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犹太教的地狱说12

随着犹太人与外族接触的增加，异邦文化加快了潜入犹太社会的速度。公元前333年，巴勒斯坦地区沦为亚历山大帝国的属地，犹太人开始大规模接受希腊文化及希腊化东方文化的影响。 公元前2世纪中期，塞琉古王国的国王安提阿哥·伊比弗尼斯(Antiochus IV Epiphanes，前175—前163)强制推行希腊化文化，同时禁止希伯来人的宗教崇拜和习俗。这一行为促成了公元前167年马加比家族领导的大起义，犹太人因而获得了一段时期的独立，直到公元前63年被罗马人征服为止。 在公元前后的一百多年间，希腊化文化以更快的速度向犹太人社会渗透，其中最明显的一个标志就是希腊语的广泛流行。根据斯卡索涅对巴勒斯坦地区的调查，在属于公元135年之前两百年内的194块重葬墓墓碑中，只有26％的墓碑碑文是用希伯来文或亚兰文写成的，而高达64％的碑文是用希腊文写成的。 一般而言，碑文的读者主要是死者的家庭成员和朋友，这意味着当时能熟练操用希腊语的犹太人已经不再局限于社会的中上层。当然，希腊化文化的渗入最终并没有导致整个犹太社会被完全“希腊化”，相反，这些外来文化因素却被部分地消化和吸收了。不过，希腊化文化的进入，却引起了犹太社会的历史性变革。 首先是由于在接受外来文化上的态度分歧，整个社会开始分裂为若干个互相对立的利益集团，以祭司贵族为主体的撒都该派、以宗教知识分子为核心的法利赛派、以城乡下层为基础的艾赛尼派等派别纷纷出现。 而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外来因素的渗透，希伯来社会中传统的宗教集体主义和家长制原则面临严重的危机，联结各个个体的社会纽带逐渐松懈，个人主义悄然抬头，古老的正义观在维系社会道德和维持传统宗教信念方面，已经显得软弱无力。人们开始发现：由儿孙来承担长辈的行为后果甚不公平，而发生于个人身上的现世报应也极少能够真正体现社会公义的原则。于是，一种全新的正义观出现了，它在本质上是反传统的，因为它既强调个人责任个人承担的理念，又把报应的时间从现世推到来世。 《申命记》叙述摩西律法道：“父母不应为子女所犯之罪而被处死，子女也不应为父母所犯之罪而被处死；一个人只应为自己所犯之罪而被处死。” 根据桑德米尔的推断，《申命记》与摩西五经的其他卷次均写作于公元前450—前375年间。 上述引文所体现出来的新观念，绝对不可能早于希腊化时代，因此，该节文字显然是后来才被篡入到《申命记》中的。无论如何，这段文字告诉我们一个基本信息：由于希腊化文化的影响，审判和赏罚的客体开始由家族转化为个人。先知杰里迈亚也预言说：“当那天(指最后审判日——引者注)到来之时，人们再也不会说：‘父母吃了酸葡萄，儿女尝到了酸滋味。’只有吃酸葡萄的人才会尝到酸滋味；各人必因自己的罪而死。” 另一先知以西结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古老的谚语“父母吃了酸葡萄，儿女尝到了酸滋味”已经过时，犯罪者本人必死；儿子作恶，必罚儿子，与父亲无关；父亲作恶，必罚父亲，与儿子无关。 这些新观念，无疑是公元前2世纪中叶以后随着社会变革的出现而兴起的。 这种“个人自负其责”的新理念，不仅对世俗的法律审判体系产生影响，而且对宗教道德方面的审判思想产生重大影响。 随着希伯来社会的进一步分化，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日益明显，阶级对立日趋尖锐。在现实生活中，恶人并不总是受到应有的惩罚，善人也未必能够得到应有的保护，许多人的道德行为终其一生，均得不到公正的回报。约伯曾经愤愤不平地质问：“上帝为何让恶人活着，让他们增寿和繁盛？他们子孙不辍，自首相承。上帝没有责罚他们的家人，他们也从来无须生活于恐惧当中。” 对于这样的问题，约伯的朋友以利法一方面坚持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传统意见，另一方面则采取不可知论的态度，把这一道德难题归之于上帝的奥秘。 尽管约伯自己最后的确因善行而获得了善终，但这毕竟是绝无仅有的例子。因此后来《传道书》的作者又重新提起相同的问题，但他却采取了一种近乎玩世不恭的态度来应对：世上的荣华富贵均属空虚无聊，人死后一切都将化为乌有。 可见，现实世界的不公正的确是一种普遍现象，而上帝的正义又是绝对不可怀疑的；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出路，就是设想出一个能够进行集中审判和报应的“来世”。来世观念的出现，与死亡的逆转有着密切的关联。 如上所述，早期希伯来人的世界观中虽然具有某种“死后生活”的概念，但它不过是作为生命的残余形式而存在，它会随着尸体的消解而消失，这就是说，死亡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自然过程。 如今，在圣经的一些卷次中却出现了一种逆转死亡的明显企图。先知何西阿转达上帝的话说：“我会把他们从阴间的掌控之下释放出来吗？我会把他们从死亡中解救出来吗？啊，死亡，你们的灾难就在那里！啊，阴间，你们的毁灭就在那里！” 在这里，上帝明确指出人类的最大敌人就是死亡，不过他对自己会否帮助人类战胜死亡尚存有疑虑。然而，这种疑虑很快便获消解，上帝的态度渐趋明朗：“至高无上的主将永远消灭死亡！他将擦掉每个人的眼泪，并将除去整个世界的人们所遭受的耻辱。” 这一转折的标志性事件可能是巴比伦之囚(前587—前538)：此前，死亡是每个人的必然结局，是物质世界之王，连上帝也无权进行干预；此后，死亡不再肆虐这个世界，因为生死大权开始操控在上帝手里，他根据自己的善恶标准，决定每个人的去留：“上帝使人死，也使人死里复生；他使人下阴间，也把人从阴间带回来。”