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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焦点对话：疫情扩散全球，钟南山说“源头不一定在中国”？
美国哈佛大学政治科学教授加里·金(Gary King)领导的一个研究团队在2016年发表的一项有关中共当局操控网络舆论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共当局操控网上舆论，常常不是调遣中共的网络民意特工即网民所说的五毛党对批评中共的言论做出反驳，而是调遣五毛党插科打诨，转移话题，把话题转移到有利于中共当局的轨道。
随着疫情从中国扩散开去，开始在欧美国家肆虐，中共当局加强舆论宣传，封杀批评声音，中文世界有关疫情的叙事出现了新的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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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伦敦从事媒体研究的一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中国留学生说: “我觉得（这两个月）我能很明显地看到一个舆论的反转，从一开始的人们追问为什么当局没有及早向民众发出警报、为什么没有尽早控制疫情，变成了中国从一开始做的事情都是对的，现在疫情在外国严重起来，就是因为国外的体制不行，民众不行，政客愚蠢。我觉得这是一个越来越广泛的舆论趋势。”
这位在伦敦从事媒体研究的中国留学生说，过去两三个月来中共当局打造和推动的这种舆论趋势跟中共当局在过去二十多年来在国内精心培育的民族主义情绪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中共可以用来抵挡批评、逃避责任的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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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武汉的一位政治科学研究者也认为，中共当局在疫情叙事操控和推卸责任的动作十分明显。
这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研究者表示，中共当局在疫情问题上为了甩脱责任而推出的叙事主要是两大操作，一个是死不认错，从一开始瞎指挥、冒充传染病最高权威、处罚谈论疫情的医生李文亮，到后来采取一刀切的封城措施到导致不计其数的人道灾难，中共当局一概不承认任何错误；另一个是在死不认错的同时，中共当局竭力甩锅，搅浑信息，这种操作包括调遣和操控钟南山这样的所谓专家出马搅混水，声言“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在武汉，不等于源头在武汉。疫情发生在中国，源头不一定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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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位研究者和许多观察家、批评者指出，尽管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竭力推出目的在于逃脱责任和自我美化的叙事，但中共自我美化的叙事与严酷的现实反差太大。
观察家和批评者指出的严酷的现实包括：
——在疫情发生的初期，在最有可能控制疫情避免大扩散的时期，中共当局施行信息封锁，进行误导性宣传，处罚私下谈论疫情的医生李文亮和另外7名医生，处罚李文亮等人的消息由中国中央电视台反复播送十几遍，导致全中国的医务人员人人自危，无人敢谈论正在急剧扩散的疫情；然而，中共当局随后对李文亮被处罚的。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声言他从一开始就“亲自领导、亲自部署”疫情防控工作，但他本人以及他的宣传班子一直没有说将处罚李文亮的消息通过中央电视台反复播送十几遍震慑全中国、尤其是震慑全中国的医务人员使他们在疫情问题上噤声、导致中国公众得不到重要的警报；导致成千上万的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感染病毒，这种操作是否也是习近平的“亲自领导、亲自部署”，假如不是他又是谁？
——习近平声言他从一开始对疫情非常重视，在1月7日就对疫情防控做出了明确的指示，但截至目前，他控制下的中国官方媒体一直不肯透露他在1月7日究竟做出了什么明确的指示；中国官方媒体也没有解释为什么疫情在武汉急剧发展的时候，武汉当局在长达两个星期的时间里停止报告疫情动态，还组织所谓的“万家宴”之类的大型公众活动，从而促成了疫情的扩散；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的这种做法，跟中共当局所宣扬的当局“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态度，及时发布疫情信息”的宣传形成鲜明对照；
——习近平声言他从一开始对疫情非常重视，但在武汉不得不因疫情大爆发而宣布封城几个小时之后，他发表针对全国的讲话，不提武汉，不提疫情，不提封城，习近平本人更是在疫情大爆发大发展的关键时期神隐了整整一个星期，连中共宣传部门在宣扬他如何夜以继日，呕心沥血、全力以赴领导抗疫的宣传材料都说不出他神隐多日期间究竟人在何处、有什么行动或作为；
——中共当局对内对外宣传的所谓采取“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控制疫情，但同时全面封杀一刀切的举措造成人道灾难的消息，包括禁止疫区的病人外出求医、导致病人只能在家等死；例如，湖北十堰三个儿童因为患危及生命的肿瘤需要到北京寻求治疗，中共当局拒绝批准，只是因为他们是来自湖北，而来自湖北的人一律不得进北京；中共当局的这种做法导致这些儿童父母只能眼看着孩子走向死亡，绝望的父母通过网络发出呼救，呼救被中共网关当局封杀，这样被封杀的绝望求助帖不计其数，而死于中共当局制造的这种人道灾难的人连中共的统计数字都算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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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评论家和批评者指出，尽管中共调遣庞大的人力物力力图打造和力推一种中共当局是疫情防控英雄的叙事，掩盖其酿成疫情大爆发祸害全中国和全世界的责任，但中共造成的问题太多、太大，而且祸害还在继续，中共打造和力推的叙事是否能被广泛接受目前还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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