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国古今标点符号之谜《英语自学笔记》I卷 English self-study notes

第三章 中国古今标点符号之谜 The mystery of ancient and modern Chinese punctuation marks

在有很多时候，我们会把“标点符号”简称为“标点”，尽管这和狭义的“标点”的含义并不相同，但通常不至于混淆。因为区分“标点”和“符号”，这个问题的答案关系不大，我关注和好奇的是中国古代文字中到底有没有“标点符号”？ 现存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了一些标点符号。这些标点符号以线号为基础，变体有竖线号、横线号、曲线号、折线号几种。它们的主要功能都是起分辞的作用，即把不同条的卜辞隔开。 在殷周金文中，标点符号的种类有所增加，出现了由甲骨文线号演变而来的勾识号，二短横号和单短横号。 春秋时期的《侯马盟书》中使用一条或者两条短线表示重文，标点的一种。 《侯马盟书》是指1965年在山西省侯马市晋城遗址发掘出的一批春秋晚期晋国世卿赵鞅与卿大夫间举行盟誓的约信文书。这些盟书是用毛笔书写在玉石片上的，字迹多为朱红色，少数为黑色，字体近于春秋晚期的铜器铭文。 盟书一式两份，一份藏于盟府，一份埋于地下或沉在河里，以取信于神鬼。 侯马盟书的发现是在1965年至1966年，位于侯马晋城遗址的东南部，面积约3800平方米，分为“埋书区”和“埋牲区”两部分。 盟书的盟誓时间大约在公元前497年至公元前489年之间，即晋定公十五年到二十三年。 盟书内容主要分为宗盟类（同姓同宗的人举行盟誓）、委质类（委身给某人，一生永不背叛）、内室类（夺取他人财产归己有并反对宗族内不正当行为）等，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和社会关系。 盟书书写材料多为玉石片，其中石质盟书占大多数，也有少量玉质盟书。石质盟书多为粘板岩，呈灰黑、黑绿、红褐色；玉质盟书则为透闪石岩、蛇纹岩。 侯马盟书的字体属春秋末期字形，笔法“重按快提、侧锋取势、钉头鼠尾”，有如蝌蚪文，反映了当时的篆书风格。盟书中的文字变化多样，同一汉字常有多个异体字共存。 侯马盟书的出土，对研究中国先秦时期的历史、盟誓制度、古文字、书法艺术、历法、社会学和风俗习惯等具有重大意义。它也是中国考古发现的十大成果之一。 上面红圈圈出来的短横就是标点 令我好奇的是：在《侯马盟书》中，确实使用了标点符号，如短横线，用于表示重文，即重复出现的字或词。这种标点符号的使用，显示了古代文人对文本清晰度和准确性的追求。 通过这些信息，我们可以看到《侯马盟书》不仅是一批重要的历史文献，也是研究古代盟誓制度、书法艺术、文字演变和标点符号使用的重要实物证据。 春秋战国时期，除继续使用二短横号，更重要的是使用了各种形体的点号，且各号的用法增多，使用频率增高。春秋末期的二短横号除了继续表示重文之外，还产生了合文的新用法。 先秦是标点符号的萌芽期，因此这个时候的标点符号种类不多，形体不规则，使用具有任意性。但先秦时期出现的标点符号，是汉语标点符号的源头，奠定了后代标点符号发展的基础，后代许多标点都是由这一时期的标点符号发展而来。 秦汉时期，标点符号的种类和用法比起先秦时期有了长足的发展。 从魏晋至唐五代七百年间，标点符号的发展相对标点符号的整体发展来说是比较保守的，其中的标点符号很多已经在两汉中见到。随着思想的解放和认识的深化，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雕版印刷的广泛流传导致的文化普及，标点符号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到宋元时期终于发展成熟。 清代的标点符号虽然有所发展，但并没有飞跃性的进步。种类上只新生了用作书名号的双横线号和规范的六角括号。在使用上，清代的标点符号具有整个古代标点符号使用的共性，使用标点符号的书籍总量大大增加，超过此前的任何一个时期，在坊刻书籍上，特别是民间文学作品上体现出来，多是供低层次文化读者学习阅读的，而不会体现在高层次文化读者所阅读的作品中。 令人痛心的是之所以在中国古籍里见不到标点符号的踪迹，那是因为在古代最后一次传统典籍整理中——编撰《四库全书》时被人为地去掉了标点符号。 《四库全书》全称《钦定四库全书》，是清代乾隆时期编修的大型丛书。在清高宗乾隆帝的主持下，由纪昀等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3800多人抄写，耗时十三年编成。 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 据文津阁藏本，共收录3462种图书，共计79338卷（相当于《永乐大典》的3.5倍），36000余册，约八亿字。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初稿完成，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全部完成。乾隆帝命人手抄了7部《四库全书》，下令分别藏于全国各地。 《四库全书》可以称为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成之作。中国文、史、哲、理、工、农、医，几乎所有的学科都能够从中找到源头和血脉。 《四库全书》突出了儒家文献和反映清朝统治者“文治武功”的文献，把儒家著作放在突出的位置。把儒家经典放在四部之首，把一般儒家著作放在子部之首；轻视科技著作，认为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是“异端之尤”，可以“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除了农家、医家和天文算法类收录少数科技著作之外，一般科技著作是不收录的；排斥了有民主色彩或敢于批评儒家思想的文献及戏曲和通俗小说如宋元杂剧、话本小说、明代传奇等。 但同时，《四库全书》是乾隆皇帝以“稽古右文”为名，推行文化专制政策的产物，乾隆帝对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书籍，分别采取全毁、抽毁和删改的办法，销毁和篡改了大批文献。 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凡被清朝统治者认为违悖伦理纲常、不合义理名教、讥贬满族先世、危及皇朝统治地位的，均在禁毁之列，也可以说是一场禁毁图书的浩劫。 除此之外，官方编纂书籍对标点符号的使用却有所倒退，四库全书中收录的三千余种书中，无论原书有无断句标点，在编入四库全书时一律去掉标点符号。 清末西方文化大量涌入中国，也为中国标点符号的发展带来了新的风潮。这个与西方标点符号接轨的新式标点符号，只有短短一百年。 记得在中小学练习标点符号使用的时候，有一道断句标点的题是必出的： 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 通过这道题让学生们对正确地使用标点符号，有一个基本的认知，这当然是应该的。但从另一个侧面，也很容易造成学生们的错觉：中国古代没有或不使用标点符号。 （1）古汉语标点萌芽期 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人们已知的我国现存的最早的文字，而在这些刻在兽骨龟甲的文字中，就已经出现了一些标点符号。比如横线号、曲线号、竖线号、折线号等。但这些符号的作用比较单一，只能起到简单的分隔作用，不能表示人的语气、说话时感受。笼统来说，横线号、竖线号等这些甲骨文中的符号，只相当于今天的逗号或者分号，即把不同的甲骨卜辞分隔开。 随着文字使用范围的扩大，到了殷商后期和西周时期，见于青铜铭文的标点符号明显多于现今已发现的甲骨文中的标点符号。出现了甲骨文中“线号”的变体——“勾识号”，包括“二短横号”和“单短横号”。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文化大发展的黄金时代，以春秋晚期的原本《道德经》以及春秋末年孔门弟子辑录的《论语》为发端，战国初年，诸子百家的各种著作相继问世，文字使用空前广泛。而随着文字的广泛使用，标点符号的形式和功能也有了较大的发展。除继续使用二短横号，更重要的是使用了各种形体的点号，且各号的用法增多，使用频率增高。 先秦时代是中国古代标点符号的萌芽时期因此，这一时期标点符号的种类不多，形体不规则，使用具有任意性。但先秦时期出现的标点符号，是古代汉语标点符号之源，其奠定了后代标点符号发展的基础，后代许多标点都是由这一时期的标点符号发展而来。 当然，古代也有大量没有使用标点的书籍，对于这些无标点书籍，往往采用特定的方法来表示标点，例如《诗》中用重复的形式、整齐的句子，《骚》中用“兮”表示一句结束，另外如韵脚、语气助词等。 注意这些不仅是划分句子的方法，也是当时写文章所必须要注意的问题。 《文心雕龙•章句》就谈到了写文章时采用虚词协助读者断句的问题： 又诗人以“兮”字入于句限，《楚辞》用之，字出于句外。寻兮字承句，乃语助馀声。舜咏《南风》，用之久矣，而魏武弗好，岂不以无益文义耶！ 至于“夫惟盖故”者，发端之首唱；“之而于以”者，乃札句之旧体；“乎哉矣也”者，亦送末之常科。据事似闲，在用实切。巧者回运，弥缝文体，将令数句之外，得一字之助矣。外字难谬，况章句欤。 当然，这些方法仍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古文中才有不少悬案，例如《论语•子罕》篇首句：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究竟是该断做：“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还是“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历来总有人提出不同的解释。 其实说到这里，应该能看得出来，中国古代不但不是没有标点，反而是有大量的有标点书籍存在的。问题在于标点的系统不统一，几乎每家各用一套系统，你用圆我用方，你用实心的我用空心的，你标注在文字左边，我标注在文字下面……和其他各种学问一样，问题也是出在没有系统上。 没有系统，所以不能流传，进而就会失传。 另外一个好玩的问题是从目前的记录来看，春秋战国到汉朝的文字中，标点都比较复杂。而宋代以后直到清代，所用的标点往往仅是句读两种（有时读用顿号表示），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造成了标点符号的匮乏？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事情。 （2）古汉语标点发展期 秦代是中国古代汉语标点符号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时代，虽然秦朝的存续时间只有十五年，但是讲述秦代标点符号的发展，至少可以推延到战国时代的秦国。 根据睡虎地秦墓的竹简，学者们整理出了四种秦王朝（秦国）行政公文中常用的标点符号，分别是二短横号、勾识号、黑方号、圆点号。 汉代使用的标点符号更多，除了上文中已提及的甲骨文、青铜铭文以及春秋战国、秦王朝时期使用的各种标点符号以外，还产生了新的标点符号如顿号、逗号、句号、括号、三角号、斜线号、扁方框号、尖角号、竖长点号、节字号、马字号、儿字号、网纹号。且各种标点符号的功能与作用已经较为明确，使用的时候也各有规则。如圆点号用于分开文中的各个章节，黑方号用于开篇、勾识号用于断句和分析文意。 值得一提的是，“句读”一词，始见于汉代。从这个时候起，人们开始自觉地运用“句读”这种断句方式，来理解古代文献的意思，这一点在汉代的训诂学和经学注释中表现的尤为明显。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现代行文写作中广泛使用的顿号、逗号、句号、括号在那时已经产生并被广泛使用，虽然功能和作用与现代意义上的顿号、逗号、句号、括号不尽相同，甚至相去甚远，但它至少可以证明，现代汉语中的标点符号体系，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舶来品”。 已出土的汉马王堆帛书《老子》，其中的标点以蓝色圈标出，此时的标点系统已经比较复杂，除了之前的单、双短横外，还有拐角符号，三角符号，圆点符号，方块符号等，用法也各异。 （3）古汉语标点转变期 在唐人陆德明《经典释文》（图为宋刻本）中，可以看到这里的顿号、句号已经基本具有了现在的形态。 中国古代标点符号在秦汉时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是进入魏晋南北朝以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仍缓慢的发展着，但总体而言却陷入了停滞。 根据传世的文献资料，现在可以见到并已经确定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和隋唐五代使用的标点符号有十几种，包括圈句号、圆点号、双圈号、圈点号、顿号、方框号、方圍号、卜字号、竖线号、直角号、三角号、圆钩号、乙字号、斜线号、短横号、节字号、尖角号、二短横号。其中绝大多数标点符号，在此之前均已产生并被使用，只有双圈号、圈点号等很少的几种产生于这一时期。 关于魏晋南北朝隋唐5代标点符号发展停滞的原因，现今学者们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解释，但可以想见的是，阻碍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标点符号发展的一个重大因素是，汉代产生的“句读”之法，在经过长达数百年的发展后，依然成熟并被广泛使用。 但唐宋交替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标点符号发展的转变期。 注疏标点：以注疏作为标点，即到整句的地方再行注疏，如宋本《六臣注文选》： 宋代《尚书表注》一书中，已经以圆圈、方块、黑三角、扁长条，半圆等图案作为标点。 另外在文言文中还有不用符号的标点法，例如： 空格标点：以空格作为标点的，如宋本《华阳国志》： （4）古汉语标点成熟期 众所周知，宋元时期是我国传统科技文化走向成熟的黄金阶段，从科技上来看，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有三大发明成熟于宋元时期并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广泛应用；从文化上来看，两宋文化高度繁荣，国外研究者甚至有人称两宋时期儒学的新发展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近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更是有“中华文化造极于宋”的论断。 随着思想的解放和认识的深化，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雕版印刷的广泛流传导致的文化普及，汉语标点符号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到宋元时期终于发展成熟。 《宋史•何基传》记载何基： “凡所读书，无不加标点。义显自明，有不待论说而自见。” 从这一条历史记载来看，标点符号在宋代的成熟程度可见一斑。 首先，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新的前代没有出现过的标点符号，当时比较常见的的就有连圍号、半圆号、圆圍号、阴文号、八卦号、横括复合号、鱼尾号、圆括号等，除了这些比较常见，用法比较规则的标点符号外，还出现了许多由这些常规标点符号标点符号发展而来的约30多种变体。此时的标点符号还拥有一种特殊的功能——区分词性和名词。比如山名用黑三角号标注，湖海沼泽用半圆号标注，方圍号则用于州名等。 其次，宋元明时期的标点符号的使用已经形成了固定的基本体系，也已经进入了成熟阶段，从无规则的使用标点符号的随意性到有规则的使用标点符号的自觉性，在宋元时期中国古代的标点符号使用逐步走向规范化，如大小一致，占格适当等。 这一时期标点符号的使用虽然已经较为成熟，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许多不足当时的人们仍然无法避免。比如一号多用，多号一用等现象常常使人在阅读中难以分辨，无所适从。但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尽管宋元明时期的标点符号使用存在着诸多不足，可它仍然是标点符号发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古代旧式标点的格局已经形成。 明代《罪惟录》，标点和《经典释文》类似，基本上也是顿号句号两种，另外圆圈也用作着重号。 《永乐大典》是明永乐年间由明成祖朱棣先后命解缙、姚广孝等主持编纂的一部集中国古代典籍于大成的类书。初名《文献大成》，后明成祖亲自撰写序言并赐名《永乐大典》。明代《永乐大典》只用句号（圆圈）一种标点，图中小红圈即是。 （5）晚清古汉语标点摧残期 清代作为中国古代的最后一个时期，就标点符号的发展方面而言，其很好地继承了以往各朝各代标点符号的发展成果，是中国古代的旧式标点符号体系更加完备，但是在继承的基础上虽然小有创新，不仅没有取得飞跃性的进步，更是被满清王朝无情地进行了摧残。 清代时期使用标点符号的群体主要集中在民间，而官方对于标点符号的使用却是相当排斥。比如在将古代经典收录《四库全书》并进行刊印的时候，无论全书有无标点符号，一律去掉，进行无符刻印。官方使用标点符号的历史性倒退，使得标点符号在中国的使用日益式微。 《四库全书》全称《钦定四库全书》，是清代乾隆时期编修的大型丛书。在清高宗乾隆帝的主持下，耗时十三年编成。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共收录3462种图书，共计79338卷，约八亿字。相当于《永乐大典》的3.5倍。 《四库全书》可以称为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成之作。中国文、史、哲、理、工、农、医，几乎所有的学科都能够从中找到源头和血脉。但《四库全书》突出的是儒家文献和反映清朝统治者“文治武功”的文献，把儒家经典放在四部之首。轻视科技著作，认为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是“异端之尤”，可以“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排斥了有民主色彩或敢于批评儒家思想的文献及戏曲和通俗小说如宋元杂剧、话本小说、明代传奇等。 《四库全书》是乾隆皇帝以“稽古右文”为名，推行文化专制政策的产物，乾隆帝对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书籍，分别采取全毁、抽毁和删改的办法，销毁和篡改了大批文献。凡被清朝统治者认为违悖伦理纲常、不合义理名教、讥贬满族先世、危及皇朝统治地位的，均在禁毁之列，也可以说是一场禁毁图书的浩劫。 除此之外，官方编纂书籍对标点符号的使用却有所倒退，四库全书中收录的三千余种书中，无论原书有无断句标点，在编入四库全书时一律去掉标点符号。 清末西方文化大量涌入中国，也为中国标点符号的发展带来了新的风潮。但这个与西方标点符号接轨的新式标点符号，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只有短短一百年。 我国现在通用的标点符号，是在我国古代的“句读”“圈点”等标点和符号的基础上，再引进西方国家的一些标点符号，经过百余年的使用改造融合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