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世界通用标点符号的起源《英语自学笔记》I卷 English self-study notes

第四章 世界通用标点符号的起源 The origin of universal punctuation marks

潘多拉的盒子：出自希腊神话。普罗米修斯将天火盗往人间之后，宙斯命匠神用泥土做成一个女人，取名“潘多拉”。并给了她一个装满灾难、贪婪、疾病、战事、悲愁……的礼盒，然后将她作为赠礼送给普罗米修斯的弟弟。潘多拉在普的弟弟面前突然打开盒子，于是灾难、贪婪、疾病、战事、悲愁……迅速散布到大地、天空和海洋。盒子底下只藏着唯一美好的东西：希望，但在希望未飞出之前，潘多拉就将盒子永远关闭了。比喻带来灾难和祸害的东西，或造成灾害的根由。 我们经常看书，也经常书写。对于书面语中用于断词断句的句号、单条短线和破折号，我们再熟悉不过了。逗号、冒号、分号以及它们的“兄弟姐妹”是书写中必要的组成部分，这些符号帮助我们分辨出句子的语法结构，并将书面文字转换成口头文字或大脑中的意象。没有这些标点符号，我们便不知所措。不过早期看书和书写的人在没有标点的情况下依然可以看懂书面文字，且能用书面文字正确表达。 他们为什么改变了主意开始使用标点符号呢？ 打开书面文字的潘多拉盒子，也就能知道世界通用标点符号的起源。 公元前3世纪的中国处于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年），当时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争霸，最后由秦始皇统一。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变革阶段。 但在公元前3世纪，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市，一位名叫阿里斯托芬尼斯 (Aristophanes) 的图书馆长，实在受够了文字的冗长、没有间隔。他担任这座著名图书馆的员工主管，该图书馆藏书数十万卷。这些书读起来都相当费时，让人倍感挫折。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希腊人的文字中字母都写在一起，中间没有字间隔，没有标点符号，甚至没有任何的大小写区别。对于这些让人头疼的文字，读者需要自己判断，仔细分辨每个单词或句子的开头和结尾。 然而当时，人们并不觉得没有标点符号和字间距是个问题。在早期的一些民主国家，如希腊和罗马，当选的官员通常参加辩论以宣传自己的观点，人们认为这些具有说服力且打动人心的演讲比书面语言更为重要，且在公开演讲之前，这些当选的官员必定会仔细斟酌其演讲稿，只有这样才能赢得民众热烈的掌声。 此时的阿里斯托芬尼斯有一个的突破性举措，这就是建议读者对文章进行注释，即用墨点在每一行的中间 (•)、底部 (.) 或顶部 (•) 作标记，使那些连在一起的文字不再显得那么冗长不堪。他的加点跟读者在正式的语言单位之间需要插入的停顿（即逗号、冒号和句号）相对应。 但这还不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标点符号，因为阿里斯托芬尼斯的符号，只是想要表示简单的停顿，而并非语法意义上的界限。 不幸的是，不是每个人都信服这个新发明的价值。当罗马人取代希腊人，成为古代世界最卓越的帝国时，他们毫不犹豫地摒弃了阿里斯托芬尼斯的点号系统。 虽然罗马人曾有一段时间尝试使用点号分隔词，但到公元2世纪也放弃使用了。公元2世纪，中国正处于东汉时期（公元25年-公元220年）。 大多数学者认为，当时的希腊人和罗马人在没有标点符号的情况下能够看书写字，就是因为他们看所有文字时都大声朗读出来。公众对公开演讲极其狂热，所有的阅读活动都大声进行。显然，这种阅读方式与古代中国人的学习方式完全不同。也许这是阅与读的差别。 那时，书面语言时代来到了这个世界。 一股完全不同的学习热潮兴起，使得阿里斯托芬尼斯对标点的涉足得以复苏。 301年至400年的百年被称为4世纪。在这个世纪中，中亚游牧民族比上个世纪更加活跃。在亚欧大陆的东部，游牧民族趁西晋八王之乱入侵中原，在中国北方相继建立了众多少数民族政权。在亚欧大陆东部，受挤压效应（被汉朝驱逐的匈奴人挤压了中亚草原西部的游牧民族），西哥特人进入罗马，并扰乱了罗马帝国的秩序。 4世纪是大宗教活跃的一个时期。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得到了宽恕、承认、发展和国教化。在中国，佛教得到了极大发展，道教也快速地组织化。 5世纪是指公元401年至500年的时代。401年，西哥特人亚拉里克一世开始入侵意大利北部。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标志着西欧奴隶社会结束。494年，中国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积极推行汉化政策。 4世纪到5世纪，罗马帝国逐渐崩溃。这个国家发现，面对新兴的基督教，自己正在打一场必败之仗。异教徒的传统和文化通常是口头相传。相比而言，基督教教徒则喜欢用书面文字抄录下《圣经旧约》中的《诗篇》和福音书，以便更好地传递上帝的旨意。书成为基督教徒身份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书中采用装饰性文字和段落标记（Γ、¢、7、¶ 和其他一些符号），许多书本还配以金叶和复杂的绘画用以诠释说明。 随着基督教席卷欧洲，基督教徒完全拥护书面语以及让语言焕发活力的标点符号。 6世纪，为保护作品的本意，基督教作家在读者拿到作品之前就开始在文章中加注标点符号。 后来到了7世纪，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 (Isidore) 在阿里斯托芬尼斯的点号系统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版本。他在点号系统中按照高度顺序设置了高度不同的点号，分别表示短停顿 (.)、中停顿 (•) 和长停顿 (•)。 书成为基督教徒身份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书中采用装饰性文字和段落标记。 此外，伊西多尔首次对标点符号所表达的意思进行明确表述：下点号 (.) 不再标注一个简单的停顿，而是一种语法意义上的停顿，而上点号 (•) 则代表一个句子的结束。此后不久，又出现了字间空格。字间空格是由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僧侣所发明，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不想再浪费精力去分开陌生的拉丁文字。 然后在8世纪末，在新兴的德国，著名的查理曼大帝下令让一位名叫阿尔昆 (Alcuin) 的和尚设计一份全国所有人统一使用的字母表，从而也产生了我们现在所说的小写字母。 书面语言时代到来，而标点符号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随着阿里斯托芬尼斯的“小点号”广泛为人使用，书面语言表达者开始在在此基础上寻求扩展。一些人受格里高利圣歌的启发，借鉴五线谱发明了新的标点符号，如分号 (punctus versus)（中世纪用来终止一句话的符号）和颠倒分号 (punctus elevatus)（颠倒的‘;’，后来演化成现代的冒号）。这两种符号不仅表示语法意义上的变化，也表示语调上的变化。另一个新的符号，即问号的原型，在当时叫做疑问符号 (punctus interrogatives)，它用于表示问句，同时表达语调上升。 结果，最初引出标点符号三个点号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重创。在人们发明了其他更为具体的符号之后，下点号、中点号和上点号之间的区别也变得模糊起来。最后这些点号都演变成一个简单的点，可以放在一行字中任何地方，表示不确定长度文字的停顿，成为逗号、冒号和句号的混合体。 这就是文艺复兴高潮时期标点符号的状况：古希腊点号、中世纪符号演变的冒号、问号和其他符号，以及斜线和破折号等，一些后来符号在一起混合使用。 现在的作家们都很满足现状，这真的是幸运的，因为在15世纪50年代中期迎来了印刷术，随着约翰内斯•谷登堡 (Johannes Gutenberg)的42行圣经的出版发行，标点符号竟成为时代的见证者。 在之后的50年里，我们今天使用的大部分符号被定为主要符号，没有再发生什么变化。 也只有在时下，电脑远比印刷机更为普及的时代，标点符号才又开始日渐丰富。15世纪的作家要识别电脑键盘上的符号基本没有问题，但他们如果看到电脑屏幕上的情感符号和表情符号，可能会感到有些惊讶。 所以，标点符号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不过是在等待下一次技术潮流以完成自身的飞跃。 如今我们发现，在未来的2000年里，标点符号如何发展还得取决于那些看书写字的人。 圣书文字中的表音符号 （1）中国首次推出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法令 在中国古代，虽然存在“句读”“圈点”等辅助阅读方式，但并没有形成通用的标点符号系统。古人阅读中的断句要通过语感、语气助词、语法结构等来进行，这样会造成读者对文章字句的误解，增加阅读的困难。 中国现在通用的标点符号，是在我国古代的“句读”“圈点”等标点和符号的基础上，再引进西方国家的一些标点符号，经过百余年的使用改造融合而成的。 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也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即学习外国的技术，以对付外国的侵略。要学习，先得了解。西洋标点便在这个时候传入中国。 晚清民国的时候，一批接受了西式教育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在中和中国古代就是标点符号的基础上，引进西方的标点符号。 洋务运动时期，清末的外交官张德彝，是我国第一个介绍西方标点符号的人。 张德彝祖籍福建，汉军镶黄旗人，同文馆英文班学生，曾先后八次出国游历，每次都留下一部以“述奇”为名的日记体裁的闻见录。同文馆是清政府为培养洋务人才而设置的一所近代外语学校。 张德彝随浦安臣使团出使欧美，1868-1869年写出《再述奇》(今名《欧美环游记》)记述了他在美、英、法三国的社会和文化方面的见闻。其中有一段对西洋标点符号的叙述，是我们见到的最早介绍西洋标点的文字。 在中国第一个使用新式标点符号著书立说的人，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严复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也很了解中西文化的某些差异。1904年，他在所著的《英文汉话》一书中，第一次使用了一些新式标点符号，这对中国语言文学的发展，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而大张旗鼓地号召在社会上推广使用标点符号，是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新式标点符号是新文化运动一部分。 《新青年》在新文化运动中，倡导了以反对文言、提倡白话为主要内容的书面语革新运动，有不少文章、书信提到了使用标点的问题，开展了使用新式标点的讨论，在社会上，尤其是知识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17年5月，刘半农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之文字改良观》，提出了在文章中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主张。《新青年》杂志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喉舌”，自创刊之日起，一直坚持使用新式标点符号。 作为新文化运动领袖之一的胡适，对新式标点符号的创制实施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美留学期间，胡适曾先后担任《学生英文月报》《留美学生季报》等刊物的主编，同时还进行了一些学术著述。1914-1916年他曾在日记中多次记下自己对创制新式标点符号的设想，这些日记先在友人中传阅，后来收入《藏晖室札记》。 1915年8月，胡适应《科学》杂志之约，作《论句读及文字符号》一文，“凡三昼夜始成，约一万字”，全面阐述了他对句读及文字符号的理论思考，并且进行了符号的实际创制。1918年胡适在写作《中国哲学史大纲》时，对这套符号进行增删改易，使之成为我国第一部国家颁行的标点符号方案的雏形。 至于大张旗鼓地号召在社会上推广使用标点符号，是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发起了以反对文言、提倡白话为主要内容的书面语革新运动，开展了使用新式标点的讨论。在这批人的努力下，新式标点逐渐在社会上，尤其是知识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19年4月，北京大学马裕藻、周作人、朱希祖、刘复、钱玄同、胡适六教授，联名向北洋政府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一次大会提交《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大会议决通过。 1920年2月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第53号训令《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批准了这一议案。 《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训令指出，议案内容“远仿古昔之成规，近采世界之通则，足资文字上辨析义蕴、辅助理解之用”，并转发所属各校“傅备采用”。 1919年4月国语统一筹备会成立时会员合影 1920年2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训令批准了由周作人、钱玄同、胡适等六位教授联名向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一次大会提交的《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这标志着新式标点由个人提倡走向国家推行、走向法治，极大地推动了标点的使用和普及。 《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议案的颁布，标志着中国第一套法定的新式标点符号从此诞生。新式标点由个人提倡走向国家推行，走向法治，这极大地推动了标点的使用和普及。 这个时候的标点符号已经基本接近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标点符号。 上世纪20年代，除在白话文中继续推广使用新式标点外，还出版了一批古典名著的新式标点本。如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了汪原放标点的《水浒》《儒林外史》《红楼梦》。标点古书迅速形成风气，新式标点一时成了时尚。 正如陈望道在《新式标点》一文中所说：“新式标点现今算是一件时式的东西了，一部旧书，单加几个标点便可以赚钱了！时代底进步，真快啊！从前胡适之在《科学》、陈望道在《学艺》、高元在《法政学报》、项衡方在《东方》一类杂志上劝用新式标点的话，早已是日本女人手里的‘劝女人放足歌’了！” （2）关于使用标点符号的趣闻 在民国时期出现了一场有关使用问号和惊叹号的历史争论。 “？”和“！”到底要不要？ 问号、叹号都不是中国固有的符号，却是较早采用的符号。但是后来有人主张不要“？”和“！”。 1918年，《新青年》第五卷第三号在“论句读符号”的讨论题目下，刊登了慕楼、胡适的通信。 慕楼在来信中提出，文言虚字可以代替问号和惊叹号两种符号，说“文句圈点，如乎？么？呵！等，似近重叠。以中文‘乎’‘么’等即是‘？’之记号；‘呵’‘呀’等即是感叹之记号也”。 这种看法在当时有一定的普遍性，比如提倡新式标点符号的干将刘半农也曾有类似观点。 胡适在回信中剖析了自己以前在《论句读及文字符号》一文中的类似主张，而后借钱玄同的话说：“这两种符号(？！)都不可废。因为中国文字的疑问语，往往不用上举诸字；并且这些字有各种用法，不是都拿来表示疑问的意思。”接着举例说，中国京戏里常有两个人问答，一个问道“当真？”一个答道“当真。”又问道“果然？”又答道“果然。”倘若不用疑问符号，这四句写出来便没有分别了。再如《檀弓》上，曾子怒曰：“商汝何罪也！”这句虽用“何”字，却不是疑问语，而是怒骂语，当用感叹号。 最后，胡适颇有感触地说：“种种符号都是帮助文字达意的。意越答得出越好，文字越明白越好，符号越完备越好。” 那么，“？”是怎么来的？ 中国标点符号中的问号“？”原是从西方引进的。它起源于拉丁文中questio这个词，意思是质问、疑问、问题。在问号尚未出现之前，每当有表示询问的句式时，就在句子的末尾加上questio。后来人们为了书写简便，就取其开头的一个字母“q”和最后的一个字母“o”，缩写成“qo”两个字母。不久又有人把“q”写在上面，把“o”写在下面。 过了一些时候之后，又逐渐改变了写法，草写成“？”作为问句的标志。后来约定俗成，在问句中都这样用“？”来表示，从此“？”就正式变成了一个标点符号，在世界各种语言中通用。 中国人在推行西方标点符号时，曾流行过一则《留，还是不留？》的笑话。 某甲前去拜访他的朋友某乙，并且由于下雨使得他多停留了几天。 主人某乙终于变得不再欢迎他的朋友，但是仍然不想当着面撕破脸，因此他在门上写下这一句没有标点的话： 下雨天留客天天留我不留 主人的意思是这样的：下雨天，留客天；天留，我不留。 那位客人却不知趣，对这行文字看了几眼之后，还打上了几个标点符号： “下雨天，留客天，天留我不？留！” 于是又依然在这里吃住下去，弄得主人啼笑皆非。 中国人在推行西方标点符号时，居然还将古诗改换标点，古诗居然变成了戏剧小品。 我们都知道，晚唐著名诗人杜牧写有一首脍炙人口的七绝，题目是《清明》。全诗是这样的：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 有人重新给这首小令打上了标点符号，结果使小令变成了精巧典雅的戏剧小品：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 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 有些中国人反对推行西方标点符号，结果引起了西方人的不乐意。 台奥多尔•冯达诺是德国19世纪著名的作家。他在柏林当编辑的时候，曾收到了一位中国青年寄来的诗稿，全诗中没有用一个标点符号。诗稿末尾还附有这样几句话： “尊敬的编辑先生：我对标点符号向来是不在乎的，这首诗中的标点符号，就请您帮忙填上吧。” 冯达诺看了诗篇和附言后很生气，当即决定退稿。他在退稿信中这样写道： “亲爱的诗人：我对诗向来是不在乎的，下次来稿请光寄标点符号来吧，诗就由我来填写好了。” （3）中国复古派对新式标点符号的抵制 当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第53号训令《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后，新式标点符号却被当时的守旧派视作“洪水猛兽”，不断遭到其谩骂和围攻。 鲁迅先生在1934年写的《忆刘半农君》一文中，曾这样写道：“十多年前，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 “五四”时期，复古派的代表林琴南一方面竭力反对白话文运动，一方面拒绝使用新式标点符号。在翻译外国小说时，他宁可用“此语未完”四个字，也不肯用一个简单、明了的省略号。 1924年，有个叫张耀祥的搜集了一些新诗中的感叹号“！”，耸人听闻地说什么“缩小看像许多细菌，放大看像几排弹丸”，是“消极、悲观、厌世情绪”的表现，并把使用这种符号的白话诗诬之为“亡国之音”。 1927年12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举行“甄别考试”，索性恢复文言，禁止使用新式标点。 这些倒退行径理所当然地受到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化界人士的反对。鲁迅曾在一系列杂文中列举中国古籍中的许多例子，证明文言文精炼虽精炼，简约虽简约，但是由于语法不精密，缺少标点符号，结果有时词不达意，歧义迭出，叫人容易发生误解。他大声疾呼“须用新式标点”。郭沫若则在一篇文章中说：“言而无标点，在现今是等于人而无眉目。” 在进步学者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1930年教育部颁布了《划一教育机关公文格式办法》，从句读、行款、用语几方面统一机关文牍；1933年，行政院和国民政府分别发出通令和训令，要求采用“简单标点办法”。这些文件都扩大了标点符号的影响，促进了标点符号的普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关方面对原标点进行了研究整理，1951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署公布了《标点符号用法》。共列标点符号十四种，包括句号、逗号、顿号、分号、引号、冒号、问号、感叹号、括号、破折号、省略号、专名号、书名号、着重号。 20世纪60年代，汉字文稿的书写和出版物的排印由直行改为横行，某些标点符号的用法也有了新的发展变化，有必要对原规定进行整理。 1987年初，国家语委成立《标点符号用法》修订组，约请专家对原用法进行修订。1990年3月，国家语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联合发布了修订后的《标点符号用法》，共列标点符号16种，增加了连接号、间隔号。 此后，在听取各界意见后，国家语委、新闻出版署和国家技术监督局共同决定将《标点符号用法》制定为国家标准，并于1995年12月正式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