瓜分中国的活动，他是大英帝国派驻中国的走狗。

在关于中国前途和现状的总的看法上，莫理循满足于当时在英国流行的关于中国的观念，即中国是一个落后腐败、没有希望的国家，官员不思改革，社会没有进步的迹象。莫理循是追随列强辱华的急先锋。他从没有为中华文明唱过赞歌，甚至没有任何一句对中华民族的颂辞。

把莫理循的“以日制俄”主张放在中、英、日、俄的外交大背景下，关注莫理循与中国外交和政府官员的交流、接触，尤其透过莫理循的这一主张和活动来分析在1900至1905年期间他对中国政治命运的看法，我们又能得到什么感受呢？

义和团运动后，莫理循继续坚持不懈地对俄国在中国东北活动进行揭露，坚持其“以日制俄”观，鼓吹日俄战争。贯穿莫理循这一切活动的核心是，他看到俄国势力在中国东北的扩张对英国在华乃至整个亚洲的利益构成威胁和挑战。

这一担心使莫理循在东北问题上表现出对中国的同情吗？他是希望保全中国吗？

实际上，莫理循更多的是从反俄的立场出发，“同情中国”，这是一个假象。他的本意是确保大英帝国在中国的利益，也不希望看到俄国的崛起和在中国称霸一方。

俄国占领中国东北是侵略，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就不是侵略吗？所谓“同情中国”是彻底的谎言。

莫理循的“以日制俄”观，实际上对于中国解决在东北问题上没有帮助作用，只是让列强在自家的土地上燃起战火。这好比让恶虎与饿狼在你家的羊圈里争夺和残杀羊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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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理循眼中的近代中国

 

莫理循在1905-1911年的游历、公开演讲等活动及书信、日记和所发报导等内容，显然与他先前的“中国观”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在日俄战争结束前后，莫理循早先对中国前途总的看法是：由中国前途悲观论转向中国前途乐观论。

但是在这时期的莫理循对中国政局和外交的看法生变了，莫理循由“反俄”、“以日制俄”转向“反日”、“中英联合”。尤其是他在中英外交关系方面的观点，居然与英国政府出现了对抗。

当清末中国出现新政呼声后，基于他本人对中国的实地考察，莫理循对清末新政持这样的乐观看法：现在的中国不再是以往那个腐朽、没落的帝国，而是一个具有蓬勃生命力、积极进取的国家，它将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在报导中，莫理循主要宣传新政改革的积极方面，总是称赞改革的成效，以维护新政改革的积极形象。

然而，莫理循对中国乐观论的宣传，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抨击。一些人认为，那是一种假装出来的乐观主义，完全受其功利主义目的的驱使。

莫理循关于新政改革观的乐观的观点，与《泰晤士报》的国际新闻主编姬乐尔和《泰晤士报》的上海记者濮兰德等人的新政观，发生了冲撞。

《泰晤士报》官方倾向于国际新闻主编姬乐尔和上海记者濮兰德关于中国的观点。

莫理循与他们的观点分歧主要在三个方面。

第一，清政府改革诚意和内容方面。第二，对中国官僚的看法方面。第三，对英中关系的不同看法。

在莫理循看来，日俄战争后，日本已成为英国在华利益“最危险的竞争对手”。针对中国出现的这种新形势，莫理循认为英国应该对英商在中国东北的利益采取积极行动，遏制日本在东北的侵略行为，使东北成为向国际贸易开放的市场，而不是日本的专有势力范围。

在中国维持“门户开放”，即是莫理循关于英国对华政策的设想。

莫理循批评英国外交对日本的纵容，并倡导英国对华外交采取积极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在英国国内舆论界和外交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

莫理循对新法铁路问题自始至终极其关注，其间，他与中国外交官员(包括唐绍仪、梁敦彦)交往密切，并向他们提供建议，或者从他们那里获取重要秘密情报，把谈判内容公之于众，有意引起列强的关注和干涉。他还在《泰晤士报》上撰文批评日本在此事上的政策及英国政府的对华消极态度。在新法铁路事件上，莫理循为中国争取利益的行动和报导，虽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但是在客观上成为了中国外交交涉的一部分，为中国外交在争取新法铁路修筑权上提供了舆论支持。莫理循与中国外交官员的密切交往，向他们提供意见、建议，对中国外交官员在此事件的外交中坚持强硬的立场起到了一定的支持作用。

莫理循除了“固执地”与《泰晤士报》国际新闻主编理论外，还不失时机地向英国公众介绍、宣传他对中国的这种乐观看法。但是莫理循的努力并没有使《泰晤士报》站到他的立场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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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中国国内开始流传革命思想，甚至爆发了各地革命起义，莫理循反对革命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对革命持反对态度。莫理循认为，革命是对清政府现有秩序和新政改革的破坏。

鉴于革命起义屡次被清军所败的事实，莫理循认为革命党人的活动还不成气候，还不是清政府统治的威胁，他对辛亥前的大清政局仍然很乐观，认为中国局势稳定，国家安全、统一。

莫理循的中国观，并没有得到列强的认同，甚至连英国政府也不采纳。他所看到的中国，并不全面。尽管随着中国自身的改革变化，莫理循的中国观也随之发生了转变，但他的中国观也就成了过境云烟。

莫理循已陷入孤独之中。当《泰晤士报》改组和内部人事调整时，莫理循几乎被同仁抛弃了。

 

莫理循镜头下的中国清末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