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6日
人工智能已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具革命性的技术之一。人工智能是我们作为人类正在研究的最重要的技术之一。它对人类文明的影响将比火或电更深刻。
一本遭禁的“五四运动史”
2022-02-06 10:41
著名历史学家周策纵曾说：“我深恶当代史实多在逢迎上意，为党派之争而去歪曲历史，对‘五四’尤如此。我在著述《五四运动史》时，立下两条原则：一是临文不讳，秉笔直书；二是不求得宠于当时，而期待于将来。”
1942年，著名留美历史学家周策纵先生毕业于中央政治大学行政系，由于他才华出众，深得时任政大教育长陈果夫赏识。一年后，经人引荐，周策纵被邀请去重庆市市政府担任专员、秘书。
抗战胜利之初，陈果夫、陈布雷等引荐周策纵到国民政府主席侍从室任编审（秘书），为蒋介石写讲稿、作新闻发布和宾客接见记录等事宜。
“那段时期，我有机会接触党、政、军、文化、学术各界的名人，还有各党各派的领导人物和外国人，如胡适、章士钊、毛泽东、周恩来、李宗仁、马歇尔等等，能估量他们的本色、想法和能力，不能说对我日后的研究有直接帮助，但起码可以扩充我的观念。”
为什么突然留学美国？周策纵这样回忆：
“从抗战胜利起，到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到召开国民大会，通过宪法，改组政府，每次重要会议我都在场。于是，我逐渐认识到政治多么黑暗……”
“尤其重要的是，我认定当时中国的现代化和改革，只能从党和政府之外去推动，作为人类一分子和一个中国人，我必须争取独立思考，充实自我和完善自我。”
他自认无法影响中国的实际政治，又深感中国近几十年来思想紊乱，认为“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思想变革的根源，于是决定着手写《五四运动史》。
“自从中国文化和西洋文化接触后，中国应如何批判和继承传统，中国前途如何安排？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有对中西文化互动后中国人的反应与改变做全面检讨，方足以谋解决之道。”
1960年，五十五万言的《五四运动史》终于问世，由于不合党派教条，虽然在海外风靡一时，在大陆和台湾都曾被视为“禁书”。周策纵为此感叹不已，“哀时竟止钩沉史，浮海宁甘着禁书。”
……
殷海光：中国的病根，也反映在代表早期五四思想的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失败上。
张鸣老师：在1949年之前的二十几年里，中国社会当然对一个很具抗议乃至具有文化颠覆意味的五四运动有截然两端的态度。
袁伟时老师：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五四运动史》，是公认的经典！要想了解五四，识破形形色色的谎言，请沉下心来读这部书！
阿城老师：我八五年在香港的书店，站着快速翻完美国周策纵先生的《五四运动史》，算是第一次知道关于“五四”的另一种讲法。
美国《东方学会学报》：各国研究中国近代史、思想史、文学史或传记的著作，几乎例必征引《五四运动史》。
一直到20世纪末，本书才被翻译为中文，岳麓书社1999年“海外名家名作”丛书，《五四运动史》列丛书之首，后又一度绝版。
承认“技不如人”北大报告被急删
北大“中美科技”报告被删，有什么不能看的？科技内循环，没人看好！中共内循环下要技术创新，学者支三招可行吗？（大纪元制图）
2022-02-06
【大纪元2022年02月06日讯】1月30日的时候，北大国际战略研究院，在官网上发表了新一期的研究简报，题目是“技术领域的中美战略竞争：分析与展望”。这份简报发表后，立即受到了外界关注，不过，美国之音随后就在2月3日发现，文章已经被删除了。那么，这份简报到底说了什么，为什么会被删除呢？
另外，京东创办人刘强东给慈善机构捐款的消息，这几天也上了微博热搜。不过，刘强东的这一举动，市场的反应并不那么叫好，京东的美国存托凭证当天收盘就大跌。那么，刘强东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今天，我们就来谈谈这两则看似并不相关的新闻，到底有什么内在的联系？
承认“技不如人”北大报告被删
我们先来看一下，北大国际战略研究院官网上拿掉的这份简报。幸好在“中美印象”这个网站上，我们还能看到这份据称是《中美经贸科技竞争研究》中期报告的精简版，我们来看看报告是怎么说的。
报告中提到，随着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先进技术已经成为中美之间竞争和较量的主要舞台，但是无论是从横向范围还是纵向差距来比较，美国的技术实力依然是全球领先。中国的整体技术实力，虽然在近些年来逐步增强，但是，从科技大国到科技强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份报告具体评估了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和航空航天行业这三大代表性领域。其中，信息技术领域包括半导体、信息通信设备，以及操作系统及工业软件三大类。
报告承认，中美“技术脱钩”对中国信息技术产业的影响巨大，对美国的直接影响不明显。由于越来越多的中国实体受到美国制裁，受制裁企业、机构的日常研发、经营都受到了限制，部分受制裁的高校学生也难以赴美求学。同时，一些没有受到制裁的中国实体，与美国和其它国家的商业行为以及合作交流，也都受到了阻碍。
在人工智能领域，美国是人工智能芯片、算法、机器学习等核心技术的原创方，大幅领先于中国。另外，美国是全球人工智能专业人才，接受高等教育和选择就业的首选地，中国高端研发人才的数量远不及美国。而且在中国顶尖的人工智能人才中，有34%是在中国国内就业，但是，大约56%是在美国就业。在去美国学习人工智能专业的中国人中，有88%的人毕业后会在美国就业，只有10%的人会回中国就业。
在航空航天领域的竞争中，中美双方所占的市场份额和竞争力，堪称悬殊。在商业航天方面，美国商业火箭发射能力独步全球，GPS占据全球卫星导航市场份额的六成以上。在民用航空产业中，中国的劣势极为明显，整机或核心部件基本依赖从美国等西方国家进口，并且由于美国的投资审查、贸易限制和中国自身在产业链所处的位置，中国企业难以通过收购来获取核心技术。
报告还认为，在“脱钩”问题上，美方的基本思路是：在一些中国急需却又无法实现自给的核心技术上坚决“脱钩”，比如芯片及其制造设备、人工智能等；而在低技术和低附加值的产业，则放松出口管制，以免中国企业转向国内供货商，达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这份报告的结论是，无论是技术还是产业层面，中美双方都面临“脱钩”带来的损失，但目前看来，中国的损失可能更大。此外，报告也对美国组建“民主国家科技联盟”的努力表达了关切，称“这种与国家实力和国际秩序密切相关的政治领导力竞争，很大程度上深刻影响着中美技术力量对比的走向，大大增加了中国从第三国购买关键产品、获得先进技术和引进高端人才的难度。”
也就是说，这份研究揭示出了中国多项科技短板，承认中国科技“技不如人”，而且也对中美“技术脱钩”的未来前景进行了预测。它表达了中国学界对中国科技产业未来发展的担忧，但这显然不是北京希望公开推广和传达的信息。
北京想要传达的信息是什么呢？
在2020年10月召开的19届五中全会上，中共将“双循环”、“内循环”、“扩大内需”，还有就是“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十四五”经济发展规划最重要的战略方针。“十四五”文件还提出，2035年要在“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并且“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
而且，中共政府近年来也多次强调，在包括半导体和先进制造业等所谓“硬科技”方面，必须要实现自力更生。媒体报导也在说，“激活内循环，科技是关键”，“在内循环新格局大背景下，构建本土科技创新供应链已是大势所趋”，等等。
但是，北大的这份报告却在暗示，中国把重点放在自力更生上，可能是一个失败的战略，这显然是在和北京唱反调。所以，报告从网上删除也就不奇怪了。但其实，这份报告只是说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科技内循环不可行”，而且，很多学者也都公开表达过这种观点。
科技内循环不可行“不开放就是死亡”
在北京刚刚出台“十四五”规划时，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所的所长陈志武，就向美国之音表示过，“中国的科技行业如果做到了百分之百内循环，那一天就是它的竞争力走到了谷底的一天”，过去的苏联以及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就是例证。
而中国在过去20年来，所打造出的科技创新环境和火旺局面，是受惠于美国在资本上的鼓励和技术上的扶持。如果中国开始走回内循环的老路，就会把过去所积累的创新能量给压制下去。
也就是说，中国近年来在科技和创新方面的发展，恰恰是受惠于对外开放的大环境。比如，美国的风险投资，就为中国科技行业的发展提供了资本支持。
《华尔街日报》报导说，在20世纪的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高盛集团和红杉资本等美国投资者，将风险投资这一模式带到了中国，使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京东、字节跳动、美团等无数公司应运而生。
报导还指出，中国公司近几十年来的成功，要归功于复制其它国家的技术，在某些情况下还是窃取，然后利用受过教育、有积极性、薪酬较低的劳动力，以更低的成本制造出所需要的产品。
大家看到，中国科技领域的从业者们，往往更了解这个事实，比如华为的老板任正非，早就表示反对“自主创新”。2012年，任正非在华为的一个内部座谈会上就提到：“自主创新就陷入熵死里面，这是一个封闭系统。我们为什么要排外？我们能什么都做得比别人好吗？”
熵，在物理学中，是指一个系统混乱的程度，熵死的意思，大致是说无论人与自然、组织还是系统，都有一个朝向毁灭发展的趋势，如果不进行干预，就会加速进行，最后毁灭。
任正非还说：“一定要建立一个开放的体系，特别是硬件体系更要开放。不开放就是死亡。如果不向美国人民学习他们的伟大，我们就永远战胜不了美国。”
换句话说，对外开放，才是中国过去科技发展和创新的源泉，而走向内循环，无异于“自断生路”。但是现在，就像北大报告所说的，不管中共愿不愿意，美国都在和中国技术脱钩，中共现在是不得不走“科技自立自强”的道路。
那么，中共要怎么做，才能自立自强呢？
经济下行是趋势企业家难有创新动力
去年11月，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教授张维迎，也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为什么特别需要企业家创新精神》。
文章认为，中国目前经济增速下行是趋势性的，而非周期性的，所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未必有效。而导致经济下行趋势的因素，则包括技术和创新、体制和文化、人口和劳动力等。
在技术和创新方面，中国过去40年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西方国家300年来的技术创新而非中国自我创新的基础之上，因为西方国家三次工业革命所积累的大部分技术，都没有专利了，都可以为我所用，不需要花什么成本，可以说是“免费的午餐”。
而且，中国的经济增长，依靠的也是套利，不是创新。创新是通过引入新产品、新技术、新的资源来推动经济增长；而套利则是通过改进资源分配来赚钱。一个后发国家通过套利实现9%的经济增长并不难，但发达国家通过创新想达到3%都非常困难。
但是，这种发展优势已经不可持续，在内循环的格局下，如何实现更多的技术创新，是中国下一步发展面临的巨大挑战。而张维迎提到了几个解决办法，包括：一是加强产权保护；二是努力使中国不脱离国际市场；三是激发企业家的创新精神。
但是，这三点，在目前的中国实行起来都很困难。
首先，任正非就曾说过，中国创造不了价值是因为缺少土壤，而这个土壤就是产权保护制度。比如脸书这个东西，要是在中国出现的话，就有可能被拷贝抄袭多遍，不要说原创人会被抛弃，就连最先的抄袭者也会家破人亡，再被后来者抛弃。
其次，欧美国家正在形成科技联盟，反制中共在科技等领域日益扩大的影响力。比如，英国《金融时报》报导，欧盟在2月1日公布了新的战略草案，将与美国同心协力紧急开发重要技术和环境挑战的新标准。
至于说激发中国企业家的创新精神，让企业家有足够的信心，愿意长期持续地对创新进行投入，创造出新的增长点，在目前更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远的不说，从中共2020年底开始整肃科技产业以来，中国科技企业的老板几乎是人人自危。去年，从拼多多的黄峥、字节跳动的张一鸣，到京东的刘强东，年富力强的创办人纷纷“交棒”给别人，“未老先退”。而在中共提出要促进“共同富裕”之后，腾讯、拼多多、美团、小米等科技公司，都宣布捐出大笔现金或是股票，从事慈善事业。
到了今年，京东又加入了捐款的行列。2月2日，京东发布公告，董事会主席兼执行长刘强东计划向一家第三方慈善机构，捐赠价值大约23亿美元（145亿元人民币）的股票。显然，市场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好消息，所以京东在美国上市的美国存托凭证（ADR），当天收盘大跌了2.5%。
去年7月，中国企业家孙大午，还因为妨害公务等罪名被重判了18年，他的儿子和两个弟弟也被重判。今年1月，湖北襄大集团的董事长张德武，也被数罪并罚判了13年。
大家看到，太多的例子证明，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们，不管企业有多成功，也不过是中共“砧板上的肉”，在中共所谓的“社会主义铁拳下”，民营企业家们人人自危，恐怕保命才是第一要务，谁还有动力去创新呢？而且，创新得来的财富，也很可能又被中共“共同富裕”了。
中国拐卖妇女案数量惊人深层原因剖析
中国江苏省徐州农村八个孩子的母亲长期被铁链锁颈一事，震惊中外。（影片截图）
2022-02-06
【2022年02月06日讯】（大纪元专题部易凡综合报导）中国江苏省徐州农村八个孩子的母亲长期被铁链锁颈一事，震惊中外。民间高度质疑，该女子是被拐卖至此并沦为生育工具。拐卖妇女这一严重犯罪在中国规模大，时间久，同时有着深层的原因。
中国有多少女性被拐卖？恐怕很难找到明确的答案，不过从官媒以往的报导中可以看出一丝端倪。
中共官媒《法制日报》2015年2月16日报导称，该报记者从中共公安部获悉，2014年共有30,000多被拐卖妇女得到解救。
《法制日报》2012年3月29日报导称，该报记者从当时正在召开的中国打拐反拐工作培训班上了解到，2009年以来，全国共有拐卖妇女案件23,341起被侦破，被拐妇女45,702人得到解救。
1989年中国出版的《古老的罪恶——全国妇女大拐卖纪实》，作者为谢致红和贾鲁生。书中引述官方数据指，从1986年到1989年，人贩子从中国各地拐卖到徐州市（即八孩母亲所在市）所属6个县的妇女共48,100名。其中铜山县伊庄乡牛楼村，被拐卖来的妇女占全村已婚青年妇女的三分之二。
那么没解救出来的女性有多少，以及其它年份被拐卖的女性还有多少，都无从得知。
从以上种种可以推断，中国被拐卖女性的总体数量可能相当惊人。
从媒体披露的情况看，被拐妇女大都被卖到娶不起老婆的、男人比较多的农村贫困地区。造成这一现像有多重原因。
男女比例严重失衡
中共官方2021年5月发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公报》称，中国的男性与女性的比例为105.07比100。基于中国总人口14.1亿计算，中国的男性比女性多3300万人。而农村的失衡情况更严重，男女比例为107.91比100。
在前些年，这一比例更为严重。根据出生于香港的美国记者洪理达的研究，中国男婴与女婴的比例在2008年曾达到121比100的高峰。
2010年的中国人口普查结果最为严峻，“80后”未婚男女比例为136比100，“70后”未婚男女比例更达到206比100。
对于性别比例失衡的现象，长期研究中国人口政策的美国德州农工大学（Texas A&M University）帕斯顿教授（Dudley Poston）曾经预测，2020年中国有4500万到5000万单身男子找不到配偶。
男女比例严重失衡，通常归因于中共执行了30多年的一胎化政策、中国农村重男轻女的习俗及选择性的堕胎。科技的发展，使人们可以探测到胎儿的性别，这一技术使选择性堕胎或称性别屠杀得以更容易实现。
凋敝农村的贫穷
台湾中正大学传播学系教授罗世宏认为，造成女性被拐卖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不平等的户籍政策和凋敝农村的贫穷问题。
中共建政后的户籍制度采用城市和农村二元化管理，一切社会资源的配置包括受教育、就业、福利待遇等，都与户口挂钩。所以，持农村户籍者长期处于社会底层，因为他们没有城市户籍者所拥有的同等资源。
罗世宏在2015年的一篇评论文章中说，中国农村里的光棍们，在婚配市场中属于弱势中的弱势。他们缺乏在“狼多肉少”的丛林里娶到老婆的竞争力，也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解决基本的性需求，只好用偷拐抢骗或是用钱买的另类途径，同时解决性饥渴和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
官方的漠视与纵容
尽管中共官方在不同场合都声称，对拐卖妇女行为必须“从重从快惩处，绝不能姑息放纵”，但通常被认为不过是做做姿态而已。
中国著名媒体人长平在其评论文章中说，在任何一个人口买卖的重灾区，谁家买了媳妇人所共知，但是当地官方从来不会主动承认，而是积极参与和维护人口拐卖网络。只有在受害者家人通过所在地警方找上门来时，或者在像征性的打击活动中，当地警方才会迫不得已“解救”一下。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在2020年的一段授课影片，最近也在网络上流传。他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罗翔说，非法购买一只鹦鹉，最高判刑五年；而非法购买一个或者一打（12个）女人，最高判刑三年，相当于非法购买20只癞蛤蟆的最高刑期。因此，中国女人的价值还不如一只鹦鹉，仅仅与瘌蛤蟆相当。罗翔还说，没有买就没有卖，就是因为对买方的处罚力度太轻微，所以才有那么多的卖方。
中共政府不仅是漠视，从某种程度上说甚至形同纵容。罗世宏说，中共官方从上到下的“维稳逻辑”使拐卖女性的问题进一步恶化。拐卖女性的现象虽然在法律、道德或政治上完全不正确，但却协助官方维持了农村的“稳定”局面，否则大批来自农村的光棍，在性饥渴得不到满足，而且毫无希望娶得到老婆的情况下，难保不会成为社会动乱的潜在因素。
与拐卖妇女有关的其它犯罪
2013年11月，有中资背景的香港《凤凰周刊》发表的长篇报导《中国人体器官买卖的黑幕》承认，过去十年，赴中国“器官移植旅游”盛行一时，高效得不可思议的移植手术屡见报端。国际医学专家分析，认为中国一定存在庞大的地下人体器官库，甚至活摘器官库。
该文还称，在中国无法获得法律保护的法轮功学员、劳教所囚犯、社会流民、被拐卖的妇女儿童，都可能是盗卖器官的目标。
此外，还有大量女子被拐卖之后沦为娼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的反对人口贩卖机构（UNIAP）曾对中国贩卖人口的情况进行分析。该机构研究了2006至2007年间的800个案例，结果发现，19%的女子被拐卖之后被逼卖淫，此外还有42%没有披露被卖到何处。
这些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与上述强迫婚姻犯罪的不同之处在于，其案发地已经不在深山或农村，而往往就在大城市中。
这些犯罪，也是诱发拐卖妇女的另一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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